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MSDs）是指由工作原因或工作为主要原因引起的肌肉骨骼疾患，其患病率高、疾病负担重，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对于指导职业病防治，维护劳动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各国纳入职业病名单的WMSDs种类及数量差别较大，对特定致病因素规定不一致。我们通过整理和分析国内外有关WMSDs名单及特点，使用职业卫生领域的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疾病统计分类（ICD-10）对各国WMSDs名单进行标准化，为今后开展多国WMSDs职业卫生登记和疾病负担研究奠定基础，为我国修订职业病WMSDs名单提供参考。

职业健康信息标准体系作为我国卫生健康信息标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职业健康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和保障。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卫生信息标准及职业健康信息标准体系开展文献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全民健康信息标准化体系"及"全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整体框架，围绕职业健康信息化建设和职业健康业务开展需要，提出我国职业健康信息标准体系建设的相关建议，为加快推进职业健康信息化建设及信息数据采集、传输、交换和应用提供技术支持和理论保障。

目的:探索社区全科团队长管理能力与团队成员工作成效的关联性。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于2021年11—12月，采用分层抽样，先抽取上海市城区和郊区共1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然后再基于标准纳入全科团队长和团队成员，采用个人信息调查表、全科团队长管理能力评价量表、全科团队成员工作成效量表（包括工作满意度、组织忠诚、工作绩效和职业倦怠）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全科团队长管理能力与团队成员工作成效的关联机制。结果:共发放问卷944份，有效问卷859份，有效回收率为91.00%。结构方程建模结果显示，全科团队长管理能力部分维度对员工组织忠诚（组织管理： β=0.37、教学科研管理： β=-0.29、战略及文化建设： β=0.23、个人品质： β=0.11）及工作绩效（专项业务管理： β=0.95，组织管理： β=0.54）有显著效应（ P<0.05），团队成员的组织忠诚在团队长管理能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39.50%）。 结论:全科团队长的管理能力不仅直接能作用于团队成员的工作绩效，还可通过团队成员组织忠诚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团队成员的工作绩效。

目的:探索1+X老年照护、1+X失智老年人照护与护理专业（老年护理方向）"三位一体"专业建设路径，解决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三者难以有效兼容的问题，为应对老龄化社会需求培养更多"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方法:2021年6月，选取萍乡卫生职业学院2020级护理专业（老年护理方向）1班50名护生为试验组，2班50名学生为对照组，试验组护生采用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及系列相应教学改革措施进行教学与培养，对照组护生采用常规模式进行培养，于第三学期课程结束后，对2组护生1+X老年照护通过率、1+X失智老年人照护通过率及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测评量表得分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测评试验组的总分为（156.60 ± 6.00）分，对照组的总分为（140.86 ± 9.20）分，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13， P<0.01）。试验组1+X老年照护通过率为96.43%（27/28），对照组1+X老年照护通过比例为11/15，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07， P<0.05）；1+X失智老年人照护通过率为95.45%（21/22）, 1+X失智老年人照护通过比例为8/13，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5， P<0.05）。 结论:基于1+X证书制度下护理专业（老年护理方向）"三位一体"专业建设模式，可以提高学生老年护理核心能力，提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通过率，可为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护理专业（老年护理方向）专业建设模式提供借鉴。

对GBZ 159-2004《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以下简称GBZ 159）的实施情况进行系统评估，为下一步标准修订提供技术依据。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来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院（所）、用人单位、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和高校的行业专家进行访谈，并运用归纳法提炼内容主题和相关建议。GBZ 159部分技术指标已与现在的职业卫生实际工作不相适应，亟需修订完善。修订后的GBZ 159应符合我国工业发展和职业卫生检测设备发展现状，完善采样质控等相关技术要求。

