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殖医学领域快速发展、人才稀缺的现状，本文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生殖医学研究生学习辅助生殖技术的意愿、辅助生殖技术实验课的开展情况及教学满意度、开设辅助生殖技术实验课的必要性等问题开展调查。通过分析生殖医学研究生教学的现状和本问卷的调查统计结果，探讨在生殖医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加强辅助生殖技术实验室教学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遗传诊断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关术语的更新，单基因病胚胎着床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 for monogenic/single gene disorders， PGT-M）技术不断进步和更新，广泛应用于临床以避免遗传病患儿的出生和阻断致病基因的家族传递。目前，关于PGT-M的共识还很少，为了规范PGT-M的应用，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精准辅助生殖研究学组及中国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医师分会部分专家，包括生殖医学、遗传学和心血管医学专家，共同制定了这一共识。共识包括PGT-M的适应证、禁忌证、诊断策略、遗传和生殖咨询、报告形式、结果解释、知情同意和患者随访等。这一共识将使更多相关的临床工作者和研究人员获益，供临床及实验室参考使用。

目前，胚胎形态学评价方法仍是辅助生殖实验室评估胚胎质量的主要手段。然而，由于评价标准细节尚未达成共识且缺乏精准的量化评级指标，现已严重限制了各生殖医学中心间的标准化室间质评与控制管理，更制约了对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胚胎评级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广泛应用。为进一步完善辅助生殖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提升辅助生殖技术的服务质量，由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发起，并联合全国多家生殖医学中心共同编撰了本共识。

目的:分析多胞胎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的临床特征，探讨多胞胎对NEC患儿临床表现和预后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纳入2014年7月至2021年6月上海市儿童医院收治的早产儿NEC患者234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79例为多胞胎早产儿NEC病例，155例为单胎早产儿NEC病例。按出生胎儿数量，分为单胎组(A组， n＝155)、多胞胎组(B组， n＝79)。按顺产的双胞胎出生先后顺序，分为双胎之大组(C组， n＝9)与双胎之小组(D组， n＝4)。按双胞胎出生体质量，出生体质量大的为双胎之重组(E组， n＝20)，出生体质量小的为双胎之轻组(F组， n＝45)。按双胞胎发育一致性，分为发育一致组(concordant twin，CT，G组， n＝42)和发育不一致组(discordant twin，DT，H组， n＝26)，在发育不一致组中NEC患儿与同胞比较，出生体质量大的为DT之重组(I组， n＝5)，出生体质量小的为DT之轻组(J组， n＝21)。分别比较各组患儿的基本情况(出生体质量、胎龄、生产方式等)、临床资料(NEC发生时间、出现症状前实验室检查、Bell分期等)、治疗情况(手术比例、有无肠穿孔、病变范围)、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期间死亡率。 结果:纳入本研究的多胞胎NEC早产儿共79例，其中双胞胎75例，三胞胎4例。75例双胞胎NEC早产儿平均胎龄31.60周，出生体质量1476.51g，Bell分期Ⅰ、Ⅱ、Ⅲ期分别为35例、21例和19例，需要手术治疗18例(18/79，24%)。与A组相比，B组出生体质量较低[(1 618.77±481.30)g比(1 479.34±376.88)g， P＝0.016]，剖宫产率[84/155(54.2%)比65/79(82.3%)， P<0.001]和采用辅助生殖技术比例[11/155(7.1%)比21/79(26.6%)， P<0.001]较高，但两组患儿在基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和预后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组与D组NEC患儿的基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疾病严重程度、手术治疗、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期间死亡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E组相比，F组出生体质量较低[(1 677.65±458.23)g比(1 382.89±300.81)g， P＝0.019]，出现症状前48 h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较低[(12.31±4.22)×10 9/L比(9.13±4.01)×10 9/L， P＝0.023]，全肠道型所占比例较高[5/11(45.4%)比0/7(0.0%)， P＝0.002]，术后并发症也明显增多[11/11(100%)比3/7(42.9%)， P＝0.011]。但两组患儿在基本情况、临床表现、其他实验室检查、手术治疗和住院期间死亡率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G组相比，J组患儿胎龄较大[(30.95±2.44)周比(32.71±2.30)周， P＝0.027]，剖宫产比例较高[30/42(71.4%)比20/21(95.2%)， P＝0.045]。 结论:多胞胎NEC患儿出生体质量较低，但手术比例、病变累及范围、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期间死亡率均未明显增加，Bell分期无明显改变。低出生体质量双胞胎NEC患儿的肠管病变程度加重，术后并发症增加。出生顺序和发育不一致对双胞胎NEC患儿疾病严重程度、手术比例、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期间死亡率无明显影响。

