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估飞秒激光辅助的微创板层角膜移植术（FL-MILK）治疗完成期圆锥角膜的初步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病例系列研究。前瞻性连续纳入2017年8月至2020年4月于山东省眼科医院行FL-MILK的完成期圆锥角膜患者。采用飞秒激光制作受体角膜基质囊袋和供体板层角膜。将供体板层角膜折叠植入受体角膜基质囊袋后展开。观察指标包括最佳矫正视力、角膜前表面3 mm平均曲率、角膜中央前后表面高度、中央角膜厚度、角膜形变幅度比值、硬度指数和角膜内皮细胞密度。术后1、12、24个月进行随访。结果:共纳入患者33例（35只眼），其中男性26例，女性7例，年龄为（20.34±5.24）岁。33例（35只眼）和25例（27只眼）分别完成术后12和24个月的随访。随访期间所有患者均未出现感染、上皮植入、同种异体角膜移植免疫排斥等并发症。与术前相比，术后患者的角膜中央前表面高度（ P<0.001）及角膜前表面3 mm平均曲率均显著降低（ P<0.05），中央角膜厚度显著增厚（ P<0.001），角膜生物力学强度显著改善。术后24个月，角膜形变幅度比值由术前的1.39±0.14降低至1.21±0.10（ P<0.001），角膜硬度指数从术前的41.49±11.47增加至88.41±18.17（ P<0.001）；与术前相比，术后BCVA、角膜中央后表面高度、等效球镜度数和角膜内皮细胞密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飞秒激光辅助的微创板层角膜移植术治疗完成期圆锥角膜安全有效，该手术将为圆锥角膜提供一种新的安全的治疗方法。

目的：:应用新一代Corvis ? ST评估青少年近视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前后早期角膜生物力学的变化，并探讨与配戴角膜塑形镜前后角膜高阶像差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随机抽取纳入2021年1—8月在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视光学中心初次验配角膜塑形镜的青少年近视患者78例（144眼）。随访跟踪戴镜前和戴镜后1周、1个月和3个月的数据，分别应用新一代Corvis ? ST测量角膜生物力学新型参数，包括校正眼压（bIOP）、２ mm处变形幅度的比值（DA 2 ratio）、综合半径（IR）、最薄点厚度与厚度变化率（ARTh）、应力-应变参数（SSI）、硬度参数（SP-A1）、生物力学指数（CBI）；应用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角膜高阶像差参数。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及LSD- t检验事后多重分析戴镜前后不同时间点的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和角膜高阶像差参数的变化；应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和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戴镜前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与角膜高阶像差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镜后ARTh和bIOP随着配戴时间的延长明显降低（ F=153.11、13.48， P<0.001）；IR和CBI随着配戴时间的延长明显升高（ F=25.31、31.48， P<0.001）；SSI在戴镜1周后出现下降（ P<0.001），维持1个月后，在第3个月出现回升；DA 2 ratio只是在戴镜后1个月出现升高（ F=5.76， P<0.001），在戴镜后1周和3个月变化不大（ P>0.05）；SP-A1戴镜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青少年戴镜前、戴镜后1周、1个月、3个月全角膜、前表面角膜总均方根（RMS）值及高阶像差均方根（RMS HOA）值均有明显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03.39、116.52， P<0.001； F=109.30、127.14， P<0.001）。相对于角膜前表面像差的改变，角膜后表面像差相对稳定。在相关性分析中显示戴镜前，戴镜后1周、1个月、3个月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与RMS、RMS HOA均有相关性（均 P<0.05），特别是戴镜后1周呈现较多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戴镜后1个月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与角膜后表面像差参数显示相对高的相关性。 结论：: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镜后早期角膜生物力学出现变化，随配戴时间的延长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稳定期，短期内配戴角膜塑形镜后似乎不会发生影响角膜安全的角膜生物力学改变，说明短期配戴角膜塑形镜是相对安全的；角膜后表面高阶像差与角膜生物力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后不同时间角膜形态欠规则但尚不能诊断圆锥角膜的患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的生物力学变化特点，评估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诊断对于筛查角膜屈光手术前的早期圆锥角膜的意义。