目的:分析互联网模式下"网约护士"上门护理服务的真实工作体验，为政府及管理部门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工作提供依据。方法:根据现象学研究方法，于2019年8月—11月，采用立意抽样，以最大差异化为原则，选取宁波市某三甲医院及其托管单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提供过上门护理服务的20名护士进行半结构访谈，访谈资料用Colaizzi资料分析法进行整理分析。结果:影响"网约护士"护理服务工作体验的2个主题，其中积极因素包括职业价值感明显提升，政策支持保障，患者需求剧增，保险保障，急救安全保障；消极因素包括投入与收获不平衡，服务费用未纳入医保，医疗垃圾处理不当，团队支持缺乏，"网约"护理服务宣传不足，多学科护理知识薄弱，"网约"护理病历标准化不规范。结论:"网约"护士在服务体验中有职业价值感提高等正向性体验，同时也存在收支不平衡，团队支持不足等困难。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医院-社区-企业间的协作，多角度多方位逐步完善"网约"护理服务规范，为网约护士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安全保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目的:探讨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的血液系统疾病患者的心理情绪及躯体症状，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为护理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选择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收治的拟接受HSCT的70例血液系统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采用华西心晴指数问卷(HEI)及患者健康问卷(PHQ-15)，在移植前(T1)、预处理期(T2)、骨髓抑制期(T3)、血常规检查指标恢复后(T4)，分别对患者进行心理情绪及躯体症状评估。对上述不同时间点，HEI、PHQ-15得分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资料方差分析。患者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疾病类型、造血干细胞来源、HSCT类型构成比，患者躯体症状、不良心理情绪发生率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医学伦理分委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分委会批准[批准文号：2016年审(73)号]。全部患者均在入组时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结果:①本研究中共64例(91.4%)患者4次问卷调查均合格。其中，男性患者为38例(59.4%)，女性为26例(40.6%)；年龄为18～61岁，平均为39.1岁。64例患者均为第1次接受HSCT。②T1～T4时间点，患者PHQ-15得分依次为(3.6±2.6)、(13.8±5.5)、(12.3±5.8)及(8.6±5.2)分；HEI得分依次为(4.1±4.1)、(10.0±5.7)、(8.5±5.2)及(6.3±4.7)分。上述不同时间点，患者HEI得分与PHQ-15得分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173.716， P＝0.000； F＝175.060， P＝0.000)。③T1时间点，接受不同HSCT类型患者的躯体症状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688， P＝0.035)；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疾病类型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发生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486， P＝0.033； χ2＝10.127， P＝0.038； χ2＝6.574， P＝0.037)。T2时间点，不同文化程度与HSCT类型的患者不良心理情绪发生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8.018， P＝0.001； χ2＝6.112， P＝0.047)。T3时间点，不同婚姻状况、造血干细胞来源与HSCT类型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发生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579， P＝0.031； χ2＝6.087， P＝0.048； χ2＝8.304， P＝0.016)；T4时间点，不同文化程度、疾病类型与HSCT类型患者的躯体症状发生率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2.598， P＝0.013； χ2＝7.537， P＝0.023； χ2＝6.855， P＝0.032)；不同文化程度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发生率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χ2＝15.596， P＝0.004)。 结论:血液系统疾病患者接受HSCT前、后心理情绪与躯体症状得分，随时间呈现出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上述不同时间点其心理情绪与躯体症状发生率受到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疾病类型及不同造血干细胞来源与HSCT类型的影响。临床护理实践，应关注患者HSCT期间，尤其是预处理期的心理情绪与躯体症状，并采取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

目的:了解某医院病理科医技人员接触二甲苯、甲醛情况及防护现状，为预防职业病发生提供参考。方法:于2019年7至10月，选择江西省某三甲医院病理科作业场所和52名医技人员作为调查对象，调查病理科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分布、工程防护措施及个人防护用品等情况，并对工作场所甲醛、二甲苯及排风设施控制风速进行检测和统计学分析。结果:二甲苯和甲醛的检出率为82.1%（23/28），各作业点二甲苯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2个取材岗的甲醛检测结果超标，超标率为14.3%（2/14），各侧局部吸风装置及通风柜控制风速均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结论:应加强医院病理科对职业病危害的预防与控制工作，预防医技人员职业病发生。

