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观察HBeAg阳性妊娠慢性HBV携带者启动以母婴阻断为目的的抗病毒治疗基线至产后96周内HBV RNA、HBV DNA、qHBsAg、qHBeAg、ALT等指标的动态变化,分析产后96周内肝炎活动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纳入接受预防性抗病毒治疗并于产后12周内停药、且完成产后96周随访的妊娠HBeAg阳性患者,观察抗病毒治疗基线、妊娠36周、产后停药时和/或产后24周、产后96周HBV RNA、HBV DNA、qHBsAg、qHBeAg以及生化学指标的动态变化.结果 共纳入146例中位治疗时间为16.4周的HBeAg阳性妊娠慢性HBV携带者.抗病毒治疗期间HBV DNA水平及qHBeAg逐渐下降,HBV RNA逐渐增高,qHBsAg水平在孕36周时较基线降低,停药时升高超过基线水平.产后24周上述指标均反弹接近或超过基线水平.产后96周随访,共5例患者发生HBeAg血清学转换,无一例发生HBsAg清除.产后停药时与产后24周肝炎活动比例最高(30.1％vs.30.8％),但随访至产后96周,仅14例(9.59％)患者因肝炎活动需抗病毒干预.根据是否再次启动抗病毒治疗将患者分为复发组(n=14)与未复发组(n=132).10例患者在停药6个月以后复发,中位复发时间13.5月.两组间抗病毒治疗药物类型、基线至孕36周HBeAg降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HBeAg阳性妊娠慢性HBV携带者预防性抗病毒治疗期间及停药后均有不同比例肝炎活动,停药时、产后24周达高峰,但仅少数患者需再次抗病毒干预,且与HBV活动相关的肝炎发作多发生在停药6个月以后,应加强停药后的长期规律随访.抗病毒基线至孕36周HBeAg降幅是预测产后停药肝炎活动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评价依折麦布片在中国健康受试者体内的生物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本试验用单中心、随机、开放、双周期交叉、单剂量设计.符合入组标准的受试者被随机分为空腹给药组和餐后给药组,每周期单次口服依折麦布片受试制剂或参比制剂10 mg.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HPLC-MS/MS)法检测游离依折麦布和依折麦布-葡萄糖醛酸结合物的血药浓度,用WinNonlin7.0软件计算药代动力学参数,评价2种制剂的生物等效性.同时记录所有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并进行安全性评价.结果 单次空腹给药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血浆中总依折麦布的主要药代动力学参数:Cmax分别为(118.79±35.30)和(180.79±51.78)nmol·mL-1;Tmax分别为 1.40 和 1.04 h;t1/2 分别为(15.33±5.57)和(17.38±7.24)h;AUC0-1 分别为(1 523.90±371.21)和(1 690.99±553.40)nmol·mL-1·h;AUC0-∞ 分别为(1 608.70±441.28)和(1 807.15±630.00)nmol·mL-1·h.单次餐后给药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血浆中总依折麦布的主要药代动力学参数:Cmax分别为(269.18±82.94)和(273.93±87.78)nmol·mL-1;Tmax分别为 1.15 和 1.08 h;t1/2 分别为(22.53±16.33)和(16.02±5.84)h;AUC0-t分别为(1 463.37±366.03)和(1 263.96±271.01)nmol·mL-1·h;AUC0-∞ 分别为(1 639.01±466.53)和(1 349.97±281.39)nmol·mL-1·h.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的主要药代动力学参数Cmax、AUC0-t、AUC0-∞经对数转换后进行方差分析,空腹状态下除游离依折麦布和总依折麦布的Cmax低于生物等效下限范围外,其余参数经对数转换后的几何均值比的90％CI均在生物等效的范围内.餐后状态下游离依折麦布、依折麦布-葡萄糖醛酸结合物及总依折麦布的Cmax在等效范围内,其余参数的90％CI均未在生物等效性的等效范围内.结论 本次试验暂不能判断依折麦布片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是否具有生物等效性,需进一步开展临床试验进行验证.

