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奥密克戎BA.4/BA.5变异株具有相对特异的变异位点，使其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受体的结合能力增强，并减少了对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的依赖；奥密克戎变异株对自然感染和疫苗接种后的免疫作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免疫逃逸，其中BA.4/BA.5变异株的免疫逃逸作用更为明显。BA.4/BA.5变异株所致疾病的严重程度与BA.2变异株相比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目前的抗原和核酸检测技术仍适用。治疗策略仍是基于病情评估的分层分类治疗策略，其对小分子抗病毒药物仍敏感，而大多数单克隆抗体对BA.4/BA.5变异株的疗效降低甚至无效。随着病毒的持续传播，2019-nCoV仍将不断进化和变异，加强病毒变异的监测、继续做好疫苗研发和接种，以及加强抗病毒药物的研发是应对疫情和病毒变异的关键。

病理性瘢痕是真皮纤维化疾病中的一类，以过度纤维化和胶原沉积为特征，主要包括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病理性瘢痕形成的潜在病理机制尚未阐明，且其临床疗效不佳、复发率高，故其防治一直是临床上致力解决的难题。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是维持心血管稳态的重要内分泌级联，其组成成分均在皮肤各细胞中表达，皮肤局部RAS可以独立于血浆RAS发挥作用。在创伤修复过程中，皮肤局部RAS激活，其主要活性成分血管紧张素Ⅱ(ATⅡ)通过作用于血管紧张素受体1(ATR1)和血管紧张素受体2(ATR2)两个特异性受体对受伤创面发挥相反的作用影响病理性瘢痕的形成。本文首次全面综述了皮肤局部RAS系统的经典通路、肥大细胞诱导的糜酶旁路及瘢痕疙瘩相关淋巴组织诱导的溶酶体蛋白酶旁路环路在创伤修复及病理性瘢痕形成中的作用。

目的:研究阿嗪米特在质子泵抑制剂相关低胃酸环境中对胃排空能力和胃肠激素分泌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方法:选取60只大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低胃酸对照组、低胃酸模型组、阿嗪米特+低胃酸模型组、高胃酸对照组、高胃酸模型组和阿嗪米特+高胃酸模型组，每组10只。其中低胃酸和高胃酸对照组大鼠均以0.9%氯化钠溶液进行处理，低胃酸模型组和高胃酸模型组大鼠分别采用奥美拉唑(20 mg/kg，腹腔注射，1次/d，连续7 d)和五肽胃泌素(2 mg/kg，皮下注射，1次/d，连续3 d)构建模型，阿嗪米特+低胃酸模型组和阿嗪米特+高胃酸模型组大鼠分别在低胃酸和高胃酸模型基础上给予阿嗪米特(50 mg/kg，灌胃，连续3 d)进行干预。以下仅分析构建低胃酸模型的3组大鼠的情况：建模第0、2、4、6、8天，测量并比较大鼠体重；建模结束后，测定并比较大鼠胃内容物质量、胃液pH值，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并比较大鼠外周血胃蛋白酶原A、胃泌素和胆囊收缩素水平。统计学方法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ukey忠实显著性差异法。结果:低胃酸模型组和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胃液的pH值均高于低胃酸对照组(2.17±0.53、2.03±0.69比1.32±0.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6、0.041)；低胃酸模型组与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胃液的pH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低胃酸对照组、低胃酸模型组、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在建模第0、2、4、6、8天的体重分别为(285.40±10.86)、(283.40±6.38)、(282.00±5.04) g，(287.10±10.73)、(283.20±5.83)、(284.00±5.72) g，(292.20±11.18)、(281.90±6.23)、(289.00±5.82) g，(296.40±11.12)、(277.70±6.96)、(292.00±6.82) g，(300.80±11.29)、(274.30±8.84)、(297.00±4.17) g。低胃酸模型组大鼠在建模第6、8天的体重均低于低胃酸对照组，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在建模第6、8天的体重均高于低胃酸模型组，差异均有统计意义( P均<0.01)；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在建模第0、2、4、6、8天的体重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在第0、2、4天的体重与低胃酸模型组比较，低胃酸模型组在第0、2、4天的体重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低胃酸模型组大鼠的胃内容物质量高于低胃酸对照组[(2.36±0.11) g比(1.85±0.20) g]，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胃内容物质量低于低胃酸模型组[(1.87±0.42) g比(2.36±0.11) 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9、0.016)；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胃内容物质量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低胃酸模型组大鼠外周血胃蛋白酶原A水平低于低胃酸对照组[(551.80±190.00) ng/L比(857.00±164.80) ng/L]，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外周血胃蛋白酶原A水平高于低胃酸模型组[(799.90±97.80) ng/L比(551.80±190.00)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1、0.037)；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外周血胃蛋白酶原A水平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低胃酸模型组大鼠外周血胃泌素水平高于低胃酸对照组[(49.31±11.93) ng/L比(35.59±5.29) ng/L]，胆囊收缩素水平低于低胃酸对照组[(10.26±5.32) ng/L比(25.55±11.62)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37、0.035)；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外周血中胃泌素水平低于低胃酸模型组[(35.65±6.49) ng/L比(49.31±11.93) ng/L]，胆囊收缩素水平高于低胃酸模型组[(27.59±11.22) ng/L比(10.26±5.32)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48、0.021)；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外周血胃泌素和胆囊收缩素水平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阿嗪米特通过调节低胃酸条件下胃肠激素胆囊收缩素和胃泌素水平，影响胃蛋白酶原A表达，进而促进低胃酸环境下的胃排空。

