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道癌(BTCs)是一类起源于肝内外胆道上皮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由于其高侵袭性和高复发率的特点,总体来说,预后较差.根治性手术是BTCs的首选治疗方案,但只有一小部分患者符合手术治疗的条件,且根治性手术治疗效果取决于原发肿瘤的解剖部位、病理分期等因素.此外,部分特定类型不适合行根治性手术的肝内胆管癌(iCCA)患者,可选择肝脏移植手术进行治疗.对于某些晚期且不具备手术指征的BTCs患者,放化疗、靶向和免疫治疗成为其最主要的治疗选择.就BTCs近年来的最新治疗进展进行综述,根据BTCs的解剖亚型和进展的基因驱动因素对患者进行分层,并比较了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为BTCs患者制定个体化诊疗方案提供有力依据.

先天性胆管囊肿这一胆管畸形病变会导致胆管系统长期处于炎症状态，因此患者并发胆管结石、囊肿癌变的风险较高。外科手术是治愈先天性胆管囊肿的唯一治疗手段，其治疗要点是尽可能彻底切除囊肿病灶以及彻底实现"胆胰分流"。非规范化的外科手术治疗会给患者带来胆肠吻合口狭窄、残余胆管囊肿甚至囊肿癌变等难以处理的术后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威胁患者生命。笔者团队基于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先天性胆管囊肿大样本回顾性研究结果，围绕先天性胆管囊肿的病理解剖学特点，提出一种新的分型系统，将胆管囊肿分为"三类五型"，即肝外胆管囊肿肝门型、主干型、末端型；中央型胆管囊肿；肝内胆管囊肿局限型、弥漫型，以期能够更为精确地指导外科治疗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并降低术后远期并发症风险。

