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腔开放合并肠空气瘘是普外科和整形外科医生面临的疑难问题。腹腔开放于1940年由英国医生Ogilvie提出，用于救治战伤导致的腹壁毁损。腹腔开放疗法是指术后敞开腹腔不关闭切口或主动打开腹腔的一种治疗手段。腹腔开放的适应证包括严重腹腔感染、创伤、肠缺血性疾病、急性重症胰腺炎、腹腔动脉假性动脉瘤破裂等。2016版Bjork分类法将腹腔开放创面分为4类9种，第4类为肠空气瘘合并冰冻腹，其处置困难且致死率较高。肠空气瘘指肠腔瘘口周围无皮肤、皮下组织覆盖，直接暴露于空气中。腹腔开放后肠空气瘘发生率为7%～19%，一旦形成肠空气瘘，死亡率高达42%～66%。导致肠空气瘘的风险因素包括：(1)年龄大于60岁，身体机能差；(2)肠管暴露时间长，肠管干燥，缺血性损伤，机械性损伤；(3)伴有炎性肠病、憩室炎、弥漫性腹膜炎；(4)大容量复苏、再探查次数多；(5)消化道破裂、吻合口漏、腹腔高压等。腹腔开放合并肠空气瘘的非手术处理原则为早期识别和控制脓毒症，保护脏器功能；使用抗生素、穿刺引流等控制感染源；通过胃肠减压、抑酸剂、生长抑素等减少消化液；加强营养支持。江阴市人民医院综合普外一科收治3例腹腔开放合并肠空气瘘患者，通过负压辅助闭合技术(vacuum assisted closure，VAC)管理创面、控制感染，持续冲洗负压吸引，使创面处于负压、低氧、潮湿的环境，促进肉芽组织增生。腔内负压辅助闭合技术(endoluminal vacuum assisted closure，EVAC)管理漏出液，将聚氨酯海绵经瘘口插入近端肠管，主动引流消化液，并可将引流出的消化液进行回输。漂浮造口技术管理瘘口，将瘘口与周围创面进行隔离，以保护创面并能将消化液充分引流。通过异体皮或自体皮移植等修复腹壁创面。感染控制后，急性肠瘘转为慢性肠瘘，6～12个月后进行确定性手术，切除肠瘘，同时可联合化学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机械组织结构分离技术、补片修补术、肌皮瓣转移术等进行腹壁缺损修复。

目的:探讨山楂有机酸通过缺血后适应保护心肌缺血再灌注(I/R)损伤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Langendorff离体心脏灌流装置对SD大鼠心脏进行缺血再灌注并记录心脏动力学改变,从再灌注期开始全程在灌流液中给予不同浓度的山楂有机酸.采用三苯四唑氯(TTC)染色评估心肌梗死面积.采用CellTiter 96 ?溶液细胞增殖法测定心肌细胞存活率;流式细胞仪检测H2O2(过氧化氢)诱导的心肌细胞凋亡;采用试剂盒检测乳酸脱氢酶(LDH)释放、细胞内丙二醛(MDA)生成、抗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活力;以试剂盒检测半胱氨酸天冬氨酸酶-3(Caspase-3)和Caspase-9活力;Western blot法检测线粒体凋亡调控蛋白(BAX和BCL-2)、磷酸化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p-AKT)、磷酸化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p-ERK)、磷酸化c-Jun氨基末端激酶(p-JNK)和磷酸化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P38)的表达变化.结果: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模型对照组的左心室舒张压显著降低,心肌梗死面积显著增加,细胞活力显著下降(P＜0.01),LDH释放和细胞内MDA生成显著增加(P＜0.01),SOD和GSH-Px的活力显著降低(P＜0.01),Caspase-3和Caspase-9的活力显著增加(P＜0.01),BAX的表达上调,BCL-2的表达显著下调(P＜0.01),AKT和ERK的磷酸化被抑制、P38和JNK的磷酸化被激活(P＜0.05或P＜0.01);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山楂有机酸25、100 μg/mL组显著改善了小鼠离体心脏左心室舒张压(P＜0.01),降低了心肌I/R损伤引起的梗死面积(P＜0.01),明显提高了心肌细胞存活率,降低了过氧化氢致心肌细胞损伤的LDH泄漏和MDA生成、提高了 SOD和GSH-Px活力(P＜0.05或P＜0.01),明显降低过氧化氢诱导的心肌细胞凋亡以及Caspase-3和Caspase-9活力,下调BAX、BCL-2蛋白表达(P＜0.05或P＜0.01),上调p-AKT和p-ERK蛋白表达(P＜0.05),下调p-JNK和p-P38的蛋白表达(P＜0.01),PI3K特异性抑制剂LY294002、JNK和P38特异性激动剂Anisomycin以及ERK特异性抑制剂PD98059降低山楂有机酸100 μg/mL对过氧化氢引起的细胞存活率升高和Caspase-3活力的降低(P＜0.05或P＜0.01).结论:PI3K/AKT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可能介导了山楂有机酸通过缺血后适应提高抗氧化酶活力、抑制心肌细胞凋亡,保护心肌I/R损伤的作用.

