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LINC00511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相关机制,以提示其作为新型生物标志物及治疗靶点的潜力.方法 以"LINC00511、digestive system cancer、long non-coding RNA、tongue squamous carcinoma、e-sophagus cancer、gastric cancer、hepatocellular carcinoma、pancreatic cancer、colorectal cancer"为英文关键词,以"LINC00511、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长链非编码RNA、舌鳞癌、食管癌、胃癌、肝细胞癌、胰腺癌、结直肠癌"为中文关键词,检索PubMed及中国知网数据库相关文献,检索时间为2017年1月-2023年2月.纳入标准:(1)LINC00511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的作用及相关机制;(2)LINC00511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预防和治疗中的应用.排除标准:(1)实验设计不完整的研究;(2)评论类的文献;(3)重复文献.共纳入文献44篇.结果 研究证明LINC00511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异常高表达,在部分肿瘤中的表达程度与临床分期及预后相关.实验中LINC00511异常增高可提高肿瘤细胞的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沉默LINC00511后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受到抑制.结论 LINC00511与多种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细胞恶性表型密切相关,有望作为分子靶点在肿瘤治疗中发挥作用.

乳腺疾病为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女子以肝为先天",故乳腺病多可从肝论治.清代医家王旭高在其代表性学术著作《西溪书屋夜话录》中全面论述了肝病证治,分述肝气证治、肝风证治、肝火证治和肝寒肝虚证治,提出"治肝三十法".乳腺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肝气、肝火密切相关.从肝气论治乳腺病,可运用疏肝理气法和疏肝通络法治疗肝气郁结型和气滞血瘀型乳腺增生病,运用柔肝法治疗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后肝肾阴虚证,运用培土泄木及泄肝和胃法治疗乳腺癌化疗后胃肠道反应;从肝火论治乳腺病,可运用清肝法治疗乳腺增生病或乳房炎症疾病肝经郁热证,运用泻肝法及化肝法治疗因肝火所致乳腺增生病或乳房炎症疾病,运用泻子、补母法治疗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后类更年期综合征,运用清金制木法治疗放射性肺炎."气有余便是火",肝气、肝火是疾病发展的两个阶段,辨证时需整体联系,分清主次以治疗之.附验案1则以佐证.

目的:探讨原发性肺腺癌伴肠母细胞分化(lung adenocarcinoma with enteroblastic differentiation,LAED)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鉴别诊断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至2022年搜集的2例LAED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病理形态学、免疫表型特征及基因检测结果等,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2例患者均为中老年男性,且长期吸烟,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水平分别为>20 000 ng/mL、914.17 ng/mL;病灶分别位于右肺上叶及左肺下叶,最大径为12.5 cm及4.0 cm.患者的手术切除标本可见,肿瘤切面呈灰白、灰红,为实性,质软,局部易碎.镜下见大部分肿瘤组织呈实性,少部分呈腺管状、乳头状或呈囊腺样生长;肿瘤细胞学的细胞质透亮,富含糖原.免疫组化检测可见,肿瘤组织同时具有胚胎性分化和肠型分化的表型,不表达肝细胞分化标志.分子检测显示,EGFR、ALK/ROS1、RET、KRAS,BRAF、NTRK及MET均未见突变,HER-2未见扩增,EBER阴性.2例患者均诊断为LAED,因形态学及免疫表型有交叉,且均可有AFP水平升高,易被误诊为肺肝样腺癌及其他具有透明胞质的低分化腺癌.1例患者放弃治疗,于诊断2个月后去世;另1例患者接受根治性肺叶切除,术后行辅助化疗及免疫、靶向治疗,治疗后AFP水平降至正常,随访40个月时,患者因发生肿瘤骨、脑转移去世.结论:LAED目前国际上尚未见报道,其诊断及鉴别诊断主要依赖特征性的组织结构及细胞形态,并结合免疫组化标志物及血清AFP水平.本报道拓宽了产AFP的原发肺腺癌的疾病谱,LAED总体上临床进展快,患者预后差.

