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NME3在胃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预后等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行胃癌根治术的156例胃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取癌组织及癌旁组织标本，部分癌旁组织未符合要求，最终对156例癌组织和139例癌旁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NME3蛋白表达情况，采用H评分系统对NME3蛋白表达水平进行评分，以6分为临界值，区分NME3蛋白高表达（H评分≥6分）和低表达（H评分<6分）。按照癌组织中NME3蛋白高、低表达，将患者分为NME3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分析两组临床病理特征差异；采用Kaplan-Meier法对两组进行总生存（OS）分析，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单因素、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确定影响胃癌患者OS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156例患者中位年龄[ M（ Q1， Q3）]为61岁（53岁，68岁），其中男性110例（70.5%），女性46例（29.5%）。癌组织NME3高表达患者比例低于癌旁组织[51.9%（81/156）比75.5%（105/1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7.60， P<0.001）。中-低分化+中分化患者癌组织NME3高表达患者比例高于低分化患者[63.3%（50/79）比39.4%（28/71）]，pTNM分期Ⅲ~Ⅳ期高于Ⅰ~Ⅱ期[55.5%（76/137）比26.3%（5/1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auran分型肠型、混合型、弥漫型患者中癌组织NME3高表达患者比例分别为62.2%（46/74）、52.0%（13/25）、39.3%（22/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69， P=0.035）。NME3高表达组患者OS优于低表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男性和女性患者中NME3高表达组患者OS均优于低表达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NME3在癌组织中的表达（高表达比低表达： HR=0.342，95% CI：0.207~0.564， P<0.001）、肿瘤家族史（有比无， HR=2.240，95% CI：1.285~3.907， P=0.004），pN分期（N 2~3期比N 0~1期， HR=2.133，95% CI：1.114~4.083， P=0.022），pM分期（M 1期比M 0期， HR=2.761，95% CI：1.386~5.500， P=0.004），癌胚抗原（CEA）水平（>5 ng/ml比≤5 ng/ml， HR=1.688，95% CI：1.018~2.798， P=0.042），糖类抗原125（CA125）水平（>35 U/ml比≤35 U/ml， HR=2.913，95% CI：1.403~6.047， P=0.004）是胃癌患者OS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NME3在胃癌组织中低表达，其在分化程度较高、分期晚以及肠型胃癌中具有更高的表达水平，且NME3低表达是胃癌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推测NME3在胃癌中可能发挥肿瘤抑制作用。

目的:探讨ASB6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收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胃肠外科2015年1月至2018年1月收治的106例结直肠癌患者术后的癌组织以及癌旁组织，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组织中ASB6的表达情况，并分析其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应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组织中ASB6 mRNA的表达情况。应用Kaplan-Meier法分析ASB6的表达与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应用Cox回归模型分析结直肠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ASB6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高表达率（67.9%，72/106）明显高于癌旁组织（10.4%，11/106， χ2=73.67， P<0.001）。ASB6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 χ2=7.34， P=0.007）及TNM分期（ χ2=16.85， P<0.001）相关，而与患者的年龄（ χ2=0.42， P=0.516）、性别（ χ2=0.76， P=0.385）、肿块大小（ χ2=0.91， P=0.341）、肿瘤位置（ χ2=2.29， P=0.130）、组织学类型（ χ2<0.01， P>0.999）、分化程度（ χ2=2.54， P=0.111）、远处转移（ χ2=3.38， P=0.066）无关。实时荧光定量PCR结果显示，ASB6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癌旁组织（5.37±0.13比3.39±0.09， t=-12.48， P<0.001）。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ASB6高表达组（72例）与ASB6低表达组（34例）患者的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45.8%和73.5%（ χ2=6.82， P=0.009）。单因素分析显示，ASB6表达（ HR=3.09，95% CI为1.25~7.65， P=0.015）、淋巴结转移（ HR=0.41，95% CI为0.21~0.82， P=0.011）、远处转移（ HR=0.20，95% CI为0.10~0.42， P<0.001）以及TNM分期（ HR=0.10，95% CI为0.03~0.32， P<0.001）是预后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发现，远处转移（ HR=0.22，95% CI为0.09~0.50， P<0.001）及TNM分期（ HR=0.25，95% CI为0.11~0.58， P<0.001）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 结论:ASB6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癌旁组织，且ASB6高表达的患者其预后明显差于低表达者，可将ASB6作为未来结直肠癌患者早期监测及术后生存评估的重要指标。

