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局部放大重建在肺部小结节结构精准诊断上的价值。方法:使用常规胸部CT条件扫描质控模型Catphan500体模，关闭自动辐射剂量调节技术。根据扫描和重建方式不同分为改变扫描FOV组与改变重建FOV组，改变扫描FOV组控制扫描FOV分别为500 mm×500 mm、400 mm×400 mm、300 mm×300 mm、200 mm×200 mm、100 mm×100 mm，改变重建FOV组控制扫描FOV为500 mm×500 mm，分别在扫描FOV为500 mm×500 mm的条件下使用原始数据重建FOV为400 mm×400 mm、300 mm×300 mm、200 mm×200 mm、100 mm×100 mm的图像，控制其他条件均一致。观察Catphan 500体模高对比度分辨率模块，比较两组图像在不同扫描FOV或不同重建FOV下的线对数。回顾性分析2018年2月至3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肺部小结节患者35例，均行胸部高分辨率CT平扫，使用原始数据重建图像，常规重建组的重建FOV为320 mm×320 mm，局部放大重建组的重建FOV为100 mm×100 mm，分别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价并采用秩和检验进行比较。结果:使用质控模型Catphan 500体模扫描时，随着扫描FOV或重建FOV的逐渐缩小，改变扫描FOV组与改变重建FOV组高对比度分辨率模块图像能显示的线对数逐渐增大，且保持一致。常规重建组的图像质量评分为（3.86±0.50）分，局部放大重建组（4.77±0.35）分，局部放大重建组评分高于常规重建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5.763， P<0.05）。 结论:高分辨CT局部放大重建图像能取得与局部放大扫描一致的图像质量，局部放大重建图像质量优于单纯图像放大。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首次胸部高分辨率CT(HRCT）影像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3日至25日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确诊的106例COVID-19患者的首次胸部HRCT图像，对病灶分布、形态及周围受累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106例COVID-19患者首次肺部HRCT均发现病灶，单侧肺分布11例（10.4%），双侧肺分布95例（89.6%）；肺外周分布65例（61.3%），肺外周及中心同时分布41例（38.7%）；1个病灶8例（7.5%），2个病灶5例（4.7%），多发病灶93例（87.8%）；结节状病灶12例（11.3%），磨玻璃状病灶94例（88.7%），条索状病灶7例（6.6%），2种及以上形态共存病灶15例（14.2%）；累及一个肺叶10例（9.4%），累及2个及以上肺叶96例（90.6%）；纵隔淋巴结增大24例（22.6%）（>60岁患者19例，占79.2%），胸腔积液3例（2.8%），心包积液1例（0.9%），胸膜受累／增厚2例（1.9%）。>60岁患者多表现为多病灶，多形态，肺外周及中心同时分布，累及多个肺叶，纵隔淋巴结增大。结论:COVID-19患者首次胸部HRCT检查能发现肺部病灶，是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胸部HRCT扫描检查在NCP的早期诊断中有重要作用。

目的:分析达沙替尼相关肺动脉高压（PH）的临床特点。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0年12月31日），收集报道达沙替尼相关PH的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达沙替尼剂量、PH发生时间、临床表现、干预措施和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纳入分析的文献为24篇，报道患者25例，男性16例，女性9例；年龄23~73岁，平均50岁；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22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3例；达沙替尼剂量为140 mg/d者14例，100 mg/d者7例，70 mg/d者2例，不详2例；开始服用达沙替尼至发生PH的时间为10 d~144个月，中位时间37个月；出现不同程度呼吸困难症状者24例，水肿8例，肝肿大5例，颈静脉扩张5例，咳嗽、胸闷各3例，胸痛2例，乏力1例；胸部CT、胸部X线或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出现胸腔积液和/或心包积液者20例；WHO功能分级为Ⅳ级者8例，Ⅲ级9例，Ⅱ级4例，不明4例。右心导管和/或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25例患者肺动脉平均压和/或肺动脉收缩压均升高。诊断PH后，24例患者遵医嘱停用达沙替尼，其中22例给予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利尿剂、糖皮质激素等治疗，2例未予特殊干预；1例自行间断服用达沙替尼。19例患者换用其他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停用达沙替尼并对症治疗1周至36个月（平均7个月）后，好转17例，部分好转7例，不详1例。结论:达沙替尼相关PH多见于CML患者，男性多见，中位发生时间为用药后37个月，临床表现多为呼吸困难，多合并胸腔积液或心包积液，停药及予特异性治疗后多数患者可好转。