目的:探讨抗血小板药与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选择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区2018年6月至12月期间收治的颅内动脉瘤患者，收集患者以及颅内动脉瘤特征基线资料。通过单变量分析以及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抗血小板药与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的独立相关性。 结果:共纳入90例颅内动脉瘤患者。男性31例(34.44%)，女性59例(65.56%)，最大动脉瘤直径中位数为4 mm。有46例患者在诊断颅内动脉瘤前服用抗血小板药，其中36例服用阿司匹林，3例服用氯吡格雷，7例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破裂动脉瘤共31例(34.44%)，未破裂动脉瘤共59例(65.56%)。破裂组年龄<60岁( P<0.05)、糖尿病( P<0.1)、缺血性心脏病( P<0.05)、既往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史( P<0.1)、颈内动脉动脉瘤( P<0.01)、前交通动脉动脉瘤( P<0.05)、后交通动脉动脉瘤( P<0.01)以及诊断前服用抗血小板药( P<0.1)的患者比例与未破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优势比(odds ratio, OR)4.116，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1.337～12.673； P＝0.014)、前交通动脉动脉瘤( OR 5.015，95% CI 1.155～22.559； P＝0.032)和后交通动脉动脉瘤( OR 68.796，95% CI 6.762～699.951； P<0.001)是颅内动脉瘤破裂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服用抗血小板药是颅内动脉瘤破裂的独立保护因素( OR 0.320，95% CI 0.104～0.992； P＝0.048)。 结论:服用抗血小板药尤其是阿司匹林不会增高颅内动脉瘤破裂风险，而可能是颅内动脉瘤破裂的保护因素。对于具有明确适应证的患者，未破裂动脉瘤并非抗血小板治疗的禁忌证。

目的:探讨肢体远端缺血后适应（LRIPC）在急性脑梗死患者血管再通治疗后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择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2017年6月至2019年3月收治的78例急性脑梗死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9例，观察组给予LRIPC +常规内科治疗，对照组给予常规内科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脑血流灌注量、脑梗死体积及血清神经功能相关指标的变化。结果:观察组治疗后NIHSS评分低于对照组，MoCA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治疗后脑血流平均通过时间较对照组短，局部脑血流量、局部脑血容量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治疗后脑梗死体积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治疗后基质金属蛋白酶9、S-100B蛋白水平低于对照组[（142.45 ± 36.23）mg/L比（176.89 ± 42.63）mg/L、（2.52 ± 0.46）μg/L比（3.61 ± 0.75）μg/L]，神经生长因子水平高于对照组[（143.49 ± 10.58）μg/L比（124.96 ± 13.62）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LRIPC能改善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和认知功能，并能通过改善脑血流状况缩减脑梗死体积，对减轻患者血管再通治疗后产生的神经功能缺损亦有较好效果。

