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创伤性截肢患者家庭照顾者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及相应解决措施。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创伤性截肢患者的家庭照顾者68名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调查问卷表、负担水平量表对研究对象负担水平情况与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收集汇总。利用单因素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法分析创伤性截肢患者家庭照顾者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及研究相应解决措施。结果:创伤性截肢患者家庭照顾者的身体负担维度平均分为(21.35±5.06)分，经济负担维度平均分为(13.12±2.26)分，心理负担维度平均分为(9.46±2.12)分，社会负担维度平均分(14.05±2.33)分，疾病观负担平均分(6.46±0.87)分，负担总平均分为(64.44±12.54)分，整体负担呈中度水平；截肢部位、家庭年均收入、患者自理能力、患者心理状态、治疗费用来源、社会支持度、照顾者心理一致感均为创伤性截肢患者家庭照顾者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 P<0.05)，患者自理能力、患者心理状况、照顾者心理一致感均为创伤性截肢患者家庭照顾者负担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 P<0.05)。 结论:患者自理能力、患者心理状况、照顾者心理一致感均为创伤性截肢患者家庭照顾者负担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临床应对相关影响因素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进而有效提高照顾者的负担水平，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大学生群体中侵入性意象对于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之间可能的中介途径，以及情绪调节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通过网络平台在线发放心理评估工具，包括身体部位的满意度和不满意量表（Satisfaction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Body Parts Scale）、侵入性意象量表（Intrusive Visual Imagery Questionnaire，IVIQ）、进食障碍调查问卷（Eating Disorder Inventory，EDI）和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ERQ），对4座城市的5 746名大学生身体不满意程度、侵入性意象倾向水平、进食障碍风险、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侵入性意象在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之间可能的中介作用，以及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调节作用，并采用简单斜率进一步分析。结果: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β=0.19， t=13.03， P<0.01），且放入中介变量侵入性意象后，该正向效应仍然显著（β=0.09， t=7.00， P<0.01）。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身体不满意与侵入性意象以及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的正向效应都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认知重评使用倾向较高的被试者较使用倾向较低的被试者，身体不满意与侵入性意象的正向效应更高（简单斜率分别为0.28和0.24， P<0.01），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间的正向效应也更高（简单斜率分别为0.29和0.23， P<0.01）。同样表达抑制使用倾向较高的被试者较使用倾向较低的被试者，身体不满意与侵入性意象的正向效应更高（简单斜率分别为0.27和0.21， P<0.01），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间的正向效应也更高（简单斜率分别为0.25和0.17， P<0.01）。 结论:侵入性意象在身体不满意和进食障碍风险的相关性中起中介作用。同时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运用可增强身体不满意与侵入性意象，以及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的相关性。

上皮样血管内皮瘤（EHE）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血管肿瘤，其恶性程度介于完全良性的血管瘤和高度恶性的血管肉瘤之间，起源于血管内皮细胞或前内皮细胞，以上皮样或组织细胞样外观的血管内皮细胞增殖为特征。EHE在所有血管肿瘤中发病率<1%，可发生于身体多个部位，最常发生于肝脏，其次是肝和肺同时受累、肺单独受累、骨单独受累。目前在国内未见报道通过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诊断EHE的病例。该患者通过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发现异常细胞，指引临床下一步诊疗方向，最终诊断为EHE，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为临床进一步诊疗提供重要依据。上皮样血管内皮细胞瘤需要与多种良恶性血管源性肿瘤相鉴别，尤其与其他类型的上皮样血管源性肿瘤鉴别困难。目前已经发现该病有特征性的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异常，结合病理组织学形态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综合考虑可以做出诊断与鉴别诊断。

目的:创伤和危重症可能影响微生物群。许多关于危重症微生物群的研究局限于单一身体部位或时间点，并受先前存在疾病的影响。本研究报道既往体健儿童发生严重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后微生物群的时间和空间变化。设计:研究人员于入院72 h内收集患儿口腔、直肠和皮肤拭子标本，之后每周采集两次至患儿离开PICU。采用16S rRNA基因扩增测序法分析样本。择期门诊手术患儿为对照组。采用Phyloseq进行α和β多样性比较，采用微生物组组成分析法预测群落丰度差异。场所:5家4级监护PICU。对象:因严重TBI需要放置颅内压监测装置的18岁以下患儿。干预措施:无。测量方法与主要结果:共分析来自23例TBI患儿和35例对照组儿童的327份样本。TBI组和对照组患儿初始口腔( F＝3.275 6， R2＝0.053 5， P＝0.012)和直肠( F＝3.070 2， R2＝0.064 9， P＝0.007)微生物群落组成不同。TBI患儿直肠标本中瘤胃球菌科、拟杆菌科和毛螺菌科的共生菌减少，葡萄球菌科菌增多( P<0.05)。探索性分析发现，抗生素暴露、气管插管和感染与TBI组和对照组患儿组间直肠和口腔微生物群差异增大有关，而肠内营养则与差异缩小有关( P<0.05)。 结论:严重TBI患儿微生物群变化特点为共生细菌早期减少、位置特异性丧失，以及潜在致病菌增多。需要更多研究来确定这些变化对临床预后的影响。

滑膜肉瘤是一种较少见的来源未定的软组织恶性肿瘤，可发生于身体的任何部位，其中头颈部滑膜肉瘤较少见，占全身滑膜肉瘤的3%，其临床表现和影像学表现缺乏特异性，临床上易误诊，现报道1例头颈部滑膜肉瘤的诊治过程。

