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大肠癌患者的结肠镜随访结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23年6月该院收治的84例大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使用奥林巴斯CV290电子结肠镜行结肠镜检查,记录患者的检查结果,并对患者的一般状况、病史、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等进行回访.结果 结肠镜初次检查结果正常40例(47.62%),结果异常44例(52.38%),年龄、性别、腺瘤发生位置和病变发生部位数量是初次结肠镜检查结果异常患者结肠镜复查发现腺瘤的危险因素.结论 随访次数越多,随访结果中检测到复发性腺瘤的可能性越大,研究和确定合适的随访时间是根本工作,对复发性腺瘤进行风险分层,并进行实时结肠镜随访,对于减少腺瘤复发和预防大肠癌非常重要.

目的:探究标准餐、平板运动试验对健康人体表胃肠电图的影响，为胃肠电图的临床应用提供更多依据。方法:于2021年1月至6月招募100名无症状健康志愿者分别在空腹、标准餐和平板运动后进行体表胃肠电描记。受试者空腹8 h以上，在胃体、胃小弯、胃大弯、胃窦、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直肠体表投影位置放置电极。受试者平卧待安静、呼吸平稳后进行胃肠电采集，记录6 min空腹胃肠电图；进食标准餐(面包100 g，牛奶250 mL)后平卧5~10 min，记录6 min餐后胃肠电图；平板运动试验后平卧5~10 min，记录6 min平板运动后胃肠电图。比较3个时间点的胃肠电波形平均频率和幅值，以及胃肠电节律紊乱百分比、慢波频率不稳定系数等。根据年龄、性别、体重指数进行胃动力分层分析。统计学方法采用配对 t检验、Pearson卡方检验、连续性校正卡方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和Spearman相关性分析。 结果:标准餐后胃电的波形平均频率与空腹时比较无改变；波形平均幅值较空腹时显著增高，在胃小弯[(148.5±8.7) μV比(113.2±5.0) μV]、胃大弯[(176.3±11.3) μV比(126.1±7.3) μV]和胃窦[(161.8±10.6) μV比(117.6±4.9) μ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63、4.63、3.99，均 P<0.001)；胃电节律和稳定性无明显改变。标准餐后肠电波形平均频率较空腹时下降，在升结肠[(10.8±0.2)次/min比(11.5±0.2)次/min]、横结肠[(10.5±0.2)次/min比(11.2±1.6)次/min]、降结肠[(10.9±0.2)次/min比(11.7±0.2)次/min]、直肠[(11.1±0.2)次/min比(11.8±0.2)次/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82、4.55、4.39、3.98，均 P<0.001)；肠电波形平均幅值较空腹时增高，在升结肠[(129.8±6.1) μV比(110.9±6.4)μV]、横结肠[(119.6±4.1) μV比(101.3±4.7) μV]、直肠[(124.1±4.6) μV比(106.2±5.7) μ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62、3.76、3.16， P＝0.010、<0.001、＝0.002)；肠电节律紊乱导联总数增多[398条比389条(总导联数均为400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31， P＝0.026)。平板运动后胃窦导联波形平均频率较标准餐后增高[(3.4±0.4)次/min比(3.3±0.3)次/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45， P＝0.016)；波形平均幅值较标准餐后增高，在胃体[(160.2±8.6) μV比(133.9±6.4) μV]、胃小弯[(178.1±10.0) μV比(148.5±8.7)μV]、胃窦[(202.5±10.2) μV比(161.8±10.6) μ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30、2.35、2.48， P＝0.024、0.021、0.015)；胃电节律和稳定性改变，慢波频率不稳定系数异常导联数增多[25条比1条(总导联数为400条), χ2＝22.90， P<0.001]。平板运动后肠电波形平均频率较标准餐后无明显改变；肠电波形平均幅值较标准餐后增高，在升结肠[(171.2±8.4) μV比(129.8±6.1) μV]、横结肠[(166.1±7.7) μV比(119.6±4.1) μV]、降结肠[(147.2±7.2) μV比(121.1±4.9) μV]、直肠[(149.6±7.3) μV比(124.1±4.6) μ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51、5.49、3.09、2.83， P＝0.001、<0.001、＝0.003、＝0.006)；肠电节律与稳定性受到影响，肠电慢波频率不稳定系数异常导联数增多[10条比3条(总导联数均为400条), χ2＝4.04， P＝0.040]。