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确定环腺苷酸(cAMP)受体蛋白(CRP)对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肠杆菌素铁载体相关基因 entC的调控机制。 方法:以CRKP-27野生株构建 crp基因缺失株Δ crp和回补株c-Δ crp。利用铬天青S(CAS)定量试验观察CRP对CRKP铁载体分泌量的影响。RT-qPCR试验和 lacZ报告基因融合试验研究CRP对 entC表达及对其启动子的调控。凝胶阻滞试验(EMSA)确定CRP是否与 entC启动子区结合，DNaseⅠ足迹试验进一步确定结合序列。 结果:成功构建Δ crp和c-Δ crp菌株；在正常条件和缺铁条件下，Δ crp菌株的铁载体分泌量均高于野生株和c-Δ crp菌株，但仅在正常环境中有统计学意义( P<0.05)；正常条件和缺铁条件下，Δ crp菌株中 entC基因的mRNA相对表达量较野生株和c-Δ crp菌株明显降低( P均<0.05)；正常条件和缺铁条件下，Δ crp菌株中 entC基因的启动子活性低于野生株和c-Δ crp菌株( P均<0.05)；EMSA结合试验显示随着CRP蛋白量的增加， entC探针朝正极移动的距离都相应缩短，出现阻滞现象；DNaseⅠ足迹试验进一步检测到 entC启动子区与CRP特异性结合位点为：5′-AAGGTGATAAATGCGTCTCATTTTCAA-3′。 结论:CRKP中CRP能特异地结合到 entC启动子区并直接促进其转录表达。

目的:评价布洛芬注射液用于全麻患者术后镇痛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双盲、阴性对照临床研究。选择择期全麻下行开腹手术或骨科手术患者360例，年龄18～75岁，性别不限，ASA分级Ⅰ～Ⅲ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 n＝120)：对照组(C组)、布洛芬注射液400 mg组(B1组)和布洛芬注射液800 mg组(B2组)。手术结束前30 min时，B1组和B2组分别经30 min静脉输注布洛芬注射液400和800 mg(均溶于0.9%氯化钠注射液200 ml)，C组经30 min静脉输注0.9%氯化钠注射液200 ml，此后，每6 h输注1次，直至术后48 h。手术结束后连接镇痛泵行PCIA，药物配方：0.5 mg/ml吗啡溶于0.9%氯化钠注射液中，背景输注速率0.25 mg/h，PCA剂量2 mg/次，锁定时间5 min，镇痛至术后48 h，维持VAS评分≤4分。有效性指标：记录术后24 h内和48 h内吗啡用量、PCA按压总次数和有效按压次数，以及术后48 h内补救镇痛情况和术后48 h时患者对镇痛效果的总体评价。安全性指标：记录用药后48 h内不良反应(恶心、呕吐、皮肤瘙痒、注射痛、头晕等)的发生情况；用药后48 h时行实验室检查，包括血生化检查、血常规检查、凝血功能检查和尿常规，记录异常情况。 结果:与C组比较，B1组和B2组术后吗啡用量、PCA总按压次数、有效按压次数和补救镇痛率降低，患者对镇痛效果总体评价极好率和极好＋很好率升高( P<0.05)；B1组和B2组上述各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组恶心、呕吐、皮肤瘙痒、注射痛、头晕发生率和实验室检查异常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布洛芬注射液可安全、有效地用于全麻手术患者术后镇痛。

目的:分析IgG4相关性肺疾病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2月至2021年5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诊断为IgG4相关性肺疾病60例的患者临床资料，对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预后等特征进行分析。结果:60例患者中，男40例，年龄（58.2±12.9）岁，发病年龄（57.1±13.2）岁，31.7%（19例）患者有过敏疾病史。36.7%（22例）患者病程中出现呼吸系统症状。94.6%（53/56）患者血清IgG4>1.35 g/L，24.1%（14/58）患者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升高，79.2%（38/48）患者IgE升高，53.7%（29/54）患者补体C3或C4下降。常见影像学表现包括结节样改变38例（63.3%），纵隔和（或）肺门淋巴结肿大34例（56.7%），磨玻璃影31例（51.7%），53例（88.3%）患者存在2种及以上影像学改变。病理学检查以淋巴浆细胞浸润及纤维增生为主要表现，仅1例可见闭塞性静脉炎。有呼吸系统症状组（22例）血清总IgG（及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均高于无症状组（38例），分别为43.2比17.8 g/L和0.30×10 9/L比0.14×10 9/L，均 P<0.05；合并过敏性疾病比例低于无症状组，胸部CT存在实变影比例高于无症状组，均 P<0.05；两组血清IgG4、IgE、补体水平及治疗后影像学转归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IgG4相关性肺疾病临床表现无特异性，无呼吸系统症状患者占较高比例；胸部CT表现具有高度异质性，且易出现多种影像学改变共存。有无呼吸系统症状组患者主要临床特征及治疗后影像学转归差别不大。

