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小分子化合物J2对体外培养的大鼠角膜上皮细胞膜表面超微结构的影响。方法:实验研究。取SD大鼠原代培养的角膜上皮细胞进行研究。采用密度梯度离心分离法获取大鼠单个核细胞（MNC），将MNC加入角膜上皮细胞共培养，再用小分子化合物J2处理作为实验组，未进行小分子化合物J2处理的MNC及角膜上皮细胞作为对照组，空白对照组仅为角膜上皮细胞。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角膜上皮细胞CD80的表达。采用原子力显微镜（AFM）观测角膜上皮细胞膜表面形态学参数，包括平均粗糙度（Ra）、均方根粗糙度（Rq）、平均低谷高度（Rvm）及波峰至波谷的粗糙度（Rt）。多个样本均数间的总体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的多重比较采用LSD- t检验。 结果:实验组、对照组及空白对照组角膜上皮细胞CD80的表达量分别为1.944±0.237、3.128±0.175及1.082±0.120，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56.31， P<0.01）。AFM观测角膜上皮细胞膜表面超微结构：实验组、对照组及空白对照组Ra值分别为86.75±12.60、120.23±12.11、61.94±10.6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06.92， P<0.01）；3个组Rq值分别为102.53±9.45、138.30±10.13、91.96±7.25，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61.85， P<0.01）；3个组Rvm值分别为-42.21±14.22、-67.36±10.89、-32.18±19.01，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2.22， P<0.01）；3个组Rt值分别为437.32±15.66、495.32±13.96、339.92±11.2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634.26， P<0.01）；3个组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经MNC活化的SD大鼠角膜上皮细胞呈CD80高表达，在小分子化合物J2作用后CD80表达减少；应用AFM可以观测到SD大鼠角膜上皮细胞膜表面超微结构经MNC活化后更加粗糙，颗粒状突起明显增加，在小分子化合物J2作用后超微结构的改变有所减轻。 （中华眼科杂志，2021，57：608-613）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后不同时间角膜形态欠规则但尚不能诊断圆锥角膜的患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的生物力学变化特点，评估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诊断对于筛查角膜屈光手术前的早期圆锥角膜的意义。方法:选取2018年1至5月在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接受SMILE手术者57例（104只眼）其中男性27例，女性30例，年龄（29.2±4.7）岁。根据Tomey角膜地形图中圆锥角膜严重程度指数（KSI）分为正常组（KSI<15%）35例（65只眼）与欠规则组（KSI≥15%）22例（39只眼）。收集患者的年龄、等效球镜度数、术前最佳矫正视力（BCVA）、术后裸眼视力。使用Pentacam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的角膜最薄点中心3 mm区域前后表面曲率半径（ARC和PRC）、角膜最薄点厚度（THP）、角膜扩张综合偏差分析指数（BADD）。使用Corvis ST生物力学分析仪测量角膜生物力学参数（CBI）、角膜中央厚度（CCT）、非接触生物力学校正眼压（bIOP）、最大形变幅度（DA）、最大反向半径（M）、顶点和1 mm间形变幅度比值（DR）、硬度参数（SPA1）。运用Pentacam与Corvis ST联合诊断系统分析得出断层扫描生物力学指数（TBI）。对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各参数及各组1周、1个月、3个月、1年与术前的DA、M、DR、SPA1差值（Δ）进行两组间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术前两组间年龄（ t=0.20）、CCT（ t=1.64）、DA（ t=-1.85）、BIOP（ t=0.73）、M（ t=-0.24）、DR（ t=-1.00）、屈光度SE（ t=-0.97）与BCVA（ t=0.2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TBI为0.28±0.20、CBI为0.09±0.21、BADD为1.33±0.47，明显高于正常组（ t=-2.17，-6.78，-4.37； P<0.05），SPA1明显低于正常组（ t=2.58， P=0.011）。正常组TBI为0.05±0.08、CBI为0.01±0.03、BADD为0.92±0.46；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裸眼视力（ t=-0.31，0.36，0.24，0.63）、屈光度数（ t=0.00，-0.22，0.90，0.73）及M（ t=-1.80，-1.90，-0.78，-1.7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DA术后1和3个月均高于正常组（ t=-3.13，-3.09； P<0.01），DR术后1周、1个月、1年均高于正常组（ t=-2.72，-3.39，-2.51； P<0.05），SPA1术后1周、1个月、3个月均低于正常组（ t=2.11，2.73，3.70； P<0.05）。