目的 探讨西妥昔单抗联合FOLFIRI方案治疗对晚期结直肠癌(CRC)患者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1(TIMP-1)和上皮型黏附素(E-cadherin)水平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0月至2021年2月于四川省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救治的118例CRC患者资料,根据患者用药方案不同,分为FOLFIRI组(FOLFIRI方案,n=56)和联合组(西妥昔单抗联合FOLFIRI方案,n=62).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记录对比两组肿瘤标志物和血清相关因子水平,并分析其安全性和生存结果.结果 联合组患者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均高于FOLFIRI组(P<0.05);治疗后,联合组患者肿瘤标志物[血清癌胚抗原(CEA)、糖链抗原19-9(CA19-9)]和血清相关因子[MMP-9、TIMP-1、E-cadherin]水平低于FOLFIRI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毒副反应皮疹、腹泻等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4、8个月的累计生存率(OS)及无进展生存率(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组12、16、24个月OS、PFS均高于FOLFIRI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西妥昔单抗与FOLFIRI方案的联合治疗在对晚期CRC的疗效改善方面显现优势,可改善肿瘤标志物的表达,降低血清MMP-9、TIMP-1、E-cadherin水平,同时可改善预后,安全性良好.

目的:探讨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术后1年内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纵向变化轨迹,分析心理维度、社会支持维度及炎症因子对轨迹类别的预测作用.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观察性纵向研究.选取2021年2月至2022年8月我院结直肠癌行腹腔镜根治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于术后6周(T1)、术后3个月(T3)、术后6个月(T4)、术后9个月及术后12个月(T5)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平民版量表调查患者5个时间点的PTSD水平,采用潜类别增长模型(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LCGM)识别轨迹类别,采用Logistics回归分析识别轨迹类别的预测因素.结果:采用LCGM方法将193例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术后1年内PTSD的变化轨迹分为3个潜在类别即PTSD低水平组(占41％)、PTSD下降组(占33％)、PTSD进展组(占26％);选择PTSD低水平组作为参考类别,采用逐步进入法筛选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下尿路不适及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水平越高的患者更易进入PTSD下降组,炎症因子(IL-6、TNF)、恐惧疾病进展及侵入性认知水平越高的患者更易进入PTSD进展组.结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术后1年内的PTSD存在异质性,有3种不同的变化轨迹,尤其应重视初始分值较低的PTSD进展组.临床医护人员应关注患者术后早期的身体不适症状,同时重视心理因素如恐惧疾病进展、侵入性认知及炎症因子对PTSD轨迹的预测作用,制定针对性的措施预防术后PTSD慢性进展.

目的 探讨分析3.0T多参数磁共振对于前列腺特异抗原(PSA)＞4 ng/ml的疑似前列腺癌、前列腺炎与前列腺增生患者穿刺活检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月来我院泌尿外科就诊的PSA＞4 ng/ml、影像学分期T2期内疑似前列腺癌、前列腺炎与前列腺增生并进行前列腺穿刺活检患者的临床资料,共200例;按照诊断方法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即对照组经直肠超声检查发现前列腺低回声区即直接行经直肠B超引导下前列腺系统+靶向穿刺活检,而试验组是先行3.0T多参数磁共振检查,再行经直肠B超引导下前列腺认知融合靶向活检(COG-TB),比较分析2种诊断方法诊断PCa、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的灵敏度、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结果 采用先行3.0T多参数磁共振检查,再行经直肠B超引导下前列腺COG-TB之后,诊断PCa的灵敏度(98.3％)和阳性预测值(89.2％)明显高于直接行经直肠B超引导下前列腺系统+靶向穿刺活检PCa的灵敏度(44.6％)和阳性预测值(67.6％)(P＜0.01);诊断前列腺炎的特异度(97.8％)和阳性预测值(77.8％)明显高于直接行经直肠B超引导下前列腺系统＋靶向穿刺活检的特异度(80.5％)和阳性预测值(37％)(P＜0.05);诊断BPH灵敏度(93.8％)、特异度(97.1％)和阳性预测值(93.8％)特异度显著高于直接行经直肠B超引导下前列腺系统+靶向穿刺活检的灵敏度(45.2％)、特异度(78.3％)和阳性预测值(48.3％)(P＜0.01).前列腺癌的ADC值、DDC值和MK值分别与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的ADC值、DDC值和MK值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PSA＞4 ng/ml疑似前列腺相关疾病患者穿刺活检前行3.0T多参数磁共振检查可以有效鉴别前列腺癌、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提高灵敏度、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减少不必要穿刺针数,降低穿刺并发症.

