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索自身免疫性脑炎(autoimmune encephalitis,AE)患者18F-氟代脱氧葡萄糖(fludeoxyglucose,FDG)正电子发射/磁共振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magnetic resonance,PET/MR)表现,寻找提高疾病诊断效能的影像学标记物.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25例AE患者(AE组)和11例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s,HC)(HC组)的资料.所有研究对象均采集头颅18F-FDG PET/MR影像.首先,使用统计参数图12(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12,SPM12)处理包得出AE组FDG摄取异常脑区.然后,使用后处理工作站多模态脑分析软件提取脑区体积/全脑体积(volume/total intracranial volume,volume/TIV)和平均标准化摄取率(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 ratio,SUVr)参数,比较AE组与HC组各个脑区volume/TIV和SUVr的组间差异,并分别选取volume/TIV和SUVr有显著差异的脑区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计算单一定量参数及定量参数两两联合的诊断效能.最后,进行DeLong检验选择最佳模型,绘制联合诊断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评估预测模型的准确性,置换检验用于评估统计量的显著性.结果 SPM12的分析显示,AE组脑干和小脑FDG摄取增高(P<0.001),而双侧额叶、顶叶、右侧枕叶FDG摄取减低(P<0.001).脑结构分析结果显示岛叶、扣带回、距状回volume/TIV减低(P<0.05),中扣带回、顶叶、楔叶、枕外侧回SUVr减低(P<0.05).ROC曲线分析发现左侧距状回的volume/TIV和左侧中扣带回的SUVr联合诊断效能(曲线下面积=0.964)最高.DeLong检验显示定量参数两两联合诊断效能与单一参数诊断效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校准曲线显示诊断模型的校准度一般,但决策曲线显示在一定风险阈值范围内患者可获得比较高的净收益.置换检验显示AE组及HC组的左侧距状回的volume/TIV和左侧中扣带回的SUVr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AE患者18F-FDG PET/MR存在某些特定脑区FDG代谢异常和脑体积改变,左侧距状回的volume/TIV和左侧中扣带回SUVr两个参数联合是潜在诊断AE的生物学标记物.

目的:探讨pSS发生肾损害的关键因素，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并验证其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2020年南京鼓楼医院419例pSS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用R软件Randomizr软件包按3∶1的比例随机分为模型组（315例）和验证组（104例），建模组根据有无肾损害分为2组，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进行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非参数检验。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分析筛选影响pSS患者肾损害的显著差异因子并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校准图和决策分析（DCA）曲线评估模型区分度、校准度及临床实用性。 结果:419例pSS患者中127例（30.3%）发生肾损害，其中肾功能不全89例（70.1%），血尿86例（67.7%），蛋白尿107例（84.2%），肾小管酸中毒49例（38.6%）。与无肾损害相比，肾损害组病程长[3.00（1.00，8.00）年与1.00（0.30，5.00）年； Z=2.33， P=0.005]，更易发生乏力[35.1%（33/94）与23.5%（52/221）， χ2=4.49， P=0.038]、血细胞（三系）减少[白细胞计数4.50（3.30，6.75）×10 9/L与5.40（3.70，8.05）×10 9/L， Z=2.02， P=0.043；血红蛋白99（79，111）g/L与120.00（109.00，128.00）g/L， Z=6.59， P<0.001；血小板计数152.00（89.25，204.25）×10 9/L与188.00（117.99，241.00）×10 9/L， Z=2.61， P=0.009]，炎症反应更重[ESR 48.50（29.75，86.25）mm/1 h与26.00（11.00，52.00）mm/1 h， Z=5.83， P<0.001；CRP 