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62岁，因全身泛发性红色结节伴瘙痒7年于2020年10月27日就诊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2013年初无明显诱因躯干、四肢起皮疹伴瘙痒，当地按"湿疹"治疗稍有好转。2013年7月中旬被蜈蚣咬伤右下肢并出现皮肤红肿，在当地医院诊治后红肿消退。但之后不久再次无明显诱因躯干、四肢出现多发甲盖大小的水肿性红斑及黄豆大小红色结节，伴剧烈瘙痒，多次在外院皮肤科就诊，诊断为"结节性痒疹"。期间曾行"中医放血"治疗，病情仍持续发展，结节逐渐增多增大，瘙痒明显。既往体健，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否认起水疱病史。幼时务农，曾接触农田周围水源，有疫水接触史。

患者男，58岁，2022年2月因“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反复绞痛4 d”来本院治疗。既往有肝吸虫及胆囊炎病史十余年。实验室检查：AFP 1 599 μg/L，PIVKA-Ⅱ 27 mAU/L。上腹部增强CT：肝右后叶下段混杂密度占位，不排除肝细胞癌（图1）；右后叶上段类圆形稍低密度灶，不排除转移瘤（图2）。胸部CT：右肺下叶实性结节，大小约3 mm。初步评估患者Child-Pugh评分A级，无绝对手术禁忌，患者接受了右半肝切除术+胆囊切除术。术后病理：被切除的肝脏组织包含2个结节，其中较大者体积为11 cm×10 cm×3.5 cm，质软，另一较小结节大小为1 cm×0.9 cm×0.5 cm，质地较韧。大结节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肿瘤细胞突触素（Syn）及CD56阳性，嗜铬粒蛋白A（CgA）及AFP等阴性，核增殖抗原（Ki-67）指数>80％，考虑该肿物性质符合神经内分泌癌，甲状腺转录因子-1阳性表明该肿瘤由肺转移的可能性不大，根据影像学表现及术中所见考虑为肝神经内分泌癌（PHNET）（图3）。小结节HE染色可见癌组织呈腺样分布（图4），免疫组织化学染色CK7表达阳性，符合胆管癌表现。行基因检测，大结节检测到TP53基因变异，小结节检测到CDKN2A基因发生移码突变。患者出院25 d后返院复查，AFP水平明显下降（6.3 μg/L），PIVKA-Ⅱ 20.6 mAU/L，AST、ALT、胆红素等指标均正常。复查上腹部CT及MRI未见明显复发。由于患者同时存在PHNET和胆管癌，笔者采用静脉输注依托泊苷0.3 g+顺铂120 mg，同时口服索凡替尼300 mg。依托泊苷分3 d完成，每天通过静脉输注0.1 g，第一次疗程因患者无法耐受，第2天及第3天未输依托泊苷。后患者每隔1个月返院行化疗，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检查均未见明显复发。至2022年9月患者返院复查，上腹CT示术区类圆形稍低密度灶，考虑复发（图5），行CT引导下肝脏活组织检查病理示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CK19（+）、CgA（-）、Ki-67>90％，CD56仍呈阳性。住院期间行CT引导下肝脏肿物射频消融术。1个月后患者返院复查，行PET/CT示右侧心膈角及腹腔内可见肿大淋巴结及转移灶（图6），肝右叶消融病灶边缘代谢稍活跃，综合考虑后行射频消融及卡瑞利珠单抗200 mg免疫治疗。2023年2月患者因上腹胀痛不适行CT平扫，可见肝区一巨大肿块（图7），行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术中灌注重组人5型腺病毒1 ml+雷替曲塞2 ml+洛铂30 mg，同时继续静脉滴注卡瑞利珠行免疫治疗及加用白蛋白-紫杉醇200 mg，每3~4周1次。1个月后患者返院复查，CT见肿物无明显缩小，经与肿瘤科医师讨论后决定加用口服安罗替尼12 mg，每日1次。2023年5月患者返院复查，CT图像上可见肿瘤明显缩小（图8），且综合治疗期间无明显不适，上腹胀痛症状明显缓解，考虑肿瘤对综合治疗方案敏感，继续规律接受免疫治疗。患者最后1次复查是在2023年6月，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AFP 10.4 μg/L，PIVKA-Ⅱ 34.02 mAU/ml，针对先前右肝可疑复发灶行CT引导下射频消融术，1 d后行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无不适后出院。

肝内胆管癌发病率仅次于肝细胞癌位列原发性肝癌第二位，近20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特别东南亚国家呈倍增的态势。肝内胆管癌的致病因素主要包括肝内胆管结石、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肝吸虫病等，近年来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亦被发现为肝内胆管癌发生的重要病因。本文就乙型病毒性肝炎相关肝内胆管癌潜在发病机制进行综述。

