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疼痛干预联合Snyder希望理论对肝癌患者经导管动脉栓塞化疗(TACE)后睡眠质量及希望水平的影响.方法 将88例接受TACE治疗的肝癌患者根据干预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42例,采用常规术后干预)和联合组(46例,采用疼痛干预联合Snyder希望理论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睡眠质量[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和睡眠状况自评量表(SRSS)]、希望水平[Herth希望指数(HHI)]、自我感受负担[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疼痛情况[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镇痛药物使用量]、炎症因子[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肝功能指标[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丙氨酸转氨酶(ALT)和总胆红素(TBIL)]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干预后,两组患者SRSS、PSQI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且联合组患者SRSS、PSQI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看法、行动倾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亲密度评分均较干预前升高,且联合组患者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看法、行动倾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亲密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身体负担、情感负担、经济负担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且联合组患者身体负担、情感负担、经济负担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CRP、IL-6、TNF-α、ALT、AST、TBIL水平均较干预前降低,且联合组患者CRP、IL-6、TNF-α、ALT、AST、TBIL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联合组患者VAS评分和镇痛药物使用量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组患者恶心、呕吐、疲劳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疼痛干预联合Snyder希望理论能显著改善肝癌患者TACE术后的睡眠质量、希望水平,缓解术后疼痛,降低炎症因子水平,改善肝功能,提升患者的总体康复效果.

目的 探讨1990-2019年中国0～14岁儿童肿瘤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及其主要来源.方法 采用全球健康数据交换(GHDx)数据库数据,分性别、年龄分析1990-2019年中国和全球儿童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率情况.采用Joinpoint法分析儿童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和DALY率的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结果 1990-2019年中国儿童肿瘤疾病负担各项指标均呈下降趋势,发病率平均每年变化-3.28％(-3.61％,-2.95％),死亡率平均每年变化-3.29％(-3.53％,-3.05％),DALY率平均每年变化-3.29％(-3.52％,3.05％),均P＜0.001;各指标整体趋势均被分为6个区段.发病率下降6.58％、伤残损失寿命年(YLD)率下降22.89％,低于全球总体下降幅度;死亡率下降62.17％、DALY率下降62.04％、过早死亡寿命损失年(YLL)率下降60.7％,下降幅度均高于全球总体水平.中国发病率处于较低水平,但死亡率和DALY率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各年龄组中0～28 d组疾病负担各指标值均为最高,且各指标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疾病负担指标存在性别差异.中国儿童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和DALY率最高的均是白血病,儿童肿瘤发病率顺位具有性别差异.结论 1990-2019年中国儿童肿瘤疾病负担呈下降趋势,过早死亡是疾病负担的主要来源,疾病负担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

目的 构建终末期癌症患者远程居家安宁疗护照护系统,并评价其应用效果.方法 基于文献研究、患者及其照护者需求访谈、专家小组会议讨论,构建终末期癌症患者远程居家安宁疗护照护系统.2023年5月—8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湖南省长沙市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安宁疗护病房即将出院的88例癌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时间先后顺序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试验组接受基于远程居家安宁疗护照护系统的居家照护,对照组接受常规出院指导和出院随访,共干预8周.采用中文版埃德蒙顿症状评估量表、中文版安宁疗护患者生活质量量表评价两组在干预前及干预后的症状负担及生活质量;采用中文版远程照护满意度问卷调查试验组的照护满意度.结果 终末期癌症患者远程居家安宁疗护照护系统包括患者端与医护端,其中患者端包含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医患沟通、安宁疗护知识科普库、用药助手、智能报告与监测、智能答疑、智能随访、智能表单8个模块;医护端包含工作台、个案管理、随访管理、预警提醒、科普推送、统计分析、用户管理7个模块.共67例患者完成干预,其中试验组3 3例、对照组3 4例.应用效果显示,干预后试验组症状负担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中文版远程照护满意度问卷得分为(59.00±6.66)分,处于高满意度水平.结论 使用远程居家安宁疗护照护系统可减轻终末期癌症患者的症状负担,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肠造口是治疗结直肠癌、炎性肠病、肠梗阻、肠外伤等疾病的常见术式[1].由于肿瘤病情与肠造口的特殊性,一半以上的造口患者遇到心理社会问题,如自卑感、病耻感和社交焦虑,出现自我封闭,拒绝社交等社会疏离行为[2,3].社会疏离是指个体因各种原因对社会行为的潜在影响而产生一种自我疏远和疏离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包含主观感受(孤独、无助等负性情绪体验)和客观行为(社交回避、社交范围减少等)[4].而逐渐剥夺社会化是一种强大的慢性应激源,不仅会产生心理、精神异常,损害认知功能,出现社会认知缺陷[5],也会影响癌症的复发和长期生存率,增加家庭及社会负担[6].本文对肠造口患者社会疏离感动态变化轨迹、影响因素、预防和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

