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介导坏死性肌病(immune-mediated necrotizing myopathy,IMNM)是一种特发性炎性肌病(Idio-pathic Inflammatory Myopathy,IIM)的重要亚型.IMNM的典型临床表现包括对称性四肢近端肌无力,伴随血清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等肌酶谱的显著升高.此外,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皮疹、间质性肺病和心肌受累等骨骼肌外表现.自2003年首次被国际医学界命名以来,IMNM逐渐被研究者和临床医师所认识.IMNM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在不同地域和种族间可能有所不同,如在美国的小样本调查中,IMNM的发病率为0.83/10万,患病率为1.85/10万;而在欧洲西班牙北部地区,抗HMGCR抗体阳性患者的IMNM发病率为0.6/10万,患病率为3/10万,目前中国尚缺乏相关数据.IMNM的患病风险因素包括易感等位基因如HLA-DRB1*11,以及使用他汀类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感染病毒感染等.诊断IMNM需要综合考虑肌肉受累症状、肌炎特异性自身抗体、肌酶谱水平和肌活检病理等检查结果.目前,IMNM的治疗主要基于临床经验,包括使用糖皮质激素和传统免疫抑制剂.对于难治性患者,可能采用利妥昔单抗和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等治疗方案.针对B细胞及其致病性自身抗体的产生过程,未来的研究可能揭示新的治疗靶点.本文旨在系统介绍IMNM的临床特征、诊断方法及相关辅助检查,并探讨当前的治疗策略,以期为临床医师提供诊治IMNM的参考和借鉴.

目的:了解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3种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GD2）单克隆抗体（单抗）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15年至2023年第2季度以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中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信息成分（IC）法进行AE风险信号挖掘。对3种GD2单抗的AE报告信息和AE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共收集到以3种GD2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630例，包括达妥昔单抗465例、达妥昔单抗β 61例和那西妥单抗104例，涉及PT为341、24和125种，分别映射在19、2和12个SOC中。3种GD2单抗相关AE中，均有出现死亡、威胁生命、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不良结局的患者。采用ROR法和IC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AE风险信号142、3和30个，其中未在相应药品说明书中记录的分别为73、0和6个。报告数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和达妥昔单抗β均为发热，那西妥单抗为低血压和疼痛；信号强度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分别为穿刺部位脓肿、器械相关的菌血症和喘鸣。3种药物重叠的AE风险信号为发热和疼痛，达妥昔单抗发热信号强度最强，那西妥单抗疼痛信号强度最强。在AE报告数前30位的PT中，那西妥单抗在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的AE风险信号明显多于达妥昔单抗。那西妥单抗AE风险信号中，不同于达妥昔单抗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PT为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结论:发热、疼痛和低血压为3种GD2单抗常见AE。那西妥单抗引起疼痛明显，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为该药独有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AE风险信号，临床应予警惕并及时干预。

