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77岁，因"右眼眼胀，双眼视物重影半年余"于2022年12月就诊于济南明水眼科医院。既往无肿瘤病史，慢性胃炎史20余年、慢性支气管炎史20余年、肝囊肿病史11年、冠心病史10余年、结肠息肉切除术后11年余、小肠疝气术后3年余，无传染病史。眼部检查：视力：右眼0.6，左眼0.8，双眼视力矫正无助；眼压：右眼10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0 mmHg；双眼位正，眼球各方向运动未见明显异常；眶压：右眼（++）；右眼上睑下垂，遮挡瞳孔上缘，瞳孔圆，直径约3 mm，光反射正常，晶状体混浊（++），玻璃体轻度混浊；裂隙灯显微镜下眼底检查：右眼视盘颞侧萎缩弧，黄斑中心凹反光不明，鼻下方及颞侧周边视网膜见出血点。实验室检查示血常规、尿常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丙型肝炎抗体、梅毒抗体、艾滋病抗体等未见异常。心电图示窦性心律，肢体导联低QRS电压。胸部X线示双肺纹理增多增粗，其内未见明显实质性病变。眼眶CT示右眼眶眶顶部见类扁椭圆形略高密度阴影，横截面约1.7 cm×1.9 cm，CT值约40 Hu，相邻眶壁骨质结构未见明显破坏，上直肌受压移位。双侧眼球大小对称，球后视神经未见明显增粗（图1）。眼眶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强化示：右侧眼球略突出，右眼眶球后外上方可见团块状长T1长T2异常信号影，边界较清，增强扫面呈明显较均匀强化，大小约15 mm×21 mm，邻近视神经及上直肌受压、移位，左侧眼眶及内容物未见明显异常。患者于2022年12月在全身麻醉下行右眼眶内肿物切除术，术中切除肿物送病理，术后甘露醇降眶压，激素减轻水肿。术后组织病理学提示（右眼眶内）低分化癌，呈深染小细胞样，呈巢团状分布（图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CK-pan:（+）、Syn:（+）、S-100:（个别散在+）、Ki-67:（阳性细胞数约70%）、CD56:（+）、CgA:（-）、CK20:（-）、TTF-1:（+）、P16:（+）、P53:（+，突变型）、CD117:（+）、SMARCA4:（+）。综合以上结果，病理学诊断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Small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SCNEC）。术后常规抗感染，建议患者至肿瘤专科医院行全身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显像检查协诊及原发病灶转移情况。出院后随访，患者胸部CT示右肺上叶占位并纵隔淋巴结肿大，性质不明，锁骨上区及腹部彩超未见明显异常。考虑转移癌可能性大，患者拒绝行穿刺活检及进一步治疗。

目的:对比国内外优秀放疗中心肿瘤放疗专科医师培养经验，为中国肿瘤专科医院放疗基地医师培养体制提供改进的依据。方法:通过电子问卷邮件和在线调查，收取中国6家省级肿瘤专科医院和欧美5家肿瘤专科中心的住院医师及教师反馈，描述和比较培养模式。结果:中国26位住院医师和23位教师参与调查。国外20位住院医师和1位教师回答问卷，并反馈4份专科医师培养制度文件。中国专科医师培养计划分成2个阶段，本研究结果反应第一阶段情况。在培养目标、临床实践培养形式、轮转培养规则以及考核设置上中国与国外相同。但中国比国外规范化培训时长少(2～3年比4～5年)。中国项目覆盖主要常见病种；国外按照病种轮转保证每个病种的实践。中国工作量多数为40～60 h/周，国外住院医师工作时间多依照本地法规要求，但美国纽约项目长达60～80 h/周。结论:中国6家肿瘤中心放疗专科医师培养第一阶段在总体目标、培养模式和考核方向上与欧美优质项目相似，但在项目总时长尤其是放疗科内轮转时长和按照病种轮转方面低于欧美项目。