目的 评估真实世界中达到病毒抑制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转换为多替拉韦/拉米夫定(dolutegravir/lamivudine,DTG/3TC)复方单片制剂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纳入2021年6月1日至2022年6月1日在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门诊长期随访的HIV得到有效抑制并在研究期间抗病毒方案转换为DTG/3TC方案的HIV/AIDS患者79例,收集转换治疗方案前及治疗期间T淋巴细胞亚群、HIV RNA、血脂水平以及肾功能等检测指标,记录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结果 79例转换治疗方案患者以中年男性为主,有30.4％的患者合并非艾滋病定义性疾病.前3位转换治疗方案原因分别是:简化方案,改善耐受性、药物不良反应、合并非艾滋病定义性疾病.48周病毒持续抑制率为100％,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基线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转换治疗方案48周后高密度脂蛋白、血肌酐、血糖、体质量升高,肾小球滤过率和尿微量白蛋白水平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有5例患者因血脂异常转换为DTG/3TC方案,转换治疗方案48周后总胆固醇明显下降(P<0.05).有13例患者因肾毒性转换为DTG/3TC方案,转换治疗方案48周后血肌酐、肾小球滤过率、尿微量白蛋白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达到病毒抑制的患者转换为DTG/3TC方案后能持续抑制病毒、安全性及耐受性好,特别是对于合并非艾滋病定义性疾病、出现肾毒性及血脂异常的患者,DTG/3TC方案是很好的优化治疗方案选择之一.

患者女性,23 岁.周身红斑鳞屑伴瘙痒17 年,加重10 d.诊断为寻常型银屑病.既往应用传统药物及外用药物疗效不佳,经生物制剂用药前筛查未见明显异常,予司库奇尤单抗治疗.16 周后银屑病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PASI)应答率达90%.随后疗效衰减,逐渐出现新发皮疹,缩短用药间隔仍无法控制扩展.28周停用原生物制剂,应用传统药物维持治疗,疗效不满意.再次用药前筛查无异常,经唾液基因检测示人类白细胞抗原Cw6(HLA-Cw6,+),3 个半衰期后转为古塞奇尤单抗,转换后第20 周达PASI 100.随访至第 48周皮疹未复发.本例HLA-Cw6(+)的难治性银屑病患者,发生继发性治疗失败的原因未明确,古塞奇尤单抗表现出更好的疗效,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多参考.

生物传感器是一种对生物物质敏感并将可观察的生化反应转变为可测量的物理量的仪器.生物传感器由分子识别元件(抗体、适配体、蛋白质等)、转换元件(氧电极、光敏管等)和信号放大装置组成.待测物质经扩散作用进入分子识别元件,由其识别并发生生物学反应,产生的信息由转换元件转换成可量化和可处理的声、光、电等信号,再经信号放大装置放大并输出,从而得到待测物浓度.生物传感器由传感器检测原理可分为热敏生物传感器、压电生物传感器、光学生物传感器、介体生物传感器等,在食品检测、环境污染、临床诊断、药物发现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表面离子共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SPR)物传感器是一种光学生物传感器,具有无需标记、高选择性、高灵敏度、简易、可靠、低成本、实时响应等优点,广泛应用于抗生素、细菌、病毒、生物毒素、重金属、蛋白、核酸等快速检测.本综述作者对SPR的原理、检测形式和近年来快速检测的应用进行总结,期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奥密克戎BA.4/BA.5变异株具有相对特异的变异位点，使其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受体的结合能力增强，并减少了对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的依赖；奥密克戎变异株对自然感染和疫苗接种后的免疫作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免疫逃逸，其中BA.4/BA.5变异株的免疫逃逸作用更为明显。BA.4/BA.5变异株所致疾病的严重程度与BA.2变异株相比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目前的抗原和核酸检测技术仍适用。治疗策略仍是基于病情评估的分层分类治疗策略，其对小分子抗病毒药物仍敏感，而大多数单克隆抗体对BA.4/BA.5变异株的疗效降低甚至无效。随着病毒的持续传播，2019-nCoV仍将不断进化和变异，加强病毒变异的监测、继续做好疫苗研发和接种，以及加强抗病毒药物的研发是应对疫情和病毒变异的关键。

