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既往儿童消化系统疾病以感染性疾病为主,近年来遗传代谢性疾病的诊断率也逐渐升高.目的 总结常见的消化系统遗传代谢病的临床表型和基因型.设计 病例系列报告.方法 纳入在单中心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因消化系统症状就诊且全外显子组基因检测结果异常的患儿.从病历系统中截取患儿的人口学资料、临床资料和基因检测结果.主要结局指标 临床表型和基因型.结果 320 例行基因检测的消化科患儿中结果异常 111 例(34.7%),诊断时年龄(2.4±2.8)岁,男 68 例(61.3%).主要疾病表型包括:遗传性肝病 70 例(63.1%),其中肝豆状核变性和糖原累积病各 15 例,Citrin缺乏症 13 例,Alagille综合征、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和胆红素代谢障碍各 9 例;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VEO-IBD)8 例(7.2%);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10 例(9.1%)等.肝豆状核变性多表现为无症状的持续性转氨酶升高(53.3%),ATP7B基因c.2333G＞T(p.R778L)是最常见的变异位点(53.3%).糖原累积病患儿的临床表现主要为低血糖、肝肿大、肝功能异常(均为 93.3%)以及TG升高(60.0%),亚型包括Ⅸa型6 例,Ⅲ型5 例,GSDⅠa、GSDⅡ、GSDⅥ和ⅩⅤ型各 1 例.9 例Alagille综合征患儿均有肝功能异常,8 例(88.9%)以"皮肤、巩膜黄染"就诊;8 例(88.9%)为JAG1基因变异(Alagille综合征 1 型),1 例为NOTCH2 基因变异(Alagille综合征2型).Citrin缺乏症患儿多因"皮肤黏膜黄染"入院(92.3%),多有肝酶异常、胆汁淤积和低血糖,13例均检出SLC25A13基因突变,以c.851_854del(38.5%)和c.852_855del(30.8%)位点最为常见.9 例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患儿均有肝脏肿大,ALT、AST和总胆汁酸升高,分型包括 2 型(ABCB11基因变异)6 例,3 型(ABCB4 基因变异)2 例,1 型(ATP8B1 基因变异)1 例.9 例胆红素代谢障碍患儿主诉均为"黄疸和/或肝功能异常",均检出UGT1A1 基因突变,c.211G＞A(p.G71R)(66.7%)和A(AT)6TAAinsTA(55.6%)是最常见的变异位点.8 例VEO-IBD患儿均以"慢性腹泻"为主诉,均有血WBC计数和CRP水平升高,消化道内镜均显示结肠黏膜出现鹅卵石样改变和深度溃疡;7 例为IL10-RA基因突变,最常见的为c.301C＞T(p.R101W)(62.5%)和c.537G＞A(p.T179T)(50%),1 例为IL10-RB基因的杂合突变.结论 基因检测在儿童消化系统遗传病的诊断及治疗中有重要作用.

目的:观察阿利西尤单抗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的疗效及对脂代谢、颈动脉粥样斑块积分的影响.方法:选取2022年3月—2023年3月102例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病人,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组、B组和C组,各34例.A组采用阿利西尤单抗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B组采用依折麦布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C组采用阿托伐他汀治疗.比较3组病人脂代谢水平[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载脂蛋白B(ApoB)和载脂蛋白A1(ApoA1)]、脂质沉积评估[肝脏内脂肪率和皮下脂肪厚度];采用克劳斯积分(Crouse)评估两组病人颈动脉粥样斑块积分情况;观察病人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治疗后,3组non-HDL-C、ApoB、肝脏内脂肪率、皮下脂肪厚度、颈动脉粥样斑块最大厚度和Crouse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A组治疗后non-HDL-C、ApoB、肝脏内脂肪、皮下脂肪厚度、颈动脉粥样斑块最大厚度和Crouse评分均低于B组、C组,B组治疗后non-HDL-C、ApoB、肝脏内脂肪率、皮下脂肪率、颈动脉粥样斑块最大厚度和Crouse评分均低于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3组ApoA1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5),A组治疗后ApoA1均高于B组、C组,B组治疗后ApoA1高于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组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阿利西尤单抗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对脂代谢具有明显改善作用,有助于减少脂质沉积,消除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患者 男性，38岁。