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我国医疗机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CDSS)的应用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方法:2020年4—5月，对全国31个省份的1 013所医疗机构进行了问卷调研，问卷内容包括CDSS安装部署现状、建立目的、知识库来源、需要设计优化的内容和阻碍使用的因素。结果:199所(19.64%)医疗机构有CDSS，其中123所在全院使用，76所在局部科室使用；426所医疗机构未使用CDSS，但已有使用计划。调研发现，目前CDSS系统存在认知差别大、知识缺乏权威性、数据治理难度高、缺乏行业标准等问题。结论:未来要从提高意识、树立知识权威性、建立标准等方面推动CDSS在医疗机构的规范使用。

目的：:通过研究父母视力知识的认知水平对其为子女寻求视力健康服务的影响，为有效防控学生视力不良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横断面调查研究。基于陕西省、甘肃省共252所农村小学5 236名学生的调研数据，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父母认知水平对子女寻求视力健康服务的影响，并采用倾向匹配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从5 236个全样本学生看来，样本地区学生近视率高达46.31%，其中74.54%的学生没有进行视力检查。在2 425个近视样本中，只有15.09%的学生配戴眼镜。父母对视力问题的认知存在较大的误区，全样本和近视样本中父母对视力健康知识的正确回答率都较低。多元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父母视力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是否带子女进行视力检查和是否给视力不良孩子配戴眼镜均存在显著影响：近视及其成因（ OR=1.15，95% CI：1.00～1.33， P=0.043； OR=1.20，95% CI：1.03～1.41， P=0.023）、戴眼镜会使得视力越来越差（ OR=1.23，95% CI：1.06～1.46， P=0.007）、学生应该经常检查视力（ OR=1.40，95% CI：1.15～1.69， P=0.001）以及小学生不应该戴眼镜（ OR=1.05，95% CI：0.91～1.22， P<0.001）均对父母是否带孩子去检查眼睛具有显著的影响；父母知道近视是看不清远处东西（ OR=1.35，95% CI：1.04～1.76， P=0.024）、近视不戴眼镜会影响学习（ OR=1.54，95% CI：1.16～2.05， P=0.003）以及小学生不应该戴眼镜（ OR=1.61，95% CI：1.23～2.10， P=0.001）均对孩子戴镜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结论：:在我国农村地区，学生的视力不良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且父母对视力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的误区。作为孩子行为的决策者，父母对视力健康知识的认知会影响他们对孩子的视力检查及配镜等视力健康寻求行为的决策。

目的:了解基层卫生人员对移动医疗的采纳现状和感知效用，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信息化减负、增效、赋能提供策略建议。方法:于2019年7月，对来自11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91位不同岗位的职工，就"移动医疗的采纳和感知效用"话题进行深入访谈；利用Nvivo11质性研究软件对访谈记录进行编码编目，采用响应率、普及率、列联表描述感知效用的分布。结果:调研地基层卫生人员广泛采纳移动医疗，主要包括智能手机应用和便携医疗设备；感知效用正、负效用的响应率分别为78.97%和21.03%，排名前五的感知效用为工作创新、工作效率提升、网络效用、数据驱动的资源配置和技术超载，累积响应率为73.80%;各岗位感知效用有统计学差异，管理和公共卫生人员的普及率更高。结论:目前调研地基层移动医疗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正向集成阶段过渡；创新和提效的初代效用已经显现，网络效应、资源配置、临床决策支持等高阶效用值得期待；同时要警惕移动医疗的双刃剑，理性对待发展中的技术超载、技术投资、信息鸿沟等问题。

目的:改编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抗精神病药物服药依从性管理指南》。方法:以ADAPTE指南改编方法为指导，结合我国精神分裂症患者抗精神病药物服药依从性现况，系统检索现有的抗精神病药物服药依从性管理相关指南及系统评价，评价、遴选、整合最佳证据；对改编指南进行可应用性调研、专家论证与外部评审，形成最终版指南。结果:共纳入指南9篇、系统评价14篇。改编形成的指南共包含30条证据，分为政策与决策支持、服药依从性评估、服药依从性管理计划、服药依从性管理措施4个主题，指南的可应用性与专家评审一致性均较好。结论:本研究改编形成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抗精神病药物服药依从性管理指南》可为临床护理实践提供证据支持。