患者，男，77岁，因"右眼眼胀，双眼视物重影半年余"于2022年12月就诊于济南明水眼科医院。既往无肿瘤病史，慢性胃炎史20余年、慢性支气管炎史20余年、肝囊肿病史11年、冠心病史10余年、结肠息肉切除术后11年余、小肠疝气术后3年余，无传染病史。眼部检查：视力：右眼0.6，左眼0.8，双眼视力矫正无助；眼压：右眼10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0 mmHg；双眼位正，眼球各方向运动未见明显异常；眶压：右眼（++）；右眼上睑下垂，遮挡瞳孔上缘，瞳孔圆，直径约3 mm，光反射正常，晶状体混浊（++），玻璃体轻度混浊；裂隙灯显微镜下眼底检查：右眼视盘颞侧萎缩弧，黄斑中心凹反光不明，鼻下方及颞侧周边视网膜见出血点。实验室检查示血常规、尿常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丙型肝炎抗体、梅毒抗体、艾滋病抗体等未见异常。心电图示窦性心律，肢体导联低QRS电压。胸部X线示双肺纹理增多增粗，其内未见明显实质性病变。眼眶CT示右眼眶眶顶部见类扁椭圆形略高密度阴影，横截面约1.7 cm×1.9 cm，CT值约40 Hu，相邻眶壁骨质结构未见明显破坏，上直肌受压移位。双侧眼球大小对称，球后视神经未见明显增粗（图1）。眼眶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强化示：右侧眼球略突出，右眼眶球后外上方可见团块状长T1长T2异常信号影，边界较清，增强扫面呈明显较均匀强化，大小约15 mm×21 mm，邻近视神经及上直肌受压、移位，左侧眼眶及内容物未见明显异常。患者于2022年12月在全身麻醉下行右眼眶内肿物切除术，术中切除肿物送病理，术后甘露醇降眶压，激素减轻水肿。术后组织病理学提示（右眼眶内）低分化癌，呈深染小细胞样，呈巢团状分布（图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CK-pan:（+）、Syn:（+）、S-100:（个别散在+）、Ki-67:（阳性细胞数约70%）、CD56:（+）、CgA:（-）、CK20:（-）、TTF-1:（+）、P16:（+）、P53:（+，突变型）、CD117:（+）、SMARCA4:（+）。综合以上结果，病理学诊断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Small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SCNEC）。术后常规抗感染，建议患者至肿瘤专科医院行全身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显像检查协诊及原发病灶转移情况。出院后随访，患者胸部CT示右肺上叶占位并纵隔淋巴结肿大，性质不明，锁骨上区及腹部彩超未见明显异常。考虑转移癌可能性大，患者拒绝行穿刺活检及进一步治疗。

目的:探讨采用光谱CT胸部增强静脉期图像获得虚拟平扫、虚拟动脉期图像实现一期扫描替代三期扫描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至5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光谱CT胸部平扫及双期增强扫描的100例患者的影像资料。对所有患者的静脉期图像进行后处理，获得虚拟平扫（VNC）及40 keV虚拟单能量图像（VMI）用于模拟动脉期图像（Vart）。采用配对 t检验、Wilcoxon检验、McNemar检验对比真实平扫（TNC）与VNC、常规动脉期（CIart）与Vart的图像质量和病灶检出情况。图像质量的客观评价指标包括胸主动脉、各级肺动脉、T4椎体骨松质、胸壁脂肪的CT值、背景噪声、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图像质量的主观评分采用5分制双盲法评估。病灶情况的评估包括钙化灶检出率以及肺结节的大小、密度、体积、实性成分占比和影像特征。 结果:除胸壁脂肪和T4椎体骨松质外，其他部位CT值在VNC与TNC图像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除右上肺动脉、右下肺动脉外，其他部位背景噪声值、SNR在TNC图像与VNC图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相较于CIart图像，Vart图像中胸壁脂肪CT值降低（ P<0.05），其余部位的CT值均明显升高（ P<0.05）；Vart图像上所有部位的背景噪声值均小于CIart图像，SNR、CNR值均高于CIart图像（ P<0.05）。TNC与VNC图像质量、CIart与Vart图像质量的主观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TNC为标准，VNC对钙化的总检出率为88.53%（301/340）；除部分实性结节的短径外，其余肺结节的定性及定量评估指标在TNC与VNC图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光谱CT胸部静脉期40 keV VMI可在血管性病变诊断方面模拟动脉期图像，静脉期VNC基本达到常规平扫标准，在一定范围内替代平扫、动脉期及静脉期三期图像具有可行性。

