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外源性小肠类器官(intestinal organoid，IO)肠道内灌注对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新生小鼠肠道损伤的影响及相关机制，为探索NEC新型防治方法及临床转化提供依据。方法:取9日龄健康C57BL/6新生小鼠末端回肠组织体外培养IO，培养7 d后鉴定IO并将其重悬于磷酸盐缓冲溶液用于干预实验。选用5日龄C57BL/6新生小鼠，按照随机数字法随机分成4组：正常对照组(control组，仅母鼠母乳喂养，无其他干预措施)、实验对照组(control+IO组，母鼠母乳喂养，于生后第6天进行类器官干预)、NEC组(于生后第5至9天之间，诱导新生鼠NEC发生)、实验干预组(NEC+IO组，诱导NEC同时于生后第6天进行类器官干预)，每组5只小鼠。生后第9天收集各组新生小鼠末端回肠组织，分析比较各组小鼠肠道损伤程度，肠道炎症反应，肠道干细胞活性、肠上皮细胞增殖能力变化并进一步比较各组Wnt/β-catenin通路活性。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ANOVA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进一步两两比较使用LSD检验；计数资料多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生存分析采用Log-rank(Mantel-cox)检验。结果:与control组相比，NEC组小鼠累积存活率显著降低(NEC组比control组：100.00%比42.42%， P<0.001)，肠道组织病理评分[NEC组比control组：3(2.5~3)比0(0~0.5)， P<0.01]与IL-6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control组：(4.52±0.82)比(1.01±0.23)， P<0.001]均明显升高，而Lgr5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control组：(0.02±0.01)比(1.03±0.40)， P<0.001]、Ki-67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control组：(0.18±0.06)比(1.00±0.15)， P<0.001]显著下降，单个隐窝内Ki-67 +细胞个数[NEC组比control组：(3.17±2.04)比(9.17±1.47)， P<0.001]明显减少，β-catenin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control组：(0.01±0.01)比(1.23±0.42)， P<0.05]及β-catenin蛋白活化水平(即非磷酸化β-catenin)[NEC组比control组：(0.14±0.04)比(0.92±0.41)， P<0.001]明显降低。而相较于NEC组，NEC+IO组小鼠累积存活率显著提高(NEC组比NEC+IO组：42.42%比69.84%， P<0.001)，NEC病理评分[NEC组比NEC+IO组：3(2.5~3)比0(0~1.5)， P<0.05]与IL-6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NEC+IO组：(4.52±0.82)比(1.04±0.18)， P<0.001]均显著降低，Ki-67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NEC+IO组：(0.18±0.06)比(0.37±0.10)， P<0.05]升高，单个隐窝内Ki-67 +细胞个数明显增加[NEC组比NEC+IO组：(3.17±2.04)比(12.67±1.51)， P<0.001]。此外，肠道β-catenin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NEC+IO组：(0.01±0.01)比(2.44±1.19)， P<0.001]及β-catenin蛋白活化水平[NEC组比NEC+IO组：(0.14±0.04)比(0.54±0.25)， P<0.05]均升高。 结论:外源性IO可以缓解NEC肠道损伤，抑制肠道炎症反应，提高肠道内细胞增殖水平，改善肠道干细胞活性，Wnt/ β-catenin信号通路可能参与介导了上述IO干预作用。

目的:挖掘低氧诱导因子脯氨酰羟化酶抑制剂（HIF-PHI）类药物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参考。方法: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2004年1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收到的HIF-PHI类药物的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和标准化。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挖掘上述药物的风险信号。将AE报告数≥3、 ROR值95%置信区间下限>1的PT定义为风险信号，并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仅收集到罗沙司他、达普司他和伐达度司他的AE报告数据。收集到罗沙司他AE报告78例，涉及12个PT和8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分流管阻塞、中枢性甲状腺功能减退、胃肠穿孔、结肠癌和肝功能异常；除中枢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外，其他4个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事件。收集到达普司他AE报告459例，涉及29个PT和13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胃肠道溃疡、视网膜出血、直肠出血、粪便异常和结肠癌，其中视网膜出血、粪便异常和结肠癌为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事件。收集到伐达度司他AE报告26例，涉及6个PT和4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药疹、脸部水肿、结肠癌、胃肠出血、脱水，5个PT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事件。结论:罗沙司他、达普司他和伐达度司他的风险信号说明书多未记载，如分流管阻塞、胃肠穿孔、视网膜出血等。临床医师使用上述3种药物时，除应关注药品说明书中记载的不良反应外，还应警惕药品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事件。