目的:探讨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胃癌的组织学特征及其PD-L1表达对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收集2014年3月至2018年12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行根治性胃癌手术切除和进行4种主要错配修复蛋白（MLH1、PMS2、MSH2、MSH6）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2 472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对171例表现为错配修复缺陷（mismatch repair-deficient，dMMR）的患者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进行微卫星不稳定性检测。以PCR检测结果为标准，对MSI-H胃癌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进行PD-L1染色。结果:MSI-H胃癌与老年、女性、胃窦、肠型、肿瘤大于5 cm、缺乏淋巴结转移及PD-L1表达阳性有关（均 P<0.05）。PD-L1表达水平联合阳性评分可作为独立的预后危险因素（ P=0.026， HR=8.385，95% CI=1.293~54.367）。虽然未观察到PD-L1表达模式与预后的关系，但PD-L1表达模式“弥漫”与脉管癌栓侵犯（ P=0.007）、浸润深度（ P=0.040）有关，并且MSI-H+PD-L1阳性胃癌中所有发生复发或死亡的患者，PD-L1表达模式均为“弥漫”。此外，胃癌原发灶和淋巴结转移灶的PD-L1表达水平和表达模式有高度的一致性（ P=0.450）。 结论:MSI-H胃癌具有独特的组织学特征。PD-L1表达水平联合阳性评分为MSI-H胃癌患者一个重要的预后预测指标。PD-L1表达模式“弥漫”或为一个预后预测指标。晚期胃癌患者可以通过转移灶活检来获取其PD-L1表达的水平和模式。

目的:构建预测D2 +根治性胃腺癌切除术后病变组织检测Rictor蛋白阳性患者无进展生存（PFS）的列线图模型，并分析其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收集2005年5月至2020年12月于山西省肿瘤医院接受D2 +根治性切除术的1 366例胃腺癌患者组织样本，使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Rictor蛋白表达。Rictor阳性676例，按7∶3比例进行简单随机分组，其中训练队列496例，验证队列180例。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Rictor蛋白表达情况及其他临床病理因素与Rictor阳性患者PFS的关系，确定PFS独立影响因素。根据PFS独立影响因素构建预测胃腺癌患者3年和5年PFS率的列线图。进行10 000次重复采样的内部交叉验证，检验预测模型的准确度。通过校准曲线、时间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进一步评估模型的内部和外部预测能力。应用列线图模型对训练队列496例PFS进行评分，采用X-tile软件获得评分的最佳临界值，根据最佳临界值将总体队列、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病例分为低危组（≤最佳临界值）和高危组（>最佳临界值），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各队列低危组和高危组PFS差异。 结果: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年龄、pT分期、阳性淋巴结数、神经侵犯、肿瘤长径、网膜侵犯、Clavien-Dindo术后并发症分级、CGA的表达为Rictor阳性胃腺癌训练队列PFS的独立影响因素。依据上述指标构建预测Rictor阳性胃腺癌患者3年和5年PFS率的列线图。内部验证和外部验证的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与实际PFS吻合较好。时间ROC曲线显示，内部验证和外部验证模型预测3年PFS率的AUC分别为0.834（95% CI 0.746~0.823）、0.799（95% CI 0.699~0.868），预测5年PFS率的AUC分别为0.817（95% CI 0.718~0.821）、0.795（95% CI 0.675~0.895）。模型整体预测的C指数为0.795（95% CI 0.764~0.825），优于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8版TNM分期的0.693（95% CI 0.662~0.723）；外部验证DCA示，模型预测的C指数为0.769（95% CI 0.718~0.821），优于AJCC第8版TNM分期的0.715（95% CI 0.669~0.760）。X-tile软件分析示训练队列模型PFS评分的最佳临界值为265.08，所有队列、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低危组分别有457、337、120例，高危组分别有219、159、60例。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所有队列、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低危组中位PFS时间均未达到，高危组中位PFS时间分别为24、24、28个月，各队列低危组和高危组间PF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 结论:首次成功构建了针对Rictor阳性表达的胃腺癌患者PFS预测的列线图模型，该模型能较好区分PFS风险低危和高危患者。对于Rictor表达阳性的高危胃腺癌患者，除了控制肿瘤的转移和术后并发症，还应该注意针对Rictor表达阳性的靶向治疗。