目的 评估程序性死亡因子受体-1(PD-1)抑制剂联合化疗和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大鼠肉瘤病毒(RAS)基因突变、微卫星稳定(MSS)型晚期结直肠癌病人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67例RAS基因突变MSS型晚期结直肠癌病人分为两组,观察组(n=32)行PD-1抑制剂联合化疗和贝伐珠单抗,对照组(n=35)行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观察两组的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客观缓解率(ORR)分别为78.1％和51.4％(P<0.05),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96.9％和77.1％(P<0.05);观察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较对照组延长,分别为12.9个月和11.2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不良反应率高于对照组(90.6％比88.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均可控制,且未发生致死性事件.结论 PD-1抑制剂联合化疗和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RAS基因突变MSS型晚期结直肠癌初步显示疗效显著,此类病人在常规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加用PD-1抑制剂.

肠造口是治疗结直肠癌、炎性肠病、肠梗阻、肠外伤等疾病的常见术式[1].由于肿瘤病情与肠造口的特殊性,一半以上的造口患者遇到心理社会问题,如自卑感、病耻感和社交焦虑,出现自我封闭,拒绝社交等社会疏离行为[2,3].社会疏离是指个体因各种原因对社会行为的潜在影响而产生一种自我疏远和疏离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包含主观感受(孤独、无助等负性情绪体验)和客观行为(社交回避、社交范围减少等)[4].而逐渐剥夺社会化是一种强大的慢性应激源,不仅会产生心理、精神异常,损害认知功能,出现社会认知缺陷[5],也会影响癌症的复发和长期生存率,增加家庭及社会负担[6].本文对肠造口患者社会疏离感动态变化轨迹、影响因素、预防和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经直肠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穿刺活检120例临床病理特征及免疫组化分析结果，提高对前列腺癌的临床和病理诊断准确率。方法:选取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行直肠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穿刺活检的前列腺疾病患者120例的临床资料，对患者穿刺活检样本进行临床病理特征和免疫组化分析。结果:120例患者中，经病理确诊检测前列腺癌(PCA)患者45例，占37.5%；前列腺上皮瘤变(PIN)Ⅰ级3例，占2.5%；良性前列腺增生症55例，占45.8%；不典型腺瘤样增生5例，占4.2%；慢性前列腺炎患者12例，占10.0%。病理结果显示，前列腺癌腺体结构紊乱，复杂多样，间质浸润，部分侵犯神经等病理形态改变。通过Gleason评分法进行分级，45例前列腺癌患者中，6例高分化腺癌(<5分)，25例中分化癌(6～7分)，14例低分化癌(≥8分)。免疫组化分析显示，前列腺癌患者p63和CK34βE12表达为阴性，P504S和PSA表达为阳性。结论:经直肠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穿刺对前列腺癌诊断具有安全、准确、操作简便，是有效的诊断方法。可通过对临床病理特征与免疫组化分析进行综合判断，有助于前列腺疾病的鉴别诊断，能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目的:探讨筋膜导向的腹腔镜侧方淋巴结清扫（LLND）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21年8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100例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69例，女31例；年龄为58（32~85）岁。患者均行腹腔镜直肠癌全系膜切除术，以筋膜为导向行LLND。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3）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4）随访情况。采用电话、门诊、病案复查等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疾病进展、肿瘤复发和转移情况。生存时间为手术日期至死亡时间或末次随访时间。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8月。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 结果:（1）手术情况：100例患者中，44例行新辅助治疗，56例未行术前治疗。100例患者均行腹腔镜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其中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60例（单侧LLND 49例、双侧LLND 11例），直肠癌腹会阴联合切除术20例（单侧LLND 16例、双侧LLND 4例），全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12例（单侧和双侧LLND各6例），Hartmann术5例（单侧LLND 3例、双侧LLND 2例），后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3例（单侧LLND 2例、双侧LLND 1例）。