方法:选取2018年1至5月在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接受SMILE手术者57例（104只眼）其中男性27例，女性30例，年龄（29.2±4.7）岁。根据Tomey角膜地形图中圆锥角膜严重程度指数（KSI）分为正常组（KSI<15%）35例（65只眼）与欠规则组（KSI≥15%）22例（39只眼）。收集患者的年龄、等效球镜度数、术前最佳矫正视力（BCVA）、术后裸眼视力。使用Pentacam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的角膜最薄点中心3 mm区域前后表面曲率半径（ARC和PRC）、角膜最薄点厚度（THP）、角膜扩张综合偏差分析指数（BADD）。使用Corvis ST生物力学分析仪测量角膜生物力学参数（CBI）、角膜中央厚度（CCT）、非接触生物力学校正眼压（bIOP）、最大形变幅度（DA）、最大反向半径（M）、顶点和1 mm间形变幅度比值（DR）、硬度参数（SPA1）。运用Pentacam与Corvis ST联合诊断系统分析得出断层扫描生物力学指数（TBI）。对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各参数及各组1周、1个月、3个月、1年与术前的DA、M、DR、SPA1差值（Δ）进行两组间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术前两组间年龄（ t=0.20）、CCT（ t=1.64）、DA（ t=-1.85）、BIOP（ t=0.73）、M（ t=-0.24）、DR（ t=-1.00）、屈光度SE（ t=-0.97）与BCVA（ t=0.2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TBI为0.28±0.20、CBI为0.09±0.21、BADD为1.33±0.47，明显高于正常组（ t=-2.17，-6.78，-4.37； P<0.05），SPA1明显低于正常组（ t=2.58， P=0.011）。正常组TBI为0.05±0.08、CBI为0.01±0.03、BADD为0.92±0.46；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裸眼视力（ t=-0.31，0.36，0.24，0.63）、屈光度数（ t=0.00，-0.22，0.90，0.73）及M（ t=-1.80，-1.90，-0.78，-1.7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DA术后1和3个月均高于正常组（ t=-3.13，-3.09； P<0.01），DR术后1周、1个月、1年均高于正常组（ t=-2.72，-3.39，-2.51； P<0.05），SPA1术后1周、1个月、3个月均低于正常组（ t=2.11，2.73，3.70； P<0.05）。术后1个月ΔDR欠规则组高于正常组（ t=-3.01， P=0.003）；术后1周、3个月、1年ΔD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61，-1.40，-0.61； P>0.05）；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ΔDA（ t=0.50，-1.10，-0.73，2.12）、ΔM（ t=-1.52，-1.41，0.01，-0.79）、ΔSPA1（ t=0.89，0.90，1.12，0.90）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角膜地形图形态欠规则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在SMILE术后1年内角膜生物力学的变化均稳定且无明显差异。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分析，对于角膜屈光手术前筛查早期圆锥角膜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03-109）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后角膜生物力学特性变化量随残余基质厚度（RST）、组织去除厚度百分比（PTA）的变化规律，并分析SMILE后角膜生物力学特性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于天津市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中心行SMILE者184例（184只右眼），其中男性83例，女性101例，年龄（24.6±5.8）岁。于术前和术后3个月用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分析仪测量术眼的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包括形变幅度比值（DA ratio）、角膜硬度参数（SPA1）和综合半径（IR）。对RST、PAT与DA ratio、SPA1、IR的变化量的关系进行线性和非线性回归分析。纳入年龄、性别、角膜前表面平均曲率（Km）、术前等效球镜度数（SE）、术后角膜中央厚度（CCT）和术前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为自变量，采用步进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术后DA ratio、SPA1和IR的影响因素。对手术前后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相关性检验采用Pearson或Spearman相关性分析。 