术后1个月ΔDR欠规则组高于正常组（ t=-3.01， P=0.003）；术后1周、3个月、1年ΔD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61，-1.40，-0.61； P>0.05）；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ΔDA（ t=0.50，-1.10，-0.73，2.12）、ΔM（ t=-1.52，-1.41，0.01，-0.79）、ΔSPA1（ t=0.89，0.90，1.12，0.90）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角膜地形图形态欠规则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在SMILE术后1年内角膜生物力学的变化均稳定且无明显差异。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分析，对于角膜屈光手术前筛查早期圆锥角膜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03-109）

目的:探讨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对近视眼人群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影响及其辅助诊断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可行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在青岛眼科医院拟行角膜屈光手术的屈光不正患者144例（227只眼），其中男性90例（139只眼），女性54例（88只眼）；年龄（22.8±5.6）岁。所有患者检查最佳矫正视力下的球镜和柱镜度数，并行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和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查。根据Pentacam参数角膜后表面高度变化值（BD）进行分组，将BD<12 μm定为对照组（59例，118只眼）；将BD≥12 μm定为高BD组（85例，109只眼），其中BD≤16 μm者为可疑组（44例，53只眼），>16 μm者为异常组（41例，56只眼）。选取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中BD、前表面曲率（ASK）、后表面曲率（PSK）、前表面散光（AAstig）、后表面散光（PAstig）、中央角膜厚度（CCT）、角膜直径（W-W）7个参数及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测系统中第1次压平时间（AT 1）、第1次压平长度（AL 1）、第1次压平速度（AV 1）、第2次压平时间（AT 2）、第2次压平长度（AL 2）、第2次压平速度（AV 2）、最大压陷时间（HCT）、最大压陷峰距（HC-PD）、最大压陷形变幅度（HC-DA）、最大压陷曲率半径（HC-R）、形变幅度比值（DA Ratio）、综合半径、最薄点厚度/厚度变化率（ARTH）、硬度参数（SPA1）、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15个参数纳入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及Bonferroni法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利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BD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寻找影响BD的主要因素。 结果:对照组和高BD组在年龄、球镜度数、柱镜度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3.311，-1.808，-2.359； P=0.071，0.072，0.121）；Pentacam测量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和异常组中，ASK、PSK、PAstig、W-W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8.492，31.547，10.773，70.167； P<0.05），AAstig、CCT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2.204，1.108； P>0.05）。