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不同阶段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中核因子κB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表达水平和各淋巴细胞亚群的情况，探讨HBV感染者免疫状态的变化。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收治的60例HBV感染相关肝病患者，其中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20例，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20例，原发性肝癌患者20例，并选取同期10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应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每组的PBMC，并使用核因子κB抑制剂吡咯烷二硫代氨基甲酸盐(pyrrolidine dithiocarbamate，PDTC)进行干预。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各组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水平；采用吖啶橙/嗅化乙啶染色观察PBMC形态特点；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PDTC干预前后各组PBMC中核因子κB、iNOS的mRNA相对表达量和蛋白质表达水平。统计学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 t检验。 结果:健康对照组的外周总淋巴细胞计数为(3 153±744)/μL，CHB组为(3 072±763)/μL，原发性肝癌组为(2 473±627)/μL，肝硬化失代偿期组为(2 683±677)/μL，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3.48， P<0.01)。PDTC干预前后CHB组、原发性肝癌组、肝硬化失代偿期组的核因子κB的mRNA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47±0.29比0.99±0.17、1.23±0.25比0.84±0.15、1.22±0.22比0.73±0.11；蛋白质水平分别为1.29±0.23比0.81±0.16、0.96±0.21比0.48±0.12、0.84±0.18比0.45±0.13；干预后mRNA相对表达量和蛋白质水平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53、4.62、5.81、4.19、5.37、3.72，均 P<0.01)。PDTC干预前后此3组的iNOS mRNA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31±0.18比0.93±0.14、1.04±0.21比0.88±0.17、1.02±0.21比0.77±0.07；蛋白质水平分别为1.01±0.23比0.67±0.13、0.89±0.17比0.46±0.10、0.73±0.14比0.54±0.13；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12、4.29、5.72、4.08、2.87、2.75，均 P<0.01)。 结论:不同阶段HBV感染者免疫状态存在差异，核因子κB/iNOS/一氧化氮信号通路可能参与HBV相关疾病的免疫调控，且HBV持续感染与PBMC免疫功能下降有关。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和乙型肝炎e抗原(hepatitis B e antigen，HBeAg)双阳性的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携带产妇采用母乳喂养对其所生婴儿HBV感染率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2016年2月至2018年5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进行产前检查及分娩的HBsAg和HBeAg双阳性携带HBV产妇及其所生的婴儿各323例，将其分为母乳喂养组和人工喂养组。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和聚合酶链反应-荧光探针法，分别检测两组婴儿在出生<24 h及7月龄时的血清HBV标志物和HBV DNA的阳性率。统计学方法采用 χ2检验。 结果:最终纳入297例患者，其中母乳喂养组149例，人工喂养组148例。母乳喂养组与人工喂养组婴儿在出生<24 h及7月龄时的HBsAg、抗-HBs、HBeAg、HBV DNA>100 IU/mL的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母乳喂养组出生<24 h新生儿抗-HBs阳性率为58.39%(87/149)，低于7月龄时的95.97%(143/149)；母乳喂养组出生<24 h新生儿HBeAg阳性率为65.10%(97/149)，高于7月龄时的13.42%(20/14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9.75、40.49，均 P<0.01)。母乳喂养组出生<24 h新生儿的HBsAg和HBV DNA>100 IU/mL阳性率分别为2.01%(3/149)和2.68%(4/149)，其7月龄时的HBsAg和HBV DNA>100 IU/mL阳性率分别为2.68%(4/149)和2.68%(4/149)，两个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人工喂养组出生<24 h新生儿抗-HBs阳性率为47.97%(71/148)，低于7月龄时的95.94%(142/148)；人工喂养组出生<24 h新生儿HBeAg阳性率为55.41%(82/148)，高于7月龄时的19.59%(29/14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85.37、39.84，均 P<0.01)。人工喂养组出生<24 h新生儿的HBsAg和HBV DNA>100 IU/mL阳性率分别为4.73%(7/148)和1.35%(2/148)，其7月龄时的HBsAg和HBV DNA>100 IU/mL阳性率分别为1.35%(2/148)和1.35%(2/148)，两个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母乳喂养不是增加HBsAg和HBeAg双阳性HBV携带产妇垂直传播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建议这类产妇在正规预防的前提下进行母乳喂养。

