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产科急症，其早期识别、进入重症医学科前的紧急干预和产科处理是产科医生需要重视及关注的临床问题。妊娠和产褥期生理性变化使得脓毒症临床特征不易被识别。对于可能的脓毒症，可使用简单的床边筛查工具进行早期识别。如果脓毒症筛查呈阳性，怀疑或存在感染证据时，无论是否发热，需进一步评估器官损伤的证据进行脓毒症诊断。识别脓毒症后的1 h内启动集束化治疗：疑似或确诊脓毒症的孕产妇，应尽早进行细菌培养（血液、尿液、呼吸道及其他部位体液）和血清乳酸水平测定；最好在1 h内给予经验性广谱抗生素治疗；建议在脓毒症并发低血压或器官灌注不足时尽早给予1~2 L晶体溶液进行液体复苏；尽管进行了液体复苏，但仍伴有持续低血压和/或灌注不足，建议使用血管升压药物以维持平均动脉压≥65 mmHg（1 mmHg=0.133 kPa），去甲肾上腺素作为一线药物。当怀疑或确诊脓毒症时，应积极寻找感染病灶，有效控制感染源。不建议仅以脓毒症为唯一指征而立即终止妊娠，终止妊娠应依据产科指征，根据孕周、母体及胎儿情况进行个体化综合考虑。若明确存在宫内感染，应立即终止妊娠。剖宫产通常需要全身麻醉；施行椎管内麻醉是相对禁忌。妊娠和产褥期脓毒症的诊疗应在遵循指南基础上实施个体化治疗。

目的:探讨多普勒超声在全动脉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ABG)术前评估桡动脉及左侧乳内动脉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8年1月—2020年1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60例冠心病患者，其中男34例、女26例，年龄44～76岁。患者术前均使用多普勒超声检查左侧乳内动脉及双侧桡动脉。(1)分别采用超声和Allen试验检测60例患者两侧手掌侧支循环类型，初步筛除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均为桡动脉依赖型血管或血管异常的患者。在行全动脉搭桥的患者中，以术中检测结果为依据，比较Allen试验和超声检测判断手掌侧支循环类型的差异。(2)测量并比较桡动脉桡骨茎突处、肘关节下5 cm处(肘关节下段)及二者中点处(中段)血管内径。(3)观察在按压和放松桡动脉状态下不同侧支循环类型尺动脉的血液峰值速度(PSV)变化及增长情况。(4)记录左侧乳内动脉第二肋间水平的血管内径及PSV，观察起始部血流方向、有无狭窄及乳内动脉下端是否在第四肋间分叉。(5)分析全动脉搭桥的患者桡动脉桥血管血流量与术前桡动脉内径之间的关系。(6)观察全动脉搭桥患者术后胸闷、心绞痛症状改善情况，以及心肌梗塞等急性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术后3个月行冠脉CTA和手部超声检查，观察桥血管通畅情况及桡侧手掌血供情况。结果:(1)60例患者经过初步筛查后纳入44例患者进行全动脉搭桥手术，术中剥离78条桡动脉，术中检测均为非桡动脉依赖型，其中Allen试验检测桡动脉依赖型10条、非桡动脉依赖型68条，多普勒超声检测桡动脉依赖型3条、非桡动脉依赖型75条，超声测量判断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正确率为96.2%，高于Allen试验的8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000, P<0.05)。(2)120条桡动脉桡骨茎突处、中段及肘关节下段血管内径分别为(2.06±0.44)、(2.38±0.43)、(2.37±0.43)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1.542, P<0.05)。(3)术前超声检测手掌侧支循环为桡动脉依赖型17条，压迫桡动脉前后尺动脉PSV变化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手术证实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78条，压迫桡动脉后尺动脉PSV为(69.8±13.6)cm/s，明显高于压迫前的(42.0±7.4)cm/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346, P<0.05)。(4)60例患者左侧乳内动脉检测均未发现存在起始段狭窄、变异、反向血流等异常情况，其中7例患者左乳内动脉在第四肋间水平分支为肌膈动脉和腹壁下动脉。60例患者第二肋间左乳内动脉血管内径(2.29±0.38)mm，PSV (67.8±15.9) cm/s；其中仅1例患者血管内径为1.5 mm，PSV为12.2 cm/s，其他患者血管内径>1.5 mm、PSV>40.0 cm/s，均在正常范围。(5)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显示：77条桡动脉桥血管，术中桡动脉桥血管血流量与术前测量的桡动脉内径呈正相关：?＝18.503 X-4.471, R2＝0.499。(6)44例患者均顺利完成全动脉搭桥手术。住院期间临床症状改善，未发生围手术期心肌梗死。