目的:阐明我国在脓毒症领域的研究内容、当下热点及未来趋势等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以帮助重症领域学者把握其科研方向与临床重心。方法:基于科学网（Web of Science）来源数据，筛选出1985至2019年我国脓毒症研究的关联文献；借助CiteSpace 5.6.R2和VOSviewer 1.6.13可视化软件，运用数据挖掘、信息处理和知识计量方法，绘制脓毒症研究的网络知识图谱，呈现脓毒症相关研究内容，分析我国脓毒症研究的历史演变进程并预测其发展趋势。结果:共纳入我国学者发表的有关脓毒症论著及综述类文献8 189篇，1985至2019年我国脓毒症发文量逐年递增，2019年达发文高峰（1 276篇）。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以脓毒症流行病学研究和动物实验为中心的两大支撑点。通过聚类分析发现，脓毒症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脓毒性大鼠、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脓毒症相关性脑病、急性肾损伤、肠源性脓毒症和炎性介质六大主题，涉及肠、脑、肝、肾等器官损伤的科研工作较多，而心、肺研究较为边缘化。此外，基于突现关键词强度与时间，内毒素、内毒素休克等为持续关注热点，炎症、免疫、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关联研究为核心研究热点，诊断、化学疗法等综合管理为新增研究热点。结论:我国脓毒症研究现状偏于动物实验、流行病学等基础层面，其研究内容多围绕炎症反应、免疫功能或某一器官功能障碍展开。预测在流行病学、诊断、危险因素、发病机制、治疗等科研基础上，有关儿童脓毒症、MODS相关器官损伤机制和干预挖掘，以及中西医结合实行综合管理脓毒症研究或为未来研究方向。

目的:比较早发性结直肠癌（EOCRC）与晚发性结直肠癌（LOCRC）患者的发病趋势、临床病理特征、治疗和预后的差异。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病理证实的结直肠腺癌，包括遗传性结直肠癌综合征，如Lynch综合征、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Peutz-Jeghers综合征、幼年性息肉病综合征和锯齿状息肉病综合征；（2）在上海长海病理登记系统中有登记信息。排除邻近器官的恶性肿瘤侵犯结直肠者、远处器官的恶性肿瘤转移至结直肠者、结直肠良性病变者以及复发性CRC患者。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间结直肠癌登记病例资料，采用年均变化率（AAPC）来描述长期变化趋势，比较两组发病趋势、临床、病理、分子和治疗特征以及预后的差异。结果:（1）发病趋势：共纳入34 067例CRC患者，其中EOCRC患者6 369例，LOCRC患者27 698例。2000—2021年间，EOCRC（AAPC=8.4%）、LOCRC（AAPC=11.6%）和CRC（AAPC=11.0%）病例数均显著增加。在EOCRC患者中，40~49岁组病例数最多（AAPC=8.3%），30~39岁组增长最快（AAPC=9.0%），<30岁组的AAPC为7.2%；男性和女性EOCRC患者的AAPC分别为8.8%和7.8%；右半结肠癌、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的AAPC分别为8.7%、8.9%和7.9%。（2）人口学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中男性更少［58.4%（3 717/6 369）比63.2%（17 497/27 698），χ 2=50.785， P<0.001］，直肠癌［56.1%（3 575/6 369）比52.6%（14 561/27 698），χ 2=69.584， P<0.001］和结直肠多原发癌［2.1%（134/6 369）比1.2%（343/27 698），χ 2=27.479， P<0.001］更多，但左半结肠癌［26.7%（1 698/6 369）比28.4%（7 861/27 698），χ 2=7.511， P=0.006］和右半结肠癌［15.1%（962/6 369）比17.8%（4 933/27 698），χ 2=26.300， P<0.001］更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临床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的体质指数更低［（23.13±3.39）kg/m 2比（23.44±4.46）kg/m 2］，肿瘤直径更大［（4.6±2.0）cm比（4.4±2.0）cm］，血清癌胚抗原水平较低（中位数3.0 μg/L比3.7 μg/L），血清糖类抗原19-9水平偏高（中位数11.8 kU/L比10.7 kU/L），直肠癌位置更低［（6.1±3.6）cm比（6.5±3.4）cm］，腹痛［23.0%（749/3 254）比19.3%（2 642/13 687）］、里急后重［1.6%（52/3 254）比0.9%（124/13 687）］和腹部肿块［1.1%（37/3 254）比0.7%（98/13 687）］的发生率较高，各种合并症（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脑部疾病）［36.64%（1 191/3 254）比60.5%（8 276/13 687）］、伴发息肉［9.4%（305/3 254）比14.7%（2 016/13 687）］和伴发其他癌症［1.8%（57/3 254）比3.2%（435/13 687）］的比例更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4）病理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的溃疡型肿瘤更多［68.1%（2 216/3 254）比64.4%（8 817/13 687）］，黏液腺癌和印戒细胞癌更多［17.9%（544/3 254）比11.6%（1 495/13 687）］，脉管浸润和神经浸润更多［分别为：22.1%（285/1 291）比17.5%（1 203/6 864）；29.7%（386/1 299）比22.4%（1 541/6 876）］，无淋巴结转移比例更少［54.9%（1 707/3 110）比62.6%（8 138/13 002）］，远处转移更多［18.0%（576/3 200）比15.4%（2 061/13 392）］，浸润深度更深［T3期：75.2%（2 346/3 119）比73.6%（9 676/13 149）］，TNM分期更晚［Ⅲ期：32.7%（1 047/3 200）比27.6%（3 700/13 39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5）分子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 KRAS基因突变率更低［40.1%（1 272/3 171）比 44.9%（7 288/16 239），χ 2=24.253， P<0.001］，错配修复缺陷（dMMR）的肿瘤更多见［21.4%（563/3 171）比13.1%（1 840/16 239），χ 2=100.330，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6）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接受了更多的Miles或Hartmann手术［14.3%（281/3 254）比11.9%（950/13 687）］、扩大根治性切除术［12.6%（410/3 254）比10.2%（1 393/13 687）］、肠造口术［35.3%（1 148/3 254）比32.0%（4 380/13 687）］、术前治疗［22.3%（725/3 254）比15.8%（2 159/13 68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的 NRAS、 BRAF和 PIK3CA基因突变率、无瘤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过去的20年里，在上海长海医院接受诊治的EOCRC和LOCRC的病例数均持续增加。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的肿瘤更具侵袭性，TNM分期更晚，接受了更积极的手术治疗和围手术期治疗，但两组的DFS和OS相似。建议对年轻人进行更多的CRC筛查，以便应对EOCRC不断增长的趋势。