目的:观察脂联素分子受体3(PAQR3)在食管-胃交界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并探讨其临床意义，特别是PAQR3表达水平与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通路介导肿瘤转移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180例食管-胃交界腺癌(Siewert Ⅱ型)手术组织标本中肿瘤组织及配对的癌旁正常组织中PAQR3、TGF-β、p-Smad2、p-Smad3、p53、细胞核增殖抗原(Ki-67)及上皮-间充质转化(EMT)相关蛋白表达水平；分析PAQR3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探讨PAQR3表达与TGF-β通路、EMT过程之间的相关性。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78.3%(141/180)食管-胃交界腺癌组织的PAQR3蛋白呈低水平表达，显著低于癌旁正常胃组织(1.1%，2/180)。癌组织中PAQR3表达水平与幽门螺杆菌感染( χ2＝73.383， P<0.01)、肿瘤大小( χ2＝51.207， P<0.01)、肿瘤分化( χ2＝82.303， P<0.01)、静脉浸润( χ2＝7.639， P<0.01)、神经侵犯( χ2＝19.047， P<0.01)、浸润深度( χ2＝14.572， P<0.01)、淋巴结转移( χ2＝20.531， P<0.01)、远处转移( χ2＝49.787， P<0.01)及TNM分期( χ2＝147.120， P<0.01)均呈明显负相关；而与性别( χ2＝1.326， P>0.05)、肿瘤诊断时年龄( χ2＝0.815， P>0.05)均无相关。癌组织中PAQR3低表达患者的平均总生存时间显著短于PAQR3正常或高表达患者，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4.587， P<0.01)。癌组织中PAQR3蛋白低表达与TGF-β蛋白上调( r＝-0.768， P<0.01)、p-Smad2蛋白上调( r＝-0.771， P<0.01)、p-Smad3蛋白上调( r＝-0.774， P<0.01)、波形蛋白(Vimentin)蛋白上调( r＝-0.946， P<0.01)、Twist蛋白上调( r＝-0.966， P<0.01)、Snail蛋白上调( r＝-0.931， P<0.01)及SIP1蛋白上调( r＝-0.932， P<0.01)呈明显负相关，与E-钙黏蛋白(E-cadherin)蛋白下调呈明显正相关( r＝0.875， P<0.01)。 结论:食管-胃交界腺癌组织中PAQR3蛋白低表达与TGF-β信号通路及EMT激活密切相关，提示PAQR3下调可能是食管-胃交界腺癌转移发生的起始因素，机制上是通过TGF-β/Smad信号通路来实现。

目的:探讨血清甲胎蛋白（AFP）升高的胃癌病例中伴有肠母细胞分化的胃腺癌（GAED）所占比例及其临床病理特征。方法:收集2008至2018年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医院胃癌手术切除标本共724例，以术前血清AFP >10 μg/L为标准，筛选血清AFP升高的胃癌病例，在此基础上按病理学标准筛选GAED病例，进一步观测其形态病理学特征，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其分化表型，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HER2扩增情况。以289例不伴有AFP升高的普通胃腺癌作为对照组，比较GAED与对照组在无进展生存期和总体生存期上的差异。 结果:724例胃腺癌中，伴血清AFP升高者有25例，其中GAED有11例，占44%。镜下观察：11例GAED以管状乳头状结构为主，胞质透明或空泡状，其中5例可见囊腺样结构，类似于胚胎发育时的胚囊；4例可见均质红染的圆形颗粒；6例可见腺腔内红染物。所有11例GAED均有淋巴结转移，同时2例有肝转移，5例可见血管内癌栓。癌细胞表达肠型分化标志物CDX2（11/11）、CD10（8/11）、MUC2（3/11）和原始分化标志物SALL4（8/11）、GPC3（7/11）、AFP（5/11）。同时有3例GAED存在HER2基因扩增（3/11）。随访显示，11例GAED的无进展生存期较对照组明显更短（ P=0.02），而总体生存期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99）。 结论:导致血清AFP升高的胃癌中GAED占有较高比例，此类胃癌兼有肠型分化和原始的低分化特点，其侵袭转移能力强，预后可能较差，应避免将其诊断为普通高-中分化腺癌而低估其恶性程度。