结直肠癌(CRC)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位于恶性肿瘤的第三位和第二位。而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靶向药物(西妥昔单抗和帕尼单抗等)的应用，仅可以改善部分RAS原癌基因(RAS)野生型/鼠类肉瘤滤过性毒菌致癌同源体B1(BRAF)野生型CRC患者的预后。并且几乎所有开始对抗EGFR治疗敏感的CRC患者，也会在用药后的3～12个月内发展为继发性耐药。非编码RNA(ncRNA)主要包括微小RNA(miRNA)和长链非编码RNA(lncRNA)。既往研究表明，ncRNA可影响多种生物学进程，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并与多种药物的耐药密切相关。除此之外，研究结果显示ncRNA在对抗EGFR治疗耐药的CRC细胞中和CRC患者体内存在表达异常的现象。本文将针对miRNA和lncRNA在CRC抗EGFR治疗耐药中的作用机制进行综述，并探讨miRNA的表达量在预测CRC患者对抗EGFR治疗敏感性中的潜在作用。

目的:结合文献总结ABO血型不相容(ABO-incompatible，ABOi)肾移植在稳定期发生抗体介导排斥反应并导致移植肾切除的受者诊疗经验。方法:2019年11月于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行ABOi肾移植术1例，O型受者接受B型母亲右肾捐献，回顾性分析该病例的临床资料。术前采用血浆置换、利妥昔单抗及免疫抑制剂预处理；术后给予抗排异、抗凝及预防感染等治疗。结果:手术顺利，术后1周血肌酐降至76 μmol/L；术后15 d血红蛋白降至52 g/L，人类细小病毒B19阳性，骨髓穿刺诊断为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予大剂量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并调整他克莫司为环孢素A抗排斥反应治疗。术后发生3次泌尿系感染及人类细小病毒B19感染，术后55 d麦考酚钠肠溶片更换为咪唑利宾片。受者术后74 d出现高热及突然无尿、移植肾区胀痛及血肌酐进行性升高，血型抗体效价IgM、IgG、IgM＋IgG最高分别为1∶512，1∶512，1∶4 096，经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双重血浆置换、IVIG及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等抗排斥反应治疗，效果不佳，移植肾血流逐渐消失，血肌酐进行性升高，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移植肾血流终止，于术后78 d行移植肾切除术。术后病理活检结果为抗体介导急性排斥反应。结论:ABOi肾移植术后在稳定期也可以出现导致移植肾丢失的严重排斥反应。

患者男，56岁，因间断全身红斑、糜烂伴疼痛3年余，加重3周就诊。患者3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皮红斑、糜烂、结痂，伴有轻度瘙痒及疼痛，后逐渐泛发全身，就诊外院，行皮肤活检，病理示基底层上方棘层细胞松解，表皮内裂隙，基底细胞呈墓碑样排列（图1），诊断寻常型天疱疮。予泼尼松60 mg/d口服，皮疹未控制，后予地塞米松10 mg/d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10 g/d静脉滴注、泼尼松30 mg/d口服治疗，皮损逐渐控制。出院后泼尼松改至70 mg/d，10 d后减至65 mg/d，头皮、颈部再次出现红斑、糜烂，遂就诊本院。体检：各系统检查无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头、颈、躯干多发红斑、糜烂，口腔散在浅糜烂面。实验室检查：抗桥粒芯蛋白1抗体200.99 U/ml（阴性<14 U/ml，不确定14 ~ 20 U/ml，阳性≥ 20 U/ml），抗桥粒芯蛋白3抗体70.07 U/ml（阴性<7 U/ml，不确定7 ~ 20 U/ml，阳性≥ 20 U/ml），诊断：寻常型天疱疮。予甲泼尼龙64 mg/d口服；环磷酰胺首次400 mg，此后每2周600 mg，静脉滴注3次，皮损明显好转。出院后调整为口服泼尼松龙60 mg/d。患者于我院门诊规律复诊，糖皮质激素逐渐减量（3个月后减至50 mg/d，后每半月减2.5 mg/d，减至40 mg/d后每月减2.5 mg/d，减至35 mg/d后每1.5个月减2.5 mg/d，减至30 mg/d后每2个月减2.5 mg/d），并间断给予甲氨蝶呤10 mg/周，2次泼尼松龙减量至25 mg/d皮损复发。3周前患者全身出现多发红斑、糜烂，遂再次就诊。既往史：高血压、2型糖尿病、陈旧性肺结核、腰椎结核术后、重度骨质疏松症，否认特应性皮炎病史。皮肤科检查：全身多发红斑，大部分皮疹糜烂、结痂，眼睑可见较多脓性分泌物，口腔黏膜未见糜烂。再次实验室检查：抗桥粒芯蛋白1抗体>200 RU/ml（阳性≥ 20 RU/ml，阴性<20 RU/ml），抗桥粒芯蛋白3抗体>200 RU/ml（阳性≥ 20 RU/ml，阴性<20 RU/ml）。