本研究通过对海口市社区高血压高危人群进行干预，探讨互联网+膳食自我管理干预技术对高血压高危人群的血压控制效果，为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的防治提供参考。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于2021年7至12月期间在海口市15个社区招募295名高血压高危人群，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15个社区随机分为空白组、传统组和互联网+组3个组。空白组即课题组不采取特殊的干预措施组（99名），所在社区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之健康教育服务规范》进行常规干预；传统组（95名）在空白组的基础上，由课题组额外采取举办讲座和分发科普书籍等传统方式进行干预；互联网+组（101名）在传统组的干预基础上额外采取互联网手段进行干预。于6个月后对其进行一般状况调查、实验室生化检查和体格测量。采用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干预前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干预后组间比较用协方差分析，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调整法；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区间）即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组间的两两比较使用k样本Kruskal-Wallis单因素ANOVA法。用构成比或率描述计数资料，在干预前组间均衡可比的前提下，干预后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调整法。结果显示，共纳入295名调查对象，其中男性占35.6%（105名），女性占64.4%（190名）；年龄范围为55~74岁、（64.69±5.73）岁；95.6%（282名）为已婚。三组调查对象入组时在性别、年龄、家族史、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态、饮酒习惯、规律运动、膳食情况、SBP（收缩压）、DBP（舒张压）、脉压差、BMI（身体质量指数）、叶酸、24 h尿钠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干预后饮酒率表现为互联网+组（29名，28.7%）<传统组（47名，49.5%）<空白组（66名，66.7%）（ χ2=28.948， P<0.001）；规律运动率表现为互联网+组（37名，36.6%）高于传统组（18名，18.9%）和空白组（16名，16.2%）（ χ2=13.476， P=0.001）。干预后，与空白组参与者相比，互联网+组参与者的能量、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钠和叶酸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与传统组参与者相比，互联网+组参与者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干预后互联网+组［SBP：（128.95±6.55）mmHg，DBP：（79.88±5.75）mmHg］和传统组的的血压水平［SBP：（129.63±8.41）mmHg，DBP：（79.77±7.73）mmHg］均低于空白组［SBP：（132.93±8.41）mmHg，DBP：（82.42±7.76）mmHg］（SBP： F=9.417， P<0.001；DBP： F=6.967， P=0.001），而互联网+组的24 h尿钠水平（143.63±38.58）mmol/24 h低于传统组（163.31±35.67）mmol/24 h和空白组（154.14±35.52）mmol/24 h（ F=11.509， P<0.001）。综上，和传统干预方式相比，“互联网+膳食自我管理干预”模式更可能促进高血压高危人群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有效改善血压与24 h尿钠水平，利于CVD预防。

目的:了解重庆市尘肺病患者两周内门诊服务利用情况及特点，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20年10月至2022年10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选取1 771名符合纳入标准的尘肺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基本情况、两周内门诊服务利用情况、因尘肺病相关症状治疗情况、医疗服务机构选择情况等进行问卷调查，用χ 2检验和logistic回归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1 771例尘肺病患者均为男性，平均年龄（56.1±10.19）岁，两周内门诊就诊尘肺病患者中，年龄41~50岁患者占40.0%（204/510）；农村患者占87.8%（448/510）；矽肺患者占65.1%（332/510），贰期患者占37.5%（191/510），诊断尘肺后未继续从事接尘工作患者占75.1%（383/510），工作时从来没有工伤保险患者占57.1%（291/510）。获得尘肺相关救助和有低保患者两周内门诊率分别为17.6%（90/510）和12.5%（64/510），患者自我健康评分为3分（41~60/中等）者占59.1%（301/510），有并发症、有尘肺病相关症状加重和一年内有住院史的患者分别占97.8%（499/510）、78.8%（402/510）和76.5%（390/510）。患者自我健康评分平均得分（52.9±16.2）分；28.2%的患者购买过工伤保险；两周内进行治疗患者1 204例，门诊就诊者42.2%，住院治疗者20.7%，自己买药者36.9%，患者不同治疗方式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7.53， P<0.01）；不同居住地患者选择到不同医疗机构就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3.97， P<0.05）；患者尘肺病期别、有无并发症、有无工伤保险、自我健康评分、近一年是否住过院等是影响尘肺病患者门诊就诊的重要因素。 结论:尘肺病患者门诊利用情况受人口社会学、社会支持、疾病特征多因素的影响，应加强基层卫生机构的职业病医疗服务质量，让尘肺病患者能获得便利有效的治疗；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支持体系，减轻尘肺病患者疾病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