目的:探索可以简便锁定可疑华支睾吸虫感染者并帮助其确诊的方法。方法:对可疑华支睾吸虫感染者，首先检测血清肝吸虫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抗体阳性者，再行粪便查虫卵；粪便虫卵阴性者，则建议行胃镜引导下十二指肠液引流术，从引流液中查找虫卵。结果:符合条件者126例，年龄(54.14±13.33)岁(24~87岁)。引流液虫卵阳性83例，占65.87%(83/126)，其中男53例，年龄(55.91±11.47)岁(30~86岁)；女30例，年龄(55.87±13.85)岁(30~87岁)，男女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126例的置管时间(T1)(3.79±1.45)min，引流时间(T2)(31.39±14.29)min，T1和T2分别在阳性组与阴性组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引流液虫卵检出率由高至低分别是肝内胆管液(76例，91.57%)、胆囊液(68例，81.93%)、胆总管液(63例，75.90%)。术中和术后无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联合应用血清肝吸虫抗体检测和胃镜引导下十二指肠液引流术可有效提高华支睾吸虫病的检出率。

目的:总结寄生虫病儿童的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增多的特点。方法:收集2002年6月至2020年6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确诊为寄生虫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寄生虫感染后外周血EOS的变化特点。结果:1．共确诊儿童寄生虫病37例。其中男25例，女12例；年龄10个月～12岁7个月，中位年龄5岁3个月。2.在37例患儿中外周血EOS绝对计数增多32例(86.49%)，范围为(0.55～43.80)×10 9/L，其中轻度增多6例(18.75%)、中度增多8例(25.00%)、重度增多18例(56.25%)。3.不同虫种外周血EOS增多情况：肺吸虫感染16例(50.00%)，肝吸虫感染4例(12.50%)，混合感染3例(9.38%)，血吸虫、裂头蚴、包虫、囊虫感染各2例(均占6.25%)，蛔虫感染1例(3.13%)。不同种类寄生虫感染外周血EOS增高程度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isher′ s值为17.97， P＝0.01)。4.不同系统受累外周血EOS增多情况：呼吸系统18例(48.65%)、消化系统13例(35.14%)、皮肤7例(18.92%)、中枢神经系统5例(13.51%)、循环系统3例(8.11%)、其他2例(5.41%)。5.无EOS增多5例寄生虫感染分别为人芽囊原虫2例，裂头蚴和囊虫混合感染、囊虫、旋毛虫感染各1例。不同系统受累后外周血EOS增多情况虽然不同，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isher′ s值为7.37， P＝0.06)。 结论:外周血EOS增多是儿童寄生虫病的常见现象，增高的严重程度与感染寄生虫种类相关，与系统受累的部位无相关性。

目的:探讨混合型肝细胞-胆管细胞癌（cHCC-CC）的病理形态特征及病理分型与预后的相关性。方法:收集2007年1月至2021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30例cHCC-CC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Goodman标准及第5版世界卫生组织（WHO）消化系统肿瘤分类分别对组织形态学进行分型，并分析其与预后的关系。结果:30例患者中其中男28例，女2例，平均年龄50.4（31~72）岁。Goodman分型：Ⅰ型（即碰撞型肿瘤）9例，HCC与CC相邻而生，随生长碰撞融合；Ⅱ型（移行型肿瘤）21例，HCC与CC混杂生长于同一瘤体内，两者间见移行过渡。依据2019年第5版消化系统肿瘤WHO分类，cHCC-CC 25例，cHCC-CC-中间细胞癌5例。30例患者21例伴肝硬化，1例伴肝吸虫，23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9例免疫组化巢蛋白（Nestin）阳性，66.7%死亡（6/9），33.3（3/9）仅存活6个月。1年复发肝切除术率3.9%，原位肝移植术50%。复发后肝叶切除术比肝移植术总体生存期长（1年复发率和生存率为8.3%和66.6%，5年生存率33.3%（3/9）。复发率虽较低，但大多数患者（8/12）在移植术后半年到2年内，因肿瘤转移等脏器并发症而死亡。结论:cHCC-CC术前诊断困难，确诊依赖组织病理学形态及免疫组化标记，Nestin可能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肝切除术为更佳的外科治疗策略。

报道1例肝吸虫感染合并肝内胆管细胞癌病例诊疗情况,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肝吸虫的认识,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参考.回顾性分析暨南大学附属广州红十字会医院2021年3月15日收治1例肝吸虫感染合并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资料.患者,男,55岁,自述腹胀、纳差2月余,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史多年,10余年前开始嗜食生鱼片.入院后体检:上腹部剑突下可触及8 cm×8 cm实性包块,表面不平,质地稍硬,活动度差,压痛阳性.实验室检查:粪便常规查见肝吸虫卵,肝吸虫IgG抗体阳性.结合腹部超声、腹部平扫+增强CT等影像学检查后诊断为"肝内胆管细胞癌肝内多发转移",患者肝功能较差,暂不予应用吡喹酮,改用阿苯达唑10 mg/(kg·d),每天一次,连用7d.出院后 1个月再次入院,粪便常规未查见肝吸虫卵.出院12个月后随访,患者死于肝功能衰竭.肝吸虫感染严重病例较少见,高危人群感染后比较严重,尤其是发展到肝内胆管细胞癌.临床医生应当提高对肝吸虫及所引起感染的认识,尽早发现肝吸虫,予以对症治疗,及早诊断和治疗对于改善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

