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75岁及以上的患者结肠镜检查的临床特点，探讨75岁及以上的老年患者定期结肠镜检查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5年1月至2018年3月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行结肠镜检查的75岁及以上的患者1 154例，根据年龄分为75～79岁组605例、80～89岁组527例、90岁以上组22例。分析结肠镜下病变检出情况，每年1次结肠镜检查对75岁及以上老年患者的结直肠病变检出的影响及定期监测的必要性。结果:1 154例患者，无痛肠镜检查569例(49.3%)，普通肠镜检查585例(50.7%)，总阳性检出率为83.4%(962/1 154)，最主要的病变为息肉858例(74.4%)，其中腺瘤605例(52.4%)。3个年龄组比较，消化道出血是90岁以上组结肠镜检查者的主要就诊原因，腹部不适、肿瘤免疫指标升高、非肠癌恶性肿瘤史是75～79岁组结肠镜检查者的主要就诊原因( P<0.05)。153例患者参与每年1次的结肠镜检查，第二次复查息肉和腺瘤检出率下降，但仍高于40.0%。 结论:结肠镜检查是75岁及以上的老年患者安全有效的检查方法，息肉和腺瘤是最常见的病变，结直肠癌和息肉切除术后再发息肉常见，有必要定期复查结肠镜。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累及胃肠道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全球发病率逐年上升，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末以来IBD发病率也呈逐步增长趋势。IBD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是遗传、免疫、饮食、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IBD的诊断尚无金标准，目前结肠镜检并黏膜组织活检是临床首选检验方法，但其侵入性和创伤性较大，且耗时，不利于早期筛查和频繁监测。因此，急需方便快捷、非侵入性的可靠手段辅助IBD的临床诊断和评估。本文旨在阐述基于粪便和血液指标的IBD相关实验室诊断与监测方法，可为IBD的预防、筛查、诊断、监测提供思路，帮助减轻其对人们生活水平、公共卫生以及社会造成的负担。

目的:探讨无线智能手环在老年人结肠镜检查肠道准备中的应用及效果。方法:选择嘉兴市第一医院2020年4-10月行结肠镜检查的老年患者152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76例。两组患者在肠道准备前给予同样的饮食指导和用药指导，观察组患者给予智能手环在肠道准备时监测运动步数；对照组根据肠道准备指南要求，只鼓励患者适当行走，不做步数要求。结果:观察组患者的肠镜boston肠道准备量表（BBPS）评分［（7.68±0.92）分］高于对照组［（6.17±1.25）分］（ t=4.53， P<0.05），肠腔气泡评分［（0.23±0.14）分］低于对照组［（0.83±0.28）分］（ t=2.13， P<0.05）；观察组患者服药期间行走步数［（1 807.75±93.48）］、行走距离［（1 205.71±53.62）m］显著高于对照组［（1 232.33±87.67）、（833.14±32.17）m］（ t=13.467、11.930，均 P<0.05）；观察组患者门诊就诊满意度［98.68%（75/76）］高于对照组［88.15%（67/76）］（χ 2=6.851， P<0.05）。 结论:无线智能手环在老年人结肠镜检查准备中可以量化活动情况，提高患者服药期间活动的依从性，有利于提高肠道清洁质量。研究具备一定的创新性和科学性。

目的:探讨我国UC患者发生异型增生的危险因素。方法:前瞻性纳入2012年3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就诊于空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东院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和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11家医院的154例UC患者，随访至2017年12月1日。所有UC患者均需结肠镜检查并行组织病理学评估。采用 t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我国UC患者发生异常增生的危险因素。 结果:最终纳入133例UC患者，年龄为(50.0±11.9)岁，诊断年龄为(35.5±11.6)岁，病程为(14.5±6.7)年，结肠镜检查次数为(3.4±1.6)次。共检出21例异型增生患者，未检出结直肠癌患者。单因素分析筛选出诊断年龄(风险比为1.05，95% CI 1.01～1.10， P＝0.009)和广泛结肠型(风险比为2.92，95% CI 0.97～8.79， P＝0.057)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诊断年龄大(风险比为1.06，95% CI 1.02～1.11， P＝0.003)和广泛结肠型(风险比为3.68，95% CI 1.21～11.19， P＝0.022)均为UC患者发生异型增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广泛结肠型UC患者异型增生的累积发病率高于左半结肠型患者[24.3%(17/70)比6.3%(4/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023， P＝0.005)。 结论:广泛结肠型和诊断年龄大是我国UC患者发生异型增生的2个独立危险因素。应加强对长病程广泛结肠型UC患者的癌变监测。

