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构建由激活肝星状细胞(aHSC)和肝癌细胞组成的新型共培养肝癌研究模型，探究其与传统模型的药效差异，以建立能够反映临床真实药效的体内外肝癌研究模型。方法:构建由激活肝星状细胞(aHSC)和肝癌细胞组成的新型共培养肝癌研究模型，通过细胞毒性实验、细胞迁移实验、药物滞留实验以及体内抑瘤实验比较新型共培养模型与传统单细胞模型在药效上的差异，并采用Western blot检测耐药蛋白P－gp和上皮－间质转化相关蛋白，Masson染色观察荷瘤小鼠肿瘤组织中的胶原纤维沉积情况，CD31免疫组化染色观察荷瘤小鼠肿瘤组织中的微血管密度。结果:单细胞模型和共培养模型的细胞毒性均存在药物浓度依赖性，随着姜黄素(CUR)浓度升高细胞存活率降低，但单细胞模型比共培养模型细胞存活率下降得更快。当CUR浓度为10 μg/ml时，共培养模型的细胞存活率为62.3%，迁移率为(28.05±3.68)%，均高于单细胞模型[38.5%和(14.91±5.92)%，均 P<0.05]。Western blot检测显示，共培养模型中P－gp和vimentin表达上调，分别为单细胞模型的1.55倍和2.04倍；E－cadherin表达下调，单细胞模型中E－cadherin表达水平是共培养模型的1.17倍。药物滞留实验显示，共培养模型能促进药物外排，减少药物滞留。体内抑瘤实验显示，m－HSC+H22共移植模型比H22单细胞移植模型小鼠肿瘤增长快，肿瘤体积大。给予CUR治疗后，m－HSC+H22共移植模型和H22单细胞移植模型小鼠肿瘤增长均受到抑制。Masson染色显示，m－HSC+H22共移植模型小鼠的肿瘤组织中胶原纤维沉积多于H22单细胞移植模型。CD31免疫组化染色显示，m－HSC+H22共移植模型小鼠肿瘤组织中的微血管密度高于H22单细胞移植模型。 结论:aHSC+肝癌细胞共培养模型增殖和转移能力强，易耐药，与肝癌的临床治疗表现相似，是一种优于传统单细胞模型的新型肝癌治疗研究模型。

实体瘤的生长需要血液供应，而诱导新血管生成是实体肿瘤生长的必要条件。在此理论基础上，肿瘤抗血管生成治疗应运而生。尽管肝癌被认为是一种高度血管生成型肿瘤，但抗血管生成药物的疗效远未达到预期。近年来，血管共生作为一种长期存在，但被忽视的非血管生成型肿瘤血管化机制逐渐受到关注。血管共生为肿瘤组织可以通过“劫持”癌旁组织中已存在的血管，而非诱导血管生成以促进自身肿瘤生长。血管共生存在于多种肿瘤原发灶及转移灶，其被认为是介导抗血管生成治疗耐药的重要机制。笔者回顾肝癌中血管共生的证据、临床预后及分子机制，探讨血管共生在肝癌抗血管生成治疗耐药及其他抗肿瘤治疗策略中潜在的作用及意义。

线粒体自噬作为机体维持线粒体稳态和肝脏内环境稳态的重要环节，能通过自噬清除受损的线粒体以及提供能量等多个方面对肝癌的发生和发展起双重作用，并且能通过多种信号通路影响肝癌的治疗效果。现就线粒体自噬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肝癌发生和发展、肝癌干细胞、线粒体分裂与融合、肝癌的耐药性与侵袭性等几个方面综述线粒体自噬与肝癌发生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目的:通过建立肝癌患者来源的异种移植瘤模型(PDX)探究肝癌索拉菲尼敏感性相关的长链非编码RNA(lncRNA)。方法:选取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2021年5月至2022年10月的17例肝癌标本建立PDX模型。PDX模型传代14 d后通过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与索拉菲尼给药组。给药21 d，观察7 d后收取肿瘤组织，给药期间记录小鼠体重。根据公式：肿瘤生长抑制(TGI)指数＝ΔT/ΔC，计算PDX肿瘤组织TGI指数并评价药物敏感性，通过lncRNA测序筛选肝内胆管癌(ICC)索拉菲尼敏感与耐药的差异lncRNA。在人ICC细胞系HuCCT1中转染小干扰RNA(siRNA)降低lncRNA SCDAL的表达，根据siRNA序列分组为ctr、si-1、si-2和si-3。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检测细胞增殖能力，根据给药浓度分组为0 μmol/L(0.1%二甲基亚砜)、4 μmol/L、10 μmol/L。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Turkey事后检验确定组间差异。 结果:肝细胞肝癌(HCC)及ICC PDX模型鼠索拉非尼给药组与对照组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CC：(24.72±2.21) g比(25.80±2.30) g， t＝0.486， P>0.05；ICC：(24.87±4.30) g比(23.11±2.78) g， t＝0.478， P>0.05]；lncRNA SCDAL在PDX耐药样本中表达显著低于敏感组(|log2FoldChange|＝Inf， P<0.05)；Si-3敲减组lncRNA SCDAL相对表达量显著低于对照组(0.586±0.080比1.000±0.234， P<0.05)。索拉菲尼给药条件下敲减组细胞吸光度值显著高于对照组(4 μmol/L：1.11±0.06比0.86±0.07， t＝4.635， P<0.01；10 μmol/L：0.52±0.03比0.42±0.02， t＝4.389， P<0.05)。 结论:通过构建肝癌患者PDX模型并测序验证发现lncRNA SCDAL表达与ICC索拉菲尼敏感性呈正相关。