目的:探讨时间序列模型在上海市肿瘤患者医院感染发病率预测中的应用，为医院感染的早期预警和防控提供参考。方法:基于2013年至2018年上海市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住院患者的医院感染发病率数据，应用SPSS 22.0统计软件构建自回归求和移动平均(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ARIMA)模型和指数平滑模型，通过比较两种模型的拟合精度，确定最优拟合模型。以2019年1月至6月的医院感染发病率数据作为验证数据集，评价模型的预测效果。结果:2013年至2018年共监测379 477例住院患者，其中3 170例发生医院感染，总感染率为0.84%。霍尔特-温特相加法模型为拟合最优模型( R2＝0.82)。应用霍尔特-温特相加法模型预测2019年1月至6月的医院感染发病率，预测值和实际值动态趋势较一致，平均相对误差为15.22%。 结论:霍尔特-温特相加法模型能较好地拟合和预测肿瘤患者医院感染的发生趋势，可为肿瘤专科医院感染的监测预警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基于WARM（whole，assessment，revaluation，management）模型的早期跨学科姑息支持治疗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生活质量、心理状态、疼痛和营养状况的治疗效果。方法:选择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初诊为晚期NSCLC患者6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2组：标准抗肿瘤治疗组（SC组， n=30）和早期姑息治疗组（EPC组， n=30）。SC组患者接受标准抗肿瘤治疗；EPC组除接受标准抗肿瘤治疗外，还接受由肿瘤专科医师、姑息治疗护士、营养医师以及心理医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提供的综合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6个月生活质量改善情况［肺癌患者生存质量测定量表（FACT-L）评分］、心理状况［医院焦虑和抑郁量表（HADS）以及患者健康问卷抑郁自评量表-9（PHQ-9）］、营养状况［患者主观整体营养状况评价量表（PG-SGA）］及癌性疼痛评分［疼痛数字评价量表（NRS）］。 结果:最终共45例患者完成6个月治疗，男24例，女21例，年龄38~82（60.5±1.7）岁；EPC组23例，SC组22例。EPC组治疗后6个月FACT-L量表得分为（122.3±1.6）分，优于SC组的（111.8±2.1）分（ P<0.001）。EPC组与SC组相比具有更轻的HADS 焦虑量表评分：（1.1±0.3）比（2.9±0.4）分（ P<0.001），更轻的HADS 抑郁量表评分：（0.7±0.3）比（3.6±0.4）分（ P<0.001）。EPC组患者无抑郁率为100.0%（23/23），优于SC组的45.5%（10/22）（ P<0.001）。SC组治疗后重度营养不良率为40.9%（9/22），中度营养不良率为50.0%（11/22），无营养风险率为9.1%（2/22）；EPC组治疗后中度营养不良率为60.9%（14/23），无营养风险率升高为39.1%（9/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两组患者NR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40）。 结论:基于WARM模型的早期跨学科姑息支持治疗可以提高NSCLC患者生活质量，改善心理状态和营养状况。

目的: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肿瘤专科医院肝癌患者个案管理模式，为肝癌患者个性化护理实施提供依据。方法:以患者的主观体验及需求为导向，以患者行动日记为依据，提供并制定干预措施。通过多学科医疗团队和多专科护理团队，从患者诊断到术后1个月，为肝癌患者提供全面的、持续的照护，从而提高治疗的有效性。结果:30例对象中26例全部结案，其中转当地医院治疗3例。因经济情况，拒绝返诊治疗1例。再次入院接受介入治疗24例，2例门诊复查，复诊率86.67%。行动日记记录完整率86.67%。结论:构建以患者主观体验及需求为导向的个案管理，针对性地向患者提供可持续性护理，从而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和满意度。

目的:构建肿瘤高级实践护士核心能力指标体系。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于2022年6?—11月通过文献回顾和专家小组协调制订肿瘤高级实践护士核心能力指标体系初稿，采用德尔菲法进行专家函询，并通过层次分析法，确立肿瘤高级实践护士核心能力指标体系。结果:共纳入来自10个省、直辖市的11家医院和4家医学院校的54名专家，进行2轮专家函询，问卷有效回收率均为100%，专家权威系数为0.90，肯德尔协调系数为0.089～0.179和0.101～0.176（ P<0.01），最终确立的肿瘤高级实践护士核心能力指标体系包括7条一级指标和69条二级指标。 结论:肿瘤高级实践护士核心能力指标体系内容全面，具有肿瘤专科护理特色，构建过程科学可靠，为未来开展肿瘤高级实践护士培训奠定了基础。

目的:了解肿瘤医院护士工作投入的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以及工作接纳在医院磁性水平和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19年9月选取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420名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磁性要素量表Ⅱ（EOMⅡ）、工作相关接纳行动问卷（WAAQ）、Utrecht工作投入量表（UWES）对护士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单因素分析、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医院磁性水平、护士工作接纳和护士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408份。结果:408名护士EOM Ⅱ得分为（141.53±22.73）分，WAAQ得分为（33.79±8.38）分，UWES得分为（45.11±17.27）分。工作投入与医院磁性水平及工作接纳均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549、0.564； P<0.01）。医院磁性水平对工作接纳（β=0.39）和工作投入（β=0.40）均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工作接纳对工作投入有正向预测作用（β=0.47），工作接纳在医院磁性水平与工作投入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1.49%。 结论:工作接纳在医院磁性水平和工作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护理管理者可以通过营造磁性护理工作环境，促进护士的工作接纳，提升其工作投入度。

