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本研究旨在开发一种整合了血流动力学主要参数的综合列线图模型,用于预测心力衰竭(HF)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发病风险.方法 对661例接受右心导管插入术(RHC)的症状性心力衰竭患者(年龄64.12±14.14岁;男性占67.47％)进行回顾性研究,并对其进行2年内MACE发生率的主要终点随访.通过最小绝对收缩选择算子(LASSO)回归分析人口统计学信息、实验室测试、经胸超声心动图和RHC血流动力学参数,以选择关键特征.进行多变量逐步Cox分析,以确定独立的风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通过受试者工作特曲线(ROC)、Kaplan-Meier曲线、校准图和决策曲线分析所构建模型的预测值.结果 661例心力衰竭患者中,2年MACE发生率为21.48％(n=142).MACE组年龄偏大,贫血患者比例、左室射血分数降低的HF(HFrEF)患者比例以及入院时收缩压更高;超声心动图参数中,舒张末室间隔厚度(IVST)和左室后壁厚度(LVPWT)更大;实验室指标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脑钠肽水平偏高,估计肾小球滤过率降低更明显;在RHC血流动力学参数中,右心房压(RAP)、肺动脉收缩压和舒张压、平均肺动脉压、肺动脉楔压和肺血管阻力更高,而心输出量和心脏指数(CI)降低(P＜0.05).经LASSO筛选[ln(λ)=-2.366(λ=0.094)]和多因素Cox回归,确定列线图模型包括6个变量:年龄、贫血、IVST、LVPWT、RAP和CI.ROC曲线显示出对预测模型的良好判别能力(AUC:0.818,95％CI:0.787～0.847).基于bootstrap方法的模型的列线图校准图显示出良好的性能.预测模型的决策曲线分析显示了列线图模型的净效益优于阈值概率较高的IVST、LVPWT、RAP和CI.根据总列线图得分将患者分为两组:预测概率＜0.5为低危组(n=255),预测概率≥0.5为高危组(n=406).用K-M生存曲线比较不同组间的中位无MACE生存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 rank=71.221,P＜0.001).结论 本研究开发并验证了心力衰竭患者2年MACE发生率的预测列线图模型.整合RHC血流动力学参数可能具有更高的预测性,有助于更好地对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风险进行分层并指导其治疗决策.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息肉（EPs）发病的相关高危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因异常阴道出血、超声提示宫腔内异常行宫腔镜检查的患者669例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分为两组，其中EPs组患者（息肉组）304例，非EPs组患者（非息肉组）365例。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息肉组中位数为45岁，非息肉组为47岁）、孕次（息肉组中位数为2次，非息肉组为3次）、产次（息肉组中位数为1次，非息肉组为2次）、绝经（息肉组49例，占16.12%；非息肉组83例，占22.74%）、慢性子宫内膜炎（息肉组111例，占36.51%；非息肉组174例，占47.67%）、宫颈息肉（息肉组58例，占19.08%；非息肉组46例，占12.60%）、高血压（息肉组48例，占15.79%；非息肉组88例，占24.11%）、糖尿病（息肉组14例，占4.61%；非息肉组31例，占8.49%）等是EPs发生的危险因素（ Z=-3.71、-4.30、-2.50，χ 2=4.59、8.44、0.02、0.01、0.04，均 P < 0.05）。多因素分析提示，年龄、孕次、慢性子宫内膜炎、宫颈息肉对EPs发病有明显影响（ OR=0.97、95% CI 0.95～0.99， OR=0.80、95% CI 0.72～0.90， OR=0.53、95% CI 0.38～0.74， OR=1.73、95% CI 1.10～2.72，均 P < 0.05）。 结论:年龄、孕次、慢性子宫内膜炎、宫颈息肉均为EPs发病的相关高危因素。