目的:探讨非主疫区(扬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胸部CT表现及演变过程。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3日至3月3日扬州地区23例COVID-19确诊患者病程中的胸部CT表现及演变过程。其中男10例，女13例，年龄范围为23～72岁，中位年龄51岁。结果:首次胸部CT表现：2例正常，4例病灶累及单侧肺，17例为双侧。19例病变表现为单个或多发斑片状磨玻璃影，主要位于外周，其中2例呈淡磨玻璃影；2例磨玻璃与实变影并存。20例有网格征，10例血管增粗，20例内见空气支气管征，2例支气管扩张，1例合并有少量胸腔积液。所有患者进行了CT复查共计37次。首诊阴性的2例出现两肺多发病变。2例早期仅累及单侧的波及两侧。2例复查图像无明显变化。29次复查图像显示病灶进展，表现为病灶范围增大(20/37)、病灶数目增多(10/37)、病灶内部出现实变(25/37)。6次CT复查图像显示病情较前片缓解，表现为磨玻璃影缩小、消散，可见纤维化形成。结论:COVID-19 CT表现及演变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典型的早期表现为分布于外周的磨玻璃影伴间质增粗、网格征，进展期病灶数目增多、增大，实变影增多，缓解期表现为病灶缩小、吸收、纤维化形成。但病程中影像表现变化很大，早期可出现阴性或病灶小而不典型而漏诊，后期出现实变和纤维化难以与其它炎症鉴别，因此连续动态观察CT表现对临床早期诊断和疗效评估有着重要的意义。

职业性尘肺病（简称尘肺病）是我国危害最严重的职业病病种，根据我国现行标准GBZ 70-2015《职业性尘肺病的诊断》，尘肺病主要依据高千伏或数字化X线摄影（DR）后前位胸片表现进行诊断、分期。尘肺病胸部X线摄影技术是尘肺病诊断中研究最多、应用最成熟的影像检查技术。但该技术在一些早期尘肺病检查及职业健康体检的筛查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一定漏诊、误诊的风险。随着影像检查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成像（MRI）、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及人工智能（AI）技术作为辅助影像检查手段在尘肺病辅助诊断研究中表现出不同的应用诊断价值。本文综述了几类影像检查技术的优点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为未来尘肺病诊断相关影像技术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目的:分析肺部超声和胸部X线在新生儿肺部疾病诊断中的准确性。方法:前瞻性地纳入2019年6月至2020年4月全国12个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需要进行胸部X线检查以诊断肺部疾病的新生儿。每例新生儿在接受胸部X线检查后的2 h内接受肺部超声检查。所有的胸部X线和肺部超声图像分别在不了解临床病史的情况下由放射科医师和超声医师独立判读。当胸部X线和肺部超声结果存在分歧时，由两名有经验的医师组成的专家组根据临床病史、胸部X线和肺部超声图像做出最终诊断。结果:共有1 100例新生儿参与了本研究。胸部X线和肺部超声之间的诊断一致性较差(Cohen′s kappa系数＝0.347)。肺部超声在诊断湿肺(曲线下面积0.778，95% CI 0.753~0.803)时诊断价值明显优于胸部X线(曲线下面积0.513，95% CI 0.483~0.543)( P<0.001)。肺部超声和胸部X线对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肺炎、胎粪吸入综合征和新生儿肺不张的诊断准确性相似。 结论:肺部超声做为一种低成本、简单、无辐射的辅助检查方法，诊断准确率接近或优于胸部X线，可替代胸部X线诊断新生儿肺部疾病。需要注意的是，胸部X线和肺部超声都应结合病史和临床表现来使用。