目的:研究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与散发性结直肠癌患者异时性进展期腺瘤(MAA)的发生率。方法:纳入2008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接受结直肠癌手术(外科手术或内镜切除)并进行3年结肠镜随访的结直肠癌患者。患者在术后6~36个月内完成≥2次结肠镜随访，且2次结肠镜检查间隔时间>6个月。收集患者年龄，性别，肿瘤部位、分期、病理学特征，合并基础疾病情况，术前癌胚抗原、血红蛋白等实验室检查结果，基线结肠镜检查结果，MAA检出情况等资料。根据年龄(±2岁)、性别、原发肿瘤部位(同一节段)和肿瘤分期将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患者与散发性结直肠癌患者按照病灶数1∶1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法配对。计算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和散发性结直肠癌患者MAA的累积发生风险。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MAA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814例结直肠癌患者进行配对。配对后，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患者36例(78个癌灶)，散发性结直肠癌患者78例(78个癌灶)。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组患者1、2、3年MAA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11.1%(4/36)、22.2%(8/36)、33.3%(12/36)，散发性结直肠癌组患者1、2、3年MAA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8%(3/78)、12.8%(10/78)、20.5%(16/78)。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与MAA的3年累积发生率增高相关( HR＝4.163，95%置信区间1.032~4.721， P＝0.047)。指数病变位于左侧结肠时，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发生MAA的风险增加( HR＝7.186，95%置信区间1.602~20.787， P＝0.010)。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基线结肠镜检出同时性进展期腺瘤是MAA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HR＝3.175，95%置信区间1.411~7.142， P＝0.005)。 结论: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伴同时性进展期腺瘤患者应强化结肠镜随访。

目的:探讨临床型肾结核的Kub分期分型，为病情评估及治疗策略制订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22年12月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80例肾结核患者的临床资料。男82例，女98例；年龄(44.56±9.62)岁；结核病灶位于左肾101例，右肾79例；病灶局限/多发118例，广泛破坏62例；输尿管侵犯165例，膀胱侵犯139例。保肾治疗方法包括输尿管狭窄置管扩张术、经皮肾造瘘术、结核病灶清除术、肾部分切除术、输尿管重建及乙状结肠膀胱扩大重建；患肾切除采用腹腔镜或开放手术。以患者影像学检查和内镜检查结果作为分期分型依据，按结核病灶侵犯肾脏(K)、输尿管(u)和膀胱(b)的病情程度进行分期，各分为4个期(K期：K 1～4期；u期：u 0～3期；b期：b 0～3期)。再将每种病灶分期组合后结合病情进行分型：局部肾内型(K 1～2u 0b 0期)、局部肾-输尿管累及型(K 1～2u 1～2b 0～2期)、多发肾-输尿管侵犯型(K 3u 1～3b 0～2期)和广泛破坏型(K 4u 1～3b 1～3期)。分析各分型患者的治疗及预后情况。 结果:180例患者中，局部肾内型15例，均行保肾治疗，其中6例(4例K 1u 0b 0期和2例K 2bu 0b 0期)患者行单纯抗结核药物治疗2年，获临床治愈；4例K 2au 0b 0期患者抗结核药物治疗结合肾部分切除术后随访2年，获临床治愈；5例K 2bu 0b 0期患者行输尿管镜检＋双J管置入引流，双J管置入2年后拔除，随访病情稳定。局部肾-输尿管累及型47例，均先行保肾治疗，其中5例K 1u 1b 0～2期患者获临床治愈，3例K 2au 1～2b 0～2期和7例K 2bu 1～2b 0～2期患者后期因病情进展行患肾切除术，其余患者病情稳定。多发肾-输尿管侵犯型56例，24例K 3u 1～2b 0～2期患者中9例病情稳定，15例后期行患肾切除术；32例K 3u 3b 0～2期患者均行患肾切除术。广泛破坏型62例，均行患肾切除术。局部肾-输尿管累及型和多发肾-输尿管侵犯型患者的病情进展率分别为21.28%(10/47)和48.39%(15/31)，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局部肾-输尿管累及型和多发肾-输尿管侵犯型患者的后期保肾率分别为78.72%(37/47)和16.07%(9/56)，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Kub分期分型方法可为临床型肾结核的治疗和病情监测提供参考，局部肾内型和局部肾-输尿管累及型多采用抗结核药物联合输尿管内支架置入、肾部分切除或输尿管重建等方式保肾治疗；多发肾-输尿管侵犯型和广泛破坏型多行患肾切除术治疗。