收住入院，予利妥昔单抗500 mg静脉滴注及醋酸泼尼松30 mg/d治疗。2周后患者仍有新发水疱伴糜烂及渗出，醋酸泼尼松加至60 mg/d，再次予利妥昔单抗500 mg静脉滴注及丙种球蛋白20 g/d静脉滴注3 d，全身红斑颜色变暗，糜烂面较入院时明显干涸、结痂。在皮损好转过程中（第2次利妥昔单抗输注14 d），患者头皮、面部、颈部在原有红斑、糜烂基础上突然出现疼痛性丘疱疹，部分融合成片，表面可见脐凹样水疱及破溃后糜烂面、结痂（图2），皮损于24 h内出现，伴有一过性体温升高，最高达37.4 ℃。取疱液行单纯疱疹病毒（HSV）PCR检查：HSV-1阳性，HSV-2阴性；刮取水疱基底部行Tzanck涂片，可见多核巨细胞（图3）；2型HSV IgG抗体检测2次，出水疱时样本临界值指数（cut off index，COI）为3.36（<1.0），出水疱6 d即治疗5 d后COI为2.25；1、2型HSV IgM抗体样品吸光度值/临界值<0.50（<1.1）。

目的:探讨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BRT）联合改良FOLFOXIRI（mFOLFOXIRI，伊立替康、奥沙利铂、亚叶酸钙和氟尿嘧啶）和西妥昔单抗方案在KRAS、BRAF和NRAS基因野生型结直肠癌术后肝转移瘤治疗中的疗效，并评价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山东省戴庄医院确诊的结直肠癌术后肝转移瘤患者86例，均为KRAS、BRAF和NRAS基因野生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43例。对照组患者给予mFOLFOXIRI和西妥昔单抗方案治疗，14 d为1个周期，共12个周期；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肝转移瘤SBRT。对照组2例患者因骨髓抑制（4级）不能耐受退出研究，研究组因1例骨髓抑制、1例胃肠反应和1例肝功能异常（均为4级）患者不能耐受退出研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中位总生存期（OS）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两组患者治疗12个周期后，研究组患者客观有效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55.00%（22/40）、80.00%（32/40），均高于对照组的31.71%（13/41）、58.54%（24/4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4.48， P=0.034； χ2=4.37， P=0.037）。研究组患者经治疗后可手术切除14例（35.00%），高于对照组的6例（14.6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4.52， P=0.034）。研究组患者中位PFS、中位OS分别为9.2个月、19.5个月，均长于对照组的6.5个月、15.2个月，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8.83， P=0.015； χ2=7.52， P=0.027）。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白细胞减少[55.00%（22/40） vs. 46.34%（19/41）， χ2=0.61， P=0.436]、贫血[45.00%（18/40） vs. 39.02%（16/41）， χ2=0.30， P=0.585]、血小板减少[37.50%（15/40） vs. 31.71%（13/41）， χ2=0.30， P=0.584]、恶心呕吐[55.00%（22/40） vs. 48.78%（20/41）， χ2=0.31， P=0.575]、便秘腹泻[20.00%（8/40） vs. 17.07%（7/41）， χ2=0.12， P=0.734]、肝功能损伤[35.00%（14/40） vs. 29.27%（12/41）， χ2=0.31， P=0.581]、外周感觉神经病变[30.00%（12/40） vs.26.83%（11/41）， χ2=0.10， P=0.752]、急性胆碱能神经综合征[12.50%（5/40） vs. 14.63%（6/41）， χ2=0.08， P=0.779]和乏力[52.50%（21/40） vs. 43.90%（18/41）， χ2=0.60， P=0.439]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SBRT联合mFOLFOXIRI和西妥昔单抗治疗方案在结直肠癌术后肝转移瘤患者疗效优于单纯药物治疗，可有效延长生存期，不良反应可耐受。