5.80（3.40，18.45）mg/L与4.40（2.60，11.40）mg/L， Z=2.33， P=0.020]，抗SSA/抗SSB抗体阳性率更高[79.9%（75/94）与62.0%（137/221）， χ2=9.49， P=0.002；37.2%（35/94）与18.1%（40/221）， χ2=13.31， P<0.001]，而肺部累及相对较少[20.2%（19/94）与33.9%（75/221）， χ2=5.93， P=0.01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LASSO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提示EULAR干燥综合征疾病活动指数（ESSDAI）评分>9分[ OR值（95% CI）=9.019（3.294，24.689）， P<0.001]、干眼症[ OR值（95% CI）=2.853（1.502，5.422）， P=0.001]、贫血[ OR值（95% CI）=3.819（1.913，7.626）， P<0.001]、补体C3[ OR值（95% CI）=2.453（1.233，4.879）， P=0.011]、低白蛋白[ OR值（95% CI）=6.898（3.007，15.821）， P<0.001]及CRP>8 mg/L[ OR值（95% CI）=2.168（1.136，4.139）， P=0.019]是pSS患者肾损害的显著预测因素。预测组和验证组的AUC（95% CI）分别为0.851（0.806，0.896）及0.832（0.742，0.922），模型图和DCA均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特异性和临床效能。 结论:该模型预测因素简单易得，区分度及校准度良好，可作为一种早期筛选pSS肾损害方法。

目的:探讨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以及基于磁共振成像（MRI）检查测量直肠周围脂肪含量构建预测模型及其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2月至2021年12月天津市人民医院收治的254例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88例，女66例；年龄为（61±9）岁。患者均行直肠癌根治术和盆腔常规MRI检查。观察指标：（1）随访情况及直肠周围脂肪定量测量。（2）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影响因素分析。（3）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及评价。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或 M（ Q1， Q3）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采用COX回归模型。使用rms软件包（4.1.3版本）生成列线图和校准曲线图，使用survival软件包（4.1.3版本）计算C-index，采用ggDCA软件包（4.1.3版本）进行决策曲线分析。 结果:（1）随访情况及直肠周围脂肪定量测量。254例患者术后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41.0（1.0~59.0）个月，随访期间81例术后肿瘤复发，肿瘤复发时间为15.0（1.0~43.0）个月，173例术后肿瘤未复发。81例术后肿瘤复发患者，术前直肠系膜筋膜包裹体积、术前直肠系膜脂肪面积、术前直肠后系膜厚度分别为159.1（68.6，266.5）cm3、17.0（5.1，34.4）cm2、1.2（0.4，3.2）cm；173例术后肿瘤未复发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78.5（100.1，310.1）cm3、19.8（5.3，40.2）cm2、1.6（0.3，3.7）cm。（2）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分化程度为低分化、肿瘤病理学N分期为N1~2期、直肠后系膜厚度≤1.43 cm、磁共振壁外血管侵犯阳性、肿瘤侵犯周围结构是影响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1.64，2.20，3.19，1.69，4.20，95%可信区间为1.03~2.61，1.29~3.74，1.78~5.71，1.02~2.81，2.05~8.63， P<0.05）。（3）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及评价。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纳入肿瘤分化程度、肿瘤病理学N分期、直肠后系膜厚度、磁共振壁外血管侵犯、肿瘤侵犯周围结构，构建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得分总和对应术后肿瘤复发概率。列线图的C-index值为0.80，具有较好的预测精度。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良好。决策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模型有明显净获益率时对应预测概率阈值范围较广，该模型具有较好临床实用性。 结论:肿瘤分化程度为低分化、肿瘤病理学N分期为N1~2期、直肠后系膜厚度≤1.43 cm、磁共振壁外血管侵犯阳性、肿瘤侵犯周围结构是影响中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MRI检查测量直肠周围脂肪含量构建其列线图预测模型可良好预测患者术后肿瘤复发情况。

