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开发并验证一种用于展宽布拉格峰的结构体,以提高粒子放疗的效率与适形性.方法 通过随机堆叠与规律堆叠两种方式来制作具有多孔性的网格堆叠结构(MPS),每一层网格中,网格厚度、线宽与线间距分别为0.1、0.1、0.5mm,总尺寸为10cm×10cm.使用蒙特卡罗程序FLUKA模拟196 MeV/u的碳离子束流与105 MeV的质子束流穿过MPS后的输运过程,评估调制后束流的剂量分布、束流不均匀性以及MPS的调制能力稳定性,并评估MPS在鼻咽癌(63 Gy分21次)、肺癌(77 Gy分22次)与前列腺癌(70.4 Gy分16次)各1例临床计划中的调制效果.结果 MPS最多能够将质子束流和碳离子束流的布拉格峰宽度分别增加1.73 mm和2.95 mm,对于不同入射位置,10层以上的规律堆叠能够将MPS的调制能力差异降至5％之内.堆叠30层的MPS调制后的束流输运18 cm后可使不均匀性降至3％之内,与临床使用的波纹滤波器相比,MPS能够将质子等中心束斑减小0.91 mm.在鼻咽癌计划调制中,使用MPS能够将治疗时间缩短213s(37％)且脑干所受的最大剂量减小了 3.28 Gy(7.5％).结论 使用MPS能够有效地展宽粒子束流的布拉格峰,提高临床放疗效率,规律堆叠的MPS调制能力稳定性较强.调制后的束流能够实现相对良好的均匀性,具有贴近患者而减小横向散射并提高适形性的临床应用潜力.

目的 评估局部晚期直肠癌术前同期加量调强放疗(SIB-IMRT)与三维适形放疗(3D-CRT)的远期疗效及晚期毒性反应.方法 选取2010年5月至2015年5月在该院行新辅助放化疗的130例临床分期为T3～4/N+M0初治低位直肠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SIB-IMRT组(66例)和3D-CRT组(64例).SIB-IMRT组对直肠原发肿瘤及盆腔转移淋巴结照射55 Gy/25次,高危复发区域和区域淋巴引流区照射45 Gy/25次.3D-CRT组对高危复发区域和区域淋巴引流区照射45 Gy/25次.所有患者放疗第1～14天及第22～35天口服卡培他滨825 mg/m2(每天2次)同步化疗.放化疗结束后6～8周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观察并比较两组总生存(OS)率、无病生存(DFS)率、局部无复发生存(LRFS)率、远处转移率(DMR)及晚期毒性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所有研究对象中位随访时间为105(2,136)个月.SIB-IMRT组10年OS率、DFS率、LRFS率、DMR分别为67.8％、64.5％、91.8％、29.9％,3D-CRT组10年OS率、DFS率、LRFS率、DMR分别为62.6％、61.2％、88.7％、34.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IB-IMRT组2、3级不良反应高于3D-CRT组(34.48％vs.28.07％),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SIB-IMRT较3D-CRT提供可接受的远期疗效与毒性结果.