目的:探讨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对患者生活质量和情绪健康的影响及医患双方对治疗方法的认知。方法:该项研究为I-WISh国际调研的中国亚组分析，共102名医生和286例ITP患者参与调研，调研结果采用描述性分析。结果:疲劳和对血小板计数不稳定的焦虑是ITP患者在治疗后的主要症状，而医生对患者疲劳、焦虑症状的报告不充足。超过90.0%的患者认为ITP对他们的工作或学习、日常事务、体能、运动能力和性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60.8%（174/286）的患者认为ITP对情绪影响较大，其中对血小板计数波动（74.8%，214/286）、疾病本身（71.7%，205/286）及病情恶化（68.9%，197/268）的担忧占主要方面，医生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价。医患双方均认为减少自发出血、维持安全稳定的血小板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是ITP最重要的三个治疗目标，其中降低出血风险是影响医生治疗决策的首要因素。此外，医生认为糖皮质激素（54.9%，56/102）最有可能使患者达到持续有效的治疗目标，而患者对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的反馈最好，且83.9%（240/286）的患者对TPO-RA的疗效表示满意。结论:ITP对患者生活质量和情绪存在巨大影响，但中国医生对ITP患者疲劳和焦虑症状认识不足。在ITP诊治过程中医患应加强沟通，共同决策，以制定合适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目的:分析目前中国医生对不可切除的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予以姑息治疗的现状。方法:采用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开发《转移性结直肠癌临床诊疗现状蓝皮书》专属调研平台，于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对中国华东、华中、华南和东北4大主要区域的综合性医院和肿瘤专科医院的肿瘤内科医生（包括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进行在线问卷发放。调查问卷包含28个问题，内容涉及医生基本信息、接诊mCRC患者的数量、对mCRC患者采用一线至四线及以上治疗的现状、临床治疗mCRC的痛点以及对未来的期盼。由医学专业团队对回收的调查问卷进行数据的质量控制，由统计学专家进行数据清洗整理并进行最后的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共回收303份调查问卷，经过严格质量控制，300份为有效样本。其中综合性医院217位医生（72%），肿瘤专科医院83位医生（28%）；高级职称（含副主任医师及主任医师）占65%，主治医生占30%，住院医生占5%。在3个月内（平均到每个月），每位医生亲自诊治的结直肠癌患者中，初诊为复发或mCRC（无法根治性切除）患者比例为（46.4±26.6）%，其中肿瘤专科医院诊治比例为（51.6±26.8）%，综合性医院诊治比例为（44.4±26.3）%。mCRC接受各线姑息治疗比例（以一线治疗率为100%计）依次为：一线100%、二线80.3%、三线58.2%、四线及后线治疗35.1%。一线治疗方案选择时的首要参考因素为指南推荐；二线至四线考虑因素均为患者基础疾病及体能状态。临床中使用一线标准治疗方案占比93.8%；二线标准治疗方案占比94.3%；三线标准治疗方案占比73.5%。一线选择靶向治疗方案占比63.6%，免疫治疗方案占比2.8%；二线选择靶向治疗方案占比63.0%，免疫治疗方案占比2.0%；三线标准治疗选择靶向方案占比59.2%，免疫治疗方案占比2.2%；四线标准治疗选择靶向治疗方案占比48.7%，免疫治疗方案占比3.1%。一、二、三和四线及后线姑息治疗的治疗时长分别平均9.6、6.7、4.9和3.7个月。接受一、二线治疗后可以保持良好生活质量的患者超过70%，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评分维持在0~1分的患者超过60%；而接受三、四线治疗后，可以保持生活质量的患者有50%~60%，ECOG体力评分仍维持在0~1分的患者为40%~50%。调研结果还显示，临床治疗未满足的需求主要为三线治疗药物有效率有限，新药或新型药物组合策略临床研究普及度和参加渠道有限，多学科诊疗参与度有限；期待参与更多的新型药物临床研究和聆听领域内专家的经验分享，期待后续新靶点的突破和新药物的发现来丰富结直肠癌后线治疗药物的选择。结论:本调研报告客观总结了目前我国mCRC患者接受姑息治疗的现状、治疗难点以及一线医师的期望，为mCRC的诊治研究提供了决策的基础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2020年9月，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卫健委)医政医管局批准，国家核医学专业质控中心(筹)落户于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旨在建立健全全国核医学质量控制和改进体系(本文质量控制简称质控)。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5月1日，国家核医学专业质控中心(筹)开展了我国首次核医学专业省级质控中心建设现状调研，旨在了解各省核医学专业质控中心建设情况，为国家核医学专业质控中心(筹)制定质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甲状腺术中神经监测（intraoperative nerve monitoring, IONM）技术的推广普及，术中对神经功能的判定成为可能，为手术决策提供了循证依据。