目的:评价瑞芬太尼对肠缺血再灌注大鼠肠上皮细胞凋亡时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清洁级健康成年雄性SD大鼠36只，体重200～250 g，2月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 n＝12)：假手术组(Sham组)、肠缺血再灌注组(I/R组)和瑞芬太尼组(R组)。采用夹闭大鼠肠系膜上动脉1 h恢复灌注的方法制备大鼠肠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R组缺血前30 min静脉输注瑞芬太尼0.2 μg·kg -1·min -1 5 min，静脉输注生理盐水5 min，重复循环3次。于再灌注2 h时采集大鼠右心室血样测定血清二胺氧化酶(DAO)浓度，随后处死大鼠取小肠组织，观察病理学结果并进行Chiu评分；TUNEL法计数凋亡肠上皮细胞，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肠组织磷酸化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p-ERK)、磷酸化c-Jun氨基末端激酶(p-JNK)、p-p38 MAPK的表达，活化型半胱氨酸蛋白酶(cleaved caspase-3)和核蛋白NF-κB p65的表达，计算p-ERK/ERK比值、p-JNK/JNK比值和p-p38 MAPK/p38 MAPK比值。 结果:与Sham组比较，I/R组大鼠肠黏膜Chiu评分、血清DAO浓度、肠上皮细胞凋亡率、p-ERK/ERK、p-JNK/JNK和p-p38 MAPK/p38 MAPK比值、cleaved caspase-3、NF-κB p65表达水平升高、R组大鼠肠黏膜Chiu评分升高( P<0.05)，血清DAO、肠上皮细胞凋亡率、p-ERK/ERK、p-JNK/JNK、p-p38 MAPK/p38 MAPK比值、cleaved caspase-3和NF-κB p65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I/R组比较，R组大鼠肠黏膜Chiu评分、肠上皮细胞凋亡率、血清DAO浓度下降，p-ERK/ERK比值、cleaved caspase-3、NF-κB p65表达水平降低( P<0.05)。 结论:瑞芬太尼抑制肠缺血再灌注大鼠肠上皮细胞凋亡的机制与促进ERK活化有关。

中性粒细胞是人体内最常见的炎细胞，也是肿瘤微环境中最丰富的细胞种类。正常中性粒细胞来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具有清除病原、组织修复作用；而在肿瘤背景下，中性粒细胞会衍生出骨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亚群，这是一种未成熟中性粒细胞，具有强烈免疫抑制作用。循环MDSCs通过产生活性氧及精氨酸酶抑制T淋巴细胞抗肿瘤免疫，释放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促进肿瘤细胞血运转移。肿瘤组织内MDSCs通过表达PD-L1抑制T细胞功能，还可释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促进血管新生，释放金属基质蛋白酶引起上皮-间质转化，加剧肿瘤进展。中性粒细胞在肿瘤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的诱导作用，本文就中性粒细胞的起源、循环和肿瘤组织内中性粒细胞促进肿瘤进展的机制作一综述。