目的:基于妊娠期高血压和蛋白尿发生的报道寻找预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的循环补体相关蛋白，探讨补体系统在HDP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采用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4年11月至2017年3月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产检并分娩的孕妇孕20周前血清，共纳入60例HDP和60例正常孕妇，按年龄和孕周1∶1配对。采用非标记蛋白质谱方法筛选12对血清标本中差异表达的补体蛋白，余48对用于初步验证。当差异倍数（FC）>1.2或<0.8，且 P<0.05时入选。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价相应因子的预测价值。 结果:高血压孕妇血清补体C1亚单位（C1s）、C8 beta链（C8β）、C1抑制剂（C1-INH）的FC分别为1.19、1.23、0.73（ t=2.07，2.06，-3.40； P均<0.05）；子痫前期（PE）孕妇C1s、C8β、C1-INH、H因子相关蛋白5（CFHR5）、丛生蛋白（CLU）、C反应蛋白（CRP）的FC分别为1.39、1.50、0.72、2.49、4.38和1.82（ t=4.36，5.61，-3.70，6.82，8.70，7.27； P均<0.05）。C1s、C8β和C1-INH联合对HDP的AUC值为0.89。CFHR5、CLU和CRP对PE的AUC值分别为0.88、0.92和0.91。 结论:HDP发生前，孕妇体内已出现补体经典途径和旁路途径的激活及调节紊乱。补体C1s、C8β、C1-INH联合检测有望用于HDP的预测，CFHR5、CLU、CRP可能是肾脏损伤性HDP的潜在预测分子标志。

目的:探讨先天性房室间隔缺损(atrio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AVSD)的中长期外科治疗效果及再次手术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125例先天性房室间隔缺损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46例，女79例；完全型房室间隔缺损(complete atrio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C-AVSD)72例，部分型房室间隔缺损(partial atrio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P-AVSD)34例，过渡型房室间隔缺损(intermediate atrio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I-AVSD)19例；中位手术年龄为14个月。根据解剖分型分别采用房间隔缺损修补、房室瓣整形、改良单片法、双片法进行手术治疗。统计患儿的病死率、再手术率。采用单因素、多因素相关性分析及Cox回归分析患儿病死率及再手术危险因素。结果:所有患儿均顺利完成体外循环下房室间隔缺损修补+房室瓣成形术，体外循环时间为(102±35)min，主动脉阻断时间为(67±26)min，呼吸机辅助时间为(35±18)h，术后住院时间为(13.8±4.5)d。术后并发症包括低心排8例，左房室瓣重度反流3例，左房室瓣反流伴狭窄1例，房间隔残余分流1例，左室流出道狭窄1例，心律失常1例，颅内出血1例，肺部感染7例(其中重症肺炎1例)，脓毒症2例。术后总病死率为6.4%(8/125)，近五年(2015~2019年)病死率为4.3%(2/46)。死亡病例的病理分型为C-AVSD5例，I-AVSD 1例，P-AVSD 2例；其中死于低心排血量综合征3例，脓毒症2例，心律失常1例，颅内出血1例，重症肺炎1例。再手术率为6.4%(8/125)，其中早期手术(住院期间或出院后30 d内)6例，包括左侧房室瓣反流3例，左室流出道狭窄1例，心律失常1例，颅内出血1例；晚期手术(出院30 d后)2例，均为左侧房室瓣重度反流，其中1例合并左侧房室瓣狭窄。再次手术的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合并左房室瓣发育不良的AVSD患儿再次手术的风险是不合并左房室瓣发育不良的5.212倍(95%置信区间：1.151~23.600)。结论:本中心先天性房室间隔缺损的中长期外科治疗效果良好，左侧房室瓣发育不良是再次手术的危险因素，并且是长期存活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伴间质性肺疾病(ILD)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选择2016年2月至2018年11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确诊为SLE的住院患儿111例为研究对象，根据肺部高分辨率CT表现分为SLE-ILD组(18例)及SLE-非ILD组(93例)。采用 t检验和 Wilcoxon秩和检验分析2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采用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SLE-ILD的危险因素。 结果:SLE-ILD的发病率为16.2%(18/111例)。SLE-ILD组与SLE-非ILD组在病程[14.00(12.00~24.25)月比1.00(1.00~2.00)月]、浆膜炎[55.6%(10/18例)比8.6%(8/93例)]、活动后气促[83.3%(15/18例)比25.8%(24/93例)]、神经系统损害[27.8%(5/18例)比6.5%(6/93例)]、心血管系统损害[38.9%(7/18例)比9.7%(9/93例)]、红细胞沉降率增快[66.7%(12/18例)比31.2%(29/93例)]、补体C 3下降[88.9%(16/18例)比62.4%(58/93例)]、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CA)阳性[88.9%(16/18例)比18.3%(17/93例)]、抗Sm抗体阳性[61.1%(11/18例)比15.1%(14/93例)]、抗核糖核蛋白抗体(抗RNP抗体)阳性[66.7%(12/18例)比16.1%(15/93例)]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Logistic回归分析示：浆膜炎( OR＝30.535，95% CI：2.167~430.336， P＝0.011)、活动后气促( OR＝55.115，95% CI：1.177~2 579.852， P＝0.041)、ANCA阳性( OR＝65.090，95% CI：4.488~944.071， P＝0.002)及抗RNP抗体阳性( OR＝10.007，95% CI：1.362~73.500， P＝0.024)是SLE-ILD的危险因素。 