目的:设计腹腔镜下肾部分血流阻断器(LPRB)，在兔肾实验中探讨该器械设计的合理性和阻断局部肾组织血流的效果。方法:⑴设计。根据人、猪、兔肾血流均由中心向外周扇形流动的解剖特点，只要压迫肾脏中内侧肾组织，就可以阻断压迫区远端的血流。该器械的设计即以此为依据。阻断器包括第一压迫臂、第二压迫臂及转轴，内置扭力弹簧使得这两个压迫臂的末端自动闭合，压迫臂的末端设置有压迫组件，其上设置有多个自适应压迫片。⑵制作。以钛合金材料利用3D打印机打印成品。⑶实验。新西兰成年兔5只，麻醉后半侧卧位固定于手术台上，侧腹部切口，暴露肾脏，仅保留肾蒂血管。根据阻断血流方法不同分为常规组和LPRB组以进行自身对照。观察阻断血流效果。检测LPRB夹持力，肉眼和病理观察夹持部位组织损伤程度。结果:LPRB已获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授权。3D打印钛合金材料器械成品成功。实验中，该器械轻松打开放置和移除；两个压迫臂在扭力弹簧的作用下自动闭合并固定；压迫臂可以根据夹闭部位的不同调整压迫臂的角度以适应之；自适应压迫片可以倾斜，与肾脏外形相吻合，具有自适应性；该器械压迫力度足够，止血彻底，肾实质钳夹与阻断肾蒂的止血效果相当。器械夹持力值平均为132 g。肉眼及病理检查结果未发现明确肾组织损伤。结论:LPRB结构设计基本合理、使用安全，能够实现切除部分的局部止血，同时保证了其他部位的血流。但器械较大、自适应组件较硬的缺点今后需要改善。

目的:探讨无创性延迟肢体缺血预适应(NDLIP)是否通过抑制线粒体通透性转换孔(MPTP)的异常开放来发挥对脑缺血/再灌注(I/R)损伤的神经保护作用。方法:健康雄性Wistar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Sham组、I/R组、NDLIP组、NDLIP+Atr组和I/R+Atr组，每组12只。再灌注24 h后进行神经行为评分，2，3，5-三苯四唑氯化物(TTC)染色法测定脑梗死区域的面积。提取缺血半球皮层线粒体检测线粒体膜电位和呼吸链复合体Ⅰ、Ⅱ及Ⅳ的活性。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法检测大脑皮层中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相关X蛋白(bax)、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bcl-2)和半胱氨酰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3(Caspase-3)蛋白表达水平。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事后多重比较LSD法。结果:NDLIP组神经行为评分低于I/R组[(1.17±0.41)分比(2.33±0.52)分，LSD- t＝－3.250， P<0.01]，脑梗死面积小于I/R组[(11.00±0.89)%比(17.67±1.03)%，LSD- t＝－9.110， P<0.01]，线粒体膜电位高于I/R组[(118.14±11.11)荧光强度比(67.84±5.51)荧光强度，LSD- t＝11.903， P<0.01]，线粒体复合体Ⅰ、Ⅱ及Ⅳ活性均高于I/R组[(6.05±0.07) μmol/min比(4.67±0.06) μmol/min，LSD- t＝9.106， P<0.01；(2.50±0.08) μmol/min比(1.99±0.05) μmol/min，LSD- t＝7.878， P<0.01；(11.10±0.12) μmol/min比(7.06±0.06) μmol/min，LSD- t＝19.881， P<0.01]，bax/bcl-2及Caspase-3蛋白表达均低于I/R组(2.45±0.68比10.50±0.80，LSD- t＝－13.864， P<0.01；0.42±0.07比0.68±0.08，LSD- t＝－4.600， P<0.01)。然而，NDLIP+Atr组神经行为评分高于NDLIP组[(2.00±1.10)分比(1.17±0.41)分，LSD- t＝2.321， P<0.05]，脑梗死面积大于NDLIP组[(17.67±1.21)%比(11.00±0.89)%，LSD- t＝9.110， P<0.01]，线粒体膜电位低于NDLIP组[(81.73±7.57)荧光强度比(118.14±11.11)荧光强度，LSD- t＝－8.616， P<0.05]，线粒体复合体Ⅰ、Ⅱ、Ⅳ活性均低于NDLIP组[(4.52±0.54) μmol/min比(6.05±0.07) μmol/min，LSD- t＝－10.087， P<0.01；(2.01±0.15) μmol/min比(2.50±0.08) μmol/min，LSD- t＝－7.616， P<0.01；(6.88±0.72) μmol/min比(11.10±0.12) μmol/min，LSD- t＝－20.783， P<0.01]，bax/bcl-2及Caspase-3蛋白表达均高于NDLIP组(10.54±1.33比2.45±0.68，LSD- t＝13.935， P<0.01；0.67±0.14比0.42±0.07，LSD- t＝4.309， P<0.01)。 结论:NDLIP对大鼠脑I/R损伤的保护作用可能与抑制MPTP的异常开放有关。