目的 探讨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射治疗中宫腔管不同重建点对源驻留位置及计划剂量学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5月至2022年10月在柳州市工人医院完成根治性放射治疗的43例宫颈癌患者的资料.患者年龄32～79岁,病理类型为鳞癌40例,腺癌3例,均接受外照射(50.4 Gy分28次)和CT引导下的腔内(45°宫腔管)近距离治疗(36 Gy分6次).近距离治疗采用Fletcher施源器,其宫腔管弯曲角度有15°、30°和45°.为每位患者模拟制订2套近距离治疗计划.一套计划提取患者近距离治疗CT模拟定位图像及原始计划,将45°宫腔管弯曲部分重建点调整为逐层重建,根据处方优化计划至符合临床要求,称为逐层组.另一套计划以逐层组为模板,仅调整45°宫腔管弯曲部分重建点至1、3、5、7个,不修改驻留权重及其他参数,分别称为平均1、3、5、7组.对15°、30°和45°宫腔管分别进行不同重建点个数时的偏差分析,比较45°、30°与15°宫腔管在不同重建点时的重建偏差.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或Wilcoxon符号秩检验比较45°宫腔管的两组计划的高危临床靶区(HR-CTV)D30％、D90％、D100％、V100％、V150％、V200％和适形指数(CI),及膀胱、直肠和小肠的D2cm3、D1cm3、D0.1cm3的差异.结果 45°宫腔管平均组重建偏差主要来源于宫腔管垂直方向.45°(1、3、5、7个重建点)、30°(1、3、5个重建点)与15°(1、2个重建点)宫腔管的平均重建偏差分别为1.30、0.32、0.14、0.08 mm,0.57、0.14、0.06 mm,0.14、0.06 mm.逐层组的HR-CTV参数与平均5组、平均7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平均5组与平均7组间的剂量学参数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膀胱和直肠的剂量学参数在逐层组与平均组之间或在各平均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逐层组的小肠剂量学参数较平均1组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02,＜0.001,＜0.001),逐层组的小肠剂量学参数分别与平均5组和平均7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平均5组的小肠剂量学参数与平均7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平均组小肠D0.1 cm3、D1 cm3和D2cm3的剂量偏差在1个重建点时分别为2.41％±1.70％、1.95％±1.27％和1.71％±1.10％.结论 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射治疗中,建议15°、30°与45°Fletcher宫腔管弯曲部分重建点应分别不少于1、3和5个.