目的 探讨鼻咽癌根治性放疗后鼻咽部坏死的治疗策略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2年1月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收治的1020例鼻咽癌行首程根治性调强放疗患者的资料,使用鼻咽部MRI、电子鼻咽镜检查及病理活检确认发生鼻咽部坏死的患者.鼻咽部坏死患者行电子鼻咽镜下冲洗清创,联合全身抗感染及营养支持治疗.应用Kaplan-Meier方法统计生存,Cox回归模型分析临床因素与预后的关系.结果 鼻咽癌首程根治性调强放疗后出现鼻咽部坏死的患者共计20例,其发生率为1.96％.鼻咽部坏死患者以鼻咽部恶臭味及头痛症状多见.所有鼻咽部坏死的患者初治时鼻咽癌均为局部晚期,T3期2例(10％),T4期18例(90％).鼻咽部坏死均发生在原鼻咽病灶处,根据鼻咽部坏死分期,Ⅰ期6例(30％),Ⅱ期14例(70％),无Ⅲ期.鼻咽部坏死发生时间距放疗结束时间为2～24个月,中位时间为5个月.16例鼻咽部坏死患者经鼻咽镜下清创冲洗联合抗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后,均临床痊愈,其中无痕愈合9例,有痕愈合7例.4例因不能耐受鼻咽冲洗或诊治延误,病灶累及大血管致大出血死亡.累及颈内动脉组与不累及组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37.5％和85.7％(P=0.008),有、无糖尿病组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25.0％和77.8％(P=0.016).Cox回归单因素分析显示,坏死灶累及颈内动脉(HR=5.80,95％CI为1.14～29.38,P=0.034)及糖尿病(HR=10.24,95％CI为1.19～88.04,P=0.034)是患者总生存的影响因素.结论 初治鼻咽癌患者首程根治性调强放疗后鼻咽部坏死经以鼻咽镜下清创冲洗为基础的抗感染及营养支持治疗可取得较好疗效,坏死病灶累及颈内动脉及合并糖尿病是影响患者生存的重要因素,血管侵犯致血管破裂是死亡主要原因.

目的:比较调强放疗（IMRT）和三维适形放疗（3D-CRT）在宫颈癌根治性放疗中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省肿瘤医院2013年9月至2016年12月收治的1002例根治性放疗的宫颈癌患者资料，根据不同的体外放疗方式，分为IMRT组和3D-CRT组，通过1∶1倾向评分匹配后，分析两组的临床结局差异。连续变量用 xˉ±s或 M表示，分类变量用例数（百分比）表示。定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定性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计算不同组别的生存率。 结果:IMRT组比3D-CRT组有更多的患者接受了腹主动脉旁延伸野放疗（14.9%∶1.2%， P<0.001），IMRT组淋巴结放疗剂量≥55 Gy的患者比例显著高于3D-CRT组（26.6%∶15.5%， P=0.002）。IMRT组的5年无瘤生存（DFS）率（74.6%∶68.9%， P=0.084）和总生存（OS）率（79.4%∶74.9%， P=0.270）均略高于3D-CRT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MRT组局部复发率和远处淋巴结转移率显著低于3D-CRT组，分别为3.0%∶6.9%（ P=0.020）和4.2%∶9.0%（ P=0.013）。IMRT组比3D-CRT组发生3-4级白细胞减少（46.3%∶37.9%， P=0.028）和贫血（18.8%∶14.0%， P<0.001）等不良反应的情况更严重。 结论:IMRT和3D-CRT两种放疗方式在宫颈癌根治性放疗中均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而IMRT可以对转移淋巴结实现更高的放疗剂量，在降低宫颈癌局部复发和远处淋巴结转移方面有显著的优势。

目的:比较氟尿嘧啶联合顺铂方案与紫杉醇联合顺铂方案同步放疗治疗食管鳞状细胞癌的预后。方法:选择河南省安阳市肿瘤医院2012年12月至2018年11月收治的120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采用随机数字生成器分为A组和B组。A组给予5-氟尿嘧啶联合顺铂方案，B组给予紫杉醇联合顺铂方案；两组放疗方案相同，均采用调强适形放疗（IMRT）。完成放疗剂量50 Gy，并且至少完成1个周期化疗视为符合方案。生存数据分别按意向治疗人群（ITT）和符合方案人群（PP）进行分析。结果:120例患者中114例接受治疗并且可评价不良反应，包括A组55例，B组59例。B组Ⅲ~Ⅳ级白细胞减少发生率较A组高[49.2%（29/59）比25.5%（14/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805， P=0.012），两组其余不良反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13例可进行生存分析，按ITT分析，A组和B组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时间分别为28.0个月（95% CI 15.5~34.5个月）和27.0个月（95% CI 17.0~41.0个月），中位总生存（OS）时间分别为28.0个月（95% CI 15.8~34.2个月）和未达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按照PP分析，A组和B组中位PFS时间分别为28.0个月（95% CI 15.8~34.2个月）和29.0个月（95% CI 15.0~45.1个月），中位OS时间分别为28.0个月（95% CI 3.7~52.3个月）和未达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氟尿嘧啶联合顺铂方案与紫杉醇联合顺铂方案同步放疗治疗食管鳞状细胞癌的PFS和OS时间相似，不良反应有差异，但均可耐受。在临床中可以综合考虑不良反应和卫生经济学等方面，个体化应用两种方案。