目的:探讨血流重建技术在神经内镜手术治疗累及颈内动脉的复杂颅底肿瘤中的适应证及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天津市环湖医院内镜颅底外科中心及神经外科采用神经内镜手术治疗的6例累及颈内动脉的复杂颅底侵袭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复发性侵袭性垂体腺瘤2例，复发性鼻咽癌、复发性斜坡软骨肉瘤、复发性颅内外沟通脑膜瘤、复发性骨化纤维瘤各1例。根据病变的侵袭范围、颈内动脉受累的特点，分别采用颈外动脉－颈内动脉搭桥术(2例)或颈内动脉－颈内动脉搭桥术(4例)，完成血流重建后再行神经内镜手术切除肿瘤。术后通过门诊或电话随访，明确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术后及随访期间行头颅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或CT血管成像(CTA)以评判肿瘤切除程度和吻合血管的通畅性。结果:6例患者顺利完成搭桥手术，术后即刻DSA或CTA结果均证实吻合血管通畅。肿瘤全切除4例，大部切除1例，部分切除1例。1例术前合并鼻出血的患者术后鼻出血消失。无一例出现新发神经功能障碍。1例术后出现脑脊液鼻漏，行二次手术修补后治愈。6例患者的随访时间为6~36个月，无新发缺血性卒中发生，复查CTA及DSA证实桥血管通畅。结论:采用神经内镜手术治疗累及颈内动脉的复杂颅底肿瘤时，根据病变的侵袭范围、颈内动脉的受累特点选择不同的血流重建技术，有利于尽可能切除病变，降低术中大出血及术后脑缺血的风险。

目的:探讨创伤后大肢体离断再植手术的临床疗效及治疗体会，总结大肢体离断再植的适应证及改进方法。方法:自2017年4月至2022年7月，我院收治大肢体离断患者44例，完成再植43例。术后观察再植肢体伤口愈合及存活情况，定期随访再植肢体功能恢复情况。结果:术后41例(95.3%)再植肢体存活，15例(34.9%)创面分泌物培养出细菌，28例(65.1%)采取植皮或皮瓣修复创面，9例(20.9%)行功能重建。术后41例再植存活患者随访时间为3～42个月，平均17.9个月。根据陈中伟断肢再植评定标准：优5例，良24例，可11例，差1例。结论:大肢体离断再植较为复杂。必须保证患者生命安全，排除再植禁忌证，选择安全快速的组织修复方式，尽力缩短肢体缺血时间，术后避免发生严重并发症，并进行序贯康复治疗，以提高术后肢体成活率和功能恢复程度。