目的:分析可能影响慢性HBV感染者逆转录酶（RT）区变异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于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和住院行HBV RT变异基因检测的慢性HBV感染者678例，其中诊断符合慢性乙型肝炎者417例，肝硬化219例，原发性肝癌患者42例。未使用任何抗病毒治疗者268例，曾用抗病毒治疗停药6个月及以上者138例，持续抗病毒治疗者272例。HBV基因分型及RT区变异位点采用直接测序法检测。对可能影响HBV RT区耐药基因变异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基因型、抗病毒药物选择以及用药时间、HBV感染情况、生物化学指标等进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出独立危险因素。结果:678例HBV感染者中有290例检测出RT区变异（42.8%），其中，预存耐药率为6.72%，经治患者耐药变异率为23.19%。持续抗病毒治疗者耐药变异率为66.18%。抗病毒治疗1~5年的慢性HBV患者发生基因突变的比例最高为27.14%。对可能导致HBV变异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龄、初治时核苷类药物的选择及用药时间等是影响HBV RT区变异的主要因素。结论:丙氨酸转氨酶异常程度、HBV基因型、HBV DNA定量水平不是耐药变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年龄超过60岁、长期使用低耐药屏障的核苷类药物为HBV耐药发生高风险人群，应加强HBV耐药监测。

全世界近一半的肝癌发生在我国，靶向治疗和全身化疗治疗肝癌的疗效有限，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核心的治疗策略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特别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一线治疗肝癌的成功，开启了肝癌的免疫联合治疗模式，包括联合靶向、化疗、放疗、溶瘤病毒以及另一种免疫治疗等多种策略。然而，原发性和继发性耐药极大地限制了免疫单药及免疫联合治疗的临床疗效。笔者阐述肝癌免疫治疗的相关热点、难点问题，提出未来潜在的努力方向：鉴定有效的疗效预测标志物，精准定位受益个体并避免不必要的药物不良反应；加强多学科高度一体化的患者全程管理；重视肿瘤免疫应答的机制研究，针对性研发药物及开发新的综合治疗策略；为实现肝癌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的目标和任务而不懈努力。

系统治疗包括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和化学治疗等，是中晚期肝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手段，然而部分患者对治疗不敏感甚至发生耐药。线粒体是细胞能量代谢中心，同时也是系统治疗优先作用的靶点。线粒体稳态在肝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阐明二者的关系，为肝癌的临床治疗提供更好的思路。