目的:探讨计算机三维重建技术在肝门部胆管癌手术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收治的术前行CT三维重建并行手术治疗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临床资料。将通过术前三维重建确定的肝门部胆管癌分型、血管侵犯以及手术可切除性与术中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评价三维重建技术对肝门部胆管癌分型、血管侵犯、肝门部胆管癌脉管系统总诊断的准确率。结果: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共65例，其中男性35例，女性30例，年龄(60.35±10.70)岁。术后65例患者肝门部胆管癌Bismuth分型为I型7例、II型4例、III型14例、IV型40例。术前三维重建对于诊断肝门部胆管癌分型、门静脉侵犯、肝动脉侵犯以及肝门部胆管癌脉管系统总诊断的准确率分别为90.7%(59/65)、90.7%(59/65)、86.1%(56/65)和80.0%(52/65)。结论:计算机三维重建技术能直观准确地显示肝门部占位的形态与空间分布，对术前精确诊断、术中精准手术的实施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专家引言：胆管癌是一种发生于肝内、外胆管上皮的原发性恶性肿瘤，具有高度的侵袭性和异质性，其中肝外胆管癌约占75%。近年来，胆管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渐增加，其高发地区主要位于东南亚；中国胆管癌的发病率大于6/10万，是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胆管癌预后极差，在高发地区是继艾滋病和脑卒中之后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近年来，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放射科舒健教授团队围绕肝外胆管癌的MRI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在MRI图像上对胆胰壶腹部及肝外胆管癌病灶进行了自动识别与分割，利用MRI的常规影像学特征、定量参数以及结合人工智能评估了肝外胆管癌的生物学行为并进行了生存分析的评估，为辅助肝外胆管癌的诊疗提供了影像学手段和依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宋彬教授指出，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确定了新时代资助导向，即“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合”。影像医学作为近年来医学发展最迅速的学科之一，影像科研工作充满机遇，但也面临挑战。舒健教授团队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针对胆管癌这一相对高发、预后差的有需求牵引的疾病，通过临床、影像的内容进行了系列研究，就如何有效地进行治疗前评估、改善预后、提高生存质量和生存时间等重要研究方向进行逐一探索并突破瓶颈，所做的研究符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所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建立了较好的有学科交叉特点的医工团队，科研产出硕果累累。上述主要研究结果表明舒健教授团队将影像学新技术应用于肝外胆管癌的自动检测、术前评估及临床预后预测等方面，为肝外胆管癌的临床决策提供了快速、无创、便捷和个性化的预测方法。期待该团队未来在肝外胆管癌这一疑难疾病能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最终实现肝外胆管癌患者的生存获益。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1986年1月至2019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中心手术治疗的10 96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寿命表法进行生存率和肿瘤复发率的计算，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组别的差异，采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选取2009—2019年随访数据更详尽的2 884例肝细胞癌病例纳入长期生存分析，其中接受肝切除患者2 549例，男性2 107例，女性442例，年龄（56.6±11.1）岁（范围：20~86岁）；接受肝移植患者335例，男性292例，女性43例，年龄（51.0±9.7）岁（范围：21~73岁）。比较肝切除与肝移植的效果、解剖性肝切除与非解剖性肝切除的效果等。结果:10 96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中，10 331例行肝切除，635例行肝移植。根据收治时间，将10 331例行肝切除的原发性肝癌患者分为3组：1986—1995年组（712例）、1996—2008年组（3 988例）、2009—2019年组（5 631例）。1986—1995年组肝细胞癌肝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32.9%。2009—2019年组原发性肝癌患者肝切除后5年总体生存率为51.7%，其中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和混合性肝癌的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57.4%、26.6%和50.6%。进一步分析行首次肝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2 549例），其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8.1%、71.9%、60.0%、41.0%，围手术期病死率为1.0%；行一期肝移植的肝细胞癌患者247例，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4.0%、64.8%、61.9%、57.6%，行补救性肝移植88例，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6.8%、65.2%、52.5%、52.5%，两组患者总体生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 549例接受首次肝切除和247例接受一期肝移植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和复发率相比，符合米兰标准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6.3%、87.1%、76.9%、54.7%和95.4%、79.4%、77.4%、71.7%（ P=0.754），1、3、5年复发率分别为16.3%、35.9%、47.6%和8.1%、11.7%、13.9%（ P<0.01）；超米兰标准无大血管侵犯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7.2%、65.9%、53.0%、33.0%和87.6%、71.8%、71.8%、69.3%（ P=0.003），1、3、5年复发率分别为39.2%、57.8%、69.7%和29.7%、36.7%、36.7%（ P<0.01）；超米兰标准有大血管侵犯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62.1%、36.1%、22.2%、15.0%和62.9%、31.8%、19.9%、0（ P=0.387），1、3、5年复发率分别为61.5%、74.7%、80.8%和59.7%、82.9%、87.2%（ P=0.909）。影响肝细胞癌肝切除患者生存率及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有性别、术前辅助治疗、症状、AST、术中或术后输血、肿瘤数目、肿瘤最大径、肝硬化、大血管侵犯、微血管侵犯和病理分化（ P值均<0.05）。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匹配解剖性肝切除和非解剖性肝切除患者资料，得到443对病例，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患者的生存率与解剖性肝切除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95），但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患者的复发率高于解剖性肝切除（ P=0.035）。 结论:近十年，肝癌手术治疗的生存率较之前明显升高。对于肝功能储备较好的肝细胞癌患者可以先行切除手术，复发后再行补救性肝移植，补救性肝移植的效果与一期肝移植相当。在确保阴性切缘的前提下可以选择保留更多肝脏组织的非解剖性肝切除。

目的:探讨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下射频消融治疗肝外胆管癌对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山西省人民医院2019年10月至2022年1月就诊的不可手术切除的78例肝外胆管癌患者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患者均行内镜下射频消融术。取患者治疗前1天、治疗后1周、治疗后1个月外周静脉血，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淋巴细胞亚群，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细胞因子水平。选取与患者年龄、性别相同的健康体检者78名作为健康对照，并行相同指标检测。结果:患者治疗前1天外周血总胆红素为（193±83）μmol/L，治疗后1周降至（55±49）μmol/L（ t=16.70， P<0.001）；治疗前1天γ-谷氨酰转移酶为（242±108）U/L，治疗后1周降至（92±70）U/L（ t=19.12， P<0.001）。患者治疗前1天自然杀伤（NK）细胞、CD3 + T细胞、CD4 + T细胞比例和CD4 + T细胞比例与CD8 + T细胞比例比值（CD4/CD8）、干扰素γ（IFN-γ）水平均低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5），CD8 + T细胞比例、调节性T细胞比例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01），患者治疗前1天与健康对照组间白细胞介素4（IL-4）水平差异无统计意义（ P=0.545）。治疗后1周及1个月患者NK细胞、CD3 + T细胞、CD4 + T细胞比例和CD4/CD8、IFN-γ水平均较治疗前1天升高（均 P<0.001），治疗后1个月均较治疗后1周下降（均 P<0.001）；治疗后1周及治疗后1个月患者CD8 + T细胞比例、IL-4水平均较治疗前1天下降（均 P<0.001），治疗后1个月均较治疗后1周上升（均 P<0.001）；治疗后1周和1个月调节性T细胞比例均较治疗前1天下降（均 P<0.001），治疗后1个月较治疗后1周下降（ P<0.001）。 结论:肝外胆管癌患者免疫功能低下。内镜下射频消融术治疗可减轻患者的免疫抑制，提高细胞免疫水平。