其中异常组[43.40（42.20，44.40）]较对照组[42.80（41.98，44.00）]ASK增大（ t=-4.292； P<0.05），可疑组[-6.50（-6.60，-6.35）]与异常组[-6.50（-6.70，-6.33）]较对照组[-6.30（-6.50，-6.20）]PSK均增大（ t=4.492，4.618； P<0.05）；可疑组[0.40（0.30，0.40）]与异常组[0.40（0.30，0.40]较对照组[0.40（0.30，0.50）] PAsting均增大（ t=2.796，2.515； P=0.016，0.036）；可疑组[11.40（11.00，11.60）]和异常组[11.10（10.90，11.30）]较对照组[11.50（11.40，11.80）]W-W减小，同时异常组较可疑组W-W也明显减小（ t=3.235，8.353，4.282； P<0.05）；Corvis ST参数在3个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将每组患者BD与Pentacam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异常组以及所有患者中，BD与W-W呈低至中度负相关（ r=-0.614，-0.304，-0.396，-0.661； P<0.05），BD与其他参数相关性较低或未见明显相关性；将患者BD与Corvis ST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仅在可疑组中，BD与AV 1、HCT、HC-DA间存在低度正相关（ r=0.332，0.361，0.382； P<0.05），BD与Corvis ST其他参数在各组中未见明显相关性。以BD为因变量，选取Pentacam参数与Corvis ST参数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变量W-W、ASK、PSK、HC-PD、SPA1、CCT间不存在共线性（容忍度<0.100），方程检验结果 F=37.221， P<0.001，调整 r2=0.504，拟合较好。 结论:角膜形态学参数中角膜直径、前表面曲率、后表面曲率是影响BD的主要因素，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中HC-PD和SPA1也可能对BD产生一定程度影响。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的联合评估有助于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鉴别诊断。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10-117）

圆锥角膜是以角膜扩张变薄并呈锥形向前突起为特征的进展性角膜疾病。亚临床圆锥角膜缺乏临床表现及特征，目前尚无明确可行的诊断标准。现笔者对近年来亚临床圆锥角膜诊断及筛查的研究进展，包括角膜前后表面地形图、角膜生物力学、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等检查的诊断参数、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的联合诊断参数的研究以及AI辅助的圆锥角膜诊断进行简要综述。

目的:从力学角度探讨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状体（pIOL）植入术后不同时间拱高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眼科行有晶状体眼pIOL植入术的123例近视眼患者资料，其中男性37例，女性86例，年龄（24.74±5.58）岁。单眼手术者纳入术眼、双眼手术者纳入术前超声生物显微镜（UBM）影像更清晰的1只眼进行研究。术前在UBM下观察眼前节结构并采用图像分析软件Image J测量虹膜、睫状体形态学参数，包括虹膜跨度（IS）、虹膜膨隆度（IC）、虹膜-睫状体接触距离（ICCD）及虹膜-晶状体接触距离（ILCD）等，并按ICCD从0起每0.36 mm范围将患者分为Q1、Q2、Q3组；采用光学生物测量仪测量晶状体厚度，采用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角膜水平径和前房深度；记录植入的pIOL尺寸型号。于术后1周、3个月、1年使用相干光层析成像术（OCT）测量拱高。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以及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术前眼前节参数对术后不同时间拱高的影响，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用于比较术后不同时间的拱高。结果:术后1周、3个月、1年的拱高分别为（723±265）、（642±255）、（613±280）μ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0.143， P<0.001）。术后1年内拱高持续下降，下降总量为（122±86）μm，其中术后1周至术后3个月下降（69±98）μm；术后3个月至术后1年下降（52±54）μm。回归模型显示pIOL尺寸型号、ILCD与术后1周的拱高呈正相关，晶状体厚度、IS、IC与术后1周的拱高呈负相关（调整 R2=0.404， P<0.001）；pIOL尺寸型号、ILCD与术后3个月的拱高呈正相关，IS、IC与术后3个月的拱高呈负相关（调整 R2=0.342， P<0.001）；pIOL尺寸型号与术后1年的拱高呈正相关，IS、IC与术后1年的拱高呈负相关（调整 R2=0.661， P<0.001）。Q3组术后各时间点的拱高均高于Q1组，Q2组术后1年的拱高高于Q1组。 结论:pIOL较大、IS短、ILCD和ICCD大可能与术后早期高拱高有关，晶状体厚、虹膜反向膨隆度大则与术后早期低拱高有关。术后1年内，pIOL尺寸型号、IS、IC以及ICCD持续影响拱高。ICCD、ILCD以及IC可反映后房空间大小；改变pIOL襻的植入位置与受力可影响术后拱高。