结果:SMILE术后DA ratio、SPA1和IR的变化量（变化率）分别为1.33（30.0%）、28.05（26.0%）和2.56（34.0%），手术前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35.52， -28.00， 36.95； P<0.01）。最优拟合曲线显示，随着RST减少或者PTA的增加，DA ratio、SPA1和IR的变化量逐渐升高。其中，当RST<280 μm或者PTA>28%时，DA ratio变化量曲线斜率明显增加。多因素回归模型显示，对SMILE术后DA ratio、SPA1和IR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Sβ值）排序，影响权重前3位的因素分别为术前DA ratio（Sβ=0.489）、术前SPA1（Sβ=0.483）和术前IR（Sβ=0.471）；CCT是术后DA ratio和SPA1的第二大影响因素（Sβ=-0.238，0.326）。 结论:SMILE术后DA ratio、SPA1和IR的改变随RST的减少或者PTA的增加而增加，当RST<280 μm或PTA>28%时，DA ratio的改变速度明显加快；术前角膜生物力学特性和术后CCT是影响术后角膜生物力学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中华眼科杂志，2021，57：104-112）

目的:探讨应用三维逆行设计方法改进阴茎头成形术的临床应用价值和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4月至2022年3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收治的应用新型阴茎头成形术进行阴茎再造的患者资料。术前通过三维逆行设计方法，体外构建正常人大小的阴茎模型，覆膜并临摹形成纸样，分为"头""颈""体""尾"4部分。术中按照临摹纸样切取"箭形"股前外侧皮瓣构建阴茎头和尿道，以双侧股薄肌和阔筋膜组装构建阴茎体，表面行薄中厚皮片移植。术后对新阴茎头外观及触觉、新阴茎体的静态长度和周径变化、患者满意度进行评估。结果:共纳入5例患者，年龄20~32岁，平均23.4岁；会阴型尿道下裂3例，先天性小阴茎1例，外伤性阴茎缺如1例。术后阴茎头均成活良好，尿道外口位于阴茎头顶端。供区均可完全缝合，无需植皮，供区均愈合良好。所有患者均于一期术后6~9个月进行了二期尿道吻接手术。术后随访6~12个月，新阴茎头无变形，且触觉有不同程度的恢复。所有患者均对新阴茎头的色泽、大小和外观表示满意。新阴茎均可在术后6个月左右自主收缩，完成勃起动作，并维持一定的硬度。新阴茎的长度和周径在术后3个月内均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但在6个月时基本稳定，阴茎体长度变化率为－10.34%~－25.00%，周径变化率为－5.88%~－13.89%。二期尿道吻合完成后，所有患者均可站立排尿，且尿线正常。结论:以皮瓣逆行设计理念切取的"箭形"股前外侧皮瓣可以构建更加逼真的阴茎头，并在临床实践中获得良好预后。

目的:探讨脉冲染料激光（PDL）和超脉冲点阵二氧化碳激光（UFCL）联合多点微量注射曲安奈德治疗烧伤患儿早期红色增生性瘢痕的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及自身前后对照方法。2019年2月—2020年12月，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67例符合入选标准的烧伤后早期红色增生性瘢痕患儿，其中男32例、女35例，年龄1~12岁。患儿均采用复合激光技术（PDL和UFCL）联合曲安奈德治疗（以下简称联合治疗），间隔2个月后，行第2次联合治疗。分别于首次联合治疗前和末次联合治疗后6个月，由医师和患儿家属采用患者与观察者瘢痕评估量表（POSAS）评估患儿瘢痕情况。于末次联合治疗后6个月，统计患儿家属对疗效的满意度并计算总体满意率。记录患儿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情况。对数据行配对样本 t检验。 结果:末次联合治疗后6个月，医师对患儿瘢痕的厚度、血管分布、色泽、表面粗糙度、质地、范围及总体评价的POSAS评分以及患儿家属对患儿瘢痕的颜色、疼痛程度、瘙痒程度、硬度、厚度、形状大小及总体评价的POSAS评分均明显低于首次联合治疗前（ t值分别为17.32、16.73、15.00、14.91、19.62、28.74、29.83，17.43、20.52、29.01、28.82、24.91、20.30、42.13 ，P<0.01）。末次联合治疗后6个月，分别有62（93%）、3（4%）、2（3%）名患儿家属对疗效表示非常满意、满意、较为满意，总体满意率为97%（65/67）。末次联合治疗后6个月，所有患儿创面均未出现瘢痕增厚、感染。 结论:复合激光技术联合多点微量注射曲安奈德治疗烧伤儿童早期红色增生性瘢痕可改善瘢痕的外观及质地，减轻患儿瘢痕疼痛和瘙痒，且不良反应少，患儿家属对疗效满意度较高。

