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生长抑素联合血必净治疗急性胆囊炎(AC)及对患者肝功能、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方法 选择2022年1～12月于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治疗的AC患者126例,依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63例.对照组行常规对症治疗+生长抑素治疗,试验组行常规对症治疗+生长抑素+血必净治疗.观察两组患者临床体征改变指标;治疗前、后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Hs-CRP)、降钙素原(PCT)、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炎症因子水平;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总胆红素(TBIL)、谷草转氨酶(AST)及前清蛋白(PA)等肝功能指标水平;不良反应及3个月内复发率情况.结果 试验组恶心呕吐消失时间、体温恢复正常时间、腹痛消失时间、饮食恢复正常时间均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试验组血清Hs-CRP、PCT、TNF-α及ALT、TBIL、AST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A水平高于对照组,且治疗前后各指标差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治疗后3个月内,试验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生长抑素、血必净联合治疗AC可降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保护肝功能,促进患者康复,疗效显著,复发率低,安全可靠.

支气管转移瘤(endotracheal/endobronchial metastases,EEM)是指由肺部以外的恶性肿瘤转移至中央支气管及亚段支气管,并在纤维支气管镜下可见的肿瘤,约占气管肿瘤的1.1％[1],临床上极为罕见.支气管部位的肿瘤可导致中心气道狭窄,如治疗不及时,可因阻塞严重或破裂出血导致窒息,严重者可能导致死亡[2].目前临床针对大咯血患者采用的主要方法有支气管动脉栓塞术(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BAE)、支气管镜腔内治疗以及外科手术[3].

乳腺癌发病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首位[1].远处转移是影响乳腺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2].早期发现转移灶并积极治疗,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大意义[3].资料显示,乳腺癌常见转移至肝、骨、肺等部位,少见生殖器官转移,子宫内膜转移更是极为罕见,故临床易忽视乳腺癌子宫内膜转移,致使误诊为原发癌或其他部位转移癌,影响临床治疗[4].本文通过报道1例乳腺癌子宫内膜转移误诊为宫颈管腺癌的临床诊断过程,以期为乳腺癌子宫内膜转移的临床诊断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炎调方对老年急性胆囊炎(AC)行经皮经肝胆囊穿刺置管引流术(PTGD)后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随机、单盲、安慰剂对照临床研究方法.纳入72例老年AC行PTGD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36例.PTGD后所有患者均给予常规干预,在此基础上,对照组患者予以炎调方安慰剂口服治疗,治疗组患者予以炎调方口服治疗,治疗周期为4周.治疗前后检测并比较两组患者的炎症反应指标[包括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白介素(IL)-6]、肝功能指标[包括总胆红素(TBI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碱性磷酸酶(ALP)、谷氨酰转肽酶(GGT)、凝血酶原时间(PT)]水平,比较两组患者的中医临床症状总积分.结果:试验过程中,对照组4例患者被剔除,治疗组6例患者被剔除,最终纳入统计分析者对照组32例、治疗组30例.①治疗后,两组患者的WBC、N％、CRP、PCT、IL-6水平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P＜0.05),且治疗组患者的CRP、PCT、IL-6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②治疗后,两组患者的TBIL、PT水平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P＜0.05),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治疗后,两组患者的中医临床症状总积分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P＜0.01),且治疗组患者的总积分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老年AC患者PTGD后使用炎调方内服有助于进一步减轻胆囊穿刺后的炎症反应、改善临床症状,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 研究肠道异常代谢产物通过肝肠轴如何影响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发生,并加剧急性肝衰竭进展.方法 对乙酰氨基酚诱导小鼠急性肝衰竭(acute liver failure,ALF)模型,以明确疾病状态与肝内中性粒细胞浸润及与中性粒细胞胞外捕获网(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s)的内在关联.非靶向代谢组学系统分析肠道黏膜中代谢产物的异同,识别促发肝脏NETs的关键代谢物.在此基础上,利用抗体芯片探讨ALF进展中细胞因子与NETs的可能联系,最终聚焦并通过流式细胞及免疫荧光等方法,阐明NETs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及炎症因子介导的促疾病进展效应.结果 对乙酰氨基酚诱导ALF小鼠模型肝脏内有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及NETs的形成.肠黏膜代谢产物的分析显示,LTD4含量显著上升,破坏了肠黏膜的屏障功能.导致内毒素和LTD4向肝脏的转移,促进NETs的形成.对肝脏细胞因子的分析表明,NETs可通过调节巨噬细胞的M1型极化,介导促炎因子的进一步释放.结论 ALF发生时,肝脏内浸润的大量中性粒细胞会被肠道中异位到肝脏的异常代谢产物刺激从而形成NETs,形成的NETs可以调节巨噬细胞的分化,进一步加剧ALF中的炎症效应.