目的:探讨3D打印模板辅助标准化施源器在宫颈癌影像引导自适应近距离治疗(BT)中的应用。方法:对23例外照射(45 Gy分25次)后宫旁受侵袭范围较大的Ⅲ B期宫颈癌患者行MRI引导自适应BT，处方剂量为7 Gy/次，共4次。根据外照射前后MRI中肿瘤消退情况确定BT范围，预估应用标准化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IC＋IS)施源器剂量欠量区域。对欠量区域虚拟经会阴组织间插植针道，并优化植入角度、间距、深度等。应用图形设计软件设计辅助插植模板，并使用3D打印技术打印辅助模板，并与标准化施源器结合紧密。在全麻条件下超声引导完成IC＋IS，术后对患者行MRI定位扫描。将定位MRI传入治疗计划系统进行靶区和危及器官勾画，并给予IC＋IS治疗计划设计优化，最终完成计划评估及治疗。 结果:3D打印个体化插植模板平均打印时间为(3.5±1.0) h，辅助模板共引导植入插植针382根，单分次(4.2±1.5)根，剂量权重比为(16.49±9.50)%。靶区EQD 2Gy，α/ β＝10剂量高危靶区D 90%为(90.45±3.03) Gy，中危靶区D 90%为(66.46±3.68) Gy。膀胱、直肠、小肠、乙状结肠的D 2cm 3EQD 2Gy，α/ β＝3分别为(82.69±2.60)、(73.20±2.52)、(69.35±3.32)、(69.39±3.27) Gy，均满足临床剂量要求。1年和2年局部控制率、无远处转移生存率、总生存率分别为96%和87%、87%和70%、96%和78%。 结论:利用3D打印技术制作的辅助插植施源器可以有效弥补现有标准化施源器在Ⅲ B期宫颈癌临床BT时大体积靶区剂量的不足，为晚期宫颈癌BT提供了较为有效的方法。

目的:探讨高危冠状动脉异常主动脉起源（AAOCA）的诊断和治疗经验。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3年7月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外科接受外科手术的24例高危AAOCA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18例，女性6例，手术时年龄［ M（IQR）］13（26）岁（范围：0.3~57.0岁）。超声心动图和心脏CT检查确诊AAOCA，均走行于主动脉与肺动脉之间且合并狭窄。右冠状动脉起自左冠状窦15例，左冠状动脉起自右冠状窦6例，单一冠状动脉畸形3例。3例患者无明显相关症状，其中2例运动负荷试验阳性；21例患者有反复运动后胸闷、胸痛、晕厥等病史，其中3例患者出现运动后晕厥进行了心肺复苏。首次超声心动图提示冠状动脉异常的发现率为37.5%（9/24）。 结果:24例患者均完成手术治疗，包括异常冠状动脉去顶手术23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1例，其中5例患者同期完成其他心内畸形矫治手术。单纯AAOCA手术患者术中心肺转流时间（111.6±60.6）min（范围：62~213 min），主动脉阻断时间（57.6±25.3）min（范围：35~129 min）。术后院内30 d无死亡，无手术相关合并症。1例术前体外膜肺氧合持续辅助急诊手术患者术后出现肢端缺血坏死、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随访2.2（3.3）年（范围：1个月至7.2年），1例既往诊断冠心病行介入治疗患者术后症状明显减轻，其他出院患者无任何相关症状。结论:高危AAOCA的超声心动图初诊确诊率仍然较低，但心血管意外风险很高。对于运动相关的胸痛等症状应注意排查AAOCA，尤其是青少年。运动负荷试验可以有助于评估无症状AAOCA的心血管风险。外科手术治疗可获得满意的效果。