目的:探究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T淋巴细胞及自然杀伤(NK)细胞T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3(Tim-3)表达及其在评估肝纤维化程度中的潜在价值。方法:选取2016年6月1日至2018年6月1日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门诊就诊的320例慢性HBV感染者，将其分成免疫耐受期组(31例)，免疫活动期组(184例)，非活动期组(48例)和灰色区组(57例)；同时纳入17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健康对照组。分离每例研究对象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并采用流式细胞仪分别检测CD3 + T淋巴细胞及其亚群(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以及NK细胞及其亚群(NK-bright和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平均荧光强度(MFI)。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并计算天冬氨酸转氨酶与血小板计数比值指数(APRI)。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进行多组间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组间两两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百分数)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比较。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CD3 + T淋巴细胞与NK细胞Tim-3表达比值在评估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肝纤维化进展中的预测价值。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免疫耐受期、免疫活动期、非活动期、灰色区和健康对照组年龄、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丙氨酸转氨酶(ALT)、白蛋白(Alb)、总胆红素(TBil)和肝脏硬度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 H＝12.40、169.70、210.70、25.17、24.21和86.50， P值均<0.05)。免疫耐受期、免疫活动期、非活动期和灰色区组APRI评分、乙型肝炎e抗原(HBeAg)阳性患者比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和HBV-DNA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 H＝89.45、118.00和14.81， χ2＝148.20， P值均<0.05)。免疫耐受期、免疫活动期、非活动期、灰色区及健康对照组CD3 +、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以及NK细胞、NK-bright和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及MFI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13.57、51.55、8.58、44.25、20.32、47.96和12.45、33.69、4.96、32.47、10.63、30.46， P值均<0.05)。慢性HBV感染者CD3 +、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与ALT和AST水平均呈正相关( r＝0.2134、0.4733、0.2090、0.4333、0.1771、0.4417、0.1780、0.3956、0.2618、0.4671、0.2614和0.4326， P值均<0.05)；CD8 + T淋巴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以及CD3 +和CD4 + T淋巴细胞Tim-3 MFI与TBil水平均呈正相关( r＝0.1342、0.2635、0.2739和0.2526， P值均<0.05)。慢性HBV感染者NK及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与ALT、AST和TBil水平均呈负相关( r＝-0.2671、-0.4093、-0.2451、-0.4099、-0.1807、-0.1823、-0.2733、-0.4224、-0.2576、-0.4206、-0.1798和-0.1946， P均<0.05); NK-bright细胞Tim-3 MFI与ALT、AST和TBil水平均呈负相关( r＝-0.3775、-0.3562和-0.1633， P值均<0.05)；CD3 +、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与肝脏硬度值均呈正相关( r＝0.1789、0.3896、0.1518、0.3521、0.2117和0.3579， P值均<0.05)；CD4 +和CD8 + T淋巴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以及CD3 + T淋巴细胞MFI与APRI评分均呈正相关( r＝0.1487、0.2604、0.2296、0.4858和0.2853， P值均<0.05)；NK和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以及NK-bright Tim-3 MFI与肝脏硬度值均呈负相关( r＝-0.2686、-0.3975、-0.2852、-0.3991和-0.3531， P值均<0.05)。NK和NK-dim细胞Tim-3表达频率和MFI以及NK-bright细胞Tim-3 MFI与APRI评分均呈负相关( r＝-0.3589、-0.4158、-0.3591、-0.4108和-0.3966， P值均<0.05)。CD3 + T淋巴细胞与NK细胞Tim-3表达比值预测慢性HBV感染者肝脏纤维化ROC曲线下面积为0.783(95% CI：0.723～0.843， P<0.05)。当截断值＝0.612，敏感度为61.9%，特异度为99.3%。 结论:慢性HBV感染者T淋巴细胞和NK细胞Tim-3表达与肝脏炎症及纤维化的相关性表现为相反的特征性，Tim-3分子在T淋巴细胞和NK细胞上表达比值对评估慢性HBV感染肝纤维化具有一定价值。