目的:探讨经直肠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穿刺活检120例临床病理特征及免疫组化分析结果，提高对前列腺癌的临床和病理诊断准确率。方法:选取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行直肠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穿刺活检的前列腺疾病患者120例的临床资料，对患者穿刺活检样本进行临床病理特征和免疫组化分析。结果:120例患者中，经病理确诊检测前列腺癌(PCA)患者45例，占37.5%；前列腺上皮瘤变(PIN)Ⅰ级3例，占2.5%；良性前列腺增生症55例，占45.8%；不典型腺瘤样增生5例，占4.2%；慢性前列腺炎患者12例，占10.0%。病理结果显示，前列腺癌腺体结构紊乱，复杂多样，间质浸润，部分侵犯神经等病理形态改变。通过Gleason评分法进行分级，45例前列腺癌患者中，6例高分化腺癌(<5分)，25例中分化癌(6～7分)，14例低分化癌(≥8分)。免疫组化分析显示，前列腺癌患者p63和CK34βE12表达为阴性，P504S和PSA表达为阳性。结论:经直肠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穿刺对前列腺癌诊断具有安全、准确、操作简便，是有效的诊断方法。可通过对临床病理特征与免疫组化分析进行综合判断，有助于前列腺疾病的鉴别诊断，能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目的:探讨筋膜导向的腹腔镜侧方淋巴结清扫（LLND）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21年8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100例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69例，女31例；年龄为58（32~85）岁。患者均行腹腔镜直肠癌全系膜切除术，以筋膜为导向行LLND。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3）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4）随访情况。采用电话、门诊、病案复查等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疾病进展、肿瘤复发和转移情况。生存时间为手术日期至死亡时间或末次随访时间。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8月。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 结果:（1）手术情况：100例患者中，44例行新辅助治疗，56例未行术前治疗。100例患者均行腹腔镜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其中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60例（单侧LLND 49例、双侧LLND 11例），直肠癌腹会阴联合切除术20例（单侧LLND 16例、双侧LLND 4例），全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12例（单侧和双侧LLND各6例），Hartmann术5例（单侧LLND 3例、双侧LLND 2例），后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3例（单侧LLND 2例、双侧LLND 1例）。患者手术时间为258（200~325）min，术中出血量为100（50~200）mL。19例行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患者同时行回肠保护性造瘘术。3例患者术中因淋巴结侵犯闭孔神经致剥离时损伤（未离断）。100例患者中，12例（行全盆腔脏器切除术患者）切除输尿管腹下神经筋膜，88例保持输尿管腹下神经筋膜完整。（2）术后情况：100例患者均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拔除尿管时间为4（3~7）d，住院时间为11（9~15）d。26例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3）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100例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肿瘤最大径为4.5（3.8~5.9）cm；肿瘤大体分型肿块型21例、溃疡型79例；肿瘤分化程度为高分化和中分化82例、低分化和未分化腺癌（印戒细胞癌）18例；TNM分期Ⅰ期14例，Ⅱ期38例，Ⅲ期48例；T分期T0~2期16例，T3~4期84例；N分期N0期52例，N1~2期48例；清扫总淋巴结数目为23（18~27）枚/人，单侧LLND数目为5（3~9）枚/人。100例患者中，侧方淋巴结阳性36例（行新辅助治疗14例）。（4）随访情况：100例患者中，97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21（1~69）个月，2年总生存率为81.6%，2年疾病无进展生存率为70.6%。97例患者随访期间，其中4例骶前肿瘤复发，1例LLND清扫区域肿瘤复发；11例肝转移，5例骨转移，单侧LLND对侧侧方淋巴结转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腹膜种植转移各2例。97例患者随访期间，其中无瘤生存76例，带瘤生存4例，肿瘤相关死亡15例，非肿瘤相关死亡2例。结论:以筋膜导向的腹腔镜LLND运用于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恶性梗阻性黄疸(MOJ)患者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后出血的危险因素分析及模型预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2021年6月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三六三医院就诊的ERCP治疗的MOJ患者302例，收集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并对患者胰胆管生化指标进行检测。出院后对患者进行随访，依据随访患者ERCP术后是否出血分为出血组( n＝47)和对照组( n＝255)，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和临床数据，包括年龄、性别、血小板数量、是否具有胆管结石、急性胆管炎、急性胰腺炎、结石数量、术中出血、胰腺癌、胆管癌、结石直径大、结石嵌顿、十二指肠乳头憩室，手术预切开的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M (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ERCP术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依据患者术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并验证。 结果: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血小板数量、胆管结石、急性胆管炎、急性胰腺炎、结石数量、术中出血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出血组患有胰腺癌、胆管癌、结石直径大、结石嵌顿、十二指肠乳头憩室、手术预切开的百分率分别为12.77%、17.02%、19.15%、51.06%、59.57%、14.89%，对照组的百分率分别为3.92%、5.10%、9.02%、19.22%、17.65%、5.88%，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以患者术后是否出血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有胰腺癌( OR＝1.838，95% CI：1.524~4.613， P＝0.041)、胆管癌( OR＝2.548，95% CI：1.870~5.116， P＝0.015)、结石嵌顿( OR＝3.078，95% CI：2.374~6.012， P<0.001)、十二指肠乳头憩室( OR＝1.140，95% CI：1.045~1.628， P<0.001)、手术预切开( OR＝1.640，95% CI：1.321~1.928， P<0.001)是MOJ患者ERCP术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十二指肠乳头憩室的预测能力最大；结石嵌顿和胆管癌的预测能力次之，且相互间无太大差别；胰腺癌、结石直径、预切开对MOJ患者ERCP术后出血的预测能力较小。胰腺癌、胆管癌、结石直径大、结石嵌顿、十二指肠乳头憩室、预切开的积分分别为42、63、28、65、76、34分，总分308分对应列线图模型的预测能力为61.6%，总体而言，列线图预测效能良好。采用Harrell concordance index分析法和ROC曲线对模型区分度进行评价，C-index计算结果为0.826(95% CI：0.771~0.847)，ROC曲线AUC为0.843(95% CI：0.801~0.884)，ROC预测值和C-index计算结果较为接近，模型区分度应用于本次研究中，具有一定的预测效果。Calibration曲线中列线图模型预测MOJ患者ERCP术后出血的概率与实际发生概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结论:ERCP对大多数MOJ患者安全可行，但对于患有胰腺癌、胆管癌、结石直径较大、结石嵌顿、十二指肠乳头憩室的患者，应谨慎操作，且要避免手术预切开的情况，以降低术后出血的风险。另外，列线图模型预测MOJ患者ERCP术后出血的预测能力较强，临床研究中值得借鉴。

目的:探讨结直肠癌患者腹腔灌洗液中肿瘤标记物对肿瘤腹膜转移的诊断价值。方法:本研究纳入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胃肠外科行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227例为研究对象。取开腹后即刻腹腔灌洗液300 ml进行传统细胞学(PLC)检测，其中134例患者进行了腹腔灌洗液肿瘤标记物(pTM)检测。对所有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明确腹膜转移的危险因素；绘制pTM ROC曲线确定最佳cutoff值；采用配对资料χ 2检验比较PLC和pTM检测结果的差异。 结果:本组结直肠癌患者腹腔灌洗液脱落细胞学阳性率为12.3%(28/227)。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年龄>65岁，肿瘤T分期为T3＋、淋巴结转移、分化类型为黏液腺癌以及血清CA125、血清CA19-9升高均与肿瘤腹膜转移有关(均 P<0.05)。结直肠癌患者腹膜转移pTM最佳cutoff值：pCEA 17.095 ng/dl，灵敏度58.3%，特异度93.9%；pCA19-9 4.515 U/ml，灵敏度83.3%，特异度80.0%；pCA125 303.2 U/ml，灵敏度58.3%，特异度95.7%；pCA-724 3.01U/ml,灵敏度66.7%，特异度95.7%。结直肠癌患者腹膜微转移pTM最佳cutoff值：pCA19-9 3.43 U/ml，灵敏度100%，特异度72.2%。pCA19-9阳性率为29.85%，高于PL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00, P<0.05)。 结论:结直肠癌腹膜转移与患者的年龄、肿瘤T分期、淋巴结转移、肿瘤病理类型以及血清CA125、CA19-9升高均有关；pTM对结直肠癌腹膜转移具有诊断价值，其中pCA19-9诊断价值最高。

