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绩效考核对肿瘤医院临床药物合理使用的影响。方法:由山西省肿瘤医院合理用药绩效考核组结合2017年至2019年各指标的平均值，确定各考核指标的目标值，并赋相应的绩效分值，建立合理用药绩效考核体系。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山西省肿瘤医院国家基本药物使用占比、抗菌药物使用强度、辅助用药使用金额占比及各类药物在使用过程中的药品遴选、药品用量、给药途径、给药频率、给药疗程、溶媒或溶媒用量、有指征过度用药、超说明书用药、配伍禁忌等指标。结果:住院患者国家基本药物使用率从2019年的20.17%提高到2022年的57.30%；抗菌药物使用强度由2019年的12.07限定日剂量数（DDDs）降至2022年的12.00 DDDs，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辅助用药使用金额占比由2019年的2.60%降至2022年的0.01%。2019年至2022年各项考核指标不合理率均逐年下降，其中药品遴选不适宜率由39.20%降至5.30%，药品用量不适宜率由8.80%降至1.10%，给药途径不适宜率由4.70%降至0.10%，给药频率不适宜率由11.70%降至1.10%，给药疗程不适宜率由10.10%降至0.90%，溶媒或溶媒用量不适宜率由21.10%降至7.30%，有指征过度用药率由15.30%降至0.70%，超说明书用药率由2.60%降至0.10%，配伍禁忌率由0.20%降至0。结论:精细化的合理用药绩效考核体系可以有效控制肿瘤医院药品费用，推动临床合理用药。

钠-葡萄糖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是新型的口服降糖药，通过抑制肾脏近曲小管对葡萄糖的重吸收、增加尿中葡萄糖排泄而降低血糖。SGLT2i治疗糖尿病疗效确切，但也存在一些安全性问题，其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属于该类药物的严重不良反应。SGLT2i可使2型糖尿病患者DKA的发生风险增加至少7倍，其中约70%为非高血糖性酮症酸中毒（euDKA）。euDKA的风险因素包括胰岛素分泌细胞储备不足、1型糖尿病、胰岛素减量或停用、血容量减少、围手术期、减肥和进食限制等。由于euDKA患者血糖升高不明显，常延误诊断，应高度关注。临床应加强SGLT2i的安全性培训，提高对SGLT2i相关euDKA的认识，严格掌握适应证，避免euDKA的诱因；一旦发生euDKA，能做到早诊断、早治疗。药师应参与SGLT2i的安全管理，提高患者治疗的安全性。

目的:了解甘肃省医务人员健康素养传播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自行编制甘肃省医务人员健康素养传播能力调查问卷，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2年6—9月对甘肃省各级医疗机构的部分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应用广义线性回归分析影响医务人员健康素养传播能力的因素。结果:甘肃省医务人员健康素养传播能力平均得分为(20.51±7.81)分，健康知识获取、健康知识传播和卫生政策知晓度3个维度平均得分分别为(4.86±2.50)、(7.20±3.22)和(8.45±4.83)分。陇东南地区( β＝－19.13)和陇中地区( β＝－13.45)、女性( β＝－0.89)、医院级别为二级( β＝－0.94)、岗位为护士( β＝－1.09)或药剂师( β＝－1.90)或医技人员( β＝－2.42)、职业紧张得分高( β＝－0.07)以及健康素养水平得分高( β＝－0.10)的医务人员的健康素养传播能力得分较低，硕士及以上学历( β＝1.02)、副高级( β＝1.49)或正高级职称( β＝2.44)以及健康状况好( β＝5.67)的医务人员的健康素养传播能力得分较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甘肃省医务人员健康素养传播能力还处于较低水平，应提高对医务人员健康素养传播能力的重视程度，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推动医务人员健康素养传播能力培养，并完善医务人员健康素养传播能力评价与反馈体系。