出院后44例患者均随访3个月，随访期间患者无胸闷、心绞痛，无手部缺血性功能障碍等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冠脉CTA显示桥血管通畅，无明显异常；手部超声检查显示桡侧手掌血供正常。 结论:多普勒超声可以测量桥血管的内径，判断桥血管有无狭窄等异常情况，在CABG术前可精准、高效地完成对桡动脉及乳内动脉的评估；同时，多普勒超声判断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的正确率高于Allen试验，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分析浙江省血液中心无偿献血者乙肝酶免阳性核酸阴性感染情况[以下简称HBsAg-ELISA(+)/HBV-DNA(－)]，探讨造成酶免与核酸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方法:对常规血液筛查结果为HBsAg-ELISA(+)/HBV-DNA(－)献血者进行单人份核酸再次检测，分析该类献血者的检测结果。结果:2022年5月至11月共114 017例献血者中筛选出205例HBsAg-ELISA(+)/HBV-DNA(－)标本，男性献血者(0.14%)显著低于女性献血者(0.24%) ( χ2＝ 14.761， P<0. 005)；初次献血者(0.32%)显著高于再次献血者(0.09%) ( χ2 ＝ 78.781， P<0.005)；不同文化程度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47.753， P<0.005)。经单人份核酸再次检测后，ELISA双试剂阳性标本再次检测核酸阳性率高于单试剂阳性标本(χ 2＝94.378， P<0.005)；ELISA试剂1与试剂2再次检测核酸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 χ2＝0.163， P>0.005)；2种核酸检测系统的再次核酸检测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 χ2＝0.626， P>0.005)。血清学补充实验显示11例HBV-DNA(+)标本经化学发光检测后共出现2种血清学组合模式，分别是HBsAg(+)/HBeAb(+)和HBeAb(+)，大部分为HBsAg(+)/HBeAb(+)，共10例，占90.91%，只有一例为HBeAb(+)，占9.09%；HBsAg定量结果显示大多数处于低HBsAg水平。 结论:通过单人份核酸检测方法再次检测后，献血者HBsAg-ELISA(+)/HBV-DNA(－)标本中有一定比例为HBV-DNA(+)。但大部分标本仍为HBV-DNA(－)，还需进行HBV血清学标志物和HBV-DNA的补充实验来确定其真实感染状态，明确造成酶免与核酸结果检测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另外，在献血者筛查中，尽可能选择灵敏度和特异度较高的核酸和HBsAg检测试剂，确保结果准确性。

目的: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RBSI）的病原菌分布特征及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对照研究，选择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在甘肃省人民医院肾病科因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收治的34例以半永久导管为通路进行MHD的病例为研究对象。分析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的病原菌分布特点；所有患者入院后积极给予抗感染治疗，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及住院期间预后情况。根据住院期间的治疗结果将患者分为预后不良组（14例）和预后良好组（20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其对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34例患者中共分离出28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25株，葡萄球菌属为最多见病原菌，占总数的82.15%，金黄色葡萄球菌16株（57.15%），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6株（21.43%），表皮葡萄球菌7株（25.00%），包括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MRSE）3株（10.71%）；革兰阴性菌3株，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杆菌各1株。