目的:了解儿童使用多西环素相关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方法: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4年第1季度至2023年第3季度以多西环素为首要怀疑药物的儿童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6.1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进行多西环素AE风险信号挖掘，AE报告数≥3且 ROR的95%置信区间（ CI）>1定义为风险信号，并对其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共收集到儿童使用多西环素相关AE报告637份，涉及107个PT和21个SOC。AE报告数居前10位（含并列）的PT依次为呕吐、抑郁、吞咽困难、赫克斯海默反应、硬化性胆管炎、头痛、溃疡性结肠炎、食管溃疡、恶心、食管炎、自杀想法，其中抑郁、赫克斯海默反应、硬化性胆管炎、溃疡性结肠炎、自杀想法为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信号强度居前10位的PT依次为赫克斯海默反应、光照性指甲松离、醒前幻觉、食管溃疡、食管损伤、睡前幻觉、玻璃体炎、指甲剥离、硬化性食管炎、糜烂性食管炎，其中赫克斯海默反应、醒前幻觉、睡前幻觉、玻璃体炎、硬化性胆管炎为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精神疾病为该药说明书不良反应中未涉及的SOC。结论:多西环素儿童相关AE主要为呕吐、吞咽困难、食管溃疡、恶心、食管炎等药品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此外，多西环素还可能导致赫克斯海默反应、硬化性胆管炎、溃疡性结肠炎、精神疾病等药品说明书未记载的AE。