目的:分析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流行病学趋势及主要风险归因。方法:应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收集1990—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库中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率、死亡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根据GBD数据库2019年全世界标准化人口结构计算年龄标准化率。观察指标：（1）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和死亡情况。（2）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3）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ASIR和ASMR变化趋势。（4）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死亡主要风险归因变化趋势。计数资料以绝对数、百分率和比值表示。采用Joinpoint（V.4.7.0.0）软件回归计算不同时段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年变化率、年平均变化率（AAPC）及其95%可信区间（ CI）。采用STATA（V.15.0）软件中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控制两个变量，不同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对胰腺癌发病和死亡风险的影响，风险效应值采用相对危险度（95% CI）表示。 结果:（1）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和死亡情况。2019年中国胰腺癌发病率从15~19岁的0.07/10万上升至85~89岁的64.01/10万，其中男性从0.09/10万上升至94.71/10万，女性从0.04/10万上升至47.47/10万；死亡率从0.04/10万上升至79.58/10万，其中男性从0.05/10万上升至116.50/10万，女性从0.03/10万上升至59.69/10万。日本胰腺癌发病率从15~19岁的0.03/10万上升至85~89岁的162.26/10万，其中男性从0.03/10万上升至177.67/10万，女性从0.04/10万上升至153.67/10万；死亡率从0.02/10万上升至154.88/10万，其中男性从0.02/10万上升至170.93/10万，女性从0.02/10万上升至145.94/10万。韩国胰腺癌发病率从15~19岁的0.04/10万上升至85~89岁136.78/10万，其中男性从0.03/10万上升至153.78/10万，女性从0.04/10万上升至129.73/10万；死亡率从0.02/10万上升至135.98/10万，其中男性从0.02/10万上升至156.21/10万，女性从0.02/10万上升至127.59/10万。中国胰腺癌人群发病和死亡人数高峰均出现在65~69岁男性群体，不同年龄组男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女性。日本胰腺癌人群发病人数高峰出现在80~84岁女性群体，死亡人数高峰出现在75~79岁男性群体，<80岁男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女性，≥80岁女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男性。韩国胰腺癌人群发病人数高峰出现在80~84岁女性群体，死亡人数高峰出现在70~74岁男性群体，<75岁男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女性，≥75岁女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男性。（2）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年龄效应：矫正时期-队列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男性和女性发病率、死亡率风险均升高，其中女性较男性更明显，日本人群较中国、韩国人群更明显。时期效应：矫正年龄-队列效应，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男性和女性发病率、死亡率风险均呈上升趋势，其中中国人群时期效应更显著。队列效应：矫正年龄-时期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男性和女性发病率、死亡率风险均降低。（3）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ASIR和ASMR变化趋势。1990—2019年中国胰腺癌ASIR、ASMR均呈逐年上升趋势，2019年ASIR、ASMR分别为1990年的1.82倍、1.79倍。日本胰腺癌ASIR、ASMR均呈缓慢上升趋势，2019年ASIR、ASMR分别为1990年的1.09倍、1.05倍。韩国胰腺癌ASIR、ASMR均呈先上升后下降再缓慢上升趋势。1990—2019年中国胰腺癌ASIR的AAPC为2.08%（95% CI为1.91%~2.24%， P<0.05）；ASMR的AAPC为2.02%（95% CI为1.86%~2.19%， P<0.05）。日本胰腺癌ASIR的AAPC为0.28%（95% CI为0.15%~0.42%， P<0.05）；ASMR的AAPC为0.13%（95% CI为0.03%~0.24%， P<0.05）。韩国胰腺癌ASIR的AAPC为0.50%（95% CI为0.21%~0.80%， P<0.05）；ASMR的AAPC为0.15%（95% CI为-0.10%~0.40%， P>0.05）。（4）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死亡主要风险归因变化趋势。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死亡主要风险归因依次为吸烟、高空腹血糖和高体质量指数（BMI）。主要风险归因为吸烟的胰腺癌死亡占比趋势显示：中国男性由1990年的31.4%上升至2000年的34.1%，继下降至2015年的31.1%，后呈缓慢上升趋势至2019年的31.7%；女性由1990年的6.7%上升至2005年的10.4%，继下降至2019年的8.7%。日本男性由1990年的38.8%下降至2019年的26.9%；女性由1990年的20.9%下降至2019年的14.8%。韩国男性由1990年的37.5%下降至2019年的30.3%；女性由1990年的12.6%下降至2019年的10.0%。主要风险归因为高空腹血糖的胰腺癌死亡占比趋势显示：中国男性由1990年的5.9%上升至2019年的7.1%；女性由1990年的6.2%上升至2019年的6.8%。日本男性由1990年的7.0%上升至2019年的7.7%；女性由1990年的5.0%上升至2019年的5.5%。韩国男性由1990年的6.8%上升至2019年的9.7%；女性由1990年的6.1%上升至2019年的8.2%。主要风险归因为高BMI的胰腺癌死亡占比趋势显示：中国男性由1990年的1.3%上升至2019年的3.0%；女性由1990年的2.1%上升至2019年的4.3%。日本男性由1990年的2.0%上升至2019年的2.4%；女性由1990年的3.1%上升至2019年的3.4%。韩国男性由1990年的1.9%上升至2019年的3.1%；女性由1990年的3.4%上升至2019年的4.3%。 结论:中国胰腺癌发病率仍然处于持续上升状态，日本和韩国趋于稳定。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的胰腺癌发病状况更需要得到关注。吸烟仍是最需要重视的胰腺癌危险因素；同时应更加关注高空腹血糖和高BMI增加罹患胰腺癌风险。