因“双下肢水肿1个月，发现肝脏占位1周”于2021年4月20日就诊于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患者1个月前出现双下肢对称性水肿，进行性加重。1周前外院腹部超声检查、腹部增强CT检查和PET-CT检查结果提示肝脏6段占位伴下腔静脉癌栓，左侧腹内斜肌转移。既往慢性乙肝病史10年余，未接受抗病毒治疗；否认手术史、输血史、冶游史，家族史无特殊。入院后腹部超声检查结果显示，肝右叶见低回声占位，考虑恶性可能性大。腹部增强CT检查结果显示：（1）肝脏6段占位性病变，考虑原发性肝癌；（2）肝右静脉、下腔静脉及双侧肾静脉近段充盈缺损、明显强化，考虑癌栓形成；（3）腹水（图1）。PET-CT检查结果显示：（1）肝脏6段占位，代谢明显升高，考虑原发性肝癌；（2）下腔静脉全程充盈缺损伴代谢升高，考虑癌栓形成；（3）左侧腹内斜肌（L3层面）见结节状异常高代谢，考虑转移。实验室检查：乙肝表面抗原、e抗体、核心抗体均为阳性；乙肝病毒DNA为1.12×10 4 U/ml；AST为376.5 U/L，ALT为106.3 U/L；甲胎蛋白为87.43 μg/L。其余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诊断：（1）原发性肝癌，中国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Ⅲb期；（2）慢性乙肝。

目的:探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FLD）合并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肝脏病理特点，以及与进展期纤维化之间的关系。方法: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6年6月至2019年9月在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肝组织活检的CHB患者数据。根据是否合并MAFLD将患者分为MAFLD-CHB组和CHB组，采用 t检验和卡方检验比较两组间病理特点及一般基本特征，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展期纤维化相关因素。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272例MAFLD-CHB患者和110例单独CHB 患者，两组在吸烟、饮酒、高血压发生率、身体代谢指标（BMI）、丙氨酸转氨酶（ALT）、γ-谷氨酰转肽酶（GGT）、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空腹血糖水平（FPG）、血小板计数（PLT）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MAFLD-CHB组进展期纤维化发生率高于CHB组（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合并MAFLD（ OR=2.204，95 %CI 1.018~4.774， P=0.045）、GGT（ OR=1.008，95 %CI 1.002~1.013， P=0.005）、PLT（ OR=0.995，95 %CI 0.991~0.999， P=0.019）与进展期纤维化发生相关。在MAFLD-CHB组中，合并2型糖尿病（ OR=3.281，95 %CI 1.375~7.832， P=0.007）、GGT（ OR=1.011，95 %CI 1.003~1.018， P=0.005）、PLT（ OR=0.993，95 %CI 0.988~0.998， P=0.004）与进展期纤维化发生相关。 结论:MAFLD-CHB患者进展期纤维化发生率高于单独CHB患者。在MAFLD-CHB组中，合并2型糖尿病与进展期肝纤维化发生相关。对于MAFLD-CHB患者，应更加严格控制相关危险因素，尤其对于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

肝脏疾病相关新药的临床研究一直备受关注。本期执行主编陆伦根教授就肝病新药临床研发的现状和挑战进行了述评（第289～294页）。胡鹏教授、茅益民教授、陆伦根教授、胡和平教授等分别就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新药研究进展、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新药临床试验现状和挑战、肝纤维化新药临床研发的挑战及其优化策略、晚期肝细胞癌药物研发与未满足的需求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第295～311页）。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包括单纯性脂肪肝、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相关肝硬化和肝细胞癌。肝脏炎症坏死及纤维化程度与NAFLD患者的长期预后密切相关，故早期监测疾病进展和早期干预具有重要意义。肝组织活检仍然是诊断NAFLD的金标准，作为一项有创检查，肝组织活检不易在临床上广泛开展。随着组学研究技术的不断发展，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糖组学、代谢组学等组学生物标志物在NAFLD诊断中的潜在应用价值逐渐显现。现主要总结NAFLD组学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作为一类新发现的脂肪细胞因子，广泛存在于机体发生代谢异常时的病变组织细胞内。