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超声检查时发现水母征对完全性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性疾病（placenta accreta spectrum disorders，PAS）不良围产结局的提示意义。方法:回顾性研究2020年1月至2023年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剖宫产分娩、诊断为完全性前置胎盘合并PAS的72例单胎孕妇的超声图像。根据是否存在水母征，将研究对象分为水母征组［15例（20.8%）］和非水母征组［57例（79.2%）］。分析2组孕妇的一般资料和围产结局。不良围产结局包括患者接受腹主动脉球囊阻断、子宫动脉栓塞或子宫切除术，发生产后出血，以及其新生儿收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等。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水母征组的产次［（1.6±0.7）次与（1.2±0.6）次， t=2.01］和产前胎盘植入评分［（12.3±1.5）分与（8.6±2.9）分， t=6.59］均高于非水母征组（ P值均<0.05）。非水母征组包括粘连型胎盘植入14例（24.6%）、植入型胎盘植入40例（70.2%）、穿透型胎盘植入3例（5.3%）；水母征组包括植入型胎盘植入9例和穿透型胎盘植入6例，无粘连型病例。2组各类型PAS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精确概率法， P<0.001）。（2）水母征组的腹主动脉球囊阻断率［15/15与38.6%（22/57）， χ2=17.92］、子宫动脉栓塞率［3/15与1.8%（1/57），Fisher精确概率法］、术中出血量［指放置球囊的病例，（1 973±1 057）ml与（1 211±576）ml， t=2.55］、需要输血率［15/15与63.2%（36/57），Fisher精确概率法］、输悬浮红细胞量［指放置球囊的病例，4.0 U（2.0～23.0 U）与2.5 U（0.0～11.0 U）， Z=－2.53］和术后住院时间［（9.7±2.4）d与（7.5±2.2）d， t=3.36］均高于非水母征组，而分娩孕周［（33.6±1.5）周与（35.2±1.8）周， t=－3.24］、新生儿1和5 min Apgar评分［1 min：8分（3～10分）与9分（4～10分）， Z=－2.46；5 min：9分（7～10分）与10分（6～10分）， Z=－2.02］均小于非水母征组（ P值均<0.05）。2组的急诊手术率、术后24 h出血量、新生儿出生体重及新生儿收住NICU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组均无切除子宫或死亡病例。 结论:超声检查发现水母征的完全性前置胎盘合并PAS患者更易于出现不良围产结局，应更予重视。

失血性休克和致死性出血是战伤和非战伤死亡的主要原因，占手术室内死亡的80%以上，占创伤24 h内死亡的70%以上。此类患者救治是创伤中心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核心问题。院前损害控制性复苏措施，包括遵循ABCs法则，基于院前转运时间实施相应的输血、输液策略，基于具体伤情维持血压、使用氨甲环酸等；院内损害控制性复苏的核心是大量输血，及早纠正创伤性凝血病。院前损害控制性外科主要包括颈椎等脊柱的保护、骨盆带固定、胸腔闭式引流、直接压迫止血等，针对不可压迫致命性出血的复苏性主动脉球囊阻断术是最有希望的救命技术。院内损害控制性外科包括损害控制性剖腹、剖胸、骨科手术和开颅手术等。只有在黄金时间内配合实施损害控制性外科手术和损害控制性复苏，才能最终挽救此类严重创伤患者的生命。

回顾性分析2020年7至11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系统Lifestream 球囊扩张式覆膜支架应用于治疗血管疾病的9例病例，年龄39~80（64.3±12.7）岁，均为男性。共应用10枚Lifestream球囊扩张式覆膜支架，4枚应用于4例髂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1枚应用于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腔内修复过程中髂支补救性重建；5枚应用于4例胸、腹主动脉患者腔内修复中内脏及弓上分支动脉重建，其中植入于肾动脉3枚、2枚分别作为烟囱支架用于左锁骨下动脉和左侧颈总动脉重建。4例髂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中，完全覆盖病变，无明显残余狭窄。1例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髂支压迫，经植入Lifestream后完全纠正。4例主动脉病例中，均完成分支动脉重建，其中1例主动脉弓假性动脉瘤腔内修复术中应用者（烟囱）出现少量Ⅰ型内漏，随访1个月后内漏消失。应用Lifestream总体技术成功率及手术成功率为100%，围手术期无心肌梗死、脑梗死、死亡等重大并发症发生；中位随访时间10个月，所有靶血管通畅，无支架移位、断裂、支架内狭窄等支架相关并发症发生。本研究显示Lifestream球囊扩张式覆膜支架适用于多种血管疾病，是安全和有效的。