目的:探讨自牵引后离断（SPLT）技术在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重抗反流双通道重建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103例临床分期Ⅰ~Ⅱ期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患者（Siewert Ⅱ型）的临床病理资料；男65例，女38例；中位年龄为59岁，年龄范围为45~79岁。103例患者中，49例行SPLT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设为SPLT组；54例行传统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设为传统组。观察指标：（1）术中情况。（2）术后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反流性食管炎发生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或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结果:（1）术中情况：SPLT组患者手术时间、消化道重建时间、术中出血量、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中转辅助分别为（261±48）min、（26±4）min、（114±42）mL、8.0（6.5，9.5）枚、1例；传统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44±42）min、（30±6）min、（118±46）mL、5.5（4.0，8.0）枚、9例；两组患者消化道重建时间、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中转辅助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34， Z=-4.05， χ2 =4.72， P<0.05）；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87，-0.47， P>0.05）。（2）术后情况：SPLT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分别为（11.5±2.7）d、4例；传统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2.5±4.3）d、9例；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47， χ2=1.68， P>0.05）。103例患者中，13例发生术后并发症，其中左侧胸腔积液5例、吻合口漏4例、轻度肺炎2例、切口感染1例、乳糜漏1例。4例患者发生吻合口漏，位置均在食管-空肠吻合口处，腹段食管受侵犯均>1 cm，术中均放置纵隔引流管经腹壁引出，通过肠内、外营养支持和充分引流后全部治愈。其余并发症经对症治疗后均治愈。（3）随访情况：49例SPLT组患者中，43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8±4）个月。随访期间，1例患者内镜检查结果显示发生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为2.33%（1/43）。54例传统组患者中，53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7±4）个月。随访期间，4例患者内镜检查结果显示发生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为7.55%（4/53）。两组患者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47， P>0.05）。 结论:SPLT技术可用于近端胃切除双重抗反流双通道重建，与传统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比较，可降低中转辅助情况，增加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缩短消化道重建时间。

目的:预防性造口永久化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临床医师在进行临床决策时，需要权衡和考虑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风险。为方便临床评估，本研究分析腹腔镜直肠癌经括约肌间切除术（LISR）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预测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采取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收治的331例经内镜及病理确诊为原发性低位直肠腺癌、行LISR并行预防性造口患者的临床资料；排除结直肠多原发癌、因肠梗阻或出血或穿孔而行急诊手术者以及未完成18个月的随访者。其中男性258例，女性113例，年龄（58.8±11.2）岁，体质指数（23.7±3.1）kg/m 2。通过R软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按约7∶3的比例选择234例患者作为建模组，剩余97例患者作为验证组。本组病例均在术前由造口师确定造口部位，选择距离回盲部30 cm的末端回肠行预防性造口。观察全组患者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情况，以及可能影响建模组患者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临床因素。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定义为术后18个月时患者预防性造口无法还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LISR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独立危险因素，采用R软件绘制列线图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331例LISR患者中，共37例（11.2%）最终预防性造口永久化，其中建模组26例，验证组11例。37例患者无法还纳造口的原因包括：吻合口漏不愈合或吻合口漏导致的狭窄（16例，43.2%）、远处转移（16例，43.2%）、无法耐受二次手术（3例，8.1%）、放射性直肠狭窄（1例，2.7%）和肛门功能恢复不良（1例，2.7%）。建模组单因素分析显示，接受新辅助放化疗、肿瘤低分化、cT3分期以及合并远处转移与预防性造口永久化有关（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接受新辅助放化疗（OR=3.078，95%CI：1.326~7.147， P=0.009）、cT3分期（OR=2.257，95%CI：1.001~5.091， P=0.049）以及合并远处转移（OR=16.180，95%CI：2.753~95.102， P=0.002）是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筛选出的危险因素成功构建预测低位直肠癌LISR术后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列线图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793，最佳截断值0.890，灵敏度0.577，特异度0.885；验证组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53。建模组和验证组的校正曲线均展现了较好的拟合度。 结论:新辅助放化疗、cT3分期以及远处转移是LISR患者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构建的列线图模型有助于预测其发生的概率。对于有高危因素行LISR的患者，外科医生术前应充分告知预防性造口不能还纳而致永久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