目的:探讨药学干预对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影响。方法:选取金华市中医医院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收治的需使用抗生素治疗的住院患者210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n＝105)、观察组( n＝105)，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抗生素管理模式，观察组采用由药剂师参与的药学干预管理模式，比较两组合理使用抗生素情况、不合理的具体表现、抗生素的使用费用、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患者用药满意度。 结果:对照组使用抗生素合理率为72.38%(76/105)，明显低于观察组的94.29%(99/1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8.137， P<0.001)；对照组抗生素使用费用为(366.18±22.54)元，明显高于观察组的(132.46±2.85)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5.413， P<0.001)；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3.33%，明显高于观察组的3.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076， P＝0.014)；对照组患者用药满意度为90.48%，明显低于观察组的98.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5.657， P＝0.017)。 结论:药学干预对合理使用抗生素有积极影响，能促进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提高患者的用药满意度，降低抗生素的使用费用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目的:了解我国医护人员应用患者自控镇痛（patient controlled analgesia，PCA）治疗癌痛的观念和临床实践情况。方法:2021年12月1至31日，以电子问卷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对肿瘤科、疼痛科、安宁疗护科等癌痛诊疗相关科室的医师、护士和药剂师发放PCA治疗癌痛调研表。除基本信息外，共收集26个相关问题。统计分析癌痛治疗现状、医护人员对PCA治疗癌痛的观念和PCA临床应用实践3个方面的内容。结果:共收集到来自全国30个省市的993家医院、2 872份调研问卷。只有34.8%（955/2 748）的医护人员认为癌痛控制满意率超过75%，27.9%（548/1 968）的医护人员认为爆发痛控制的满意率不足50%。97.1%（2 439/2 513）的医护人员认为PCA可以有效用于癌痛治疗，二、三级医院医护人员认为PCA适用于规范化无创给药不能有效缓解癌痛的比例分别为64.6%（319/494）和69.1%（1 262/1 826），高于一级医院的57.0%（110/193）（ P=0.002）。不同职业中，护士认为PCA治疗癌痛增加成瘾性以及导致药物过量的比例为62.8%（431/686）和76.1%（522/686），高于医师的39.2%（670/1 709）和58.2%（995/1 709），以及药剂师的49.2%（58/118）和65.3%（77/118）（均 P<0.001）。不同医院间PCA治疗癌痛在镇痛泵类型、给药途径、输注模式、用药方案及常用药物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PCA持续输注量和解救剂量的计算比例不统一，在启动PCA后，有71.7%（1 226/1 709）的医疗机构存在给予患者镇痛不足，多数需要调整1~3次才能达到满意镇痛。 结论:我国医护人员对于PCA治疗癌痛的观念认知不足，临床实践中缺乏统一指导，应尽快形成PCA治疗癌痛专家共识。

以往临床药师对外科患者围术期的药学管理介入较少，主要涉及术后镇痛药管理。近2年来，临床药师发现围术期患者常患有某些基础疾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因缺乏围术期药学管理和评估，可能增加患者术中出现意外或术后发生并发症的风险。2020年5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1例类风湿性关节炎女性患者，因对长期服用泼尼松龙片可能导致困难气道未能在术前被充分评估，麻醉后出现了面罩通气困难及插管困难，手术被迫终止。这起事件引起药师的高度重视，由此开始对围术期患者实施全面的药学管理，包括制定了多项围术期常用药管理规范，开设了对日间手术患者的围术期药学服务门诊，对住院手术患者实施了全面的围术期药学管理。半年后，对临床药师加强围术期药学管理工作进行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医师、护士和患者的满意度分别为98.2%、99.1%和93.9%。