目的:调查肿瘤专科护士对安宁疗护的知信行及其相关因素。方法:采取整群便利抽样法随机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1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莱钢医院肿瘤专科护士48名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调查表和安宁疗护知信行问卷调查表对肿瘤专科护士进行资料收集，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肿瘤专科护士关于安宁疗护的知信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肿瘤专科护士对安宁疗护知识平均总得分为(14.03±3.32)分，标准分为70.16分；态度平均总得分为(3.52±0.26)分，标准分为69.94分；行为平均总得分为(4.14±0.72)分，标准分为82.16分，此结果表明肿瘤专科护士对安宁疗护的知信行掌握程度处于中等水平；年龄、工作年限、学历、家庭形态、个人月收入、工作机构、户籍、其他医务人员处获取安宁疗护知识及接受培训学习安宁疗护知识均为肿瘤专科护士对安宁疗护知识的相关影响因素( P<0.05)；工作机构、其他医务人员处获取安宁疗护知识、电视、网络获取安宁疗护知识及接受培训学习安宁疗护知识为肿瘤专科护士对安宁疗护态度的相关影响因素( P<0.05)；家庭形态和电视、网络获取安宁疗护知识为肿瘤专科护士对安宁疗护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 P<0.05)；个人月收入、学历、其他医务人员处获取安宁疗护知识及接受培训学习安宁疗护知识对肿瘤专科护士的知识得分有影响( P<0.05)；接受培训学习安宁疗护知识和电视、网络获取安宁疗护知识对肿瘤专科护士的态度得分有影响( P<0.05)；家庭形态是影响肿瘤专科护士的行为得分因素( P<0.05)。 结论:个人月收入、学历、其他医务人员处获取安宁疗护知识及接受培训学习安宁疗护知识是影响肿瘤专科护士的知识的主要因素；接受培训学习安宁疗护知识和电视、网络获取安宁疗护知识是影响肿瘤专科护士的态度主要因素；家庭形态是影响肿瘤专科护士的行为主要因素。

目的:探讨癌症患者医学应对方式在心理弹性与死亡焦虑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0年6—8月选取北京市2所肿瘤专科医院的330例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死亡焦虑量表、医学应对方式问卷和心理弹性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癌症患者死亡焦虑、医学应对方式和心理弹性的关系。采用AMOS 21.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验证。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30份，回收有效问卷302份，有效回收率为91.5%。结果:302例癌症患者的中文版死亡焦虑量表得分为（40.12±10.23）分，心理弹性量表得分为（70.97±13.43）分，医学应对方式问卷的面对、回避、屈服维度得分分别为（18.80±3.65）、（15.64±3.16）、（8.75±2.84）分。癌症患者的心理弹性与死亡焦虑、医学应对方式中的屈服维度呈负相关（ P<0.01），与医学应对方式中的面对、回避维度呈正相关（ P<0.05）；癌症患者医学应对方式中的面对、屈服维度均与死亡焦虑呈正相关（ P<0.05）。医学应对方式在心理弹性与死亡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2.47%。 结论:临床医务人员应关注癌症患者的死亡焦虑问题，提升患者的心理弹性，鼓励患者积极应对疾病，从而降低其死亡焦虑水平，促进患者心理健康。

目的:分析某肿瘤专科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初诊咨询系统应用效果，为其他科室和医疗机构提供参考。方法:以2020年5月12日至2020年12月31日使用某肿瘤专科医院乳腺初诊咨询系统的4 647例患者及系统应用前2019年同期来院就诊的4 622例初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χ2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对患者年龄、来源、确需来院进一步诊治患者占比、预约挂号至就诊的等待时间进行比较，并测算系统应用后为患者节省的就医成本。 结果:系统应用后，初诊患者中≥60岁患者占比由15.9%提升至17.9%，外地患者占比由70.2%提升至74.3%，确需来院进一步诊治的患者比例由41.4%提升至71.5%，患者预约挂号至就诊的等待时间由(5.0±4.8)天缩短至(3.9±2.3)天，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系统应用后共为患者节省费用617.7万元，平均为每例患者节省费用3 895元。 结论:初诊咨询系统的应用对于深化诊前服务内容、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提高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率、缩短就诊等待天数以及节省就医成本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