原发性卵巢类癌是一种罕见的神经内分泌肿瘤,大多数患者无特异性表现,诊断主要依靠组织病理学检查.现报告1例原发性卵巢非典型类癌,患者因腹围增加2年、发现盆腔巨大肿物3d就诊,盆腔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提示腹、盆腔内巨大囊实性异常强化肿物,肝脏及右侧腹膜后异常强化结节及软组织肿物,予以卵巢恶性肿瘤全面分期术+肝脏表面活检术,根据术后病理检查结果诊断为卵巢非典型类癌Ⅳ期(G2T3cN1bM1b)合并肝转移、腹膜后转移,术后化疗6个周期,术后1年余复发.结合此病例讨论并复习相关文献,总结原发性卵巢类癌的临床特点、组织病理学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原发性卵巢类癌的认识,为此类疾病的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目的:建立个体化预测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EGVB）患者不良预后的列线图模型并验证其效能，为EGVB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8年12月浙江省医疗健康集团杭州医院收治的389例肝硬化EGVB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随访3年，其中预后不良232例（预后不良组），预后良好157例（预后良好组）。比较两组患者入院时的一般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影响肝硬化EGVB患者不良预后因素的最佳截断值，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EGVB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R语言软件4.0"rms"包建立预测肝硬化EGVB患者不良预后的列线图模型，采用校正曲线对列线图模型进行内部验证，决策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预后不良组年龄、腹水率、肝表面粗糙率、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MELD评分）、Child-Turcotte-Pugh评分（CTP评分）、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和总胆红素（TBIL）明显高于预后良好组[（62.48 ± 6.21）岁比（58.71 ± 5.93）岁、51.29%（119/232）比35.03%（55/157）、60.78%（141/232）比42.03%（66/157）、（13.89 ± 1.93）分比（11.32 ± 1.69）分、（8.93 ± 0.77）分比（7.46 ± 0.63）分、（37.73 ± 5.21）U/L比（32.13 ± 5.03）U/L、（64.19 ± 11.31）U/L比（57.36 ± 10.29）U/L、1.73 ± 0.41比1.61 ± 0.39和（24.31 ± 2.63）μmol/L比（19.86 ± 2.17）μmol/L]，白蛋白、血红蛋白和血钠明显低于预后良好组[（36.21 ± 4.51）g/L比（39.12 ± 4.96）g/L、（86.31 ± 8.27）g/L比（92.28 ± 9.67）g/L和（136.58 ± 18.24）mmol/L比（141.21 ± 19.26）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年龄、MELD评分、CTP评分、白蛋白、ALT、AST、血红蛋白、INR、TBIL和血钠预测肝硬化EGVB患者不良预后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55岁、14.20分、9.30分、35 g/L、38 U/L、67 U/L、88 g/L、1.90、25 μmol/L和135 mmol/L。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5岁、腹水、MELD评分≥14.20分、CTP评分≥9.30分、白蛋白<35 g/L以及INR≥1.90是肝硬化EGVB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HR = 1.528、1.439、1.637、1.795、1.521和1.596，95% CI 1.165~1.891、1.088~1.790、1.308~1.966、1.385~2.205、1.262~1.780和1.259~1.933， P<0.05或<0.01）。整合影响肝硬化EGVB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其预测效能较好（C-index为0.839，95% CI 0.781~0.948）。列线图模型预测肝硬化EGVB患者不良预后的校正曲线结果显示，实际曲线趋近于理想曲线；当高风险阈值>0.02时，列线图模型预测肝硬化EGVB患者不良预后时可提供明显的额外临床净收益，且其提供的临床净收益高于单个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基于年龄、腹水、MELD评分、CTP评分、白蛋白和INR等影响肝硬化EGVB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所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在筛选与识别肝硬化EGVB患者不良预后方面具有较大的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蔡氏套管器在胃肠道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经术前病理检查确诊为结直肠癌或胃癌，或术前钡灌肠造影提示乙状结肠冗长或横结肠冗长；（2）具备传统腹腔镜手术的适应证；（3）体质指数<30 kg/m 2（经肛门手术）和35 kg/m 2（经阴道手术）；（4）女性患者经阴道取标本者无阴道狭窄或粘连；（5）结肠冗长症患者年龄为18~70岁，具有顽固性便秘病史且病程10年以上者。