结论:SLE患儿病程越长，ILD发病率越高；浆膜炎、活动后气促、ANCA阳性及抗RNP抗体阳性可能是SLE-ILD的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以肠道症状为首发表现的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预测因素，为该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0年6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的165例SLE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肠道症状是否为首发表现分为肠道症状首发组(50例)和肠道症状非首发组(115例)。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影像学表现、各脏器受累情况和实验室检查指标等。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非参数检验和卡方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以肠道症状首发的SLE的预测模型，使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评价模型的预测价值。收集2020年7月至2021年5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的72例SLE患者资料，肠道症状首发组22例，肠道症状非首发组50例，验证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与肠道症状非首发组相比，肠道症状首发组发热、肌肉受累、关节受累的患者占比均较低，多浆膜腔积液、腹水、肠管水肿扩张或增厚、肾盂输尿管积水或扩张、肾脏受累、血液系统受累的患者占比均较高，患者的补体C3水平、补体C4水平、淋巴细胞绝对值、白蛋白水平均较低[67.8%(78/115)比32.0%(16/50)、24.3%(28/115)比4.0%(2/50)、68.7%(79/115)比14.0%(7/50)、27.8%(32/115)比86.0%(43/50)、16.5%(19/115)比78.0%(39/50)、13.9%(16/115)比86.0%(43/50)、4.3%(5/115)比62.0%(31/50)、29.6%(34/115)比48.0%(24/50)、30.4%(35/115)比52.0%(26/50)、0.76 g/L(0.43 g/L，0.97 g/L)比0.48 g/L(0.40 g/L，0.57 g/L)、0.14 g/L(0.08 g/L，0.23 g/L)比0.09 g/L(0.06 g/L，0.15 g/L)、0.90×10 9/L(0.51×10 9/L，1.28×10 9/L)比0.64×10 9/L(0.44×10 9/L，1.08×10 9/L)、(34.07±7.30) g/L比(28.77±5.43) 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8.246、9.699、41.776、47.567、57.781、78.833、67.903、5.195、6.955， Z＝-4.053、-3.295、-2.204， t＝-4.606；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低补体C3、低白蛋白是以肠道症状首发的SLE的危险因素[比值比(95%可信区间)分别为0.136(0.031~0.590)、0.923(0.871~0.977)， P＝0.008、0.006]。建立的以肠道症状首发的SLE的预测模型为 p＝1/(1+e - Y)，其中 Y＝2.906-1.994×补体C3(g/L)-0.08×白蛋白(g/L)，ROC的曲线下面积为0.761(95%可信区间0.687~0.834， P<0.01)，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结果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校准能力( χ2＝13.024， P＝0.111)。验证结果显示， p≥0.255时预测为以肠道症状首发的SLE，模型预测的灵敏度为72.7%(16/22)，特异度为76.0%(38/50)，准确度为75.0%(54/72)。 结论:以肠道症状首发的SLE症状隐匿，易被误诊。临床上对以肠道症状为首发表现就诊的患者，若影像学检查示肠管水肿扩张或增厚、肾盂输尿管积水或扩张，或实验室检查示低补体C3、低白蛋白时，要警惕SLE可能，早期诊断和干预可很大程度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PE)治疗儿童亲属活体肝移植术后出现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ntibody mediated rejection，AMR)的疗效。方法:以湖南省儿童医院1例因胆道闭锁、胆汁性肝硬化接受血型相合亲属活体肝移植，术后发生AMR的7月龄患儿为研究对象。该患儿肝移植术后一直使用他克莫司+泼尼松二联抗排斥治疗，术后1个月内出现以胆红素升高为主的肝功能异常，行移植肝穿刺活检，完善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ymphocyte antigen，HLA)抗体检测，并予血浆置换治疗。