患者手术时间为258（200~325）min，术中出血量为100（50~200）mL。19例行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患者同时行回肠保护性造瘘术。3例患者术中因淋巴结侵犯闭孔神经致剥离时损伤（未离断）。100例患者中，12例（行全盆腔脏器切除术患者）切除输尿管腹下神经筋膜，88例保持输尿管腹下神经筋膜完整。（2）术后情况：100例患者均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拔除尿管时间为4（3~7）d，住院时间为11（9~15）d。26例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3）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100例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肿瘤最大径为4.5（3.8~5.9）cm；肿瘤大体分型肿块型21例、溃疡型79例；肿瘤分化程度为高分化和中分化82例、低分化和未分化腺癌（印戒细胞癌）18例；TNM分期Ⅰ期14例，Ⅱ期38例，Ⅲ期48例；T分期T0~2期16例，T3~4期84例；N分期N0期52例，N1~2期48例；清扫总淋巴结数目为23（18~27）枚/人，单侧LLND数目为5（3~9）枚/人。100例患者中，侧方淋巴结阳性36例（行新辅助治疗14例）。（4）随访情况：100例患者中，97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21（1~69）个月，2年总生存率为81.6%，2年疾病无进展生存率为70.6%。97例患者随访期间，其中4例骶前肿瘤复发，1例LLND清扫区域肿瘤复发；11例肝转移，5例骨转移，单侧LLND对侧侧方淋巴结转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腹膜种植转移各2例。97例患者随访期间，其中无瘤生存76例，带瘤生存4例，肿瘤相关死亡15例，非肿瘤相关死亡2例。结论:以筋膜导向的腹腔镜LLND运用于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安全、可行。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基于消化内镜人工智能与互联网平台，探索构建一个安全规范、科学严谨的消化内镜数据库，为我国消化内镜人工智能数据质量控制提供参考和依据。方法:针对12种常见消化道疾病，参考相关指南规范，讨论确定消化内镜图像数据的采集与标注标准；研发山东省多中心消化内镜数据在线采集与标注软件；采用国内市场保有量>5%的内镜设备，对参与图像采集与标注的数十位经验丰富的内镜操作医师统一进行数据标注讲解训练。自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前瞻性、连续性采集、标注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聊城市人民医院、临沂市人民医院、威海市立医院、泰安市中心医院、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烟台毓璜顶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9家医疗中心的内镜检查数据；经数据优化、脱敏、泛化后上传至服务器，经文件同步、数据处理和专家审核，构建山东省多中心消化内镜人工智能数据规范化采集与标注数据库，即云平台。采用描述性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制定了山东省多中心消化内镜人工智能数据采集与标注标准；研发了山东省多中心消化内镜人工智能在线采集与标注软件；成功构建了山东省多中心消化内镜人工智能数据库，数据库中标注病灶43 010个，其中，早期食管癌病灶2 906个，早期胃癌2 912个，早期结直肠癌2 397个，结直肠息肉9 773个(腺瘤性息肉5 539个，非腺瘤性息肉1 161个，未定性息肉3 073个)，标注图像40 353张，标注检查数量11 289例次。结论:山东省多中心消化内镜人工智能云平台采用统一标准和采集标注软件，保证了内镜数据的安全性、规范性，为我国消化内镜人工智能数据标准化采集、标注质量控制体系的构建和第三方数据监管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报道1例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合并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s，NENs)病例，结合文献报道的69例病例，总结分析IBD合并NENs的临床特征，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69例IBD合并NENs患者中包括32例克罗恩病(Crohn disease，CD)及37例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男女发病率相当( P＝0.151)。NENs多形成于IBD之后。CD患者发生NENs的中位病程为4.5年，小于UC患者的17年( P＝0.002)。33例患者为术后或随访时发现NENs，有症状者中11例表现为肠梗阻。NENs好发部位与IBD相似，CD患者好发于回肠和阑尾(27例)，而UC患者好发于结直肠(31例)( P<0.001)。CD患者中神经内分泌瘤更常见(26例)，神经内分泌癌则在UC患者中更普遍(22例)( P<0.001)。IBD可合并或并发NENs，临床表现无特异性，病因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