目的:对用药错误预防及管理措施的系统评价进行再评价，为医护人员临床决策提供证据支持。方法:计算机检索Cochrane Library、澳大利亚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循证卫生保健中心数据库、CINAHL、PubMed、Embase、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万方数据库和维普网，检索用药错误预防及管理措施的系统评价，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2023年6月30日。由2名经过系统循证培训的研究员应用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评价工具（AMSTAR 2）对文献质量进行评价，采用推荐分级的评估、制订与评价（GRADE）对结局指标质量评价。结果:最终纳入19篇系统评价。采用AMSTAR 2方法学质量评价整体偏低，评价为高质量的1篇、低质量1篇、极低质量17篇。采用GRADE系统对19篇系统评价的55条结局指标的证据质量评价结果显示，3条证据质量为中等、27条证据质量为低等、25条证据质量为极低，证据质量整体偏低。结论:用药错误预防及管理措施的相关研究已经较为广泛地开展，计算机系统是降低用药错误较为有效的措施之一。给药流程修正、医生/护士教育与培训、双人核对、药剂师干预、智能药柜/智能泵、药物显示等措施有效性尚不明确，仍需大样本量、高质量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为充实抗击疫情一线的药学力量，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委托多名药学专家讨论并撰写了本文，从个人素质、工作经历以及专业实践能力3个方面提出对支援一线药师的胜任力要求，并对准备赴一线药师的能力提升给予建议。本建议适用于为选拔赴抗击疫情一线的药师提供指引，也可为其他地区对拟赴抗疫一线药师的培训提供参考。

罗德贤(1646—1715)身为耶稣会中的辅理修士(coadjutor temporalis)以及在华传教士的人生旅途，非凡而复杂。他在加入耶稣会并被委以各种任务之前已是医生。在到达中国前的9年间，他在欧洲与亚洲间的旅游线路基本上受欧洲各国间的对抗所左右。1699年他最终到达北京并服务于康熙帝，隶属于内务府，这决定了此后他在中国的人生轨迹。跟踪罗德贤在京以及扈从皇帝出巡间的活动，是展现这位耶稣会医疗实践者"流动性"的独特切入点。他服务满人政权，为帝国核心网络中的特权病人提供过不为中国宫廷太医和医学传统所知的治疗方案。在康熙朝宫廷多元医学以及满族统治者出于意识形态目的将医学视为统治工具的背景下，罗德贤不但要与太医院专家而且要和蒙古的医师、喇嘛治疗师相竞争。他在清帝国的职业生涯表明，这些曾在欧洲受训的医生在北京现身，不足以有效地传播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通过西方语言材料加之汉文材料尤其是满文材料所呈现出的医疗问题，为更加深入地理解康熙朝的宫廷生活以及医学对于巩固统治的作用，提供了很好的案例。研究罗德贤这位侍奉皇帝的边缘人物的生平以及对于他行程的追踪，是对于强调非汉文材料的"新清史"的有益补充。

1例1月龄男婴因患先天性高胰岛素血症从国外自购二氮嗪胶囊治疗。为纠正患儿的低血糖状态，计划在静脉补充高浓度葡萄糖的同时，给予口服二氮嗪胶囊，初始剂量为8.72 mg、3次/d[5 mg/（kg·d）]，并在密切监测血糖的情况下逐渐减少静脉葡萄糖的补充，增加二氮嗪的剂量，最终停用静脉输注葡萄糖保持血糖稳定（≥3.9 mmol/L）。开始治疗后1~7 d，按计划调整静脉葡萄糖和二氮嗪剂量，患儿血糖3.1~5.3 mmol/L，无低血糖发生。第8天，药师查房发现患儿呼之不醒，急查血糖2.2 mmol/L。追问其家属，发现患儿家属自行将二氮嗪剂量减至入院时的初始剂量，导致患儿低血糖发作，属于自备药管理缺失导致的用药错误。药师立即对患儿家属进行用药安全相关科普知识教育，重新调整二氮嗪剂量，患儿血糖恢复正常。随着二氮嗪治疗剂量的增加，患儿出现水钠潴留不良反应，药师查阅以往文献后建议加用氢氯噻嗪，患儿不良反应消失。藉由此次事件，在临床药师的努力下，医院建立了特殊疾病自备药临床管理规范和安全用药数据库，组织了医师和药师联合服务的多学科团队，加强了对患儿住院和出院后治疗的用药安全管理，收到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