目的:探索可见光量子点(QDs)作为载体靶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用于三阴乳腺癌体外和在体靶向显像的可行性。方法:水溶性QDs与西妥昔单克隆抗体(Cetuximab)反应合成探针QD－Cetuximab，检测其形态、粒径、稳定性和发光特性。培养人乳腺癌细胞MDA－MB－468(EGFR＋)和MDA－MB－453(EGFR－)，与QD－Cetuximab和QDs温育进行细胞毒性实验、细胞显像和荧光定量分析。制备MDA－MB－468荷瘤裸鼠8只，经尾静脉注射100 μl QD－Cetuximab和QDs，观察不同时间点的显像结果和探针分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数据。 结果:电镜下QD－Cetuximab粒径为(40.34±2.44) nm，动态光散射(DLS)结果示其水合粒径为(57.85±4.69) nm，且结构稳定。QD－Cetuximab浓度≤50 nmol/L时，细胞相对存活率>90%；而当浓度增至100 nmol/L，细胞相对存活率降至(72.52±4.91)%。MDA－MB－468经QD－Cetuximab温育后发出的红色荧光比MDA－MB－468用QDs温育和MDA－MB－453用QD－Cetuximab、QDs温育的均强，标准化后的荧光强度定量分析显示QD－Cetuximab组荧光强度是QDs组的5.1倍(863.36/169.97)。流式细胞分析示MDA－MB－468摄取QD－Cetuximab和QDs均随其浓度增加而增加，但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t值：12.25～38.11，均 P<0.05)，25、50、100和200 nmol/L浓度下QD－Cetuximab组的平均荧光强度与QDs组的比值分别为5.4、6.9、7.4和6.2。QD－Cetuximab和QDs探针在体内都主要聚集在肝，在肝发出荧光的背景下肿瘤发出的荧光不明显，但离体瘤组织可见荧光，QD－Cetuximab组和QDs组的离体瘤组织荧光强度分别为(2.46±0.60)×10 4和(1.29±0.05)×10 4( t＝3.392， P＝0.015)。 结论:偶联Cetuximab的QDs增加了对表达EGFR的三阴乳腺癌细胞的靶向能力；QD－Cetuximab在三阴乳腺癌裸鼠离体成像效果尚可，但需进一步修饰，减少肝摄取。

目的:探讨营养控制状态(CONUT)评分对初治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老年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选择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29例初治DLBCL老年患者(≥60岁)为研究对象。患者中位年龄为66岁(60～83岁)；男性患者为75例，女性为54例。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化疗前的血清白蛋白值、血清总胆固醇(TC)水平、淋巴细胞(Lym)计数计算CONUT评分，采取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CONUT评分对患者生存结局预测的最佳临界值，并且根据最佳临界值将患者分为高、低CONUT评分组。组间年龄、B症状、Ann Arbor分期等不同临床特征的构成比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不同临床特征患者的总体生存(OS)曲线，并且计算其3年OS率。采用log-rank检验对可能影响本研究DLBCL老年患者OS率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单因素分析结果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并且与所有受试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结果:①通过ROC曲线确定CONUT评分预测DLBCL老年患者生存结局的最佳临界值为3.5分，其敏感度为71.4%，特异度为60.0%，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05 (95% CI：0.614～0.795)。②根据CONUT评分的最佳临界值，将129例患者分为高CONUT评分( n＝78，CONUT评分≥3.5分)和低CONUT评分组( n＝51，CONUT评分<3.5分)，2组患者的年龄、B症状、Ann Arbor分期、化疗前血红蛋白(Hb)值、化疗前血清乳酸脱氢酶(LDH)水平、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构成比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4.575、7.382、15.656、15.530、7.696、17.808， P＝0.032、0.007、<0.001、< 0.001、0.006、<0.001)。