目的:探讨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对近视眼人群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影响及其辅助诊断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可行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在青岛眼科医院拟行角膜屈光手术的屈光不正患者144例（227只眼），其中男性90例（139只眼），女性54例（88只眼）；年龄（22.8±5.6）岁。所有患者检查最佳矫正视力下的球镜和柱镜度数，并行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和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查。根据Pentacam参数角膜后表面高度变化值（BD）进行分组，将BD<12 μm定为对照组（59例，118只眼）；将BD≥12 μm定为高BD组（85例，109只眼），其中BD≤16 μm者为可疑组（44例，53只眼），>16 μm者为异常组（41例，56只眼）。选取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中BD、前表面曲率（ASK）、后表面曲率（PSK）、前表面散光（AAstig）、后表面散光（PAstig）、中央角膜厚度（CCT）、角膜直径（W-W）7个参数及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测系统中第1次压平时间（AT 1）、第1次压平长度（AL 1）、第1次压平速度（AV 1）、第2次压平时间（AT 2）、第2次压平长度（AL 2）、第2次压平速度（AV 2）、最大压陷时间（HCT）、最大压陷峰距（HC-PD）、最大压陷形变幅度（HC-DA）、最大压陷曲率半径（HC-R）、形变幅度比值（DA Ratio）、综合半径、最薄点厚度/厚度变化率（ARTH）、硬度参数（SPA1）、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15个参数纳入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及Bonferroni法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利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BD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寻找影响BD的主要因素。 结果:对照组和高BD组在年龄、球镜度数、柱镜度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3.311，-1.808，-2.359； P=0.071，0.072，0.121）；Pentacam测量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和异常组中，ASK、PSK、PAstig、W-W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8.492，31.547，10.773，70.167； P<0.05），AAstig、CCT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2.204，1.108； P>0.05）。其中异常组[43.40（42.20，44.40）]较对照组[42.80（41.98，44.00）]ASK增大（ t=-4.292； P<0.05），可疑组[-6.50（-6.60，-6.35）]与异常组[-6.50（-6.70，-6.33）]较对照组[-6.30（-6.50，-6.20）]PSK均增大（ t=4.492，4.618； P<0.05）；可疑组[0.40（0.30，0.40）]与异常组[0.40（0.30，0.40]较对照组[0.40（0.30，0.50）] PAsting均增大（ t=2.796，2.515； P=0.016，0.036）；可疑组[11.40（11.00，11.60）]和异常组[11.10（10.90，11.30）]较对照组[11.50（11.40，11.80）]W-W减小，同时异常组较可疑组W-W也明显减小（ t=3.235，8.353，4.282； P<0.05）；Corvis ST参数在3个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将每组患者BD与Pentacam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异常组以及所有患者中，BD与W-W呈低至中度负相关（ r=-0.614，-0.304，-0.396，-0.661； P<0.05），BD与其他参数相关性较低或未见明显相关性；将患者BD与Corvis ST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仅在可疑组中，BD与AV 1、HCT、HC-DA间存在低度正相关（ r=0.332，0.361，0.382； P<0.05），BD与Corvis ST其他参数在各组中未见明显相关性。以BD为因变量，选取Pentacam参数与Corvis ST参数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变量W-W、ASK、PSK、HC-PD、SPA1、CCT间不存在共线性（容忍度<0.100），方程检验结果 F=37.221， P<0.001，调整 r2=0.504，拟合较好。 结论:角膜形态学参数中角膜直径、前表面曲率、后表面曲率是影响BD的主要因素，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中HC-PD和SPA1也可能对BD产生一定程度影响。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的联合评估有助于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鉴别诊断。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10-117）