术中神经肌电信号丢失（loss of nerve signal, LOS）常提示术后声带运动障碍。术中一旦发生LOS，术者进一步采取何种手术策略，国内专家和西方学者对此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调研国内外文献，对比分析国内专家和西方学者的观点差异及可能的原因。旨在为甲状腺手术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拟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评价唐氏综合征序贯筛查策略作为产前诊断指征的适宜风险切割值。方法:依据文献或现场调研（产前咨询、筛查、诊断及妊娠终止所需的费用）设定参数，建立100万单胎妊娠孕妇理论模型。设定策略原则如下，策略Ⅰ：传统中孕期血清学三联筛查，风险切割值1/300（策略Ⅰ-1）或1/1 000（策略Ⅰ-2）行胎儿游离DNA（cell-free fetal DNA, cffDNA）检测，检测高风险者行产前诊断，即传统中孕期血清学三联筛查—cffDNA—产前诊断策略；策略Ⅱ：结合风险度先分流，高风险进行产前诊断，临界风险采用cffDNA，切割值自高而低分别为1/10（策略Ⅱ-1）、1/50（Ⅱ-2）、1/100（Ⅱ-3）、1/150（Ⅱ-4）、1/200（Ⅱ-5）、1/250（Ⅱ-6）、1/300（Ⅱ-7）。主要卫生经济学评价指标为增量成本效果分析，当增量成本费用较低并低于抚养1例患儿所需费用时，相应策略更具优势。次要指标为总费用、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同时参考筛查效率。结果:（1）策略Ⅰ-1及Ⅰ-2可分别检出唐氏综合征1 921例和2 199例，低于策略Ⅱ（Ⅱ-1~Ⅱ-7：2 202~2 212例）；漏诊且存活病例数分别为312例、100例，高于策略Ⅱ（Ⅱ-1~Ⅱ-7：98~90例）。策略Ⅰ-1总产前诊断病例数（2 081例）及每检出1例患儿需产前诊断病例数（1.1，2 081/1 921）最少、策略Ⅱ-7最多（37.2，82 385/2 212）。（2）卫生经济学评价中，策略Ⅰ-1总费用（92 889.6万元）、成本-效果（23.7万元）与效益/成本比值（4.90）最优，其次为策略Ⅱ-7（分别为95 738.0万元、37.1万元和3.11），策略Ⅰ-2最差（分别为104 088.3万元、40.4万元和2.85）。（3）将策略Ⅰ-1作为基线进行增量成本效果评价，策略Ⅰ-2增量成本最高（158.0万元），策略Ⅱ增量成本范围为153.5万元（Ⅱ-1）~125.9万元（Ⅱ-7），接近或低于抚养1例患儿费用（152万元）。（4）敏感性分析提示，cffDNA价格是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当其价格降低至1 075元，策略Ⅱ-1增量成本效果比最低（75.7万元）；继续降低至低于697元时，策略Ⅰ-2增量成本最低（少于52.3万元）。（5）敏感性分析发现，cffDNA接受率不影响增量成本相关结论，策略Ⅱ-7增量成本效果比低于其他策略及抚养1例患儿所需费用。产前诊断接受率降低至80%时，策略Ⅱ-7增量成本效果比最少，但增至166.9万元，高于抚养1例患儿费用。结论:cffDNA用于高风险人群策略（Ⅰ-1）产前诊断病例数少，除增量成本以外的卫生经济评价参数最优，但漏诊最多。以1/300（策略Ⅱ-7）为产前诊断切割值筛查效率较优、增量成本效果比最少，但产前诊断病例数增多。cffDNA价格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当其降低至1 075、697元时，以1/10为切割值（策略Ⅱ-1），或"临界风险"人群全部采用cffDNA（策略Ⅰ-2），增量成本效果比最低，综合筛查效率成为最优策略。产前诊断接受率降低影响异常病例检出，同时增加增量成本，不利于出生缺陷预防工作开展。

目的:以“新医科”为背景构建以“育人为驱动力—立德树人为核心”的全过程育人路径，为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改革与创新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方法:以齐齐哈尔医学院五年制临床医学（大一至大五）学生为研究对象，利用文献分析等方法构建临床医学生人文素质评价模型和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对临床医学本科生采取随机抽样进行调研和数据收集工作。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卡方检验，探讨构建全过程育人的路径。结果:实证调研对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情况的医学生人文态度评分均值为（3.47±0.75）分。从性别上来看，男生人文认知、态度、行为评分为2.81分、3.68分和3.22分，全部高于女生的2.52分、3.22分和2.95分，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从大一到大五年级数据显示：人文认知、态度、行为评分均呈现出年级升高而递增的趋势，运用“知信行（Knowledge，Attitude/Belief，Practice，KAP）”模型发现医学生对人文素养认知率较为理想，不同年级医学生知晓率不同，并利用交叉分析去研究学校对医学生开展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养教育效果与多选题的交叉关系，呈现出显著性。 结论:临床医学生人文素质有待提高，培育医学人文素养需贯穿大一至大五的全过程，从而提高职业能力的综合培养，促进医学生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