单因素分析显示，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组发热时间比预后良好组明显延长〔d：8.50（3.75，45.00）比2.50（1.00，4.75）， P<0.01〕，血清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CRP）、随机血糖（GLU）均明显高于预后良好组〔ESR（mm/1 h）：82.36±24.98比56.95±35.65，CRP（mg/L）：123.45±74.10比67.35±55.22，GLU（mmol/L）：8.74±3.66比6.42±1.95，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CRP为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1.020，95%可信区间（95% CI）为1.002～1.038， P＝0.025〕。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CRP预测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11；最佳截断值为104.65 mg/L时，敏感度64.3%，特异度为85.0%，说明其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结论: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时，主要以革兰阳性菌感染为主；且其预后不良主要与较高的血清CRP水平有关；血清CRP水平能有效筛选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高危人群。

目的:分析云南省异常血红蛋白E(hemoglobin E，Hb E)杂合子及Hb E合并地中海贫血(简称地贫)病例的血液学表型和基因型特征。方法:对100例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提示为Hb E异常血红蛋白携带病例进行血细胞分析，并用Gap-PCR和PCR-寡核苷酸探针反向斑点杂交法检测α-和β-珠蛋白基因常见突变类型。结果:100例疑似Hb E携带的病例，经基因诊断全部检出β-珠蛋白链CD26突变(HBB：c.79G>A)，其中Hb E杂合子90例，Hb E合并αα/-α 3.7突变7例，Hb E合并αα/-- SEA突变2例，1例为Hb E合并-α 3.7/-α 3.7。Hb E杂合子血液学表型分析结果：Hb A2(26.02±3.64) %，Hb F (1.35±1.25)%，平均红细胞体积(78.83±4.68) fl，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26±1.54) pg，平均血红蛋白浓度(329.65±10.73) g/L，血红蛋白(141.08±16.53) g/L；Hb E复合α地贫时，α地贫基因的突变类型不同，血液学表型结果不同。 结论:云南省Hb E及Hb E合并α地贫的发生率较高，高效液相色谱能够有效检出Hb E，Hb E合并其它α地贫基因突变时，有较大差异的表型变化；仅依靠血液学结果进行产前筛查会造成Hb E漏诊。

目的:评价我国血站血液检测引入核酸扩增检测(nucleic amplification test, NAT)后输血传播HIV(transfusion transmitted HIV, TT-HIV)的残余风险度(residual risk，RR)。方法:收集中国采供血机构执业比对工作平台28家血站2017—2020年献血者数据和HIV感染标志物检测数据，利用新感染率/窗口期数学模型对2遍ELISA加1遍NAT单检或混检(2ELISA+ID-NAT/MP-NAT)和2遍ELISA加1遍NAT混检(2ELISA+MP-NAT)2种血液筛查(血筛)策略，估算在不同献血年份的初次献血者(first donor，FD)和重复献血者(repeated donor，RD)血液HIV检测的RR，经t检验统计学分析，比较2种血筛策略不同献血年份的FD和RD的TT-HIV RR的差异，同时观察2种血筛策略中各年间不同献血者HIV检测RR变化趋势。结果:2017—2020年间，2ELISA+ID-NAT/MP-NAT血筛策略中FD的RR分别为2.869/百万人/年(10 6py)、3.795/10 6py 、3.879/10 6py和2.890/10 6py，RD的RR分别为1.797/10 6py 、1.502/10 6py 、1.857/10 6py和1.483/10 6py，FD与RD的RR比较F＝9.898，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ELISA+MP-NAT血筛策略中FD的RR分别为3.508/10 6py 、1.868/10 6py 、2.204/10 6py和1.765/10 6py，RD的RR分别为0.948/10 6py 、0.926/10 6py 、0.748/10 6py和0.682/10 6py，FD与RD的RR比较F＝17.126， P<0.05，有统计学差异；2种血筛策略中FD之间RR比较F＝3.493， P>0.05，无差异；RD之间RR比较F＝24.516， P<0.05，有差异；全部献血者(total donor，TD)之间RR比较F＝20.216， P<0.05，有差异。趋势图表明无论哪种血筛策略FD的RR均大于RD。 结论:我国血站血液检测引入NAT后血液传播HIV的RR显著下降。不同血筛策略对HIV检测的RR存在一定差异。不同献血人群的HIV检测RR有明显差别，RD相对于FD是HIV低风险献血人群。