新辅助化疗联合手术切除是非小细胞肺癌的标准治疗模式之一，但其疗后局部区域复发率较高。术后放疗(PORT)能显著降低该模式治疗后的局部区域复发率，但对改善生存的价值尚未完全明确：一部分研究认为其不能改善Ⅱ-Ⅲ A(N 2)期患者的生存，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其可使高危患者的生存获益。目前此类患者PORT的指征包括R 1、R 2切除及ypN 2期。PORT技术首选三维适形与调强放疗；R 0切除患者放疗剂量50~54 Gy可兼顾疗效与安全；靶区范围目前尚无定论，但研究多倾向于只进行受累淋巴结区域照射。大部分研究中PORT的不良反应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但目前相关研究的证据等级较低，尚需前瞻性研究来证实上述结论。

目的:评价患者呼吸状态的改变对实时位置监测系统(RPM)引导下自由呼吸立体定向门控放疗影响。方法:通过自行研制运动模体模拟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基线偏移，呼吸频率改变，呼气末延时、吸气末延时，以及不规则呼吸情况，并分析三维适形、固定野动态调强、单弧旋转调强3组计划各状态变化与模体中心小球位置(L)及电离室受照剂量的相关性。结果:自研模体的摆位重复性和测量稳定性良好。L与基线偏移呈现正相关( r＝0.99， P<0.01)。基线偏移小于摆位误差时，剂量变化在4%以内，相对较小，超出后受照剂量快速下降并呈现负相关( r＝ -0.95， P<0.01)，偏移超出与不超出摆位误差时所测得的受照剂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 -3.06， P<0.01)。3组计划受基线偏移的影响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呼吸频率改变对L和剂量影响较小。吸气末延迟和呼气末延迟都导致3组计划剂量下降，最大达-1.74%，同时吸气末延迟相对呼气末延迟影响更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 -2.67， P <0.01)，但延迟时间长短对剂量的影响率没有明显相关性( P>0.05)，3组计划受波形改变的影响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不规则呼吸对剂量影响较大，3组计划重复测量6次受照剂量分别为三维适形(709.68±180.00)cGy；固定野动态调强(751.40±127.16)cGy；单弧旋转调强(750.00±185.60)cGy，均小于处方剂量，一致性欠佳。 结论:患者呼吸状态改变会导致剂量下降，基线偏移超出摆位误差阈值或者波形变异较大出现不规则呼吸时更甚，且与放疗技术不相关。

目的:探讨T1～2N0M0期食管癌根治性放疗的预后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泛京津冀食管癌协作组10家医疗中心的196例行根治性放疗的T1～2N0M0期食管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单纯放疗118例，放疗辅助化疗78例；三维适形放疗(3DCRT)96例，调强放疗(IMRT)100例。计划靶区(PTV)和大体肿瘤区(GTV)中位照射剂量均为60 Gy。中位随访59.2个月。预后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采用Log rank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全组患者双肺20 Gy剂量照射的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V 20)为(18.65±7.20)%，平均剂量为(10.81±42.05)Gy。心脏V 30为(14.21±12.28)%，脊髓最高剂量为(39.65±8.13)Gy。放射性肺炎发生率为14.80%(29/196)，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为65.82%(129/196)，均以1～2级为主，无4级以上急性不良反应。全组患者中位总生存时间和无进展生存时间分别为70.1和62.3个月，1、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6.1%、65.2%和55.8%，1、3、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75.1%、57.4%和53.2%。多因素Cox模型回归分析显示，患者年龄( HR＝1.023， P＝0.038)、GTV最大横径( HR＝1.243， P＝0.028)是食管癌患者总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GTV体积( HR＝1.718， P＝0.025)是食管癌患者无进展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T1～2N0M0期食管癌患者行根治性放疗疗效较好，患者年龄、GTV最大横径和GTV体积影响放疗预后。