目的:探讨体检人群中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Non-HDL-C）与不同部位骨量水平的关系。方法: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回顾性分析2016年6至9月在解放军总医院健康管理研究院就诊的595例体检者。采用双能X线骨密度仪测定腰1~4 椎体（脊柱）、双股骨及平均骨密度，收集上述体检者基本信息、生化指标，分析各组分血脂成分（含Non-HDL-C）与骨量水平之间的差异。结果:根据血脂分层，脊柱T值在甘油三酯（TG）组（-0.15±1.41比-0.38±1.35）、Non-HDL-C组（-1.01±0.74比-1.21±0.59，-1.04±0.73比-1.30±0.45，-1.07±0.71比-1.30±0.26）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组（-1.01±0.71比-1.32±0.56）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其他血脂成分组和股骨T值在各组分血脂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脊柱T值在LDL-C≥3.4 mmol/L组明显减低，在Non-HDL-C组各分层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所有血脂成分中，LDL-C≥3.4 mmol/L（ OR=3.961，95% CI：1.310~11.974）及Non-HDL-C>4.1 mmol/L（ OR=3.600，95% CI：1.035~12.524）是椎体骨量减少的危险因素（ P<0.05）。 结论:体检人群血脂成分中TG、LDL-C和Non-HDL-C增高者易发生骨质异常，其中Non-LDL-C≥4.1 mmol/L 和LDL-C≥3.4 mmol/L 与椎体骨量减少的关系更为密切，是椎体骨量减少的危险因素。

孤立性纤维性肿瘤（SFT）作为一种梭形细胞间叶源性肿瘤，好发于胸膜，也可发生于身体其他部位，其中眼内SFT十分罕见。本文报道2例脉络膜SFT患者，经临床、影像学、组织病理学及免疫组织化学等检查确诊。眼球摘除术后目前均未见复发或转移。

女性外阴的整形美容早已不是个羞于启齿的话题，随着女性对身体各部位的要求越来越高，此类手术无疑已成为整形外科发展最为迅猛的领域。常见的女性外阴整形美容手术包括阴道再造、外阴器官或组织的修复重建和外阴年轻化的治疗，根据整形外科原则，利用各种矫治组织过多、组织缺损和组织移位的方法，达到功能和外观的恢复及美化。阴道再造的术式已趋于完善，各类方法的优缺点已十分清晰，除了组织工程化阴道外，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随着穿支皮瓣技术的发展，外阴缺损的供区选择范围更广，且修复效果更佳；外阴年轻化手术存在大量的空白需要被填补，且这种优化并不局限于外科手术操作，诸如注射治疗和能量治疗等非手术技术也应用于这个领域。在形成行业繁荣的过程中凸显出一些问题，如：审美的多样性；科普宣传的滞后性；从业人员正规培训不足；缺乏对应的操作规范、行业指南和疗效评价标准等。纵观全行业，尽早建立行业标准，规范各种操作流程、对从业人员进行正规培训、加强科普宣传、传播正确的知识是当务之急。

目的:结肠脾曲游离技术是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的技术难点，本研究旨在比较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和中间入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施行左半结肠癌根治术；（2）术后病理结果为腺癌；（3）年龄为18~80岁；（4）无肝脏、腹膜或远处转移。排除标准：（1）身体状况较差，具有严重心、脑、肺、肝、肾和造血系统疾病者；（2）基础情况差不能耐受腹腔镜手术；（3）同时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或多源性肿瘤；（4）因出血、梗阻和穿孔等需行急诊手术者。收集广东省中医院胃肠外科2014—2020年期间完成的189例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入路的不同分为网膜囊入路组（52例）和中间入路组（137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SM）对全组患者按最近邻匹配法进行1∶1匹配，卡钳值为0.01，匹配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美国麻醉师协会（ASA）评分、体质指数、肿瘤部位和肿瘤分期。通过PSM，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各47例患者。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采用配对 t检验、配对秩和检验和配对χ 2检验比较两组术中及术后指标，并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当两条生存曲线出现交叉时，补充two-stage法和Restricted mean survival time（RMST）的组间比较结果。 结果:两组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无术中死亡。两组术中无联合脾脏、胰腺等脏器切除。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流质饮食、术后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网膜囊入路组的中位腹腔镜游离时间较中间入路组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位数：56 min比65 min， P=0.032）。中间入路组患者中有6.4%（3/47）（体质指数均>25 kg/m 2）术中进入错误层面，网膜囊入路组未出现。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患者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0.2%和86.1%（ P=0.909）；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5.6%和94.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532）。 结论:对于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是安全可行的方法，尤其对于经验欠缺的外科医生而言。对于肥胖患者，网膜囊入路能更好地进入正确解剖层面，避免进入胰后间隙。

目的:探讨闭环式管理模式降低血液净化中心导管相关血流感染(CRBSI)的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该院收治的接受血液净化患者116例，将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采取常规管理的患者设为对照组(58例)，将2019年4月至2020年2月实施闭环式管理模式的患者设为研究组(58例)。比较两组患者设置管情况(置管天数、穿刺部位)、CRBSI、导管周围皮肤感染、计划外拔管发生率、护理工作落实情况(风险评估、管路固定、健康教育、交接班、身体约束)，评价两组患者的护理服务质量。结果:研究组患者置管天数高于对照组，CRBSI、导管周围皮肤感染、计划外拔管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风险评估、管路固定、健康教育、交接班、身体约束落实率均高于对照组，护理服务质量评价量表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闭环式管理模式有利于延长血液净化患者置管天数，减少CRBSI、导管周围皮肤感染、计划外拔管发生，有利护理工作落实，提升患者护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