目的:构建基于CT检查影像组学胃神经内分泌肿瘤（GNEN）预后的预测模型，探讨其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1年8月至2020年12月2家医学中心收治的182例（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24例，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58例）GNEN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30例，女52例；年龄为64（56~70）岁。182例患者通过随机数字表法按7∶3随机分为训练集128例和验证集54例。182例患者均行CT增强检查。观察指标：（1）影像组学模型的构建与验证。（2）影响训练集GNEN患者预后因素分析。（3）GNEN患者预后预测模型构建与评估。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校正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均采用COX回归模型。使用R软件（4.0.3版本）glmnet软件包进行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方法（LASSO）-COX回归分析，使用rms软件包（4.0.3版本）生成列线图和校准曲线图，使用Hmisc软件包（4.0.3版本）计算C-index，采用dca.R软件包（4.0.3版本）进行决策曲线分析。 结果:（1）影像组学模型的构建与验证：提取182例GNEN患者1 781个影像组学特征，经组内相关系数>0.75的特征筛选和LASSO-COX回归模型进一步降维后，最终筛选14个非零系数影像组学特征，计算影像组学评分（R-score），构建基于R-score的影像组学预测模型。采用R-score的最佳截断值为-0.494，将训练集128例患者分为高风险64例和低风险64例；将验证集54例患者分为高风险35例和低风险19例。影像组学预测模型预测训练集患者18、24、30个月总生存率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3［95%可信区间（ CI）为0.76~0.87， P<0.05］、0.84（95% CI为0.73~0.91， P<0.05）、0.91（95% CI为0.78~0.95， P<0.05）；验证集上述指标分别为0.84（95% CI为0.75~0.92， P<0.05）、0.84（95% CI为0.73~0.91， P<0.05）、0.86（95% CI为0.82~0.94， P<0.05）。（2）影响训练集GNEN患者预后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治疗方式、肿瘤边界、肿瘤T分期、肿瘤N分期、肿瘤M分期、Ki-67指数、CD56表达是影响训练集GNEN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 P<0.05）。（3）GNEN患者预后预测模型构建与评估。纳入性别、年龄、治疗方式、肿瘤边界、肿瘤T分期、肿瘤N分期、肿瘤M分期、Ki-67指数、CD56表达构建临床预测模型，训练集和验证集C-index分别为0.86（95% CI为0.82~0.90）、0.80（95% CI为0.72~0.87）；影像组学预测模型上述指标分别为0.80（95% CI为0.74~0.86）、0.75（95% CI为0.66~0.84）；临床-影像组学联合预测模型上述指标分别为0.88（95% CI为0.85~0.92）、0.83（95% CI为0.77~0.89）。校准曲线显示：临床预测模型、影像组学预测模型、临床-影像组学联合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良好。决策曲线显示：临床-影像组学联合预测模型对GNEN预后的评估能力优于临床预测模型、影像组学预测模型。 结论:经过筛选，通过14个影像组学特征构建GNEN预后的预测模型，该预测模型可较好预测GNEN患者预后，临床-影像组学联合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更优。

目的:探讨胃底腺来源肿瘤包括胃泌酸腺腺瘤（OGA）和胃底腺型腺癌（GA-FG）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收集2019年2月至2022年4月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诊断的10例胃底腺来源肿瘤患者资料，分析其临床资料、内镜特征、病理形态特征、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治疗及预后情况。结果:全组男性4例，女性6例，年龄43~70岁。肿瘤主要位于胃底、胃体，病变以浅表隆起型（Ⅱa型）多见，累及黏膜层4例，浸润黏膜下层6例。突触素弥漫中~强阳性表达，cyclin D1蛋白表达明显增加，为20%~60%。结论:OGA和GA-FG可能是同一谱系的独特胃肿瘤，具有相似的组织学结构特征、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特点及分子生物学表现，OGA可视为GA-FG的黏膜内阶段。cyclin D1、突触素蛋白检测能辅助胃底腺来源肿瘤诊断。

