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全球第四大死亡原因[1].据统计全国发热门诊就诊人数于2022年12月23日达到峰值286.7万人次,2023年 1月23日后就诊人数呈现低位波动,2月13日为12.8万人次,较峰值下降了 95.5％[2].大量患者的激增将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导致急诊科在呼吸道高峰期超负荷运转,系统的风险性系数将会提高.为了提高医护人员在应急状态下的应对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中提出坚持平战结合[3].

目的 报告 1 例 2 次心搏骤停J波综合征患者的救治经过,探讨亚低温治疗在心肺脑复苏中的作用.方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急诊科 2021 年 9 月 30 日收治 1 例院外心搏骤停J波综合征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采取亚低温脑保护措施,院内再次发生心搏骤停,在亚低温状态下持续进行了长达 230 min的心肺复苏(CPR)后恢复窦性心律,最终患者救治成功,未遗留任何神经系统后遗症,现介绍临床诊治过程,分享救治体会.结果 患者女性,17 岁,因跑步后突发意识丧失 30 min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入院.既往曾有运动后或紧张后晕厥 3 次.此次晕厥后立即进行徒手CPR,10 min后救护车到达现场,给予电击除颤及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时患者持续强直性抽搐,给予镇静、抗癫痫、维持内环境稳定等,同时给予亚低温治疗,控制体温在 34～36℃,夜间强直抽搐逐渐缓解.10 月 1 日 11:40 心电监护提示心室纤颤(室颤),立即给予CPR、电除颤、升压等抢救.因反复室颤,反复行电击除颤,同时采用心肺复苏机进行胸外按压,给予利多卡因抗心律失常,肾上腺素、异丙肾上腺素维持心率 90 次/min以上,15:30 左右心律趋于稳定,血压逐渐改善.复苏成功后继续亚低温等脑保护治疗,10 月 4 日意识转清,10 月 6 日肌力基本恢复正常,拔除气管插管.动态心电图检查提示V1～V3 ST段抬高,结合患者反复晕厥病史,既往心电图提示早期复极,考虑J波综合征,Brugada综合征可能,安装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后出院.结论 本例患者 2 次心搏骤停均复苏成功,其中院内心搏骤停后CPR在亚低温状态下进行超长时间心肺脑复苏成功,未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其救治经验为临床心肺脑复苏提供了参考.

目的 探讨以综合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创伤单元为主导,联动院前、院内一体化救治的闭环式区域性创伤救治体系,以综合医院创伤中心及多学科协作诊疗(MDT)团队替代发达国家的独立创伤中心建设思路,探索本地区现阶段创伤体系建设的有效模式.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21年1月前后两年251例严重多发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采用以ICU创伤单元为主导的综合创伤中心救治模式救治的严重多发伤患者126例为观察组,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采用MDT的严重多发伤患者125例为对照组,分析两组患者一般资料,观察记录两组患者的28 d病死率,同时分析记录两组患者的抢救厅滞留时间、开始急诊手术时间及完成影像学检查时间.结果 两组患者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 Ⅱ)、损伤严重度评分(IS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28 d病死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观察组患者完成影像学检查时间(min:14.40±3.10 vs.26.00±5.28)、抢救厅滞留时间(min:32.90±10.65 vs.68.20±21.33)、急诊手术时间(min:39.8±13.72 vs.108.10±59.94)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以ICU为主导的综合创伤中心救治模式的建立,构建了严重创伤救治的一体化流程,能够规范严重创伤救治体系,提高严重多发伤患者救治成功率,极大缩短严重多发伤患者的救治时间,值得临床推广.

随着重症医学的发展，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的病死率有了显著下降，但大多数患者在出院后仍受相关并发症的长期困扰，严重影响出院后的生活质量和社会融入。在重症患者治疗全程，ICU获得性衰弱（ICU-AW）、ICU经历综合征（PICS）等并发症并不少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重点不仅应放在疾病的治疗上，也应逐渐拓展到患者ICU内、住普通病房期间以及出院后的全过程生理-心理-社会医学干预模式。在确保患者安全的基础上，入ICU早期即对患者进行生理、心理状态评估，尽早进行疾病预防，可减少对出院后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工作带来的长期影响。

目的:分析艾滋病合并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cytomega-lovirus retinitis，CMVR)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其预后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诊断为艾滋病合并CMVR患者的基本信息、临床特点、眼底表现、治疗和预后情况，采用logistic单因素回归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73例艾滋病合并CMVR患者中，男54例，女19例，年龄为(41.3±12.1)岁。CD4 +T淋巴细胞计数的中位数为34.0/μL，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0/μL者5例(6.85%)。血液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DNA阳性者40例(54.79%)。35例(47.95%)患者入院时有眼部症状，病灶以单眼受累为主(53.42%, 39/73)，检眼镜检查显示呈中央型病变者41例(56.16%)，伴渗出病变者63例(86.30%)，有出血病变者52例(71.23%)。67例患者接受抗CMV治疗，46例治疗后好转出院，2例未治疗患者随访期间病变好转，中位住院时间为25 d。logisitic单因素分析显示，相对于单独使用抗CMV药物(膦甲酸钠或更昔洛韦)治疗的患者，使用抗CMV药物联合地塞米松治疗的患者预后更好[比值比(odds ratio, OR)＝0.308， P＝0.038]。相较于年龄<30岁的患者，年龄>50岁的患者预后较差( OR＝14.667， P＝0.009)。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50岁是影响CMVR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8.183， P＝0.009)。 结论:CMVR好发于CD4 +T淋巴细胞计数较低的艾滋病患者，但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0/μL的患者仍有可能发生CMVR，且并非所有患者血液CMV DNA均呈阳性，故艾滋病患者有必要常规行眼底筛查。CMVR总体预后较好，年龄>50岁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适量使用地塞米松联合抗CMV药物治疗可改善预后。