目的:探讨超声引导下穿刺取卵术（transvaginal oocyte retrieval，TVOR）后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OHSS）合并卵巢出血的鉴别诊断、高危因素及治疗体会。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期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收治的取卵术后OHSS合并卵巢出血2例患者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取卵术后OHSS合并卵巢出血2例均为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患者，表现为红细胞计数及血红蛋白含量下降、D-二聚体及纤维蛋白（原）降解物（fibrinogen degradation product，FDP）升高、心率加快、卵巢增大、超声提示盆腔无回声区及混合性包块。1例保守治疗，1例手术治疗。结论:OHSS重在预防，取卵术后动态评估血常规可尽早发现卵巢出血，同时机体产生保护性反应导致D-二聚体及FDP在OHSS病理生理基础上进一步升高，需密切监测预防血栓形成。OHSS合并卵巢出血手术难度大且术后存在卵巢穿刺点活动性出血可能。

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肿瘤（IPMN）是发病率最高的胰腺囊性肿瘤，具有恶变倾向，而IPMN发生癌变后，患者的5年生存率不足40%。因此，早期识别恶变病例并手术切除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各临床指南依据影像学特征、临床表现及血清肿瘤标志物等推荐了IPMN恶变的相关因素，其中主胰管扩张≥10 mm、存在实性成分或强化的壁结节及梗阻性黄疸等是公认的高危因素。然而，临床实践表明，现有指南推荐的危险因素对预测IPMN恶变的准确率并不高，主要问题在于指南推荐的危险因素特异度较低，使可随访观察的病例接受了非必要的手术切除。近年来，基因组学、影像组学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发展极大推动了IPMN的研究进展。内镜超声下肿瘤囊液穿刺结合DNA、RNA等分子检测及影像组学结合机器学习建模等均在提高恶变IPMN的预测准确率方面展现了优越性，未来将成为辅助IPMN诊疗的重要工具。

目的:探讨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术对Berger间隙（BS）的影响。方法: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21年5至10月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眼科行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人工晶状体（IOL）植入术的白内障患者。术前和术后1个月采用裂隙灯显微镜和眼前节相干光层析成像术（AS-OCT）、术中采用显微集成术中相干光层析成像术（iOCT）及25G导光纤维辅助下对BS进行观察。统计围手术期BS及BS内颗粒物质（MIB）的发现率并测量BS宽度，记录术中超声乳化能量、时间等参数。采用 χ2检验、广义估计方程、Mann-Whitney U检验及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共纳入119例（119只眼）患者，其中男性44例，女性75例，年龄（65±12）岁。术前仅有4只眼（3.4%）可观察到BS，均未发现MIB；术中于皮质吸除后、植入IOL前，在47只眼（39.5%）中观察到BS，其中20只眼（16.8%）出现MIB；而术后1个月有33只眼（27.7%）可观察到BS，其中16只眼（13.4%）仍存在MIB。术中与术前相比，BS的发现率和MIB的发现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术后与术中相比，BS的发现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而MIB发现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中和术后BS的宽度［ M（ Q1， Q3）］分别为160.3（61.6，273.1）μm和106.8（0，259.4）μ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28， P=0.023）。此外，存在悬韧带脆弱高危因素的术眼术中BS的发现率［60.7%（17/28）］和MIB的发现率［42.9%（12/28）］显著高于无悬韧带脆弱高危因素者［33.0%（30/91）和8.8%（8/9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90， P=0.009；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存在悬韧带脆弱高危因素（ OR=0.214，95% CI：0.081~0.561）和超声乳化累计能量复合参数较高（ OR=1.255，95% CI：1.047~1.504）是导致术中BS结构改变的主要危险因素。 结论: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术可损伤BS正常解剖结构，导致术中前、后房内的液体和颗粒物质进入BS。