排除标准：（1）合并肠穿孔、梗阻的结直肠癌，或合并胃穿孔、胃出血、幽门梗阻的胃癌；（2）合并肺、骨远处转移或无法同期切除的肝转移；（3）有腹部大手术史或存在肠粘连；（4）临床资料不完整者。按照上述标准，2014年1月至2022年10月期间，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胃肠外科应用蔡氏套管器行NOSES手术共治疗209例胃肠肿瘤和25例结肠冗长症患者，其中中低位直肠癌14例，行外翻拖出式NOSES直肠癌根治术；左结直肠癌171例，行NOSES左半结肠癌根治术；右结肠癌12例，行NOSES右半结肠癌根治术；胃癌12例，行NOSES系统性胃系膜切除术；结肠冗长症25例，行NOSES结肠次全切除术。均采用自制免辅助切口肛门套管器——蔡氏套管器（中国发明专利号：ZL201410168748.2）取标本。主要观察指标为术后1年无复发生存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全组234例患者中，男性116例，女性118例；年龄（56.6±10.9）岁。所有患者均顺利施行NOSES手术，无中转开腹者，无手术相关死亡者。术后环周切缘阴性率为98.8%（169/171），仅2 例阳性，均为左结直肠癌组患者。术后37例（15.8%）患者出现并发症，其中出现吻合口漏11例（4.7%），吻合口出血3例（1.3%），腹腔内出血2例（0.9%），腹腔感染4例（1.7%），肺部感染8例（3.4%）。术后再手术7例（3.0%），均为吻合口漏后行回肠造口术。术后30 d内总再入院率为0.9%（2/234）。随访（18.3±3.6）个月，1年无复发生存率为94.7%。209例胃肠肿瘤患者有5例（2.4%）局部复发，均为吻合口复发；16例（7.7%）远处转移，其中肝转移8例，肺转移6例，骨转移2例。结论:蔡氏套管器辅助的NOSES手术在胃肠道肿瘤根治术及结肠冗长症行结肠次全切除术中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目的:评价早期胃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非治愈性切除后追加外科手术的临床意义。方法:2014年1月—2020年1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行ESD治疗，术后病理结果为非治愈性切除的69例早期胃癌病例纳入回顾性观察，依据真实世界里后续是否追加外科手术分为追加手术组（ n=12）和随访组（ n=57）。主要观察临床和病理资料的组间差异，追加手术组的外科手术情况，2组三年无复发和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影响随访组三年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与随访组比较，追加手术组的黏膜下层浸润率［66.7%（8/12）比21.1%（12/57）， χ 2=7.927， P=0.005］、脉管侵犯率［33.3%（4/12）比1.8%（1/57）， P=0.003］和神经侵犯率［16.7%（2/12）比0.0%（0/57）， P=0.028］更高。追加手术组追加外科手术距ESD手术的间隔时间为18.5 d（7～55 d），外科手术用时（286.4±85.9）min，清扫淋巴结（25.6±7.4）枚，4例（33.3%）有肿瘤残留，4例（33.3%）发生术后并发症（均经保守治疗好转后出院），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有1例于外科手术后17个月发生肝转移，手术后22个月因胃癌肝转移死亡，1例外科手术后22个月因非肿瘤原因死亡，三年无复发生存率和三年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分别为91.7%（11/12）和91.7%（11/12）。随访组三年无复发生存率和三年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分别为87.7%（50/57）和100.0%（57/57）。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肿瘤长径≥2 cm是影响随访组患者三年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37， HR=15.595，95% CI：1.181～205.952）。 结论:对于ESD非治愈性切除的早期胃癌患者，追加外科手术或密切随访均是安全可行的后续治疗策略，临床医师应根据患者的内镜手术病理结果，结合患者的身体状况和手术意愿进行合理选择；而对于原发肿瘤长径≥2 cm者，建议积极追加外科手术治疗。

目的:探讨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水平对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发病风险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6年7月至2007年12月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总医院(26 980例)、开滦林西医院(18 306例)、开滦赵各庄医院(14 469例)、开滦唐家庄医院(4 389例)、开滦范各庄医院(4 561例)、开滦荆各庄医院(7 623例)、开滦吕家坨医院(4 249例)、开滦林南仓医院(3 136例)、开滦钱家营医院(6 356例)、开滦马家沟医院(2 319例)、开滦医院分院(3 392例)行健康体检的95 780例受试者的体检资料，其中男76 491例，女19 289例；年龄为(51±11)岁，年龄范围为18～98岁。依据ALT三分位水平将受试者分为3组：T1组31 859例(ALT<14.7 U/L)，T2组30 627例(14.7 U/L≤ALT<22.0 U/L)，T3组33 294例(ALT≥22.0 U/L)。由固定医师团队于2006、2008、2010、2012、2014年在相同地点按相同健康体检顺序对受试者进行体检，收集流行病学调查内容、人体测量学及实验室检查指标。观察指标：(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2)受试者随访和肝癌的发病情况。