性别与标准餐后、平板运动后胃电波形平均频率及空腹、标准餐后胃电平均幅值相关( r＝0.242、－0.272、0.286、0.242， P＝0.015、0.006、0.004、0.015)，与空腹、标准餐后肠电波形平均幅值相关( r＝0.225、0.460， P＝0.024、<0.001)；年龄仅与空腹时胃电波形平均频率相关( r＝－0.214， P＝0.033)；体重指数与空腹、标准餐后、平板运动后的胃电波形平均幅值均相关( r＝－0.347、－0.260、－0.211， P<0.001、＝0.009、＝0.036)，与平板运动后的胃电波形平均频率亦相关( r＝0.242， P＝0.016)，与空腹、标准餐后的肠电波形平均幅值和频率均相关( r＝－0.261、－0.296，－0.400、－0.286， P＝0.009、0.003，<0.001、＝0.003)。在女性、体重指数<24 kg/m 2的健康志愿者中，标准餐后胃动力改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 P＝0.022、0.024)。 结论:标准餐和平板运动试验对胃肠电的活动均有影响，运动较进餐引起更多胃肠电活动改变。

目的:探讨腹腔镜个体化手术方案治疗慢性创伤性膈疝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6月至2023年1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9例慢性创伤性膈疝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21例，女性8例，年龄（49.4±17.8）岁（范围：19~79岁），4例无症状。患者均接受腹腔镜治疗。统计术中探查情况（膈疝位置、疝内容物、疝环最大径），手术情况（手术修补方案、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并发症）和术后随访情况。结果:27例顺利完成腹腔镜下修补，其中单纯缝合6例，缝合+补片修补17例，腹前壁肌瓣翻转缝合+补片修补3例，补片桥接修补1例。手术时间（112.8±44.7）min（范围：60~200 min），术中出血量［ M（IQR）］35（58）ml（范围：10~300 ml）。其余2例患者中转开腹。1例横结肠绞窄坏死患者术后死于肺部感染加重，余28例患者顺利出院，术后住院时间（4.9±2.2）d（范围：3~12 d）。术后随访36（24）个月（范围：1~60个月），2例患者偶有左上腹部不适；27例左侧膈疝患者随访期内未出现膈疝复发，1例右侧膈疝患者症状较术前缓解。 结论:根据膈肌缺损的位置、范围及疝环是否完整等情况采取腹腔镜个体化手术修补方案治疗慢性创伤性膈疝，可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目的:分析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ereditary spherocytosis，HS)副脾的临床特点及脾切除术后副脾残留患儿的预后，完善HS的诊疗流程。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行脾切除术的54例HS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30例，女24例，手术年龄为(8.2±3.5)岁。根据手术记录、术后病理及超声结果筛选存在副脾的患儿，分析影像学资料和副脾情况。通过电话或微信随访预后，包括有无严重感染和溶血性贫血复发，分析副脾残留患儿的预后。结果:26例(26/54，48.1%)患儿存在副脾，4例(4/26，15.4%)术前检查提示存在副脾。分别有16例、6例和3例患儿存在1个、2个和3个副脾。明确具体位置的副脾共37个，主要位于脾门(30/37，81.1%)和脾结肠韧带(5/37，13.5%)。共50例(50/54，92.6%)患儿获得随访，平均随访时间为2.8(1.5，3.6)年，随访年龄为(11.1±3.4)岁。1例(1/50，2.0%)术后出现2次严重感染。7例(7/54，13.0%)脾切除术后残留副脾，4例为术中未发现副脾，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7±0.9)年。1例术中发现副脾，但未切除，术后3年内间接胆红素持续升高，残留副脾体积逐渐增大，且术后3年复查超声检查提示存在2个副脾；之后随访2年，胆红素和副脾性质未再变化。其余副脾残留患儿随访未出现严重感染和溶血性贫血复发症状。结论:HS患儿存在副脾比例高，主要位于脾门，术前诊断副脾困难，需术中仔细探查予以切除。HS脾切除术后出现黄疸需注意有无副脾残留。副脾残留患儿术后存在溶血情况但短期内可不出现贫血症状，能否长期稳定需规律随访。

目的: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手术的入路及手术步骤已程序化并达成专业共识，然而，一些细节问题如手术中Henle干的处理、术中是否保留胃网膜右静脉（RGEV）等仍然存在争议。为此，本研究探讨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中保留RGEV的安全性、可行性以及近、远期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分析2016年3月至2018年5月期间，在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接受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的9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病例均行右半结肠完整结肠系膜切除术（CME），术后病理数据及随访资料完整。