目的 调查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农村居民肠道寄生虫感染现状.方法 2021年11月19-26日在柳州市柳南区流山镇、洛满镇、南环街道和太阳村镇4个乡镇各随机抽取1个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3岁以上常住居民进行调查,共纳入1 039人.采集调查对象粪便样本(＞30g),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进行镜检,每份标本镜检2次,镜检虫种包括蛔虫、钩虫、鞭虫、蛲虫、带绦虫和肝吸虫,对3～＜10岁儿童加做蛲虫卵检测(透明胶纸肛拭法).结果 1 039名调查对象中,检出肠道寄生虫感染者8例,其中钩虫5例,蛲虫3例,无混合感染情况,总感染率为0.77％(8/1 039),各调查点感染率在0.48％～0.98％之间.不同调查点、不同性别间寄生虫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钩虫感染主要在40～＜70岁人群,以60～＜70岁感染率最高为1.22％.结论 柳州市柳南区农村居民肠道寄生虫感染较低,各种致病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目的:利用转录组学数据探索肝细胞癌(HCC)合并肝吸虫病的分子机制与免疫环境特征.方法:收集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手术切除的6例HCC患者(其中3例合并肝吸虫病,3例未合并肝吸虫病)的癌组织及其癌旁组织样本,进行转录组测序.比较合并与未合并肝吸虫病的HCC患者的基因表达谱,使用"Limma"包鉴定差异表达基因,并对这些基因进行功能富集(GO)分析以确定所涉及的生物学通路.使用Cibersort算法对HCC患者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浸润模式进行精确量化,并构建蛋白—蛋白相互作用(PPI)网络,揭示这些差异表达基因之间的潜在相互作用和信号传导机制.结果:从合并肝吸虫病患者中鉴定出131个差异表达基因以及31个枢纽基因,它们均与代谢和炎症信号通路相关.免疫分析显示,HCC合并肝吸虫病患者肿瘤组织中静息的记忆CD4+T细胞浸润上调.结论:代谢途径的重编程、炎症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以及免疫微环境的改变可能共同构成了肝吸虫感染背景下HCC患者预后较差的潜在生物学基础.

目的 了解云南省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现状及流行趋势,为制定土源性线虫病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6-2022年,按照《全国肝吸虫病和土源性线虫病监测方案(试行)》要求,在云南省各州(市)至少抽取1个县(市、区)设立土源性线虫病监测点,各监测点根据地理方位划分为5个片区(东、西、南、北、中),每个片区随机抽取1个乡(镇)的1个行政村开展监测,以3周岁及以上本地常住居民为监测对象,每个行政村整群抽取监测对象不少于200人,每个监测点监测人数不少于1 000人.采集监测对象的粪样(约30 g),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Kato-Katz法,一粪两检)检测土源性线虫(钩虫、蛔虫、鞭虫和蛲虫)虫卵,计算感染率和感染度.钩虫卵阳性者粪便采用试管滤纸培养法鉴别钩虫虫种,3～9岁儿童加做透明胶纸肛拭法检测蛲虫感染情况.感染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结果 2016-2022年在云南省共设立71个监测点,监测108 221人,检出土源性线虫感染7 475例,总感染率为6.91％(7 475/108 221),其中钩虫、蛔虫、鞭虫和蛲虫的感染率分别为 3.75％(4 056/108 221)、1.68％(1 817/108 221)、2.23％(2 408/108 221)和 0.11％(121/108 221).试管滤纸培养法培养出钩蚴1 288份,其中美洲钩虫感染1 199份,十二指肠钩虫感染79份,两者混合感染10份.2016-2022年,云南省各年度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分别为12.03％(1 606/13 350)、8.67％(1317/15 195)、7.10％(1 095/15 425)、5.37％(897/16 693)、5.83％(969/16 617)、5.77％(922/15 967)和 4.47％(669/14 974),各年份间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80.360,P＜0.01).检测的16个州(市)中,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最高为西双版纳州(26.21％,1 312/5 006),最低为丽江市(0.15％,6/4 041),不同州(市)间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 081.151,P＜0.01).女性和男性的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分别为7.40％(4 276/57 812)和6.35％(3 199/50 409)(x2=46.198,P＜0.01).不同人群的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中,年龄分布以10～19岁年龄组最高(8.56％,1 249/14 592),民族分布以布朗族最高(30.20％,778/2 576),职业分布以学生最高(7.96％,1 638/20 588),文化程度分布以文盲和半文盲人群最高(10.06％,1 078/10 719);不同年龄、民族、职业和文化程度间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139.432、8 546.389、324.218、833.291,均P＜0.01).结论 2016-2022年云南省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呈下降趋势,但部分地区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应继续加强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农民、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土源性线虫病综合防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