多发性骨髓瘤(MM)是一种浆细胞来源的恶性增殖性疾病，具有高度异质性。伴髓外病变(EMD)MM，是MM的超高危亚型之一，患者生存期短，预后极差。随着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深入，伴EMD MM的治疗方法从传统的联合化疗发展至单克隆抗体、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免疫疗法及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等。上述治疗手段可显著改善伴EMD MM患者的生存期。但是目前对伴EMD MM尚无统一的治疗方案。笔者拟就放射治疗(RT)、蛋白酶体抑制剂(PI)、免疫调节剂(IMiD)、HSCT、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BRAF)-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EK)抑制剂、单克隆抗体及CAR-T免疫疗法等，对伴EMD MM的治疗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伴EMD MM患者的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观察灯盏细辛（EBHM）调控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对大鼠急性高眼压的影响及视网膜神经节细胞（RGC）的保护作用。方法:雄性Sprague-Dawley大鼠60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模型组、EBHM低剂量组（A组）、EBHM中剂量组（B组）、EBHM高剂量组（C组），每组均为12只；以左眼为实验眼。模型组、A组、B组、C组大鼠通过前房加压灌注生理盐水构建急性高眼压模型；对照组仅给予全身麻醉。建模后2~ 30 d，对照组、模型组大鼠灌胃生理盐水3 ml，1次／d；A组、B组、C组大鼠分别给予0.30、0.45、0.60 g/100 g EBHM灌胃，1次／d。建模前以及建模后1、14、30 d测量大鼠眼压，并统计高眼压模型比例。建模后30 d，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视网膜组织病理变化；免疫荧光染色检测RGC数量变化；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各组大鼠视网膜中p38MAPK、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3 （Caspase-3）mRNA相对表达量；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各组大鼠视网膜中p38MAPK、磷酸化p38MAPK （p-p38MAPK）、Caspase-3蛋白相对表达量。多样本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样本间比较采用 SNK-q检验。 结果:建模后1 d，对照组大鼠均未出现急性高眼压，其余各组均建模成功。与模型组比较，B组、C组建模后14 d急性高眼压率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98.701， P<0.05）；A组、B组、C组建模后30 d急性高眼压率均为0。A组、B组、C组建模后14、30 d之间急性高眼压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HE染色结果显示，对照组大鼠视网膜结构完整，各层清晰可见；RGC计数未见异常，形态饱满圆润。模型组大鼠视网膜明显变薄；RGC数量大量减少，形态空泡化，排列稀疏。A组、B组、C组大鼠视网膜变厚，RGC数量增多，其中C组视网膜结构恢复程度更好。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A组、B组、C组大鼠RGC计数较模型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97.514， P<0.05 ）；组间两两比较，A组低于B组、C组（ q=2.842、5.263），B组低于C组（ q=2.457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RT-qPCR、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与模型组比较，A组、B组、C组大鼠视网膜中Caspase-3 mRNA （ F=267.912）、蛋白（ F=692.279）相对表达量及p-p38MAPK蛋白相对表达量（ F=150.061）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组间两两比较，C组大鼠视网膜中Caspase-3 mRNA （ q=6.977、15.642 ）、蛋白（ q=6.997、15.642）相对表达量及p-p38MAPK蛋白（ q=12.443、24.358）相对表达量低于A组、B组，B组低于A组（ q=11.678、12.471、10.20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EBHM可以显著降低急性高眼压模型大鼠眼压，提高RGC计数，减轻视网膜损伤；其调控机制可能与MAPK通路有关。

目的:探究T盒子转录因子（T-box transcription factor，T-bet）、GATA结合蛋白-3（GATA-binding protein 3，GATA-3）在慢性鼻-鼻窦炎（chronic sinusitis，CRS）黏膜组织中的表达及与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p38，p38MAPK）/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炎症因子表达的相关性。方法:选择2015年6月~2017年6月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99例鼻内镜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52例CRS患者为鼻窦炎组，47例鼻中隔偏曲患者为对照组，采集患者鼻黏膜组织，检测T-bet、GATA-3 mRNA、Th1、Th2细胞因子、p38MAPK/NF-κB通路蛋白、炎症因子的表达量，分别分析T-bet与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p38MAPK、IL-19，GATA-3与IL-4、p38MAPK、IL-19的相关性。结果:鼻窦炎组患者鼻黏膜组织中T-bet、GATA-3 mRNA表达量分别为2.91±0.42、2.19±0.28，Th1细胞因子IL-1β、IFN-γ、TNF-α表达量分别为（3.82±0.53）ng/ml、（8.62±1.05）ng/ml、（5.52±0.69）ng/ml，Th2细胞因子IL-4、IL-5表达量分别为（1.98±0.32）ng/ml、（2.81±0.39）ng/ml，炎症因子IL-19、IL-20R1、IL-20R2、基质金属蛋白酶-2（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2，MMP-2）、MMP-9、TGF-β1、IL-25、IL-33、人类软骨糖蛋白-39（Human cartilage glycoprotein-39，HCgp-39）的表达量分别为（1.91±0.25）ng/ml、（1.21±0.15）ng/ml、（0.95±0.09）ng/ml、（269.42±30.63）pg/ml、（348.56±50.15）pg/ml、（6.98±1.43）ng/ml、（338.12±38.75）pg/ml、（256.45±30.42）pg/ml、（5.42±0.56）ng/ml，p38MAPK、NF-κB蛋白表达量分别为（1.89±0.31）ng/ml、（438.56±50.42）pg/ml，均明显高于对照组，T-bet与IL-1β、p38MAPK、IL-19，GATA-3与IL-4、p38MAPK、IL-19呈显著正相关（ r=0.525、0.511、0.482、0.472、0.452、0.445， P均<0.05）。 结论:CRS黏膜组织中的T-bet、GATA-3表达量增加，可促进Th1和Th2的过度分化和细胞因子的大量合成和分泌，并且可通过激活p38MAPK/NF-κB信号通路启动炎症因子的表达，诱导炎症反应。