目的:评估京津冀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PHC)心血管疾病诊疗服务能力。方法:2016年9月至12月，通过对京津冀地区43个区县327个基层卫生机构提取客观文件、对机构医务人员开展问卷调查，对心血管疾病诊疗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药物可及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结果:⑴基础设施和服务：3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CHC)和100.0%的乡镇卫生院(THC)可提供住院服务，20.5%的村卫生室(VC)不能检测血糖，98.1%的VC不能检测血脂；⑵人力资源：19.6%的CHC、THC、社区卫生服务站(CHS)医生学历在大专以下，32.4%的VC村医学历在中专以下，56.3%的CHC、THC和CHS，以及99.5%的VC没有为非在编职工提供法定的"四险一金"，30.0%的乡村医生已经超过60岁；⑶信息化系统：电子病历系统的普及率在CHC、THC、VC中分别为40.0%、41.7%、0；⑷药物可及性：71.9%的基层机构备有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CEIs/ARBs)、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CCBs)、利尿剂全部四类常用抗高血压药物，2.1%的基层机构没有其中任何一种。结论:京津冀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心血管疾病诊疗服务能力整体较好，但仍应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层医生薪酬待遇，提升基层医生队伍整体素质，优化城乡卫生资源布局，加强信息化建设，在提高三省市基层医药供应系统的协同性等方面需继续努力。

报道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收治的1例新诊断肥胖2型糖尿病（T2DM）患者，入院后予胰岛素强化治疗后，转换为利拉鲁肽联合口服降糖药物治疗的经过。患者为63岁男性，主因“口干、多饮、多尿2个多月”入院。入院后完善检查，结果显示患者糖化血红蛋白12.9%，口服75 g葡萄糖耐量试验结果显示，0、60、120、180 min血糖分别为14.98、25.86、27.21和24.92 mmol/L，C肽水平相对不足，无酮症倾向，糖尿病相关抗体阴性，有明显“三多一少”症状，24 h尿蛋白定量181 mg，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3.94 mg/mmol，结合病史及辅助检查结果，患者T2DM诊断明确，同时伴有肥胖、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肾脏损伤等。予胰岛素泵强化治疗，加用盐酸二甲双胍（0.5 g，3次/d）口服联合利拉鲁肽皮下注射降糖，停胰岛素泵后改用基础胰岛素，根据血糖情况逐渐减量胰岛素直至停用。经治疗患者体重下降，血脂改善，蛋白尿减少，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发病机制包括解剖和非解剖因素，觉醒阈值是其中重要的非解剖因素。目前评估因觉醒而增加的呼吸努力是测定觉醒阈值的主要方法，侵入性的会厌或食道测压是金标准，而非侵入性的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法和多导睡眠监测通气信号转换法也被广泛应用。觉醒阈值有望成为OSA重要的评价指标和潜在的药物治疗靶点，对于实现OSA精准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对OSA觉醒阈值的测定和临床意义提供参考。

化疗所致周围神经病变（CIPN）通常表现为持续的疼痛及感觉异常，严重时可能出现振动感和关节位置感丧失、自主神经和运动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线粒体功能障碍可能是化疗药物诱发周围神经病变的机制之一。本文从5个方面综述了不同化疗药物导致的不同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包括如神经元线粒体形态异常、线粒体通透性转换孔激活及其相关钙失衡、线粒体生物能量学功能失调、氧化应激及轴突线粒体转运异常等。避免或改善线粒体功能障碍是预防或减轻CIPN的主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