根据肿瘤具体位置决定术中是否保留RGEV，49例为保留RGEV组，43例为不保留RGEV组，分析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一般情况、肿瘤安全性指标、术后并发症及近、远期疗效。结果:保留RGEV组与不保留RGEV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保留RGEV组与不保留RGEV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非计划再手术、吻合口漏、清扫淋巴结数目、转移淋巴结数目、术后进食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不保留RGEV组相比，保留RGEV组术后缩短了肛门排气时间[（3.1±1.0）d比（4.0±1.7）d， t=-2.787， P=0.007]和住院时间[（11.5±1.5）d比（15.0±7.9）d， t=-2.823， P=0.007]；降低了住院费用[（4.6±0.5）万元比（5.7±3.3）万元， t=-2.076， P=0.044]。不保留RGEV组围手术期胃瘫发生率14.0%（6/43），保留RGEV组无胃瘫病例发生（ P<0.05）。中位随访时间31.8（5.2~43.7）个月，保留RGEV组与不保留RGEV组总体生存期分别为（35.4±1.8）个月和（37.6±1.7）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36）；无病生存期分别为（32.0±2.2）个月和（35.5±2.0）个月，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P=0.201）。 结论: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中保留RGEV安全、可行，可降低术后胃瘫发生率，缩短术后肠功能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并减少住院费用。与不保留RGEV相比，疗效相当。

目的:评价深度学习重建（DLIR）算法结合低管电压技术相对于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ASiR-V）算法对腹部增强CT动脉晚期图像中微小动脉的显示情况。方法:前瞻性收集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需排查腹部疾病并接受腹盆腔增强CT扫描的患者。根据CT扫描不同管电压以简单随机法将患者分为80 kV低管电压（LV）组和120 kV高管电压（HV）组。根据不同重建算法，每组再进一步分为DLIR-H（D）和ASiR-V 50%（A）2个亚组。对患者进行CT增强扫描时均采用自动管电流调节技术，噪声指数统一设置为9。对重建层厚为0.625 mm的动脉晚期图像进行主观评价和客观指标评价，并记录动脉晚期扫描的辐射剂量。结果:共纳入168例患者，其中男76例，女92例，年龄18~85（53±15）岁，体质指数（24±3）kg/m 2；LV组91例、HV组77例。LV组主动脉和肝总动脉CT值明显高于HV组（ t=-14.20， P<0.001； t=-0.95， P<0.001）。管电压相同时，D亚组动脉晚期图像噪声明显低于A亚组，肝脏、主动脉、肝总动脉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均明显高于A亚组（ P均<0.001）。LV-D亚组中主动脉和肝总动脉SNR和CNR明显优于LV-A、HV-D、HV-A亚组（ P均<0.001）。腹部血管显示的主观评价方面，LV-D亚组肝总动脉、肠系膜下动脉、左结肠动脉升支边缘的空间分辨力以及左结肠动脉升支对比度均显著优于LV-A、HV-D、HV-A亚组（ P<0.05），脾区边缘动脉显示率（54.9%，50/91）显著优于HV-D（24.7%，19/77）和HV-A亚组（32.5%，25/77）（校正后 P<0.05）。LV组与HV组间有效辐射剂量分别为（4.91±1.97）、（5.43±1.78）mSv，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低管电压技术结合DLIR算法的腹部增强CT扫描能够有效提升肠系膜下动脉发出的左结肠动脉升支及脾区边缘动脉的显示水平，为类似微小血管的评估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目的:探讨上尿路结石治疗中合并真菌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手术时机及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4月至2019年4月北京同仁医院收治的4例在上尿路结石治疗过程中出现真菌感染的患者。例1男性，55岁，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多次体外碎石史。因发热性尿路感染收入肾内科，抗菌治疗期间发现右输尿管结石，转泌尿外科行输尿管镜碎石术后出现发热及真菌性败血症。例2女性，48岁，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外院右肾经皮肾镜碎石术后出现尿频、尿急，尿常规检查示白细胞满视野，尿细菌培养为白色假丝酵母菌。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治疗2周症状消失，尿细菌培养转阴。