目的:研究调强放疗（IMRT）下，二维电离室矩阵探测器在不同照射方向（0°、45°、90°和135°）和医用加速器机架角度（0°、15°、30°、45°、60°、-15°、-30°、-45°和-60°）下的方向性响应，初步建立对其方向性的测试方法。方法:对医用加速器、二维电离室矩阵探测器分别进行刻度及校准后，采用固体水模体覆盖二维电离室矩阵探测器上部，通过调整固体水模的厚度，使二维电离室矩阵探测器探头的有效测量中心到模体表面射线中心轴入射点的等效水距离为5 cm。选取探测器相对于治疗床长轴0°、45°、90°和135°共4个位置，于每个位置分别在医用加速器机架角度为60°、45°、30°、15°、0°、-15°、-30°、-45°和-60°时对选取的13个电离室探头进行测试。结果:医用加速器在不同机架角度下，输出的剂量偏差≤0.18%；在相同照射野、不同入射角度下，二维电离室矩阵探测器电离室探头的方向性响应偏差≤0.63%；二维电离室矩阵探测器各探头对于其中心探头的测量偏差均<0.50%。结论:二维电离室矩阵探测器具有良好的方向性响应，是开展IMRT质量控制的有效工具。本研究中初步建立的测试方法可为相关医用加速器计量部门制定相应的质量控制检测规范提供基础性依据。

目的:构建基于CT检查影像组学胃神经内分泌肿瘤（GNEN）预后的预测模型，探讨其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1年8月至2020年12月2家医学中心收治的182例（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24例，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58例）GNEN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30例，女52例；年龄为64（56~70）岁。182例患者通过随机数字表法按7∶3随机分为训练集128例和验证集54例。182例患者均行CT增强检查。观察指标：（1）影像组学模型的构建与验证。（2）影响训练集GNEN患者预后因素分析。（3）GNEN患者预后预测模型构建与评估。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校正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均采用COX回归模型。使用R软件（4.0.3版本）glmnet软件包进行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方法（LASSO）-COX回归分析，使用rms软件包（4.0.3版本）生成列线图和校准曲线图，使用Hmisc软件包（4.0.3版本）计算C-index，采用dca.R软件包（4.0.3版本）进行决策曲线分析。 结果:（1）影像组学模型的构建与验证：提取182例GNEN患者1 781个影像组学特征，经组内相关系数>0.75的特征筛选和LASSO-COX回归模型进一步降维后，最终筛选14个非零系数影像组学特征，计算影像组学评分（R-score），构建基于R-score的影像组学预测模型。采用R-score的最佳截断值为-0.494，将训练集128例患者分为高风险64例和低风险64例；将验证集54例患者分为高风险35例和低风险19例。影像组学预测模型预测训练集患者18、24、30个月总生存率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3［95%可信区间（ CI）为0.76~0.87， P<0.05］、0.84（95% CI为0.73~0.91， P<0.05）、0.91（95% CI为0.78~0.95， P<0.05）；验证集上述指标分别为0.84（95% CI为0.75~0.92， P<0.05）、0.84（95% CI为0.73~0.91， P<0.05）、0.86（95% CI为0.82~0.94， P<0.05）。（2）影响训练集GNEN患者预后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治疗方式、肿瘤边界、肿瘤T分期、肿瘤N分期、肿瘤M分期、Ki-67指数、CD56表达是影响训练集GNEN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 P<0.05）。（3）GNEN患者预后预测模型构建与评估。纳入性别、年龄、治疗方式、肿瘤边界、肿瘤T分期、肿瘤N分期、肿瘤M分期、Ki-67指数、CD56表达构建临床预测模型，训练集和验证集C-index分别为0.86（95% CI为0.82~0.90）、0.80（95% CI为0.72~0.87）；影像组学预测模型上述指标分别为0.80（95% CI为0.74~0.86）、0.75（95% CI为0.66~0.84）；临床-影像组学联合预测模型上述指标分别为0.88（95% CI为0.85~0.92）、0.83（95% CI为0.77~0.89）。校准曲线显示：临床预测模型、影像组学预测模型、临床-影像组学联合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良好。决策曲线显示：临床-影像组学联合预测模型对GNEN预后的评估能力优于临床预测模型、影像组学预测模型。 结论:经过筛选，通过14个影像组学特征构建GNEN预后的预测模型，该预测模型可较好预测GNEN患者预后，临床-影像组学联合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更优。