胃癌是我国第三大常见的恶性肿瘤，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卫生经济负担。胃癌术后并发症的出现不仅会影响患者的康复，还会显著增加患者的医疗费用，给社会和医院带来额外的卫生经济负担。对胃癌术后并发症进行卫生经济学分析，可以为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医院成本控制提供指导，并为预防和治疗并发症的新技术发展提供经济学参考。本文通过检索国内外文献，综合分析了术后并发症的严重程度对医疗费用的影响、术后发生并发症患者医疗费用的主要来源，并提出了可行的措施，以减少术后并发症所带来的卫生经济学负担。此外，本文还讨论分析了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计费模式下术后并发症带来的卫生经济学问题。

目的:调研泌尿外科医生对前列腺癌去势治疗中应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的现有认知、治疗模式，以及临床实践中的未满足需求。方法:2020年7—8月对中国七大地区(北部、东北、东部、南部、中部、西南、西北)163家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进行问卷调研，纳入标准为主治或以上职称、有GnRH-a处方经验并有意愿参与研究的泌尿外科医生。问卷涉及前列腺癌患者基本资料、药物去势(含GnRH-a)使用情况及GnRH-a治疗的未满足需求(应用5分Likert量表评价)。本研究拟收集调研问卷300份，采用自填式结构化电子问卷收集数据。结果: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13 886份，收回符合纳入标准的问卷共410份，剔除110份未完成的无效问卷，共300份有效问卷被纳入分析。每名受访者月均诊治的前列腺癌患者中，接受药物去势治疗的患者数量为(12±8)例。使用1个月剂型GnRH-a的比例高于3个月剂型[(62.0±24.7)%与(38.0±24.7)%]。49.3%(148/300)的受访者表示接受GnRH-a治疗的患者主要随访频率为每月1次。决定随访频率的主要因素为GnRH-a注射频率(31.3%，94/300)、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检测频率(27.7%，83/300)和药物有效性(26.0%，78/300)。治疗依从性方面，46.0%(138/300)的受访者认为超过70.0%的前列腺癌患者能够完全按照医嘱用药。在决定处方何种GnRH-a药品时，受访者主要考虑的因素为不同治疗方案疗效(92.0%，276/300)、药物不良反应(85.7%，257/300)、经济负担(76.7%，230/300)和注射频率(61.3%，184/300)。受访者认为GnRH-a治疗仍有改善需求的方面前4位依次为有效性[(4.04±0.93)分]、经济负担[(3.93±0.84)分]、药物不良反应[(3.90±0.90)分]和注射频率[(3.60±0.93)分]。受访者认为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前4位因素依次为疼痛[(4.09±0.94)分]、心理压力[(3.61±0.90)分]、药物不良反应[(3.46±0.89)]分和频繁注射GnRH-a引起的不适[(3.34±0.91)分]。结论:我国泌尿外科医生希望在应用GnRH-a治疗前列腺癌过程中降低注射频率，在现有治疗的基础上提高治疗有效性，降低患者经济负担和药物不良反应，以改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依从性和有效性。