目的：:对比分析维吾尔族假性剥脱综合征（PEX）、剥脱综合征性青光眼（PEXG）、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POAG）及年龄相关性白内障（ARC）角膜内皮形态学差异。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9年7月至2020年8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总医院全军眼科中心就诊治疗的维吾尔族PEX患者76例（76眼），PEXG患者82例（82眼），POAG患者64例（64眼）以及ARC患者76例（76眼）分别作为PEX组、PEXG组、POAG组及ARC组。收集各组患者角膜内皮细胞密度（ECD）、六角型细胞比例（HEX）、变异系数（CV）、角膜中央厚度（CCT） （眼前节OCT）等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 t检验。 结果：:ARC组、PEX组、PEXG组及POAG组ECD分别为（2 565±202）/mm 2、（2 286±178）/mm 2、（2 104±376）/mm 2、（2 206±206）/mm 2。PEX组、PEXG组及POAG组ECD低于AR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16、6.19、6.58，均 P<0.001）；PEXG组ECD低于PEX组、POAG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ARC组相比，PEX组、PEXG组以及POAG组CV较高，HEX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PEX组CCT与ARC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EXG组CCT较PEX组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25， P=0.02），较POAG组也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维吾尔族PEX患者ECD减少，PEXG患者CCT变薄，提示在对PEX、PEXG患者行手术治疗时应更注意对角膜的保护。

目的:探索一种编程数字化技术和数学几何原理相结合对豚鼠眼球形态学参数进行量化分析的方法。方法:选取22只3周龄清洁级雄性三色豚鼠，采用过量麻醉法处死并取出眼球，采用1 300万像素微距仪的高拍模式进行水平面及矢状面拍照，图片导入pycharm编程软件。应用Python 3.9预先编写好的分析程序，先通过刻度尺获取图片像素与实际距离的换算系数，再对角膜表面进行圆弧拟合及圆锥曲线拟合。圆弧拟合后的结果经换算后计算出豚鼠的角膜曲率半径；通过圆锥曲线通用方程拟合(Ax 2+Bxy+Cy 2+Dx+Ey+F＝0)，得出角膜表面的离心率e值；通过对全角膜及中央区3 mm的拟合，评估角膜的非球面性质。 结果:应用Python编程数字化方法可以完整清晰地展现豚鼠的角膜轮廓。横切面上，数字化拟合中央3 mm、数字化拟合全角膜以及曲率计测量全角膜曲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693， P＝0.190)；矢状面上，3种方法测得的角膜曲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500， P＝0.030)，其中曲率计测量全角膜的角膜曲率明显大于数字化拟合全角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横切面和矢状面上，3种方法测得的角膜曲率半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1.817， P＝0.170； F＝2.050， P＝0.133)。离心率测量结果显示，横切面和矢状面数字化拟合中央区3 mm处e值分别为0.55±0.15和0.53±0.17，分别低于数字化拟合全角膜e值的0.66±0.10和0.64±0.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860、－5.210，均 P<0.01)。 结论:应用Python编程数字化方法测量豚鼠角膜曲率及离心率切实可行。

目的:探讨应用塞奈吉明滴眼液治疗神经营养性角膜炎(NK)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系列病例观察研究，收集2021年6—11月在西安市第一医院确诊为中度及重度NK的患者22例26眼，给予塞奈吉明滴眼液点眼治疗，患眼角膜上皮愈合后结束治疗。患者在治疗前和治疗结束后进行眼部检查获取相关指标数据，其中主要指标包括经Cochet-Bonnet角膜知觉计测得的角膜知觉纤维长度、通过活体共聚焦显微镜对角膜神经进行的形态学检查及定量检查指标(如角膜神经纤维密度和神经分叉点数量)以及使用Keratograph眼表分析仪测得的泪河高度，次要指标包括最佳矫正视力(BCVA)及不良反应。结果:患者接受塞奈吉明滴眼液的平均治疗时间为(4.42±1.86)周，中重度患者角膜上皮完全愈合。治疗后角膜上皮缺损区及缺损区上方角膜知觉纤维长度较治疗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45、－3.22，均 P<0.05)。缺损区下方、鼻侧、颞侧角膜知觉纤维长度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1.89、－0.31、－1.86，均 P>0.05)。治疗后患眼平均角膜神经纤维密度及角膜神经纤维分叉点数量较治疗前显著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95、－3.48，均 P<0.01)。治疗后泪河高度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58， P＝0.11)。治疗后患眼BCVA(LogMAR)为0.22(0.10，0.40)，较治疗前的0.52(0.30，0.70)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63， P<0.01)。在接受塞奈吉明滴眼液治疗期间，3眼用药后出现短暂性疼痛，1眼眼压升高，给予对症处理，均恢复正常。 结论:塞奈吉明滴眼液点眼治疗可修复NK患者角膜神经的形态及功能。