目的:探讨混合入路在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18年3月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96例左半结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52例，女44例；平均年龄为61岁，年龄范围为29～75岁。患者均施行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观察指标：(1)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2)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3)术后化疗情况。(4)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及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生存、肿瘤复发和转移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10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96例患者均采用混合入路施行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96例患者中，5例行腹腔镜联合多器官切除术(2例联合脾切除术、2例联合胃壁楔形切除术、1例联合脾脏和胰体尾切除术)；7例行手助腹腔镜手术(5例因肿瘤侵犯需行多器官切除术、2例因近端肠管梗阻严重无法暴露加行回肠末端造瘘术)；84例行腹腔镜辅助手术；无中转开腹。96例患者中，3例行回肠后方吻合，2例行旋转升结肠吻合，91例行原位吻合。96例患者手术时间为140 min(70～250 min)，术中出血量为50 mL(30～140 mL)；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为2 d(1～4 d)。96例患者中，术后5例切口感染，5例肺部感染，3例粘连性肠梗阻，1例吻合口瘘，均经保守治疗治愈。96例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为8 d(5～27 d)。(2)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96例患者清扫淋巴结数目为19枚(13～25枚)；手术切除标本长度为35 cm(25～50 cm)，切缘均为阴性。96例患者病理学T分期：pT1期5例，pT2期46例，pT3期37例，pT4期8例；病理学N分期：pN0期32例，pN1期47例，pN2期17例。96例患者均为M0期，无远处转移。96例患者病理学类型：黏液腺癌7例，低分化腺癌16例，中分化腺癌46例，高分化腺癌27例。(3)术后化疗情况：96例患者中，68例术后行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规范化疗，28例术后未行化疗。(4)随访情况：96例患者中，86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9～58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1个月。随访期间，86例患者均生存，其中82例未发现肿瘤复发；3例复查发现肝脏转移，带瘤生存；1例发现肝、肺转移，带瘤生存。结论:混合入路在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中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三三制分离法"应用于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的近期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57例右半结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2例，女25例；中位年龄为68岁，年龄范围为21～81岁。患者均施行腹腔镜辅助右半结肠癌根治术。观察指标：(1)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2)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57例患者均采用"三三制分离法"行腹腔镜辅助右半结肠癌根治术，无中转开腹。57例患者中，5例联合行腹腔镜多器官切除术(2例联合胃壁楔形切除术、2例联合十二指肠壁部分切除术、1例联合胆囊切除术)。57例患者术中留置鼻肠管，术后给予肠内营养，十二指肠周围留置双套管持续冲洗吸引。57例患者手术时间为110 min(80～230 min)，术中出血量为50 mL(10～130 mL)；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为2 d(1～3 d)。57例患者中，术后4例切口感染，3例肺部感染，1例粘连性肠梗阻，均经保守治疗治愈。57例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为7 d(5～17 d)。(2)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情况：57例患者淋巴结清扫数目为21枚(13～27枚)；手术切除标本长度为30 cm(25～50 cm)，切缘均为阴性。57例患者病理学T分期：pT1期5例，pT2期23例，pT3期24例，pT4期5例；病理学N分期：pN0期17例，pN1期27例，pN2期13例。57例患者均为M0期，无远处转移。57例患者病理学类型：黏液腺癌7例，低分化腺癌5例，中分化腺癌18例，高分化腺癌27例。结论:"三三制分离法"应用于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中安全、可行。

目的:挖掘利马前列素不良事件（AE）的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方法:检索美国FDA公共数据开放项目（OpenFDA）平台，收集2004年1月1日至2023年10月1日收到的利马前列素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1版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和标准化编码，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挖掘利马前列素的风险信号，将AE报告数≥3、 ROR≥2且其95%置信区间（ CI）下限>1的PT定义为风险信号，对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收集到以利马前列素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1 618例，挖掘出69个风险信号，涉及17个SOC。10个风险信号为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包括肝功能异常、红细胞计数下降、药疹、血压降低、肝脏疾病、血小板计数降低、贫血、血红蛋白降低、发热和食欲减退。59个风险信号为说明书未记载AE，信号强度居前10位者为硬肿症、肿瘤出血、脑利尿钠肽升高、抗利尿激素分泌失调、显微镜下结肠炎、大肠穿孔、急性心力衰竭、抑郁症状、慢性心力衰竭、肺泡出血；报告数>10的信号为抗利尿激素分泌失调、间质性肺疾病、肾损伤、心力衰竭、感染性肺炎、跌倒等。结论:除说明书记载的不良反应外，利马前列素还可能引起肿瘤出血、脑利尿钠肽升高和抗利尿激素分泌失调等说明书未记载且预后不良的严重不良事件。

肠道类器官是指利用隐窝干细胞的增殖和自组装的特性，在体外重建出的多种小肠上皮细胞类型和类似生理结构，也被称为"微肠"。类器官研究起始于不同肠段中Lgr5阳性隐窝干细胞的发现，而小肠/结肠干细胞微环境中EGF、Wnt、BMP/TGF-β、Notch等信号通路对干细胞特性的体外维持同样起关键作用。"微肠"类器官不仅可以实现隐窝-绒毛极性结构的重建，也可以重现分化型细胞组分和上皮功能。自2009年Sato等构建起小肠类器官培养体系以来，相较于主要由遗传变异细胞所构成的常规细胞培养体系，肠道类器官展现出诸多优点，并成为胃肠道疾病研究领域的热点。此外，类器官研究通过与基因组学、材料学、工程学相结合，在各医学研究领域大放异彩。"微肠"类器官作为临床前模型已广泛应用于肠道发生、肠道转运生理、肠屏障、病原体-宿主相互作用等基础研究领域，以及囊性纤维化、感染性腹泻、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和肠道肿瘤等疾病的临床研究中。本综述主要讨论肠道类器官的构建方法及其在肠道疾病中的研究及应用进展。

胆碱能抗炎通路（cholinergic anti-inflammatory pathway，CAP）是一种新近发现的神经-免疫通路。在此通路中，迷走神经通过释放胆碱能神经递质，作用于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来调控炎症反应。在过去二十年里，胆碱能抗炎通路在全身性和特定组织或器官炎症中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研究，但在小儿外科领域中的研究尚少，但这一类探索研究可为疾病的诊疗提供新的策略。本研究就CAP在小儿外科消化系统疾病（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先天性巨结肠、儿童梗阻性黄疸等）中作用的研究进展进行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