大量动物及临床试验证实，NGAL可在肝脏、肾脏、心脏、胰腺、前列腺及上皮细胞等多种组织中微表达，在肥胖-炎症-代谢综合征及其引起的胰岛素抵抗、各种慢性肾病、心脑血管疾病、炎性反应及肿瘤等疾病中参与机体生理病理过程，本文主要针对NGAL与代谢相关肾损伤的关系进行综述，为临床的预防、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肝癌是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近年来，肝癌的临床诊治及创新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新型血清标志物的发现和转化应用，包括蛋白、miRNA以及外周血循环游离DNA甲基化等，促进了肝癌的早诊早治。影像学以及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为精准肝脏外科的实现创造了便利条件。靶向与免疫治疗的进步，将为肝癌的精准治疗提供更多的手段。借助于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等多组学技术，对肝癌发生和发展机制及其基因表型特征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单细胞、基因编辑、药物开发等技术的进步，使得肝癌创新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越来越开阔。肝癌是一种复杂而难治的恶性肿瘤，通过不断揭示其恶性生物学行为的真正本质，进一步探寻制癌之道，从而助力肝癌精准治疗，使患者生存获益。

目的:探讨Roux-en-Y胃旁路术(RYGB)对2型糖尿病(T2DM)大鼠肝脏胆汁酸信号及糖异生的影响。方法:将16只健康雄性Sprague-Dawley大鼠通过高脂饲料喂养并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诱导T2DM，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 n＝8)和手术组( n＝8)。手术组行RYGB术，假手术组在与手术组相同位置行胃肠横断并原位吻合。术前及术后第1、2、4、6、8周测各组摄食量和空腹血糖；术前、术后2、8周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及胰岛素敏感试验(ITT)；术后8周留取空腹血清检测总胆汁酸水平，留取肝脏组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法尼醇X受体(FXR)、小异二聚体伴侣(SHP)、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激酶(PEPCK)和葡萄糖-6-磷酸酶(G6Pase)mRNA表达水平，应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手术组术后第4、6、8周摄食量[(18±2)、(19±3)、(20±4) g/d]显著低于假手术组[(24±3)、(28±4)、(26±3) g/d]，手术组术后第2、4、6、8周空腹血糖[(6.9±0.9)、(6.0±1.1)、(6.4±0.8)、(6.8±0.7) mmol/L]显著低于假手术组[(12.9±1.4)、(10.8±0.8)、(9.4±1.1)、(9.0±1.0) 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707、5.091、3.394、9.209、9.982、6.239、5.098， P<0.05)；术后2周，手术组OGTT、ITT曲线下面积[(898±118)、(428±85) mmol/(L·min)]显著低于假手术组[(1 508±108)、(788±98) mmol/(L·min)]，术后8周，手术组OGTT、ITT曲线下面积[(975±102)、(455±76) mmol/(L·min)]显著低于假手术组[(1 575±96)、(775±86) mmol/(L·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790、7.849、12.120、7.886， P<0.05)；术后8周，手术组大鼠血清总胆汁酸[(105.17±14.81) μmol/L]显著高于假手术组[(68.87±10.81) μ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600， P<0.05)；手术组与假手术组比较，肝脏FXR和SHP mRNA的表达显著上调(1.67±0.31比1.17±0.11、2.37±0.21比1.33±0.18)，PEPCK和G6Pase mRNA的表达显著下调(0.77±0.12比1.15±0.14、0.87±0.08比1.05±0.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299、10.640、5.829、3.976， P<0.05)。 结论:RYGB术改善T2DM大鼠糖代谢的作用机制可能与术后肝脏胆汁酸信号上调进而抑制糖异生有关。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全球最多见的慢性肝脏疾病，其主要临床特征是肥胖和代谢功能障碍，与肝硬化、肝细胞癌及其相关病死率增加密切相关，但确切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内脏脂肪组织比皮下脂肪组织具有更高的脂解和代谢活性，内脏脂肪组织的增加是NAFLD发展的始动因素。现总结内脏脂肪的无创评估指标，阐述内脏脂肪增多与NAFLD的关联性，为预防和治疗NAFLD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