肝门部胆管癌是胆道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由于其早期诊断困难，手术难度大，预后较差。近年来，肝门部胆管癌的治疗已取得进步，但仍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全疾病周期管理对改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全疾病周期管理是指包括疾病诊断、术前评估及准备、手术方案制定实施、辅助治疗及随访等全程化科学管理。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在肝门部胆管癌全疾病周期管理各阶段中的进展并分享笔者团队在肝门部胆管癌诊疗过程中的经验。

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肿瘤多发生于胰管、胆管内。该文报道了1例肝内胆管乳头状黏液性导管腺癌合并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肿瘤。CT和MRI示肝内外胆管弥漫扩张，肝左外叶扩张胆管内延迟强化小结节，以及胰腺钩突囊性灶伴主胰管轻度扩张。病理结果为肝左叶胆管乳头状黏液性高-中分化导管腺癌，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肿瘤伴上皮轻度异型。

目的:探讨术前外周血炎性标志物在肝内胆管癌(ICC)根治性切除术后的预后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因ICC行根治性切除术的124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确定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全系统性炎症反应指数(SIRI)的最佳界值。预后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基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的预后独立影响因素，建立ICC根治性切除术后的总生存列线图预测模型。结果:124例患者中，随访期间死亡87例，存活37例。全组患者中位总生存时间为21个月。ROC曲线分析显示，NLR、PLR、LMR、SII和SIRI预测ICC患者根治术后总生存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57.86%、64.21%、60.61%、67.57%和66.03%。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炎性标志物中NLR、PLR、SII、SIRI与ICC根治性切除术后的总生存有关( HR＝1.787，95% CI：1.165~2.741； HR＝1.181，95% CI：1.224~2.892； HR＝2.412，95% CI：1.565~3.717； HR＝1.648，95% CI：1.081~2.513)。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炎性标志物中SII为ICC根治性切除术后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HR＝1.863，95% CI：1.161~2.989)。根据SII预测ICC患者根治术后总生存的最佳界值(709.86×10 9/L)，将患者分为低SII组(SII≤709.86×10 9/L)和高SII组(SII>709.86×10 9/L)。高SII组中NLR>3.31、PLR>3.31、SIRI>1.30×10 9/L、糖类抗原19-9>39.0 U/ml、Child-Pugh肝功能分级呈B级、半肝或扩大肝切除范围、合并神经浸润、N1期及ⅢB期患者的比例高于低SII组(均 P<0.05)。基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的预后独立影响因素建立ICC根治性切除术后的总生存列线图预测模型，建模组和验证组C指数分别为0.774和0.737。 结论:术前外周血炎性标志物SII是ICC根治性切除术后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所建立的总生存列线图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可用于ICC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预后的评估。

肝内胆管癌（ICC）是仅次于肝细胞癌的肝内第2常见原发恶性肿瘤，具有发病隐匿、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等特点。根治性外科切除是早期ICC的首选治疗方式，但多数患者在就诊时已失去外科手术机会，并且一般认为ICC是肝移植术的禁忌证。对于无法行外科切除的晚期ICC患者，既往主要推荐以吉西他滨联合顺铂的系统化疗，但收效甚微。近年来，以经动脉途径治疗、热消融治疗及放射治疗为代表的局部治疗手段逐渐得到临床认可，但是相关研究报道较为零散，无法为临床医师提供系统而全面的参考。因此，笔者就ICC的局部治疗现状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讨论局部治疗联合其他治疗方式的疗效，以期对ICC的个体化综合治疗提供更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