目的:探讨来自不同家系12例遗传性蛋白C（PC）缺陷症先证者的基因突变类型与临床特征。方法:采用发色底物法检测血浆PC活性，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PC抗原含量。采用PCR直接测序法分析先证者PROC基因9个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对发现的疑似突变用反向（缺失突变用克隆）测序予以验证。结果:12例先证者的PC活性均明显下降（18%~55%），其中10例先证者的PC抗原水平显著降低（13%~58%）。共发现11种PROC基因突变，其中c.383G>A（p.Gly128Asp）、c.997G>A（p.Ala291Thr）、c.1318C>T（p.Arg398Cys）和c.532G>C（p.Leu278Pro）4种杂合突变为首次发现；6种突变发生在丝氨酸蛋白酶结构域、4种发生在表皮生长因子同源区域（EGF）、1种突变在EGF和丝氨酸蛋白酶结构域之间的激活肽区域；缺失突变（p.Met364Trp fsX15和p.Lys192del）2种，其余为错义突变。有3例无亲缘关系的先证者检出p.Phe181Val和p.Arg189Trp纯合或杂合突变。所有基因突变可能来自先证者的父亲和（或）母亲，其中2个家系存在近亲婚配。先证者有9例出现静脉血栓形成、2例有不良妊娠表现、1例出现紫癜。结论:PROC基因缺陷导致的PC缺陷症患者易发生静脉血栓形成，尤其当同时存在其他易栓因素时。

目的:了解重庆市2014年至2018年接受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感染者耐药突变情况。方法:收集2014年5月至2018年12月在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进行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6个月以上的HIV-1感染者880例，采集其血浆标本，使用一步法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和巢式PCR扩增HIV-1 pol基因区的蛋白酶及反转录酶区，获得的扩增序列与耐药数据库对比进行HIV-1基因型耐药分析。采用病毒基因分型工具软件分析HIV-1亚型分布。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880例患者中，血浆HIV-1病毒载量为(4.12±0.63) lg拷贝/mL；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为(251±124)/μL；抗病毒治疗中位时间为26个月。亚型分析中，重组型( 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 CRF)01-AE亚型在HIV-1亚型中占比最大，为38.9%(342/880)，CRF07-BC亚型占28.5%(251/880)，B＋C亚型占16.2%(143/880)。其中534例患者存在耐药突变，总耐药率为60.7%。对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 NRTI)、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 NNRTI)和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 PI)的耐药率分别为51.0%(449/880)、58.6%(516/880)和1.7%(15/880)。对拉米夫定、恩曲他滨、依非韦仑和奈韦拉平的耐药较为严重，中高度耐药率分别为46.8%(412/880)、46.8%(412/880)、51.3%(451/880)和53.6%(472/880)；而对齐多夫定(6.0%，53/880)、依曲韦林(9.0%，79/880)和PI类药物的耐药情况尚不严重。NRTI最常见的耐药突变位点为M184IV(47.3%)、K65R(22.2%)和K70RE(12.6%)；NNRTI为K103NS (25.1%)、V106A(19.7%)和V179DE(14.4%)；PI为L10FIV(7.4%)和A71IVT(6.5%)。CRF01-AE亚型的耐药率为69.3%(237/342)高于CRF07-BC亚型的49.8%(125/251)和B＋C型的51.0%(73/14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2.6、14.6，均 P<0.05)。 结论:重庆市HIV-1感染者经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6个月后，耐药发生率高，以对NNRTI类药物耐药最为多见，其次为NRTI，PI较少耐药。耐药是HIV-1感染者病毒学突破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