目的: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救治经验，为后续疫情防控常态化过程中的疾病救治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606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的基本信息、病例特征和治疗方法，按照收治时间区分为三个阶段，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不同阶段病例在性别、年龄、发病到确诊时间、住院时长以及治疗方法上的特点和差异。结果:三个阶段病例的性别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发病到确诊时间以及住院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治疗方法上，糖皮质激素使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在氧疗、呼吸机辅助呼吸和抗病毒药物使用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没有性别选择性，年龄是其高危因素，救治过程中减少抗病毒药物的使用，谨慎使用糖皮质激素，积极使用呼吸支持疗法，加强综合救治管理，确保了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效果。

在2019年末，突然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成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迅速集结全国医疗团队力量前往抗疫情一线，其中呼吸治疗这个不为人所熟知的团队多次出现在呼吸危重症的救治中，逐渐受到众人的关注。呼吸治疗（respiratory care）作为一门提供专业心肺功能支持和康复的新兴学科。以心肺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医学工程学等学科为基础，综合重症医学、麻醉学、胸肺物理治疗、康复、预防等多学科而成。呼吸治疗师（respiratory therapist，RT）作为从事呼吸治疗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通过专业手段对呼吸功能障碍患者进行准确评估、系统管理以及临床治疗。新冠疫情期间，肺部作为最直接受累的靶器官，从起病初期就受到不同程度损伤。RT对患者的呼吸功能进行专业且持续的评估，为新冠患者提供强有力的呼吸支持治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2019，COVID-19)是近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广泛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2021年1月，石家庄市藁城区发生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我院临危受命，2天内由综合医院转型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救治定点医院。作者总结了医院在转型过程中的护理策略，护理部从人力资源配置、人员培训、护理管理、质量控制、儿科护理、患者基础护理等方面制定了完整的对策体系并贯彻执行，促进了医院在短时间内完成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为医院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供参考。

目的:分析院外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患者发病原因和不同病因下院前急救措施和复苏结局的差异，提高其抢救成功率。方法:回顾性收集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北京急救中心接诊的所有OHCA患者资料，包括院前急救病历及医疗机构内抢救结果。比较心源性和非心源性心脏骤停患者的基本情况，采用非参数检验和卡方分析方法比较不同组别患者抢救措施和复苏结果的差异。结果:本研究共纳入7 517例患者，心源性心脏骤停患者年龄较大，多伴有基础疾病（84.2%），且在家中发病为主。非心源性心脏骤停的原因包括疾病（85.1%）、创伤（2.9%）、自杀（5.0%）、交通事故（1.7%）及中毒（1.1%）等。在急救措施方面，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后，对心源性患者采取抢救措施的比例较高（22.3%），包括心肺复苏、气管插管、除颤、吸氧、注射肾上腺素和使用其他药物均显著高于非心源性患者（均 P<0.001）。在临床结局方面，心源性与非心源性患者自主循环恢复（ P=0.072）和24 h存活（ P=0.093）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心源性心脏骤停是OHCA的主要原因，多伴有基础疾病，且年龄较大，以家中发病为主要临床特征，应继续加强院前急救心脏骤停综合救治措施，以提高OHCA抢救成功率。

目的:从患者和医护人员两个视角探讨导致ICU患者在机械通气期间沟通障碍的因素，并运用可接受性理论识别通过干预可改善的障碍因素。方法:2022年7—8月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描述性现象学研究法，运用目的抽样法选取烟台市毓磺顶医院综合ICU 11例机械通气患者和8名医护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机械通气患者沟通障碍的因素。对患者的访谈选在脱机后，结合参与式观察。借助Nvivo12.0 Plus软件，采用Colaizzi现象学7步分析法归纳主题，运用可接受性理论识别通过干预可改善的障碍因素。结果:11例患者年龄18~66岁，机械通气时长9.5~312.3 h。8名医护人员年龄26~54岁，ICU工作年限2~30年。共提炼出主题14个。患者方面：抵触情绪，信息表达困难，性格内敛，沟通工具使用不便，紧急救治冲突，否定自身沟通能力，思维迟钝；医护人员方面：抵触情绪，认知负荷及时间成本高，人性化沟通策略缺乏，培训欠佳，其他优先工作事宜，丧失有效沟通的信心，对沟通重要性的认知度不高。结论:可改善的ICU机械通气患者沟通障碍因素较多，建议国内加快对高科技、个性化替代交流工具的研发，减少医患、护患的负向沟通，实施以证据为基础的多模式、渐进式沟通干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