2024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团队在 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杂志发表了2022年全球恶性肿瘤统计报告，重点阐述了世界185个国家或地区36种恶性肿瘤的发病和死亡情况，并分析不同性别、地理区域和以人类发展指数划分的不同经济区域的差异。据估计，2022年全球新增1 996.5万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和973.7万死亡病例。全球发病前5位的癌种分别为肺癌（248.0万，12.4%）、女性乳腺癌（229.6万，11.5%）、结直肠癌（192.6万，9.6%）、前列腺癌（146.7万，7.3%）和胃癌（96.8万，4.9%）。死亡前5位的癌种分别为肺癌（181.7万，18.7%）、结直肠癌（90.4万，9.3%）、肝癌（75.8万，7.8%）、女性乳腺癌（66.6万，6.9%）和胃癌（66.0万，6.8%）。基于当前人口特征估计，至2050年全球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将超过3 500万。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团队对该报告进行了整理，并结合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现况进行简要解读。

目的:探讨同伴支持康复训练对肺癌患者化疗期间症状负担和心理弹性的干预效果，为减轻患者化疗期间症状困扰提供参考。方法:将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住院接受化疗的90例肺癌患者按照入组时间分组，2018年1—11月入组的患者为对照组，2019年1—11月入组的患者为试验组，每组45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化疗护理和康复训练，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同伴支持康复训练。入院、出院时采用中文版安德森症状评估量表（MDASI-C）、心理弹性量表（CD-RISC）评价2组患者的症状负担和心理弹性。结果:2组入院时MDASI-C、CD-RISC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出院时，试验组MDASI-C中症状困扰得分和症状对生活的影响得分分别为（6.19 ± 1.72）、（5.72 ± 1.45）分，低于对照组的（7.23 ± 2.02）、　（6.75 ± 1.67）分，试验组CD-RISC中坚韧、自强、乐观维度得分及总分分别为（28.12 ± 4.33）、　（20.88 ± 5.64）、（10.69 ± 3.00）、（59.69 ± 8.25）分，高于对照组的（24.57 ± 4.14）、（17.83 ± 4.09）、（9.39 ± 2.58）、（51.82 ± 5.84）分，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2.18 ~ 5.13，均 P<0.05）。 结论:同伴支持康复训练可有效缓解肺癌患者化疗期间症状负担，提高其心理弹性水平。

目的:比较不同方式治疗Ⅲ期宫颈癌患者的不良反应和预后。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将2010年1月至2020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194例按照国际妇产科联盟2018分期为Ⅲ期宫颈癌患者(Ⅲ A期16例，Ⅲ B期23例，Ⅲ C1期136例，Ⅲ C2期19例)，按治疗方法不同分为根治性放疗±化疗组(81例)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113例)，采用 χ2检验比较不良反应的差异。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和无进展生存曲线，并行Log rank检验。进一步对136例Ⅲ C1期患者进行分析不良反应和预后的差异。 结果:根治性放疗±化疗组患者更容易发生3、4级血红蛋白下降( χ2＝10.68， P＝0.004)、直肠黏膜炎( χ2＝14.41， P＝0.001)以及阴道瘘( χ2＝7.16， P＝0.012)，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更容易发生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χ2＝10.96， P＝0.002)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χ2＝8.49， P＝0.010)升高。根治性放疗±化疗组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的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58.3%和74.5%( χ2＝5.33， P＝0.021)。在136例Ⅲ C1期患者中，根治性放疗±化疗组(34例)更容易发生直肠黏膜炎( χ2＝13.25， P＝0.003)，根治术+放疗±化疗组(102例)更容易发生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 χ2＝6.18， P＝0.046)。根治性放疗±化疗组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85.5%和86.3%( P＝0.893)，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65.6%和77.1%( P＝0.244)。 结论:对于Ⅲ期宫颈癌患者，与根治术+放疗±化疗组相比，根治性放疗±化疗组更容易发生进展，预后较差；对于Ⅲ C1期宫颈癌患者，根治性放疗±化疗组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预后无明显差异。2种治疗方式可导致不同的不良反应，无明显优劣。考虑手术所带来的风险和经济负担，更推荐Ⅲ C1期宫颈癌患者行根治性放化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