目的:探讨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危险因素及其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28例行根治性切除术治疗Ⅱ~Ⅲ期结肠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18例，女110例；中位年龄为62岁，年龄范围为25~87岁。所有病人行开腹或腹腔镜辅助结肠癌根治性切除术。观察指标：（1）术后复发情况。（2）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3）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及评价。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术后3年复发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6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Pearson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将独立危险因素引入R 3.6.1软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以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区分度。使用R软件绘制校准度曲线图评价列线图预测模型的一致性。 结果:（1）术后复发情况：228例病人中，53例术后复发，其中局部复发19例，远处转移34例。34例远处转移病人中，肝转移14例、肺转移7例、脑转移4例、多发转移及其他部位单发转移9例。53例病人术后复发时间为12个月（6~19个月）。（2）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为肠梗阻、术前癌胚抗原（CEA）、腹腔积液、血管侵犯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 χ2=4.463、13.622、10.914、5.911， P<0.05）。病理学N分期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CEA>5 μg/L、腹腔积液、血管侵犯、病理学N分期为N1期或N2期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3.129，3.071，7.634，3.439，15.467，95%可信区间为1.328~7.373，1.047~9.007，1.103~52.824，1.422~8.319，3.498~68.397， P<0.05）。（3）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及评价：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将术前CEA、腹腔积液、血管侵犯及病理学N分期引入R 3.6.1软件，构建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术前CEA>5 μg/L的列线图评分为41.7分，腹腔积液为41.0分，血管侵犯为74.2分，病理学N分期N1期为45.1分、N2期为100.0分，各项危险因素不同取值得分总和对应术后复发概率。绘制ROC评价列线图预测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能力，其AUC为0.805（95%可信区间为0.737~0.873， P<0.05）。校准曲线图显示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列线图模型预测复发概率与实际复发概率具有较好一致性。 结论:术前CEA>5 μg/L、腹腔积液、血管侵犯、病理学N分期为N1或N2期是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此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有助于预测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风险。

目的:分析血清血红素加氧酶（HO）-1表达量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临床应用价值，并以此为基础联合葡萄糖调节蛋白（GRP）78建立诊断模型，明确其诊断NAFLD的效能及应用价值。方法:共纳入经腹部B超及肝脏弹性成像技术检测确诊的210例NAFLD患者，同时收集170名健康对照人群。采集研究对象的一般临床资料、外周血细胞计数及生化指标，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对HO-1与GRP78表达水平进行检测。采用多因素分析筛选NAFLD的独立危险因素，通过Nomogram图进行可视化输出，并构建诊断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校准曲线及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其诊断NAFLD的效能。计量资料数据采用 t检验或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检测组间数据差异；计数资料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或Pearson χ2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与健康对照组相比，NAFLD组患者白细胞计数、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丙氨酸转氨酶、γ-谷氨酰转移酶（GTT）、空腹血糖（Glu）、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血清HO-1、GRP78水平均显著升高( P值均?