目的:探讨骨盆、骶骨肿瘤切除术中应用腹主动脉球囊发生股动脉穿刺相关并发症的原因、预防及处理措施。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8月至2018年8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肿瘤科接受腹主动脉球囊阻断下骨盆、骶骨肿瘤切除术的825例患者中，发生股动脉穿刺相关并发症的2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8例，女性15例，年龄（37.0±16.2）岁（范围：15~65岁）。骶骨肿瘤20例，骨盆肿瘤3例；右侧股动脉穿刺17例，左侧6例，均使用直径为11~12 F（1 F≈0.33 mm）的动脉鞘管置入腹主动脉球囊。分析患者术后股动脉穿刺相关并发症发生及处理情况。结果:共18例患者术后出现急性股动脉血栓，占2.2%（18/825）。2015年前收治的349例患者在股动脉鞘管拔除后采用按压止血，其中12例（3.4%）发生急性股动脉血栓；2015年后手术的476例患者使用血管缝合器闭合股动脉伤口，6例（1.3%）发生急性股动脉血栓。18例患者均在48 h内行急诊切开取栓后治愈。术后发生腹膜后血肿和股动脉假性动脉瘤各1例，均通过再次手术治愈。术后随访（40±18）个月（范围：13~108个月），随访期间发现下肢动脉慢性缺血3例，其中2例股动脉侧支循环代偿良好，患者症状不明显，未予处理，另外1例症状较重，行股-股动脉耻骨上人工血管旁路术，术后症状明显改善。结论:急性股动脉血栓是常见的股动脉穿刺相关并发症。优化腹主动脉球囊置入技术、使用血管缝合器闭合股动脉伤口，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并发症发生。术后严密随访观察，有助于及时发现并处理并发症，以改善患肢功能，利于该技术的临床推广应用。

患者女，50岁，因发现左下肢蚯蚓状可复性团块1年余入院。患者左下肢浅静脉迂曲扩张，伴有左下肢酸胀沉重感、盆腔脏器坠胀感及发作性下腹隐痛不适等。下肢静脉彩色超声多普勒：左股静脉瓣膜反流时间>1.5 s。CT静脉造影（CTV）提示双下腔静脉、左下腔静脉跨越腹主动脉处重度狭窄。左下肢静脉及下腔静脉顺行造影前后位投照显示左下肢深静脉通畅，行Valsalva动作时左股静脉及大隐静脉瓣膜可见反流，造影剂经左髂静脉自可疑左下腔静脉回流。左髂静脉顺行穿刺置管，部分造影剂经盆腔多个粗大侧支循环至右下腔静脉回流（图1）。跨越腹主动脉段左下腔静脉重度狭窄，与CTV检查结果相符合（图2）。静脉测压显示左下腔静脉（跨越腹主动脉段以下）下段静脉压为18 cm水柱，总下腔静脉静脉压约为5.5 cm水柱。诊断为双下腔静脉，左肾静脉上段左下腔静脉重度狭窄。以12 mm×40 mm球囊对左下腔静脉狭窄段行球囊扩张成形术，扩张成形后置入14 mm× 120 mm支架，再以14 mm× 40 mm球囊对支架进行后扩张，造影显示狭窄解除，造影剂回流迅速，原粗大盆腔侧支循环基本消失（图3），再次静脉测压显示左下腔静脉（跨越腹主动脉段以下）下段静脉压约为7 cm水柱，总下腔静脉静脉压约为6 cm水柱。

目的:探讨儿童慢性肠系膜缺血的临床特点及诊治方法，提高儿科医生对本病的诊疗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1例12岁因慢性肠系膜缺血所致的急性肠坏死女性患儿，体重14 kg，身高115 cm，曾有6年餐后腹痛病史，以持续性腹痛3 d，伴呕吐入院。入院诊断为急性消化道穿孔。急诊行开腹探查，术中见空、回肠总长约150 cm(无肠旋转不良)，小肠远端约80 cm肠管缺血性坏死，并2处穿孔。行坏死肠管切除，近端空肠造瘘术。术后待病情稳定后，行肠系膜上动脉超声、腹部增强CT及腹腔血管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均提示肠系膜上动脉管径细小，血流缓慢。通过Pubmed、Springer Link、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检索2019年10月前的相关文献，并进行总结分析。结果:术后1个月行关瘘术后，给予经口饮食并于关瘘术后14 d出院。出院后1个月随访，患儿可进普食，但餐后腹痛症状无缓解，体重不增。术后半年，餐后腹痛症状缓解，体重未增长。结合影像学检查，考虑患儿急性小肠缺血坏死由慢性肠系膜缺血所致。文献检索，共有59例儿童慢性肠系膜缺血的病例报道。患儿的主要症状包括餐后不适或腹痛19例(51.4%)，生长发育停滞或体重下降5例(13.5%)，高血压或恶性高血压3例(8.1%)，消化道出血并出血性结肠炎1例(2.7%)，缺血性胃炎伴溃疡1例(2.7%)，无明确症状17例(45.9%)。狭窄受累的血管包括：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肠系膜下动脉、肾动脉、髂外动脉、前支主动脉。治疗方法包括开腹手术血管成形术和介入治疗下的球囊扩张血管成形术。绝大部分有症状的患儿，一次或多次治疗后症状缓解。结论:儿童慢性肠系膜缺血诊断困难，若能及时诊治，预后较好，否则可能造成严重的并发症。