目的:调查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行血管内治疗（EVT）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患者安全现状。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星小程序电子问卷，自2023年10月23日至2023年11月23日，通过多个学会和协会渠道进行调查，问卷覆盖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以及自治区内的部分二级及以上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疗机构，参与问卷调查者需扫描二维码进入问卷星小程序进行答题，每个微信账户限定提交一份问卷。问卷核心指标包括：①医疗机构概况，机构所在地区、医院认证等级，年度内完成的AIS患者EVT案例数/年有效问卷数及占比；②麻醉医师在AIS患者EVT期间的参与程度，涉及患者交接流程（急诊室-急诊介入治疗室交接）、治疗团队结构（治疗团队麻醉医师组成）、EVT术前麻醉评估、EVT期间麻醉医师与介入医师的沟通和术后患者转运；③ EVT期间麻醉管理的相关信息指标及关注度，涉及循环、呼吸、血糖的维持，相应的药物干预策略、麻醉模式的选择与管理以及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关注度；④麻醉管理的质量控制。应用以下方法判断问卷的有效性：填写时间超过5 min；同一单位填写多份问卷时，采用大数定律原则处理；在数据分析时，若某选项的反馈数量<1%的有效问卷数，将排除含有该选项的问卷样本。结果:748所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院共回收有效问卷（下简称"问卷"）1 096份，其中二级医疗机构146份（约13.3%），三级医疗机构950份（约86.7%）。医院年度内完成51~1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1%，为最高；而年度内完成401~5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为最低。由急诊室转至急诊介入治疗室过程中，1 012份问卷（约92.3%）显示麻醉医师参与交接过程；984份问卷（约89.8%）显示治疗团队的成员构成中至少有1名麻醉医师；377份问卷（约34.4%）显示EVT术前未进行麻醉评估；72份问卷（约6.6%）显示，在EVT期间，麻醉医师与神经介入医师间几乎无任何信息交流；101份问卷（约9.2%）显示，麻醉医师几乎不参与术后患者转运。在治疗过程中，约67.1%受访者将术中收缩压管理目标值设置为140~180 mmHg（1 mmHg=0.133 kPa），约87.2%的受访者将AIS患者EVT术中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0~40 mmHg，吸入氧浓度维持在>40%的占比约为84.6%，仅约10.5%的受访者不注重围手术期的血糖管理；约56.0%患者术后带气管导管返回重症监护治疗病房；术后随访患者占比约45.4%；本次问卷中，689份问卷显示倾向选择固定程序型麻醉，407份选择情境适应型麻醉；在麻醉类型与管理倾向性方面，约82.9%的受访者更加注重AIS患者EVT期间的麻醉管理；受访者关注度最高的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分别为患者的循环系统消息、意识状态及呼吸系统消息（前3位）。约87.5%的问卷（959份）显示，在EVT麻醉管理过程中将参考国内外指南；高达约77%的问卷（844份）显示在围手术期遇到过严重不良事件，包括心搏骤停、导丝穿透血管及过敏性休克等。仅有约40.7%的问卷（446份）显示麻醉科进行了AIS患者EVT神经介入麻醉质量控制报告。结论:麻醉医师是AIS患者行EVT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疗团队更加注重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相关危险因素控制，麻醉科在麻醉质量控制方面的工作有待改进。

心搏骤停（CA）及心肺复苏（CPR）后的缺血/再灌注（I/R）过程是导致包括心功能障碍和脑损伤在内的心搏骤停后综合征（PCAS）的重要原因。内质网中蛋白质平衡失调即内质网应激（ERS）是I/R损伤诱导的病理变化之一。未折叠蛋白反应（UPR）是细胞在ERS下触发的适应性反应。调控UPR的各分支从而缓解ERS以促进细胞存活是极具前景的治疗I/R损伤的方式。其中UPR的活化转录因子6（ATF6）信号通路的激活能通过促进内质网内蛋白平衡恢复及减少氧自由基等方式保护多种组织免受I/R损伤。本文围绕ATF6的结构和功能及其在心脏和脑I/R损伤中的作用和潜在治疗靶点等进行综述，以期为探索PCAS的有效治疗方式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