由于目前的临床试验数据极少，学者们尚无法制定出一套针对心肌血运重建后的特定随访监测方案。比如包括常规功能测试在内的后续策略是否能改善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高危患者的临床结果尚不确定。为此，有学者进行了一项随机临床试验。研究人员将1 706名接受过PCI的具有高风险解剖或临床特征的患者随机分组，分别在PCI后1年进行常规功能测试（核负荷试验、运动心电图或负荷超声心动图）的随访策略或仅接受标准治疗。主要结局是2年时全因死亡、心肌梗死或因不稳定型心绞痛住院的复合结局发生率；关键的次要结局包括侵入性冠状动脉造影和重复血运重建。结果：患者平均年龄64.7岁，21.0%有左主干病变，43.5%有分叉病变，69.8%有多支病变，70.1%有弥漫长病变，38.7%有糖尿病，96.4%使用了药物洗脱支架。2年时，功能测试组849例患者中的46例（Kaplan-Meier生存曲线估计，5.5%）和标准治疗组857例患者中的51例（Kaplan-Meier生存曲线估计，6.0%）发生了主要结果事件〔风险比为0.90，95%可信区间（95% CI）为0.61~1.35， P＝0.62〕；主要结果的组成部分没有组间差异。2年时，功能测试组12.3%的患者和标准治疗组9.3%的患者接受了侵入性冠状动脉造影（差异为2.99%，95% CI为-0.01~5.99），两组分别有8.1%和5.8%的患者接受了重复血运重建（差异为2.23%，95% CI为-0.22~4.68）。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在接受PCI的高危患者中，与单独的标准治疗相比，常规功能测试的随访策略并没有改善患者2年的临床结局。

过去的30年，高分辨力经阴道和经腹超声探头的发展、高敏感血流彩色多普勒技术的改进，以及早孕期超声检测胎儿颈后透明层厚度(nuchal translucency，NT)预测染色体异常的普及，使得早孕期超声检查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多年的早孕期超声应用研究证实其在妊娠风险评估和早期检测重大畸形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1,2]。30多年前Gembruch等 [3]首次报道了应用经阴道二维灰阶与多普勒超声诊断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此后文献证实了有明显结构改变的CHD可以在早孕期(11~13 +6周)的超声检查中被筛查出来，甚至获得正确诊断 [4,5,6]。一项对63个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即使是在低危人群，早孕期超声检出心脏结构畸形的敏感性也可达0.558，早孕期获得诊断的CHD占所有孕期可检出CHD的63.67%。而在高危人群中CHD的检出敏感性更高，达0.6774，早孕期获得诊断的CHD占所有孕期可检出CHD的79.86% [7]。早期发现的严重结构改变的心脏异常多数预后不良，及时诊断对妊娠管理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与在中晚期的检查有所不同，检出率因CHD的类型不同有很大的差异，检出率不但取决于检查人员学术水平和意识，还受超声设备预设、仪器调节、所采用的扫查切面和操作技巧等影响 [5]，CHD筛查和诊断的效果更具经验依赖性。笔者将简述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的安全性、检查途径和仪器调节，心脏扫查切面和步骤，早孕期可发现、难以发现和无法诊断的CHD的种类，早孕期CHD诊断线索、陷阱和对策，以及早孕期发现CHD的随访管理等，以便为早孕期胎儿心脏超声检查技术推广和临床管理策略提供参考。

以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为主的心血管疾病（CVD）是我国城乡居民第1位死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是ASCVD的致病性危险因素。面对我国ASCVD疾病负担不断上升的趋势，血脂管理刻不容缓。近几年世界范围内血脂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血脂指南的修订势在必行。由于人群血脂合适水平随ASCVD危险分层的级别不同而异，在没有危险因素的人群中，所谓“正常”的LDL-C水平对ASCVD超（极）高危患者而言则属明显升高。因此，指南修订专家委员会经认真讨论后，决定将“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修改为“血脂管理指南”（以下简称新指南）。新指南仍推荐LDL-C作为血脂干预的首要靶点，以危险分层确定其目标值。推荐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以中等强度他汀类药物作为起始药物治疗，必要时联用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和/或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抑制剂的达标策略。新指南涵盖了从儿童到老年全生命周期的血脂管理。旨在通过本指南指导临床实践，全面提升我国血脂管理水平，推进ASCVD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