目的:探讨腹腔镜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后发生慢性疼痛的危险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收集2015年1月—2020年12月于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同一手术团队实施腹腔镜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的57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预后结局不同将患者分为慢性疼痛组( n＝54)和非慢性疼痛组( n＝522)，比较两组患者的临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腹部手术史、腹股沟疝病史、疝类型、疝囊大小、术前是否使用抗生素、视觉模拟评分(VAS)、补片固定方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指标。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腹腔镜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后发生慢性疼痛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R 3.6.1软件构建预测模型并绘制列线图，通过一致性指数，校准图，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评估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年龄≤45岁( OR＝2.202，95% CI：1.080~4.491)，体重指数≥24 kg/m 2( OR＝2.231，95% CI：1.204~4.134)，疝囊直径≤5 cm( OR＝2.623，95% CI：1.309~5.257)，复发疝( OR＝2.769，95% CI：1.118~6.860)，术前疼痛( OR＝4.121，95% CI：2.004~8.476)，缝合固定( OR＝2.204，95% CI：1.151~4.219)，术后急性疼痛VAS>3分( OR＝5.814，95% CI：2.532~13.350)为术后发生慢性疼痛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该模型的一致性指数为0.779，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79(95% CI：0.718~0.840， P<0.01)。 结论:年龄≤45岁、体重指数≥24 kg/m 2、疝囊直径≤5 cm、复发疝、术前疼痛、缝合固定、术后急性疼痛VAS>3分是腹腔镜经腹腹膜前疝修补术后发生慢性疼痛的独立危险因素，该预测模型具有良好地预测能力，值得临床应用。

目的:探讨T1期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及其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08年6月至2019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914例行根治性切除术T1期结直肠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528例，女386例；中位年龄为63岁，年龄范围为25~87岁。观察指标：（1）T1期结直肠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2）随访情况。（3）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4）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内部验证。病人术后定期随访，术后2年内每3个月随访1次，随后每6个月随访1次，术后随访5年，了解病人的肿瘤复发和生存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应用R语言软件建立基于Logistic回归的淋巴结转移概率预测列线图。采用校准度曲线评价模型预测结局发生概率与实际观测概率一致程度，以一致性指数（C-index）表示。采用Bootstrap方法评价模型性能，得出校准度曲线。采用Hosmer-Lemeshow检验计算模型的拟合优度。 结果:（1）T1期结直肠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914例病人中，直接手术687例，内镜切除后补救手术227例；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均为pT1NxM0期结直肠癌；肿瘤长径为（2.3±1.2）cm；肿瘤病理学类型腺癌为865例，黏液性腺癌为49例；肿瘤分化程度为高中分化727例，低未分化187例；黏膜下浸润深度≥1 000 μm 633例，<1 000 μm 281例；神经脉管侵犯110例，未受侵犯804例；术中淋巴结清扫数目为13枚（1~48枚）；N分期为N0期804例，N1期98例，N2期12例。无围术期死亡病人。（2）随访情况：914例病人中，886例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25个月（1~129个月）；随访期间肿瘤复发或转移24例。914例病人5年肿瘤累积复发率为4.8%，中位复发时间为17.0个月，肝脏为最常见的肿瘤复发部位，占比为58.3%（14/24）。914例病人5年无复发生存率为95.2%。804例无淋巴结转移病人5年无复发生存率为96.3%，110例有淋巴结转移病人为86.6%，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83， P<0.05）。（3）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为术前癌胚抗原（CEA）、术前CA19-9、肿瘤分化程度、黏膜下浸润深度、神经脉管侵犯是影响T1期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因素（优势比=2.56、3.25、2.21、2.68、3.39，95%可信区间为1.41~4.67、1.22~8.66、1.43~3.41、1.56~4.88、2.10~5.48，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CEA≥5 μg/L、术前CA19-9≥37 U/mL、肿瘤分化程度为低未分化、黏膜下浸润深度≥1 000 μm、神经脉管侵犯是影响T1期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2.23、3.47、2.01、2.31、2.91，95%可信区间为1.02~4.15、1.08~10.87、1.03~3.27、1.40~4.47、1.64~5.13， P<0.05）。（4）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内部验证：根据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构建预测T1期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列线图模型。