目的:建立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慢加急性（亚急性）肝衰竭（HBV-ACLF）短期预后预测模型，并探讨该模型对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5月至2018年10月在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住院的HBV-ACLF患者临床资料。收集患者性别、年龄和入院时的实验室检查指标、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及临床并发症发生情况。根据患者入院后12周内的疾病转归情况分为生存组和死亡组，通过单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等方法分析影响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危险因素，建立预测模型，并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各指标及预测模型对HBV-ACLF患者转归预测的准确性。结果:共入选148例HBV-ACLF患者，12周生存91例，死亡57例。死亡组年龄、总胆红素（TBI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T%）、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MELD评分高于生存组〔年龄（岁）：50.00（44.50，55.00）比43.00（34.00，53.00），TBIL（μmol/L）：310.30（240.70，405.70）比266.40（184.20，360.20），NEUT%：（74.52±13.05）%比（66.64±12.35）%，lg HBsAg（kU/L）：3.72（3.29，3.92）比2.97（2.49，3.78），MELD评分（分）：24.27（19.71，27.40）比21.88（18.83，24.38），均 P<0.05〕，白蛋白（ALB）、总胆固醇（CHO）、凝血酶原活动度（PTA）、甲胎蛋白（AFP）低于生存组〔ALB（g/L）：29.80（27.05，31.05）比30.80（28.00，33.90），CHO（mmol/L）：1.98（1.50，2.38）比2.49（2.05，3.01），PTA：（30.37±7.09）%比（32.94±6.03）%，AFP（μg/L）：21.54（9.28，51.54）比66.16（24.50，152.80），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NEUT%、HBsAg和AFP是影响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分别为77.843、1.439、0.995，均 P<0.05〕。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建立NEUT%+HBsAg+AFP三者联合的HBV-ACLF短期预后模型（NHA-ACLF模型），其公式为logit（NHA-ACLF）＝-5.441+5.688×NEUT%+0.430×lg HBsAg-0.005×AFP，该模型预测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90，优于单独使用NEUT%（AUC＝0.696）、lg HBsAg（AUC＝0.670）、AFP（AUC＝0.703）及MELD评分（AUC＝0.640）的预测价值。当NHA-ACLF模型评分最佳截断值为0.459时，敏感度为73.7%，特异度为79.1%。 结论:NEUT%、HBsAg和AFP可作为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与MELD评分相比，NHA-ACLF模型对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预测价值更高。

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在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患者中高发，且在抗HCV治疗方面CKD患者具有特殊性。随着直接抗病毒药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 agent，DAA）问世并广泛应用于临床，CKD患者合并HCV感染的预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近年来HCV治疗领域研究进展迅速，多种DAA相继在国内获批上市。为此，我国肾脏病科、感染病科、肝脏病科和医院感控科专家在2019年发表的《CKD合并HCV感染诊断及治疗的专家共识》基础上，以国内外临床研究进展为依据，结合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更新形成了该指南，以期为CKD合并HCV感染患者的规范化诊治提供指导性建议。

目的:探讨妊娠合并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的临床病理特点、诊断、治疗及预后。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22年5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收治的7例妊娠合并NH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特点、诊断、治疗及母儿结局。结果:（1）7例妊娠合并NHL患者的中位年龄为28岁（范围：26~33岁）；主诉为腹痛3例（其中2例伴有盆腹腔巨大肿块并多发转移），咳嗽2例（其中1例伴上腔静脉闭塞综合征），面部肿痛1例，食欲差并发现上腹部肿物1例；自出现症状至就诊的中位时间为30 d（范围：15~188 d）。（2）孕期仅3例明确诊断，分别为右鼻前庭区肿块活检1例、左锁骨上淋巴结活检1例、肺穿刺活检1例，活检后病理检查诊断为NHL；1例为孕期行骨髓穿刺，疑为脾边缘区淋巴瘤，于剖宫产术后37 d因脾脏明显肿大伴腹胀行脾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诊断为脾边缘区淋巴瘤；余3例均为剖宫产术中同时行病灶活检或部分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NHL。病理类型：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5例，脾边缘区淋巴瘤1例，鼻腔自然杀伤（NK）/T细胞淋巴瘤1例；临床分期：Ⅱ期1例，Ⅳ期6例。6例晚孕期终止妊娠患者中，4例分娩后胎盘送病理检查，其中1例肿瘤转移至胎盘。（3）7例妊娠合并NHL患者中，中期引产1例；晚孕期行剖宫产术终止妊娠5例，均为早产；足月产钳助产1例。6例新生儿均健康存活。7例妊娠合并NHL患者中，终止妊娠后5例接受化疗（其中1例化疗后行自体造血干细胞回输治疗），1例接受化疗+鼻咽部放疗，这6例患者随访期内（随访至2022年10月）均无复发；另1例为合并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及先天性心脏病患者，于剖宫产术后18 d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结论:妊娠合并NHL孕期诊断困难，需重视孕妇主诉，积极进行相关检查，当病变累及多器官时，需考虑淋巴瘤可能。妊娠合并NHL对化疗敏感，即使为晚期患者，经规范化治疗仍能获得良好结局。