早发现、早干预是防治阿尔茨海默病的重要策略。阿尔茨海默病的血液筛查具有费用低、操作方便快捷等优势，但也存在着外周血中标志物含量低、检测方法灵敏度不足等问题。目前，灵敏的蛋白分子检测技术-单分子阵列(Simoa)技术可对传统方法无法检测到的低浓度生物标志物进行准确分析。本文就应用单分子阵列这一新兴技术进行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诊断相关的血液神经标志物检测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无偿献血者血液筛查中，Tigris核酸检测(NAT)系统检测结果无效的具体情况及原因。方法:选择2018和2019年，成都市血液中心Tigris系统NAT结果无效的3 752份无偿献血者血液标本为研究对象。其中，2018年NAT结果无效标本为2 397份，2019年为1 355份。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本中心2018和2019年Tigris系统NAT的总检测标本数、总检测结果无效标本数、无效工作列表数等数据资料，以及导致Tigris系统NAT结果无效的原因。2018和2019年Tigris系统NAT的无效检测率、工作列表无效运行率、有效工作列表中标本的无效检测率、工作列表无效运行原因构成比、有效工作列表中检测结果无效原因构成比等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2018年和2019年成都市血液中心Tigris系统NAT结果无效的情况如下。① 2018年总无效检测率为2.31%(2 397/103 777)，高于2019年的1.10%(1 355/12 2897)，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03.726， P<0.001)。② 2018和2019年工作列表无效运行率分别为2.35%(25/1 062)和1.34%(14/1 045)，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2.983， P＝0.084)。2018年有效工作列表中标本的无效检测率为0.20%(205/101 585)，高于2019年的0.15%(187/121 729)，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336， P＝0.006)。③ 2018和2019年工作列表无效运行原因构成比、有效工作列表中检测结果无效原因的构成比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0.708、86.966， P＝0.013、<0.001)。2018和2019年工作列表无效运行的主要原因均为校准物/质控品无效，其导致的无效运行工作列表数分别占88%(22/25)和50%(7/14)。2018年导致有效工作列表中检测结果无效的主要原因为标本容量验证失败(VVFS)，占40.0%(82/205)；而2019年则以磁力洗站液面感应错误(ML)为主，占50.8%(95/187)。 结论:Tigris系统的校准物、质控品无效和仪器故障问题是引起NAT结果无效的重要原因。对采供血机构Tigris系统NAT结果无效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有助于尽早发现导致NAT结果无效的原因，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从而减少无效NAT结果的产生，提高NAT的质量和效率。

目的:通过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技术筛查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家系共有的低频变异位点，以期发现与PBC相关的新易感基因。方法:收集2000年1月至2017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诊断的3个PBC家系的7例PBC患者和2名健康对照者的临床资料，提取血液DNA样本并进行WES，应用SAMtools 1.3软件检测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和得失位变异位点，并于已知数据库1000 Genome、ExAC、ESP6500和诺禾-中华基因数据库筛选低频变异位点。应用Pymol V2.3.2软件模拟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MHC-Ⅱ)分子三维结构，观察家系间共有变异位点对应的氨基酸位置。结果:7例PBC患者首诊年龄为(61.2±10.2)岁。血清检测结果示7例患者的ALP为(306.9±242.5) U/L，GGT为(121.7±85.9) U/L，ALT为(47.6±33.1) U/L，AST为(55.7±34.1) U/L，免疫球蛋白G为(14.9±3.1) g/L；抗核抗体核型均存在胞质颗粒型特征；抗线粒体抗体均为阳性。5例PBC患者出现腹腔内淋巴结肿大；2例患者合并肝外自身免疫病；2例患者肝脏活组织检查结果均提示界面性肝炎和小胆管病变。