目的:评估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联合角膜胶原交联术(CXL)治疗近视术后早期的生物力学变化以及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与单纯SMILE进行比较。方法:采用非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方法，纳入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于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汉口医院拟接受角膜屈光手术的近视和散光患者25例44眼，依据术眼术前Pentacam HR中Belin图角膜后表面高度差异图情况分为SMILE组和SMILE-CXL组。SMILE组为Belin图角膜后表面高度差异图正常者，接受单纯SMILE手术，共13例22眼；Belin图角膜后表面高度差异图为黄或红色且Corvis生物力学指数、角膜地形图联合生物力学指数<0.3者(除外圆锥角膜)接受SMILE联合CXL手术，为SMILE-CXL组，共12例22眼。2个组患者基线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采用综合验光仪测定术前和术后6个月2个组术眼屈光度变化，包括球镜度、柱镜度及等效球镜度(SE)；采用Corvis ST测定2个组术眼术前及术后6个月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变化；比较2个组术眼术后安全指数和有效指数，其中安全性指数为术后平均BCVA值/术前平均BCVA值，有效性指数为术后平均UCVA值/术前平均BCVA值。 结果:术后6个月，2个组的裸眼视力较术前均明显提高且≥1.0，2个组术眼安全性指数和有效性指数、SE的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术眼术后6个月第2次压平时间、最大压陷时间顶点和2 mm位置之间的形变幅度比值均较术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SMILE-CXL组术后6个月与术前的变化幅度值小于SMILE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0.001、0.036)；术后6个月，2个组术眼最大压陷深度、第1次压平速度、最大压陷时两峰间距、综合半径较术前均明显增加，最大压陷时角膜反向曲率半径、第1次压平长度、第2次压平长度、水平方向Ambr?sio相关厚度、角膜硬度参数、生物力学校正眼压均明显低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间上述角膜生物力学参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SMILE联合CXL手术术后早期安全性和有效性与SMILE接近。SMILE及SMILE联合CXL手术术后角膜生物力学强度均下降，但SMILE联合CXL术后早期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均优于单纯SMILE手术。

患者男，47岁，因“无明显诱因右下腹持续性胀痛，数小时缓解”在2023年6月18日于肿瘤内科住院治疗。查体：右下腹触及直径约10 cm的圆形肿块，表面光滑，中等硬度，无活动，无触痛。腹部超声提示右下腹-盆腔可见一实性病变，大小约103 mm×93 mm，边界清，有完整包膜，内部不均匀低回声，病灶内未见明显血流信号（图1A）；肝左叶S2段内可见1个肿块，大小约49 mm×38 mm，形态呈类圆形，内部为稍高回声，可见片状低回声，边缘欠清（图1B）。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示肿块内点状血流信号。实验室检查：甲胎蛋白（α-fetoprotein,AFP）为19 001.00 ng/mL，细胞角蛋白19片段为12.30 ng/mL，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为39.5 ng/mL，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为361 ng/mL，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及乙肝、丙肝标志物均阴性。腹部CT检查示：右下腹肿块、与右侧精索关系密切，肝左叶S2占位病变（图1C）。结合AFP，考虑恶性肿瘤，生殖源性肿瘤与肝肿瘤相鉴别。再次行超声检查，右侧阴囊内及腹股沟区未见明显睾丸回声，左侧睾丸未见明显异常；右侧精索与右下腹肿物似延续，边界不清。行超声造影检查：浅静脉团注1.2 mL对比剂后动态观察并存储录像，肝左叶S2段病灶动脉期环状高增强，中心可见无增强区，门脉晚期病灶开始消退，延迟期呈低增强（图1D、1E）；增强早期病灶深部周边可见附壁高增强区、增强晚期可见消退，病灶大部分全程无增强（图1F、1G）。再次团注2.4 mL对比剂，于高频超声下观察该病灶与右侧精索相延续（图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