(3)影响受试者新发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4)ALT对肝癌模型预测价值的比较。采用健康体检的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为肝癌新发病情况和患者生存情况。以2006年首次健康体检时间作为随访起始时间，随访终止事件为发生肝癌、失访、死亡。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和(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累积发病率，累积发病率的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进行检验。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RCS)计算连续变化的ALT和肝癌发病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而后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不同ALT水平分组影响肝癌发病的风险比( HR)和95%可信区间。使用似然比检验和赤池信息量准则(AIC)计算ALT对于肝癌预测模型拟合情况的影响。使用C-统计量计算不同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T1组受试者男性、年龄、收缩压、舒张压、腰围、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分别为23 516例、(53±14)岁、(130±21)mmHg(1 mmHg＝0.133 kPa)、(82±12)mmHg、(85±10)cm、(24±3)kg/m 2、(4.9±1.1)mmol/L、1.11mmol/L(0.79～1.63 mmol/L)、(5.4±1.6)mmol/L、(1.5±0.4)mmol/L、(2.3±1.0)mmol/L、478例、12 758例、2 482例、15例、5 899例、1 071例、9 553例、5 434例、5 210例；T2组受试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4 886例、(52±12)岁、(132±21)mmHg、(84±12)mmHg、(87±10)cm、(25±3)kg/m 2、(4.9±1.2)mmol/L、1.27 mmol/L(0.91～1.90 mmol/L)、(5.5±1.7)mmol/L、(1.6±0.4)mmol/L、(2.4±0.9)mmol/L、744例、13 884例、2 677例、13例、9 365例、981例、8 935例、5 216例、5 023例；T3组受试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8 089例、(50±12)岁、(132±21)mmHg、(85±12)mmHg、(89±10)cm、(26±3)kg/m 2、(5.0±1.2)mmol/L、1.45 mmol/L(1.02～2.28 mmol/L)、(5.6±1.8)mmol/L、(1.6±0.4)mmol/L、(2.3±0.9)mmol/L、1 416例、15 471例、3 583例、70例、15 277例、1 350例、10 514例、6 184例、4 447例；3组受试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 181.88， F＝350.52、148.39、417.75、948.63、1 917.20、111.60, χ2＝3 747.25， F＝133.78、18.17、14.45, χ2＝478.33、306.60、181.38、58.19、5 649.18、38.82、45.69、35.11、152.64， P<0.05)。(2)受试者随访和肝癌的发病情况：95 780例受试者随访时间为9.05年(8.75～9.22年)，共有新发肝癌351例，肝癌总发病密度为3.39/10 000人年，女性肝癌发病率为1.11/10 000人年，男性肝癌发病率为3.97/10 000人年。T1组、T2组、T3组肝癌的发病密度分别为2.09/10 000人年、2.54/10 000人年和5.42/10 000人年。T1组、T2组、T3组受试者的肝癌累积发病率分别为2.47‰、3.10‰和6.11‰，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3.50， P<0.05)。(3)影响受试者新发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校正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后，与T1组比较，T3组新发肝癌的风险增加( HR＝1.87，95%可信区间为1.40～2.49， P<0.05)。RCS结果显示：ALT与肝癌的发病风险呈非线性相关，且曲线呈上升趋势(RCS_S1_ χ2＝7.21， P<0.05)。(4)ALT对肝癌模型预测价值的比较：建立多因素模型，将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因素共同带入模型中，计算此模型的C统计量、-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0.791、6 313.30和6 345.30。将ALT三分位数分组带入模型中，以T1组为对照组计算此时模型的C统计量、-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0.792、6 300.48和6 328.48。多因素＋Fbg模型的C统计量和AIC数值降低，与多因素模型的-2Log L值的差值为12.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82， P<0.05)。 结论:ALT是肝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建立肝癌预测模型或评估肝癌发病风险时，ALT可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