3个PBC家系间共有18个SNP位点，分别位于 OTOA、 OBSCN和人类白细胞抗原- DRB1( HLA- DRBI)基因。 OTOA基因的rs200988634是3个家系共有的多态性位点； OBSCN基因的rs746424683、rs545316651、rs553144914、rs533059830和rs56087721分别导致9种氨基酸的改变；基因 HLA- DRB1共有12个不同的SNP位点，分别导致12种氨基酸的改变，其中rs16822698、rs112796209和rs11554463核苷酸突变分别导致MHC-Ⅱ分子β链的G154A、Y152C和Y107X氨基酸改变，Y107X氨基酸位于MHC-Ⅱ分子与抗原肽结合凹槽区域。 结论:对PBC家系进行WES是阐明恶性变异候选基因 OBSCN和 OTOA较好的策略。 HLA- DRB1为PBC的易感基因，可能通过改变氨基酸序列影响MHC-Ⅱ分子介导的抗原提呈过程。

目的:探讨 JAK2 V617F基因突变呈阴性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患儿的临床、实验室检查及基因突变特征。 方法:选择2017年2月至2019年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接受诊治的10例 JAK2 V617F基因突变呈阴性ET患儿作为研究对象，纳入ET组( n＝10)。患儿中位年龄为6.8岁；男性患儿为5例，女性为5例。选择同期于本院接受诊治的4例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ST)患儿作为对照，纳入ST组( n＝4)。患儿中位年龄为1.8岁，均为女性。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分析2组患儿的血常规、凝血功能检查、骨髓涂片、骨髓活组织检查及相关基因突变检查结果。2组患儿年龄、血常规和凝血功能检测结果、巨核细胞总数及其比例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性别、临床表现构成比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所有患儿临床资料收集均已获得患儿监护人知情同意。 结果:① ET组10例患儿中，伴神经系统症状者为6例，包括头痛者4例、头晕2例；其中1例同时伴肝大；其余4例无明显临床症状。4例ST组患儿中，伴发热症状或者前驱感染者为2例，其余2例无明显临床症状。② 2组患儿外周血血小板计数、血小板压积(PCT)均较正常参考值范围增高，ET组患儿中位血小板计数为1 451×10 9/L[(1 193~1 831)×10 9/L]，高于ST组患儿的966×10 9/L[(677~989)×10 9/L]，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404， P＝0.014)；中位PCT为1.28%(1.12%~1.63%)，亦显著高于ST组患儿的0.85%(0.62%~1.05%)，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256， P＝0.024)。2组患儿的血小板分布宽度(PDW)均低于正常参考值范围。凝血功能相关指标中，ET组患儿中分别有4、4、4例出现凝血酶原时间(PT)、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延长及纤维蛋白原(FIB)值低于正常参考值范围，而ST组患儿中分别为1、2、2例。2组患儿其余检查指标均正常。③ 2组患儿骨髓涂片结果均表现为中度增生活跃，粒、红系细胞比例正常。此外，4例ST组患儿的骨髓涂片中亦可见中性粒细胞核左移和感染相关细胞。2组患儿的骨髓活组织检查结果均表现为中度增生活跃，粒、红系细胞比例正常且巨核细胞多见，以分叶核巨核细胞为主。巨核细胞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示，ET组患儿骨髓中位正常巨核细胞比例显著低于ST组患儿[49.5%(44.3%~61.0%)比71.1%(61.3%~85.0%)， Z＝-2.404， P＝0.014]。④基因测序结果显示，ET组10例患儿均不伴 MPL及 JAK2基因突变，其中有2例检测到 CALR基因突变，并且这2种 CALR基因突变均为明确与ET相关的基因突变位点。此外，筛选出4种可能与儿童ET相关的基因突变，包括 KMT2A、 ASXL1、 CSF3R及 NF1基因突变。 结论:JAK2 V617F基因突变呈阴性ET患儿具有独特的临床和实验室特征，二代基因测序法发现可能与ET发生、发展相关的 KMT2A、 ASXL1、 CSF3R及 NF1基因突变，可为 JAK2 V617F基因突变呈阴性ET的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但是本研究纳入患儿例数较少，并且缺乏ST男性患儿作为对照，存在一定局限性。ET患儿的临床特点、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其与ST患儿的鉴别要点，有待大样本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