停用氟康唑后2～4周症状复发并尿细菌培养结果转阳，病情反复迁延1年。我院CT检查示双肾多发小结石，右肾结石为残石或复发无法明确。例3男性，74岁，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高脂血症、乙状结肠癌根治术后。左侧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后出现尿频、尿急、尿痛，尿常规检查示白细胞满视野，尿细菌培养为白色假丝酵母菌，依据药敏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治疗2周后症状略有缓解但尿细菌培养不转阴，停用氟康唑后症状加重，病情迁延1.5年，CT检查示左肾下盏结石。例4男性，47岁，既往体健。左肾结石术后反复尿频、尿急、尿痛0.5年，尿常规检查示白细胞满视野，尿细菌培养为热带假丝酵母菌，合并左肾铸型结石。结果:例1患者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后出现真菌血流感染，予静脉滴注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抗真菌治疗后体温正常，出院后1周出现真菌性眼内炎于眼科继续治疗。例2患者一期行双侧输尿管支架管置入引流，同时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治疗2周后行双侧输尿管软镜碎石术，术后尿路真菌感染治愈。例3患者行左侧输尿管支架管置入引流，同时采用两性霉素B、氟康唑抗真菌治疗，体温正常后行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但术后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抗真菌治疗仅至术后1周，导致左肾盂内真菌球形成并二次行输尿管软镜手术清除肾盂内真菌球，术后予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配合氟康唑300 mg肾盂内持续滴注1周，最终治愈。例4患者行经皮肾造瘘引流配合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2周后行经皮肾镜超声碎石术，术后持续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至支架管拔除、尿细菌培养转阴，患者治愈。结论:糖尿病是上尿路结石合并真菌感染的高危因素。对于此类患者如不彻底清除结石，真菌感染难以控制，术后易复发。应在抗真菌治疗的基础上清除结石，术后应持续抗真菌治疗直至尿路支架管拔除后至少2周。真菌血流感染诊断后的1周内应行眼科检查筛查眼内炎，明确有无组织播散，以决定疗程。

目的:分析非转移性结肠癌不同肿瘤位置（左半结肠或右半结肠）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的差异，探讨肿瘤位置和错配修复状态（MMR）对生存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检索北京协和医院结直肠外科结肠癌前瞻性登记数据库2016年1月至2020年8月期间，接受根治性切除、且病理检查证实为非转移性结肠腺癌患者的病例资料和随访信息。将起源于中肠，位于回盲部、升结肠和横结肠近2/3的肿瘤定义为右半结肠癌；而将起源于后肠，位于横结肠远1/3、降结肠和乙状结肠的肿瘤定义为左半结肠癌。使用χ 2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使用Kaplan-Meier曲线和Log-rank检验进行两组患者的生存分析并比较组间的无病生存率（DFS）和总体生存率（OS）。使用Cox回归分析生存的影响因素，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以调整混杂后再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共纳入856例结肠癌患者，其中肿瘤TNM分期Ⅰ期129例（15.1%），Ⅱ期391例（45.7%），Ⅲ期336例（39.3%）；错配修复缺陷（dMMR）139例（16.2%）。左半结肠癌442例（51.6%，左半结肠癌组），右半结肠癌414例（48.4%，右半结肠癌组）。相比右半结肠癌，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男性比例高［62.0%（274/442）比54.1%（224/414），χ 2=5.462， P=0.019］，中位体质指数也高［24.2（21.9，26.6）kg/m 2比23.2（21.3，25.5）kg/m 2， U=78 789.0， P<0.001］，高、中分化腺癌比例［93.2%（412/442）比83.1%（344/414），χ 2=22.266， P<0.001］更高；dMMR状态［9.0%（40/442）比23.9%（99/414），χ 2=34.721， P<0.001］和合并脉管侵犯［24.0%（106/442）比30.2%（125/414），χ 2=4.186， P=0.041］比例更低。所有患者中位随访时间48（33，59）个月。