目的:观察CD5 +CD19 +B细胞在体外是否具有分泌IL-10的功能，并探讨其在HBV感染过程中对CD8 +细胞的作用和机制。 方法:纳入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确诊的慢性乙型肝炎(乙肝组)23例、肝硬化(肝硬化组)18例患者，以及同期健康对照(健康对照组)19名。通过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分离、细胞培养、流式细胞术分析、CD5 +CD19 +B细胞分离等操作，比较3组CD5 +CD19 +B细胞含量较多(占淋巴细胞百分比>6%)的患者比例、CD5 +CD19 +B细胞分泌IL-10的情况和IL-10 +细胞含量较多(占淋巴细胞百分比>4%)的患者比例，分析CD5 +CD19 +B细胞对CD8 +细胞分泌γ干扰素的影响和可能机制。通过对慢性乙型肝炎13例和肝硬化5例患者行肝活组织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分析CD5 +CD19 +B细胞在人体肝组织中表达情况。统计学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肝硬化组中CD5 +CD19 +B细胞含量较多的患者比例高于健康对照组(8/18比2/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 P＝0.029)。健康对照组(10名)、乙肝组(23例)、肝硬化组(18例)的CD5 +CD19 +B细胞分别占IL-10 +细胞的81.6%、82.3%、70.1%，IL-10 +细胞含量较多的患者分别为2、7和2例，3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在脂多糖刺激培养48 h后，健康对照组(10名)CD8 +γ干扰素 +细胞占淋巴细胞百分比与乙肝组(10例)、肝硬化组(10例)比较(10.73%比7.05%和9.5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剔除CD5 +CD19 +B细胞后，健康对照组(10名)、乙肝组(10例)和肝硬化组(10例)中分别有5、4、4例患者CD8 +γ干扰素 +细胞占淋巴细胞百分比升高。添加IL-10受体阻滞剂后，PBMC中CD8 +γ干扰素 +占淋巴细胞百分比较添加IL-10受体阻滞剂前升高(7.23%比6.87%)。肝活组织标本免疫组织化学分析结果显示，CD4 +和CD8 +细胞在患者肝小叶汇管区强表达，CD5 +和CD19 +细胞较少表达。 结论:CD5 +CD19 +B细胞在HBV慢性感染的进展过程中并未体现出明显数量和功能上的差异，但对CD8 +细胞分泌γ干扰素的能力具有抑制作用，并且可能是通过分泌IL-10而不是通过细胞间的直接接触实现。

近年来，戊型肝炎病毒感染免疫抑制患者引起慢性戊型肝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现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诊治的1例肾移植术后慢性戊型肝炎（基因4型）病例，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以进一步总结免疫抑制患者慢性戊型肝炎诊治经验。