目的:动态监测分析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相关性结肠炎患者，治疗过程中临床特征和肠道菌群变化情况。方法:分析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2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发生抗PD-1相关性结肠炎的病例系列研究，比较治疗前、治疗后和病情复发时临床症状、内镜和病理表现，以及肠道菌群构成变化。结果:患者年龄分别为63岁和69岁，均为男性，临床主要表现为腹泻、炎性指标升高，内镜下结肠弥漫性充血水肿伴糜烂，病理示隐窝结构改变，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可达到临床缓解和黏膜愈合。肠道菌群在激素治疗前、治疗后和病情复发可操作性分类单元组成存在差异。激素治疗后α多样性observed species和Shannon、Simpson、Chao1、ACE指数均下降，菌门水平拟杆菌门增加，厚壁菌门减少，菌属水平拟杆菌属增加，瘤胃菌属减少，乳酸杆菌属为潜在有益菌属。结论:抗PD-1相关性结肠炎患者治疗过程中存在临床表现、炎性指标、内镜和病理表现相应变化，同时存在肠道菌群多样性、主要菌门和菌属相对丰度变化。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急腹症患者急诊手术策略。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20年1月18日至2月10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收治的20例急腹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男13例，女7例；平均年龄为57岁，年龄范围为25～82岁。所有急诊手术患者术前行肺部CT检查，必要时完善咽拭子核酸检测。患者排除新冠肺炎后按常规选择麻醉方式；疑似和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可根据患者病情、手术方式选择麻醉方式。患者排除新冠肺炎后，按常规程序行急诊手术。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患者，采用三级防护进行急诊手术。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结果:(1)手术情况：20例急腹症患者中，16例术前排除新冠肺炎，4例无法排除新冠肺炎。20例急腹症患者均顺利完成急诊腹部手术，其中硬膜外麻醉手术2例(开腹阑尾切除术1例、开腹十二指肠球部穿孔修补术1例)，全身麻醉手术18例(腹腔镜胃十二指肠穿孔修补术9例、开腹小肠部分切除术3例、腹腔镜阑尾切除术3例、腹腔镜左半结肠切除术1例、腹腔镜右半结肠切除术1例、胆囊造瘘术1例)。患者手术时间为32～194 min，平均手术时间为85 mim；术中出血量为50～400 mL，平均术中出血量为68 mL。(2)术后情况：16例术前排除新冠肺炎患者术后于普通单间病房治疗，其中1例术后5 d出现发热，急诊复查肺部CT显示双肺多发磨玻璃样改变，高度疑似新冠肺炎，及时转至隔离病房治疗，同时完善咽拭子核酸检测，结果显示双阳性；追问患者病史，患者及家属均为武汉居民，疫情期间未居家隔离，无法确认是否有新冠肺炎患者接触史；参与该例患者治疗的医护人员在14 d医学观察期内未出现新冠肺炎相关症状。其余15例患者术后恢复顺利。4例术前结合病史及肺部CT检查结果不排除新冠肺炎患者，术后直接转入隔离病房治疗，术后连续2次咽拭子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排除新冠肺炎，患者原发病术后恢复顺利。20例急腹症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2例，其中手术切口感染1例，敞开伤口消毒换药后行二次缝合，愈合良好；肠液漏1例，经腹腔引流管引流，保守治疗后好转。20例急腹症患者中，无死亡病例。结论:对外科急腹症患者采用急诊关口前移的方式进行筛查。排除新冠肺炎的患者，按常规程序行急诊手术；对于不能排除新冠肺炎患者，采用三级防护行急诊手术。术后密切监测患者的体温、血常规等实验室检查，必要时复查肺部CT及咽拭子核酸检测。术前排除新冠肺炎患者术后于单间病房治疗；术后确诊新冠肺炎须及时转至隔离病房治疗；术前结合病史不排除新冠肺炎患者，术后直接转入隔离病房治疗。

本研究纳入UC患者113例，健康对照者50名，检测其血清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免疫球蛋白G(ANCA-IgG)和炎症、凝血、营养指标，分析各指标与UC的相关性。研究显示活动期UC组ANCA-IgG、CRP、ESR、D-二聚体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和缓解期UC组，且上述指标随UC严重程度和病变范围增加而升高；ANCA-IgG、CRP与改良Mayo评分、UC内镜严重程度指数相关；ROC曲线显示ANCA-IgG联合CRP对活动期和重度UC的评估效能高于各指标单独检测。研究提示血清ANCA-IgG水平与UC的活动性、严重程度、病变范围相关，对UC疾病监测有临床指导价值。

分析儿童结直肠息肉的临床及内镜特征，探讨儿童结直肠息肉检出率和年龄及性别分布特征、内镜下治疗效果及随访监测，为儿童结直肠息肉的疾病管理提供参考。回顾性分析2019年1至12月在西安市儿童医院诊治的结直肠息肉患儿的临床及内镜特征。将患儿按年龄（y）分为5组：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