③对可能影响本研究129例DLBCL老年患者OS率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是否伴B症状、Ann Arbor分期、化疗前Hb值、化疗前血清LDH水平、化疗前血清β 2-微球蛋白(MG)、化疗方案是否使用利妥昔单抗治疗、化疗疗程数、IPI危险度分层及CONUT评分为DLBCL老年患者3年OS率的影响因素( χ2＝6.229、6.690、5.037、8.937、13.588、11.174、4.806、15.787、12.491、13.838， P＝0.013、0.010、0.025、0.003、<0.001、0.001、0.028、<0.001、0.006、<0.001)。④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CONUT评分≥3.5分( HR＝2.26，95% CI：1.23～4.14, P＝0.009)，化疗疗程为2～5个( HR＝2.89，95% CI：1.60～5.21， P<0.001)及化疗前血清LDH水平≥250 U/L( HR＝2.44，95% CI：1.23～4.59， P＝0.006)为影响DLBCL老年患者OS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CONUT评分是影响初治DLBCL老年患者OS率的独立预后危险因素。临床医师可根据CONUT评分识别营养不良的DLBCL老年患者，并且对其采取个体化的治疗措施。

目的:采用预定位技术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阳性/阴性荷瘤鼠中探索西妥昔单克隆抗体(简称单抗；Cetuximab)靶向EGFR免疫PET显像的可行性。方法:以反式环辛烯(TCO)- N-羟基琥珀酰亚胺(NHS)修饰Cetuximab获得Cetuximab-TCO。以2，2′-((6-氨基-1-(4，7-双(羧甲基)-1，4，7-三氮烷-1-基)己烷-2-基)氮杂二酰基)二乙酸(L-NETA)为螯合剂，制备 68Ga-L-NETA-四嗪(Tz)分子探针，测定其标记率、稳定性。体外培养基底样乳腺癌细胞MDA-MB-468(EGFR+)和MDA-MB-231(EGFR-)，进行细胞摄取及阻断实验。用Balb/c-nu小鼠建立MDA-MB-468和MDA-MB-231皮下荷瘤鼠模型；将50 μg Cetuximab-TCO注入荷瘤鼠体内，经过不同时间(48、36、24和12 h)后再注射 68Ga-L-NETA-Tz，利用"TCO-Tz"反应(点击化学特异性结合)实现 68Ga-L-NETA-Tz与Cetuximab-TCO的体内连接；进行小动物PET显像及生物分布实验。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成功制备 68Ga-L-NETA-Tz分子探针，标记率>95%，2 h放化纯>95%。体外细胞摄取实验证实了预定位技术的可行性：先后加入Cetuximab-TCO与 68Ga-L-NETA-Tz后，1 h时MDA-MB-468细胞摄取率可达(0.69±0.04)%。体内PET显像及生物分布实验结果示，提前36 h注射Cetuximab-TCO，MDA-MB-468荷瘤鼠有最高的肿瘤摄取值[(0.77±0.05)每克组织百分注射剂量率(%ID/g)，1 h]及最佳的靶/非靶比值(肿瘤/肌肉：4.67±0.46)；给予过量Cetuximab的阻断组、未提前注入Cetuximab-TCO组及MDA-MB-231组肿瘤未见明显摄取[(0.35±0.01)、(0.39±0.05)、(0.45±0.10) %ID/g； F＝15.50， P＝0.002]。 结论:采用预定位技术，通过先后注射Cetuximab-TCO和 68Ga-L-NETA-Tz，在荷瘤鼠模型中成功进行了靶向EGFR免疫PET显像，为单抗免疫PET显像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目的:提高对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向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同源转化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襄阳市中心医院2015年9月收治的1例WM同源转化为DLBCL患者的诊治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患者为58岁男性，因头晕、乏力4个月入院，诊断为WM。予FCD（氟达拉滨+环磷酰胺+地塞米松）方案化疗8个疗程、苯达莫司汀+BD（硼替佐米+地塞米松）方案化疗6个疗程及口服泽布替尼3个月余后，WM与DLBCL（非生发中B细胞型）并存，予R-CHOP（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方案+泽布替尼治疗，评估疾病完全缓解，但短期内复发并同源转化为DLBCL，予R-Gemox（吉西他滨+奥沙利铂）方案化疗4个疗程，评估疾病完全缓解。结论:WM可逐渐同源转化为DLBCL，R-CHOP和R-Gemox方案短期内有效，但长期预后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