目的:筛选肝癌干细胞来源外泌体中差异表达的miRNA并分析其对肝癌细胞恶性生物学特征的影响。方法:采用miRNA表达谱芯片分析肝癌干细胞来源外泌体中差异表达的miRNA并鉴定miRNA对肝癌干细胞恶性表型的作用。采用不同浓度(0、150、300 μmol/L)多柔比星处理细胞，采用实时定量PCR(qRT-PCR)检测miR-196a表达水平的变化；分别采用肝癌干细胞来源外泌体(Exo-NC组)、转染miR-196a抑制剂处理后的外泌体(Exo-Inhibitor组)培养肝癌细胞，检测肝癌细胞的凋亡情况以及caspase3/7的活性。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裸鼠分为Do-PBS组、Do-Exo-Inhibitor组、Do-Exo-NC组，每组各5只，采用裸鼠移植瘤实验分析miR-196a对肝癌细胞裸鼠移植瘤模型的作用。结果:本研究分离纯化了CD133 ＋ Huh7干细胞培养上清中的外泌体，发现miR-7162-3p、miR-1910-5p、miR-3613-3p、miR-196a、miR-155-5p表达上调，miR-1246和miR-3613-5p表达下调。外泌体中miR-7162-3p、miR-196a和miR-155-5p对肝癌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具有重要影响；miR-1910-5p、miR-196a和miR-155-5p对肝癌干细胞的侵袭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其中miR-196a的抑制效果最显著。在反应24 h时，多柔比星浓度在0、150、300 μmol/L时miR-196a的表达量分别为0.96±0.05、1.23±0.05和2.33±0.0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996.90， P<0.001)；48 h时，多柔比星浓度在0、150、300 μmol/L时miR-196a的表达量分别为1.02±0.07、2.35±0.05和2.89±0.5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303.00， P<0.001)。Exo-NC组肝癌细胞在多柔比星浓度为0和300 μmol/L时的细胞凋亡率分别为9.37%±0.19%和11.64%±0.27%，Exo-Inhibitor组分别为18.80%±1.91%和22.79%±1.57%，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4.41， P＝0.048； t＝4.96， P＝0.038)。未使用多柔比星处理时，Exo-NC组在24 h和48 h的caspase3/7比值分别为0.94±0.08和0.97±0.09，Exo-Inhibitor组分别为1.56±0.01和1.58±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11.41， P＝0.008； t＝6.07， P＝0.026)。使用300 μmol/L多柔比星处理细胞后，Exo-NC组在24 h和48 h的caspase3/7比值分别为0.95±0.07、1.36±0.08，Exo-Inhibitor组分别为2.84±0.08、3.20±0.14，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24.20， P＝0.002； t＝15.78， P＝0.004)。Do-PBS组、Do-Exo-Inhibitor组和Do-Exo-NC组3组裸鼠的移植瘤体积依次增大，分别为(1 051.86±89.90)mm 3、(1 310.91±86.66)mm 3和(2 185.14±352.34)mm 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30.28， P<0.001)；3组移植瘤重量依次增加，分别为(0.36±0.10)g、(0.39±0.12)g和(0.76±0.16)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11.81， P＝0.002)；转染miR-196a抑制剂后裸鼠移植瘤肿瘤内miR-196a的表达显著降低，3组表达量分别为1.05±0.16、0.38±0.08和2.17±0.2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48.93， P<0.001)。 结论:肝癌干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可通过其中的miR-196a增强肝癌细胞对多柔比星的耐药性。

作为在临床一线长期从事乙型肝炎诊疗的专科医师，我们亲身经历了乙型肝炎治疗理念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从"对症治疗"进展至"病因治疗"（抗病毒治疗）；抗乙型肝炎病毒（HBV）药物，从单一的普通干扰素发展到多种核苷（酸）类似物和聚乙二醇干扰素，特别是高效、高耐药屏障的恩替卡韦（ETV）、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TAF）和艾米替诺福韦（TMF）等核苷（酸）类似物的广泛应用，HBV抑制的疗效满意，大多数经过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肝功能持续正常，肝纤维化逆转者亦屡见不鲜，发展至肝癌的患者显著减少。即使是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抗病毒治疗后的预后亦明显改善。

目的:探讨长链非编码RNA HOTAIR在肝细胞癌(HCC)组织中的表达及对HCC细胞奥沙利铂耐药的影响。方法: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HOTAIR在47例HCC肿瘤组织和2株细胞系的表达水平，分析HOTAIR对HCC患者的总生存期(OS)的影响。应用小干扰RNA(si-HOTAIR)对HOTAIR进行敲低，对照组转染空白质粒(si-NC)，流式细胞技术、细胞活力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的凋亡比例和奥沙利铂(OxP)的半数抑制浓度(IC 50)值。 结果:HOTAIR在HCC肿瘤组织的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976， P<0.001)，HOTAIR高表达的患者OS较低表达的患者缩短( P<0.01)。OxP干预HepG2和Huh7细胞，si-HOTAIR组凋亡率分别为(40.83±0.89)%和(41.30±1.50)%，高于si-NC组[(13.40±0.36)%、(15.50±0.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8.64， P<0.001； t＝15.46， P<0.001)。HOTAIR敲低后，OxP对HepG2和Huh7细胞的IC 50分别从(31.64±1.07) μmol/L和(28.36±0.45) μmol/L下降至(15.09±0.83) μmol/L和(14.13±1.36) μ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2.25， P<0.01； t＝9.97， P<0.05)。 结论:HOTAIR在HCC组织中高表达，HOTAIR表达高的患者预后较差，敲低HOTAIR可以提高HCC细胞对OxP的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