结果:肝穿刺活检结果提示急性排斥反应、补体C4d染色阳性，结合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ymphocyte antigen，HLA)Ⅱ类特异性抗体阳性这一结果，确诊为供体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导致的AMR。确诊后予甲泼尼龙静脉冲击+静脉丙种球蛋白+吗替麦考酚脂口服治疗，并调整相关免疫抑制药物剂量，效果不理想，后加用血浆置换治疗，每2日1次，共5次，治疗1个月后患儿肝功能逐步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随访3年，复查过程中行移植肝穿刺活检5次，显示排斥反应逐步减轻，肝功能基本维持正常，未出现AMR复发。结论:血型相容的儿童亲属活体肝移植也可发生术后AMR，确诊后尽早联合血浆置换辅助治疗可能更有利于肝移植术后急性AMR的恢复。

目的:评价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cSLE)的系统受累、转归等特征及随访情况，探究影响预后的因素。方法:收集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首次就诊的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儿，回顾性收集临床表现、各受累系统评估、自身抗体、治疗调整及随访评估等病历资料。应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及绘图，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等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共纳入患儿210例，其中男37例，女173例，男女比例为1.0∶4.7；起病年龄为(121.39±30.44)个月。出现皮肤黏膜损害167例(79.5%)、血液系统损害137例(65.2%)、消化系统损害129例(61.4%)、肾脏损害123例(58.6%)、骨骼肌肉系统损害119例(56.7%)、神经系统损害71例(33.8%)、心脏损害68例(32.4%)、呼吸系统损害60例(28.6%)。就诊时90.95%(191/210)的患儿处在中度及以上的疾病活动度，随访1个月时，治疗有效率为76.92%(150/195)，随访达1年时，为96.95%(159/164)。补体C 3水平高为疾病缓解的保护性因素。糖皮质激素减量至5 mg及以下的患儿共42例，中位时间为40.5(36.0，42.0)个月，发病月龄小、无肾损害为糖皮质激素减停的保护性因素。 结论:cSLE好发于女性患儿，受累系统多、病情重，经过合理治疗和随访后可于1年后达到疾病缓解或好转。病初补体C 3水平高的患儿经治疗后更易于疾病缓解，而发病月龄小、无肾损害的患儿更易于糖皮质激素减停。

目的:探讨IgG 4相关性疾病（IgG 4-RD）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淋巴细胞亚型以及潜在的发病机制及免疫治疗靶点。 方法:横断面研究。回顾性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就诊的IgG 4-RD患者86例。分析患者的人口学资料、症状和体征、器官受累情况、实验室指标、淋巴细胞亚型、组织病理学表现及治疗情况。 结果:86例IgG 4-RD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为36~87（62±11）岁，其中男性51例（59.3%），女性35例（40.7%），34.9%的患者有过敏史，随访时间为4.8（0.4，14.1）个月。最常见的症状体征为腹痛、颌下腺肿大、泪腺肿大（各占20.9%）。75.6%的患者受累器官超过1个，最常见的受累器官为胰腺（52.3%）、颌下腺（51.2%）和泪腺（34.9%）。18.8%（16/85）伴随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升高，30.0%（24/80）IgE升高，61.2%（52/85）补体C3减低，50.0%（42/84）补体C4减低，72.9%（62/85）IgG升高，58.3%（28/48）IgG 1 升高，89.5%（77/86）IgG 4升高。64.7%（55/85）存在自身抗体阳性，最常见的阳性自身抗体是抗核抗体（ANA）（63.5%）。25.7%（9/35）CD4 +T淋巴细胞比例升高，22.9%（8/35）CD4 +/CD8 +T淋巴细胞比值升高，90.0%（18/20）调节性T细胞（Treg）比例升高。50.0%（11/22）IL-2升高，33.3%（10/30）IL-6升高，16.7%（5/30）IL-10升高。79.2%（42/53）存在大量淋巴浆细胞浸润，67.9%（36/53）存在纤维化，35.8%（19/53）IgG 4阳性/IgG阳性浆细胞>40%，且每高倍镜视野IgG 4阳性浆细胞>10个，30.2%（16/53）淋巴滤泡增生或异位形成。应用2011年日本研究小组提出的标准对53例具有详尽病理资料的患者进行评价，24.5%（13/53）可确定诊断，3.8%（2/53）很可能诊断，67.9%（36/53）可能诊断，3.8%（2/53）不能诊断。治疗后6个月，EOS%、IgE、IgG、IgG 4显著下降，补体C3、C4显著升高（均 P<0.05），而且治疗后6个月的IgG 4水平与基线时的C4呈负相关，与IgE、IgG 4/IgG呈正相关。 结论:IgG 4-RD是一组男性多发，多器官受累，伴随嗜酸性粒细胞、IgE、IgG、IgG 1、IgG 4升高，补体降低的免疫性疾病。外周血CD4 +T淋巴细胞、Treg比例相对升高。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有效，治疗后6个月的IgG 4水平与基线时的补体C4水平呈负相关，与IgE水平、IgG 4/IgG呈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