目的:检测胃癌患者血清和胃癌组织中结肠癌转移相关基因1（MACC1）的表达水平，分析血清及胃癌组织中MACC1表达的相关性，并对MACC1作为胃癌发病标记物诊断的有效性进行探讨。方法:收集51例胃癌患者的血清标本、胃癌组织、癌旁组织、正常胃黏膜标本，同时收集30例正常人血清标本。分别通过和免疫组织化学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MACC1在胃癌组织、癌旁组织、正常胃黏膜及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分析MACC1在血清与胃癌组织中表达的关系，并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分析MACC1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性别、年龄、发生部位、肿瘤大小、病理分型、胃壁浸润深度、局部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TNM分期）的关系。结果:与健康者相比，胃癌患者血清MACC1表达显著升高（ P<0.05）。与胃黏膜组织、癌旁组织相比，胃癌组织中MACC1的表达显著升高（均 P<0.05），癌旁组织和正常组织中MACC1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胃癌组织和胃癌患者血清中的MACC1水平呈正相关（ P<0.01）。胃癌患者血清及胃癌组织中MACC1水平与患者临床病理参数间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MACC1在胃癌患者血清及胃癌组织中均高表达，且表达水平呈正相关。MACC1有望成为诊断胃癌的临床生物指标。

目的:研究二十二碳六烯酸(DHA)联合顺铂对人胃癌裸鼠移植瘤生长的影响，并探讨协同抗肿瘤机制。方法:构建28只人胃癌裸鼠移植瘤模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DHA组、顺铂组、联合组，每组7只，分别给予生理盐水、DHA、顺铂和顺铂＋DHA处理，治疗2周，观察裸鼠生长状况，记录肿瘤体积和肿瘤重量的变化；HE染色观察各组细胞的形态变化；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细胞凋亡率的变化；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各组标本核转录因子-κB(NF-κB)/p65、survivin的表达；反转录-PCR检测各组标本NF-κB/p65、survivin mRNA的表达。结果:治疗结束3 d后对照组、DHA组、顺铂组、联合组肿瘤体积分别为(3.13±0.25)cm 3、(2.32±0.19)cm 3、(1.00±0.08)cm 3、(0.50±0.15)cm 3，4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314.050， P<0.001)，对照组、DHA组及顺铂组均大于联合组( P<0.001； P<0.001； P＝0.002)。对照组、DHA组、顺铂组、联合组肿瘤重量分别为(2.86±0.34)g、(2.14±0.22)g、(1.43±0.18)g、(0.73±0.03)g，4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5.570， P<0.001)，对照组、DHA组及顺铂组均大于联合组( P＝0.001； P<0.001； P<0.001)。HE染色发现，各给药组肿瘤细胞出现凋亡特征，联合组更加明显。对照组、DHA组、顺铂组及联合组凋亡率分别为(3.89±1.03)%、(7.46±0.81)%、(14.85±1.10)%、(24.68±1.17)%，4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45.620， P<0.001)，对照组、DHA组及顺铂组均低于联合组(均 P<0.001)。对照组、DHA组、顺铂组、联合组NF-κB/p65的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389±0.027、0.312±0.032、0.258±0.031、0.163±0.036，4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8.050， P<0.001)，对照组、DHA组及顺铂组均高于联合组( P<0.001； P<0.001； P＝0.018)。对照组、DHA组、顺铂组、联合组survivin的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480±0.040、0.366±0.052、0.305±0.027、0.197±0.032，4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15.135， P<0.001)，对照组、DHA组及顺铂组均高于联合组( P<0.001； P<0.001； P＝0.012)。对照组、DHA组、顺铂组、联合组NF-κB/p65的mRNA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902±0.020、0.780±0.040、0.560±0.040、0.350±0.030，4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 468.705， P<0.001)，对照组、DHA组及顺铂组均高于联合组( P<0.001； P<0.001； P＝0.026)。对照组、DHA组、顺铂组、联合组survivin mRNA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890±0.050、0.760±0.020、0.510±0.030、0.280±0.040，4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 099.107， P<0.001)，对照组、DHA组及顺铂组均高于联合组( P<0.001； P<0.001； P＝0.030)。 结论:DHA联合顺铂可协同抑制裸鼠肿瘤的生长，可能与下调survivin、NF-κB/p65的表达诱发凋亡，并提高化疗药物的敏感性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