目的:探讨双表型肝细胞癌（DPHCC）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免疫表型、诊断和鉴别诊断。方法:收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诊断的6例DPHCC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结果，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该组患者均为男性，年龄40~68岁（中位年龄45.5岁）。临床表现主要为右上腹闷痛，均有饮酒史及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病史。影像学检查5例为肝脏单发结节，1例为肝脏多发结节。组织学表现为肿瘤细胞排列呈梁状、腺泡状及实体型，梁索间有血窦相隔，纤维间质少。6例中有4例脉管内可见瘤栓。肿瘤细胞均表达Glypican-3、CK19，6例中4例表达AFP、Heppar-1、CK7，CD34均显示肝窦毛细血管化。所有病例均经手术切除病灶，4例术后辅以化疗，术后随访6~24个月，未见复发及转移。结论:DPHCC是肝细胞癌的一种特殊亚型，由于DPHCC与肝细胞癌的病理形态学特征相重叠，诊断DPHCC主要依靠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而CK19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调控DPHCC的发生、发展，因此CK19可常规应用于肝细胞癌的病理诊断借以筛查DPHCC。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病毒(HBV)相关性肝癌人群接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联合靶向治疗后的HBV再激活发生率，及该治疗中HBV再激活和非再激活人群的预后差别。方法:收集2019年1月至2021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接受PD-1抑制剂联合靶向药物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患者年龄、性别、肝功能状态、肝硬化情况、HBV DNA水平、甲胎蛋白、肿瘤分期、抗肿瘤方案及抗HBV方案、肿瘤治疗反应、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等临床资料进行 t检验、χ 2检验和Kaplan-Meier生存分析。 结果:共66例入组患者，其中17例发生HBV再激活，发生率为25.76%；其中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的HBV再激活发生率分别为6.06%(4/66)、12.12%(8/66)、19.70%(13/66)、22.73%(15/66)、25.76%(17/66)。HBV再激活组和非HBV再激活组在年龄、性别、肝功能状态、肝硬化情况、HBV DNA水平、甲胎蛋白、肿瘤分期、抗肿瘤方案及抗HBV方案、客观缓解率(ORR)和疾病控制率(DCR)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HBV再激活组的PFS和OS明显低于非HBV再激活组，分别为4.00个月vs 8.50个月( P＝0.002)和12.90个月vs 19.77个月( P＝0.014)。 结论:接受PD-1抑制剂联合靶向治疗的原发性肝癌患者有HBV再激活风险，且发生HBV再激活后的患者肿瘤进展和生存预后明显差于非HBV再激活者。

目的:分析比较高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载量孕妇妊娠中晚期应用替比夫定或富马酸替诺福韦酯(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TDF)抗病毒治疗的效果。方法:纳入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于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医院产科门诊进行产前检查发现为慢性HBV感染，并在妊娠中晚期进行抗病毒治疗的506例孕妇，回顾性分析其抗病毒治疗效果和母儿安全性。根据服用药物分为TDF组和替比夫定组。比较两组治疗期间的HBV DNA下降程度及转阴率、HBV母婴传播率、肝功能复常率，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出生缺陷，以及早产率等。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或秩和检验。 结果:替比夫定组为239例，TDF组为267例，两组孕妇治疗前HBV DNA分别为(7.83±0.75) lg IU/mL和(7.82±0.66) lg IU/mL；分娩前两组的HBV DNA分别为2.91(1.20) lg IU/mL和2.83(1.01) lg IU/mL，两组中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CHB)孕妇的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复常率分别为95.00%(38/40)和98.18%(54/5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097, U＝1.040, χ2＝0.767,均 P>0.05)。TDF组和替比夫定组CHB孕妇产后1个月的HBV DNA转阴率分别为85.45%(47/55)和82.50%(33/40)，ALT复常率分别为94.55%(52/55)和92.50%(37/40)，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152、0.164， P＝0.697、0.687)。替比夫定组和TDF组HBV母婴传播率分别为0.43%(1/231)和0(0/26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127， P＝0.288)。替比夫定组产后选择继续服药患者中，2例于产后11个月HBV P区rt204位点出现耐药突变，改为TDF治疗；而TDF组未发现病毒反弹和变异。替比夫定组无明显肌酸激酶升高，TDF组无明显钙磷代谢异常。TDF组与替比夫定组之间早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87%(21/267)比4.18%(10/239), χ2＝2.970, P＝0.085]。TDF组新生儿出生体质量为(3 204.72±490.50) g，低于替比夫定组的(3 374.31±467.50) 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780， P<0.01)。治疗过程中无孕妇因不能耐受药物而终止治疗，无一例新生儿存在药物相关的出生缺陷，母儿安全性良好。 结论:高HBV载量孕妇妊娠中晚期初次应用替比夫定或TDF均能达到阻断HBV母婴传播效果，安全性可，但对于产后选择继续服药或者CHB患者，可优先选择耐药率低的TDF，以减少耐药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