目的:探讨右侧先天性膈疝（right-sided 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RCDH）合并肝肺融合（hepatopulmonary fusion，HPF）的临床特点和管理。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6月至12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收治的3例RCDH合并HPF患儿的临床特点，并根据国际膈肌缺损分级标准进行缺损分级。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华医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及维普中文期刊以“先天性膈疝”“肝肺融合”检索1997年1月至2023年4月的中文文献报道，在PubMed、Embase及UpToDate数据库以“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hepatopulmonary fusion”为关键词检索同期相关英文文献。分析RCDH合并HPF的临床特点、管理及预后等情况。结果:（1）本院病例资料：病例1和病例2产前超声发现胎儿右侧膈疝，产前MRI均提示胎儿肝脏疝入右侧胸腔、右肺发育不良、左肺大小正常和无纵隔左移。病例1和病例3出生后的胸部X射线检查可见右肺致密影和纵隔右移。病例2为D型缺损，出生后胸部X射线检查示纵隔稍左移。3例患儿术前影像学检查均高度怀疑HPF。病例1 和病例2为肝肺完全分离，并采用补片修补，病例2进行部分肺切除，2例患儿均存活（住院时间分别为22和23 d）。病例3在手术探查后未进行肝肺分离，未采用补片修补，术后死于持续性肺动脉高压。（2）文献复习：共检索到40例CDH合并HPF病例，加上本院3例RCDH合并HPF，共43例，其中27例（62.8%）术前发现纵隔右移或无移位，9例（20.9%）纵隔左移，7例（16.3%）未描述；73.1%（19/26）进行肝肺完全分离的患儿存活，13例进行肝肺部分分离中6例存活，4例未行肝肺分离均死亡。结论:对于RCDH患儿需要考虑是否存在HPF可能，影像学提示未伴纵隔左侧移位应高度怀疑HPF。此类病例的外科手术术前评估需按照重大手术（可能需要肝或部分肺切除术）进行管理。

目的:探索早期预测儿童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RMPP）的方法。方法:前瞻性多中心研究，收集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在浙江13家医院就诊的1 428例发热>48~<120 h患儿的临床资料，采集咽拭子检测肺炎支原体DNA，检测阳性者行胸部X线片、血常规、C反应蛋白、乳酸脱氢酶（LDH）和前降钙素等检测。根据随访时病情发展情况，将患儿分为RMPP组和普通肺炎支原体肺炎（GMPP）组。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RMPP的相关因素，建立RMPP预报概率π的回归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预测RMPP的诊断价值。 结果:1 428例患儿中男801例、女627例，年龄4.3（2.7，6.3）岁，肺炎支原体DNA阳性534例（37.4%），其中446例（83.5%）诊断为肺炎支原体肺炎。446例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中男251例、女195例，就诊年龄5.2（3.3，6.9）岁。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耐药性变异位点检测阳性410例（91.9%）。RMPP组55例、GMPP组391例。RMPP组第1次就诊前的峰值体温与乳酸脱氢酶（LDH）水平均高于GMPP组［39.6（39.1，40.0）比39.2（38.9，39.7）℃、333（279，392）比311（259，359）U/L，均 P<0.05］。Logistic回归示RMPP的预报概率π=exp［-29.7+0.667×最高体温（℃）+0.004×LDH（U/L）］/｛1+exp［-29.7+0.667×最高体温（℃）+0.004×LDH（U/L）］｝，截断值为0.12，预报一致性为0.89，灵敏度0.89，特异度0.67。预报概率π的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下面积为0.682（95% CI 0.593~0.771， P<0.01）。 结论:发热>48~<120 h的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可根据首次就诊前的最高体温和LDH水平计算RMPP的预报概率，以期达到早期预测RMPP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