目的:比较中低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术前采用新辅助放化疗（nCRT）和全程新辅助治疗（TNT）两种模式的近期疗效与安全性。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病例入组标准：（1）病理证实为距离肛缘12 cm以内的直肠腺癌；（2）经磁共振（MRI）或直肠腔内超声诊断为cT 3~4N 0或cT 1~4N 1~2者；（3）经肠镜证实为直肠单发肿瘤；（4）能够耐受放化疗；（5）既往无其他肿瘤史。排除标准：既往接受过直肠癌根治手术，此次为局部复发者；（2）不能完整完成nCRT疗程者；（3）远处转移者；（4）临床病理资料不完善者。按照上述标准，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通外科收治的134例直肠癌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82例，女性52例，男女比例为1.58∶1.00，年龄26~81（59.6±11.2）岁。根据患者接受的辅助治疗方案（2017年12月前为nCRT治疗，2018年1月后为接受TNT治疗），将患者分为nCRT组（55例）和TNT组（79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肿瘤距肛缘距离、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态评分、肿瘤TNM分期等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患者均采用三维适形调强放疗（IMRT），放疗剂量为50.4 Gy/28 f。nCRT组放疗期间口服卡培他滨化疗，放疗结束休息6~8周后行手术治疗。TNT组于放疗前给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诱导化疗1个周期后开始同步放化疗；巩固化疗结束后2周行手术治疗。比较两组新辅助治疗疗效、放化疗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围手术期安全性。 结果:两组患者均完成nCRT疗程。nCRT组和TNT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中性粒细胞减少[7.3%（4/55）比10.1%（8/79）]、贫血[3.6%（2/55）比3.8%（3/79）]、血小板减少[5.5%（3/55）比7.6%（6/79）]、胃肠功能紊乱[3.6%（2/55）比6.3%（5/79）]和放射性肠炎[9.1%（5/55）比8.9%（7/79）]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30例患者完成TME手术，nCRT组54例，TNT组76例。相比nCRT组，TNT组采用经腹会阴联合切除术（APR）的比例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1.6%（25/76）比13.0%（7/54），χ 2=9.382， P=0.009]，但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方面的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所有患者的手术远切缘和环周切缘均阴性。nCRT组pCR为7.4%（4/54），TNT组为22.4%（17/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5.217， P=0.022）。两组术后病理分期、神经侵犯和脉管癌栓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在中低位进展期直肠癌的治疗中，TNT在不增加放化疗不良反应和手术并发症发生率的前提下，pCR率高于nCRT。

目的:分析T 4期乳腺癌患者改良根治术后胸壁放疗加量的疗效。 方法:回顾分析2000－2016年收治的148例T 4期、改良根治术后放疗的乳腺癌患者资料，胸壁放疗加量组57例，不加量组91例。放疗采用常规＋胸壁电子线、三维适形＋胸壁电子线、调强放疗＋胸壁电子线照射，加量组EQD 2>50Gy。全组患者均接受新辅助化疗。 Kaplan- Meier法生存分析并 Logrank检验差异， Cox模型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中位随访时间67.2个月，5年胸壁复发(CWR)、局部区域复发(LRR)、无瘤生存(DFS)、总生存(OS)率分别为9.9%、16.2%、58.0%、71.4%。胸壁放疗加量和不加量的5年CWR、LRR、DFS、OS率分别为14%和7%、18%和15%、57%和58%、82%和65%(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胸壁加量与否对预后无显著影响( P>0.05)。45例复发高危组患者中放疗加量组似乎有较高的OS率( P＝0.058)、DFS率( P＝0.084)和较低的LRR率( P＝0.059)。 结论:T 4期乳腺癌患者异质性较强，胸壁放疗加量对全组患者无明显获益。对于有脉管瘤栓阳性、pN 2－N 3、激素受体阴性中2～3个高危因素患者胸壁放疗加量有改善疗效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