目的:观察糖尿病模型小鼠睑板腺形态和功能及睑板腺组织中炎性因子和脂类代谢因子的表达变化。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清洁级8周龄雄性C57BL/6小鼠50只分为正常对照组20只和糖尿病模型组30只。采用腹腔内注射10 mg/ml链脲佐菌素法制备糖尿病模型，鼠尾静脉血糖≥16.7 mmol/L视为造模成功，每周监测血糖，对比2个组小鼠体质量，每4周2个组任意选取10只小鼠行角膜荧光素钠染色评估角膜上皮完整性，于造模后8周和16周每组任意选取5只小鼠取睑板腺组织，行苏木精－伊红染色观察组织形态学变化；造模后16周每组任意选取5只小鼠对睑板腺组织行油红O染色对比观察睑酯分布情况；造模后16周，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睑板腺组织中肿瘤坏死因子(TNF)-α、色素上皮衍生因子(PEDF)、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PARγ)和脂类分化相关蛋白(ADFP)mRNA的相对表达量。结果:糖尿病模型组小鼠成模率为100%，饲养过程中存活率为83.3%(25/30)。糖尿病模型组小鼠造模后8周和16周体质量均较同期正常对照组明显降低，血糖较同期正常对照组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糖尿病模型组不同时间点角膜荧光素钠染色评分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7.155， P<0.05)。造模后16周糖尿病模型组睑板腺导管管壁变薄，管腔扩大，腺泡膨胀，睑板腺大部分腺泡内油红O着染。造模后16周，糖尿病模型组睑板腺组织中TNF-α和PPARγ mRNA相对表达量分别为3.33±0.91和1.55±0.25，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的1.00±0.16和1.00±0.27，PEDF mRNA相对表达量为0.42±0.08，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的1.00±0.3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间ADFP mRNA相对表达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943， P＝0.38)。 结论:TNF-α、PEDF和PPARγ可能参与糖尿病诱导睑板腺功能障碍的发生。

目的:分析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后近视眼控制效果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6年6月至2020年7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完成验配并坚持配戴角膜塑形镜24个月的137例近视眼儿童的资料，均选取右眼进行分析。通过计算机随机法随机选取其中91例为建模组［男性53例，女性38例；年龄（11.24±1.69）岁］，其余46例为验证组［男性22例，女性24例；年龄（11.09±1.66）岁］。记录戴镜前的情况，包括年龄、等效球镜度数、瞳孔面积及角膜形态学参数，并测量角膜塑形镜偏心及戴镜前和戴镜24个月眼轴长度。分析建模组儿童基线情况和戴镜稳定后的变化与戴镜24个月后眼轴长度变化的关系并构建回归方程，将验证组相关因素导入回归方程中计算期戴镜后24个月的眼轴长度，并与实际测量值进行配对 t检验。 结果:戴镜前和戴镜后24个月，建模组眼轴长度分别为（25.16±0.90）和（25.56±082）mm（ t=-10.12， P<0.001），验证组分别为（25.29±0.71）和（25.67±0.69）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0.12，-8.79；均 P<0.001）。戴镜24个月后眼轴长度变化量与基线年龄（ r=-0.37， P<0.001）、基线等效球镜度数（ r=0.31， P=0.003）、偏心距离（ r=-0.35， P=0.001）和瞳孔面积（ r=-0.26， P=0.013）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年龄（ β=-0.056， P=0.001）、偏心距离（ β=-0.315， P=0.001）、瞳孔面积（ β=-0.009， P=0.004）、基线等效球镜度数（ β=0.054， P=0.021）均与戴镜24个月眼轴长度变化有关，构建回归方程 y=1.609-0.056 a-0.315 b-0.009 c+0.054 d（ y为眼轴变化， a为基线年龄， b为偏心距离， c为瞳孔面积， d为基线等效球镜度数； R2=0.31）。将验证组对应参数导入方程，得到戴镜24个月眼轴长度变化量为（0.40±0.20）mm，与实际眼轴长度变化量（0.40±0.32）mm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04， P=0.971）。 结论:近视眼儿童的年龄、等效球镜度数、瞳孔面积以及戴镜稳定后的偏心距离对其配戴角膜塑形镜后的近视眼控制效果影响较大，可以通过这些因素预测戴镜后的近视眼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