本文报告了1例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穿透性胎盘植入病例。该患者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后4个月发现妊娠，超声提示“中央性前置胎盘，穿透性胎盘植入”。因担心射线及药物对胎儿的不良影响，患者强烈要求终止妊娠。经多学科会诊，术前使用替罗非班替代双联抗血小板药物并放置腹主动脉球囊，术中将穿透达浆膜的胎盘去除并行子宫修复成形术，术后予预防感染、抗凝及过渡抗血小板药物等治疗。患者于术后第6天出院。

患者女，61岁，因“脐周疼痛4年，加重半年”由外院转诊我院。入院时有典型的慢性肠系膜上动脉闭塞三联症：餐后疼痛，畏食，体重下降。4年间体重下降达20 kg。外院计算机体层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检查，提示“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肠系膜下动脉开口处闭塞，伴有大量侧支动脉形成”（图1A）。诊断：肠系膜上动脉闭塞；腹腔干闭塞；肠系膜下动脉闭塞。完善各项术前准备后，行腹腔动脉造影证实肠系膜3支动脉开口处完全闭塞，因无入路遂放弃血管腔内治疗。改为开放手术，选择逆行旁路术，手术方式：肠系膜上动脉中段-右髂总动脉人工血管旁路移植术（图1B），术后患者腹痛症状很快缓解，体重增加，复查CTA人工血管通畅（图1C）。半年后患者突发腹痛，CTA提示人工血管内血栓形成（图2A），遂行右髂-肠系膜上动脉人工血管Angiojet吸栓术，术中导丝经人工血管逆行通过肠系膜上动脉开口至腹主动脉（图2B、2C），遂进一步行球囊扩张+肠系膜上动脉支架置入术（Lifestent 8 mm×60 mm裸支架1枚）（图2D），人工血管予以旷置，术后门诊复查（图2E），人工血管及支架均通畅，无腹痛症状，截止目前患者已术后2年多，人工血管由于双向血流已逐渐闭塞，但肠系膜上动脉支架仍保持通畅，不影响肠道血供，恢复良好。

目的:回顾分析全胸腹主动脉替换术中应用经股静脉至股动脉转流实施腹腔脏器灌注保护的经验。方法:2016年9月至2020年8月，50例患者接受股静脉至股动脉转流体外循环辅助下全胸腹主动脉替换。男性30例，女性20例，年龄21～69岁，平均(40.5±12.4)岁。早期25例患者单纯应用部分体外循环技术，2019年11月起开始使用体外循环联合选择性腹腔脏器灌注技术，应用球囊导管经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灌注温血，经肾动脉灌注4℃ HTK液，25例患者接受了脏器灌注。结果:体外循环(116.9±35.4)min，转流中最低中心温度(34.7±0.7)℃。术后早期死亡3例(6%，3/50)，灌注组无死亡。术后截瘫并发症4例(8%，4/50)，术后新发肾功能衰竭透析治疗6例(12%，6/50)，其中腹腔灌注组2例(8%，2/25)，无灌注组4例(16%，4/25)。结论:经股静脉至股动脉浅低温部分体外循环结合选择性腹腔脏器灌注是有效的脊髓和腹腔脏器保护措施，可提高全胸腹主动脉替换术的安全性。

盆腔动脉隔离灌注化疗是区域化疗的一种，其原理是通过下腔静脉及腹主动脉双球囊、双下肢止血带将盆腔血液循环与体循环隔离，再向盆腔区域灌注化疗药物，使局部获得高于静脉化疗的药物浓度。对于不可切除的盆腔肿瘤，盆腔动脉隔离灌注化疗有望成为一种新的补充治疗手段。将该技术用于新辅助治疗可实现不可切除肿瘤的降级，部分患者术后获得长期生存。我国目前鲜有相关研究报道，文章围绕该技术的原理、临床疗效、安全性与并发症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