术前CEA≥5 μg/L、术前CA19-9≥37 U/mL、肿瘤分化程度为低未分化、黏膜下浸润深度≥1 000 μm、神经脉管侵犯得分分别为59、100、48、67、92分。根据每项临床病理因素评分，加和得总分后评估淋巴结转移概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列线图模型的淋巴结转移预测能力，其结果显示：列线图预测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70（95%可信区间为0.64~0.75， P<0.05）。Bootstrap法验证列线图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C-index值为0.70（95%可信区间为0.65~0.75）。校准度曲线显示该列线图模型的预测概率和实际淋巴结转移概率具备较好的一致性。Hosmer-Lemeshow检验计算模型的拟合效果好（ χ2=1.61， P>0.05）。 结论:术前CEA≥5 μg/L、术前CA19-9≥37 U/mL、肿瘤分化程度为低未分化、黏膜下浸润深度≥1 000 μm、神经脉管侵犯是影响T1期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此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可以预测T1期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概率。

目的:探讨基于CT检查影像组学食管癌根治术后吻合口增厚性质预测模型的构建及其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21年6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202例食管鳞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47例，女55例；年龄为（63±8）岁。202例患者采用随机数法以7∶3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141例和验证集61例。患者均行食管癌根治术和CT增强检查。观察指标：（1）吻合口恶性增厚的影响因素分析。（2）预测模型构建与评估。（3）3种预测模型性能比较。运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连续变量的正态性。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n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Kappa检验和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估2名医师CT主观征象和测量的CT数值变量一致性，Kappa值>0.6、ICC>0.6认为一致性较好。单因素分析采用对应的统计学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s逐步回归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曲线下面积（AUC）及Delong检验、决策曲线评估模型的诊断效能及临床实用性。 结果:（1）吻合口恶性增厚的影响因素分析。202例食管鳞癌患者中，吻合口恶性增厚97例，吻合口炎性增厚105例。2位医师CT主观征象和测量CT数值变量一致性，Kappa值和ICC均>0.6。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吻合口最大厚度、增厚组织CT强化方式是食管癌根治术后吻合口恶性增厚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1.46，3.09，95%可信区间（ CI）为1.26~1.71，1.18~8.12， P<0.05］。（2）预测模型构建与评估。①临床预测模型：纳入多因素分析结果吻合口最大厚度、增厚组织CT强化方式构建临床预测模型。ROC曲线显示：临床预测模型训练集的AUC、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0.86（95% CI为0.80~0.92）、0.77、0.77、0.80；验证集上述指标分别为0.78（95% CI为0.65~0.89）、0.77、0.77、0.80。Delong检验结果显示：训练集和验证集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22， P>0.05）。②影像组学预测模型：提取202例患者854个影像组学特征，最终筛选出2个影像组学特征（wavelet-LL_firstorder_Maximum和original_ shape_VoxelVolume），用于构建影像组学预测模型。ROC曲线显示：影像组学预测模型训练集的AUC、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0.87（95% CI为0.81~0.93）、0.80、0.75、0.86；验证集上述指标分别为0.73（95% CI为0.63~0.83）、0.80、0.76、0.94。Delong检验结果显示：训练集和验证集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25， P>0.05）。③联合预测模型。联合多因素分析结果和影像组学特征构建联合预测模型。ROC曲线显示：联合预测模型训练集的AUC、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0.93（95% CI为0.89~0.97）、0.84、0.90、0.84；验证集上述指标分别为0.79（95% CI为0.70~0.88）、0.89、0.86、0.91。Delong检验结果显示：训练集和验证集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22， P>0.05）。（3）3种预测模型性能比较。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显示：临床预测模型、影像组学预测模型、联合预测模型的拟合度均较好（ χ2=4.88，7.95，4.85， P>0.05）。Delong检验结果显示：联合预测模型分别与临床预测模型和影像组学预测模型AUC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88，2.51， P<0.05）；临床预测模型与影像组学预测模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32， P>0.05）。校准曲线显示：联合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良好。决策曲线显示：联合预测模型对吻合口增厚性质的评估能力优于临床预测模型和影像组学预测模型。 结论:吻合口最大厚度、增厚组织CT强化方式是食管癌根治术后吻合口恶性增厚的独立影响因素；影像组学预测模型可鉴别吻合口良恶性增厚，联合预测模型诊断效能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