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左半结肠癌组患者与右半结肠癌组患者的DFS（ P=0.668）和OS（ P=0.82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dMMR是结肠癌患者DFS的独立保护因素（HR=0.419，95%CI：0.204~0.862， P=0.018）；T3~4（HR=2.178，95%CI：1.089~4.359， P=0.028）、N+（HR=2.126，95%CI：1.443~3.133， P<0.001）和神经侵犯（HR=1.835，95%CI：1.115~3.020， P=0.017）是DFS的独立危险因素。肿瘤位置不是影响非转移性结肠癌患者DFS和OS的独立因素（均 P>0.05）。亚组分析发现，在右半结肠癌组患者中，dMMR患者的DFS优于错配修复正常（pMMR）患者（HR=0.338，95%CI：0.146~0.786， P=0.012），但是两组患者的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0.340，95%CI：0.103~1.119， P=0.076）。对DFS的独立危险因素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后，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DFS（ P=0.343）和OS（ P=0.65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dMMR患者的DFS（ P=0.047）和OS（ P=0.040）均优于pMMR患者。 结论:不同肿瘤位置的非转移性结肠癌患者其临床病理特征存在差异；但患者的生存与肿瘤位置无关，而与MMR有关，dMMR状态与更好的生存有关，在右半结肠癌患者中更为突出。

目的:探讨儿童肠息肉经结肠镜电切除术后电凝综合征（PPECS）的临床特征及相关危险因素，为儿科内镜医师提供防治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内镜中心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23例行内镜下肠息肉电切术后发生PPECS患儿的临床资料。并采用简单随机数字法选取同期由同一位内镜医师完成的手术115例作为非PPECS组。总结PPECS的发病率、临床特征及处理方案，发生PPECS的高危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23例患儿术后出现PPECS，发病率为1.1%（23/2 083），患儿术后均出现腹痛、发热；年龄（3.5±1.5）岁，年龄≤3岁19例（82.6%）；肠息肉直径≥25 mm的18例（78.3%）。PPECS组的内镜操作时间［（56±15）比（24±8）min， t=18.086， P<0.01］、分块切除比例［78.3%（18/23）比17.4%（20/115），χ2 =17.358， P<0.01］、病变直径大小［（38.4±3.7））比（15.8±4.3）mm， t=15.127， P<0.01］、息肉分布右半结肠［47.8%（11/23）比23.5%（27/115），χ2 =7.035， P<0.05］、广基息肉比例［78.3%（18/23）比25.2%（29/115），χ2 =29.259， P<0.01］均明显高于非PPECS组；PPECS组白细胞计数［（17.4±4.5）×10 9/L比（8.5±1.2）×10 9/L， t=6.085， P<0.05］、C反应蛋白［（25.8±3.6）比（1.1±0.6） mg/L， t=5.531， P<0.05］明显高于非PPECS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病变直径≥25 mm（ OR=7.554，95% CI 3.135~20.158， P=0.001）、广基息肉类型（ OR=5.676，95% CI 1.153~9.596， P=0.002）及病变位置位于右半结肠（ OR=5.845，95% CI 1.737~9.297， P=0.008）均是影响PPEC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PPECS以息肉术后发热、腹痛及白细胞升高为特征。病变直径大小≥25 mm、广基息肉类型及病变位置位于右半结肠是PPEC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直肠脱垂为直肠壁部分或全层向下移位的一种良性疾病，常伴有肛提肌分离、腹膜反折过深、乙状结肠冗长、括约肌松弛或骶直分离等病理解剖改变，可并发黏液渗出、出血、排粪失禁、便秘等不适，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恢复正常解剖位置和良好生理功能是直肠脱垂治疗成功的标志，手术仍是目前治疗的主要手段，至今文献报道的手术方式有100多种，根据手术入路可分为经腹和经会阴两大类。在我国，直肠脱垂手术主要以经会阴手术为主。近年来，随着微创手术的发展，腹腔镜手术治疗直肠脱垂疗效显著，已成为国外首选术式。相比于腹腔镜，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具有更高清的手术视野和灵活的机械臂等优势，可提供更清晰的解剖层次辨识和狭小空间下的灵活操作，有利于在狭窄盆腔内高质量完成复杂解剖，更好地显露以及保护盆腔自主神经及血供。然而，目前罕见关于机器人手术系统治疗直肠脱垂的文献报道。本手术采用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治疗直肠脱垂，并对Orr?Loygue术式进行改良，疗效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