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进步，胚胎实验室作为整个治疗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其管理质量直接关系到治疗的成功率和患者的安全。全流程管理的核心在于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监控指标，确保实验室操作的每个环节都能达到最高标准。本文旨在探讨胚胎实验室全流程管理中的关键绩效指标，分析其在当前实践中的应用，并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目的:分析我国京津冀地区辅助生殖机构首次就诊的不孕夫妇现况，为辅助生殖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依据和线索。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依托全国生育力低下夫妇监控平台，提取平台中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辅助生殖中心10 159对首诊不孕夫妇的信息，分析三地患者构成差异及夫妇实验室指标随年龄的变化趋势。结果:不孕人群就诊时无子女率均达到80%以上。北京的外地来源患者［66.5%（1285/1934）］、初婚［91.7%（3326/3626）］、高龄女性的比例［3.3%（142/4331）］高于天津［11.9%（276/2381）、90.8%（2191/2412）、2.5%（101/4045）］和石家庄［4.7%（77/1628）、86.0%（1533/1783）、1.5%（27/1783）］，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北京就诊患者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水平>10 U/L人数占比［8.9%（361/4077）］和抗苗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水平<1.1 μg/L人数占比［26.8%（602/2249）］均高于天津［5.3%（202/3828）、25.8%（455/1763）］和河北石家庄地区［6.9%（115/1666）、15.7%（269/1712）］，三组间比较和两两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年龄增长，FSH水平明显上升（FSH>10.0 U/L由20岁时占0%到49岁时占67.7%），AMH水平及窦卵泡计数明显下降（AMH<1.1 μg/L由20岁时0%上升至49岁时100%；窦卵泡计数<5由20岁时11%上升至49岁时的100%）。 结论:我国京津冀地区首诊不孕患者构成情况存在差异，年龄对于患者卵巢储备功能影响显著。因此，在辅助生殖资源配置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和当地条件，落实分级诊疗制度，更有针对性地合理配置辅助生殖医疗资源。

目的: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疫情对北京市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影响；探讨后疫情时代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质控重点，以及对临床治疗的提示。方法:采用发放调查表的方式，对北京市属12个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执业点，分别在2019和2020年1月1日至4月30日的辅助生殖技术开展情况进行调研。结果:2020年1~4月，北京市属12家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机构总门诊量较去年同期下降54.4%。2020年1~4月，夫精人工授精、供精人工授精、体外受精-新鲜胚胎移植和解冻胚胎移植的临床妊娠率分别为11.7%、20.5%、38.4%和45.9%，与2019年1~4月（11.6%、23.1%、40.3%、46.0%）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971、 P=0.469、 P=0.195和 P=0.881）。 结论:COVID-19疫情影响下，北京市的辅助生殖技术服务量明显下降，但服务质量保持稳定。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建议临床和胚胎实验室应进行分层质控分析；为控制感染风险，应准确把握各种治疗方案的适应证，为患者制定最佳的助孕治疗方案。

自2019年12月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后，全国各地均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实行了强有力的防疫措施。医院是患者聚集之地，各个科室都可能存在感染风险，生殖医学中心同时也面临着重大考验，体外受精（ 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实验室在生殖医学中心承担着授精、胚胎培养、胚胎冷冻储存等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医患交汇之处，存在潜在的交叉污染风险，因此有必要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和流程，以降低风险，保障辅助生殖技术安全及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类似突发性的大面积感染事件。本文在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针对IVF实验室防护进行探索，结合我们的实践对出入实验室的医务人员、患者、污物、耗材以及净化系统、配子、胚胎管理的防护流程进行探讨。

目的:探讨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患者实施供精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的伦理问题及医疗风险，为艾滋病患者开展供精技术助孕治疗提供建议和参考。方法:1例男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单阳夫妇申请供精辅助生殖技术助孕，通过召开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进行伦理讨论，由医院感控专家、生殖中心实验室专家等进行会诊讨论。学习相关法律，以2018版《艾滋病诊治指南》及参考相关文献等作为理论支撑。结果:感控专家为案例指明了供精助孕的适应证；伦理学家为案例进行伦理分析；社会学家明确分析了案例实施的社会意义；心理学家为案例进行了心理学分析，法律专家为案例提供法律依据；生殖实验室专家、生殖临床医生指出了为案例实施供精技术助孕的医疗问题及风险。结论:对男性HIV单阳艾滋病家庭进行供精辅助生殖技术，面临着诸多的伦理问题及医疗风险，需要医院谨慎为之。普通医疗机构内的生殖医学中心在为艾滋病患者家庭提供辅助生殖技术的同时，应争取伦理委员会的参与及艾滋病感控专家的指导。

常规体外受精（conventional in vitro fertilization，c-IVF）是利用优化后的精子与卵母细胞自然结合完成IVF的一类辅助生殖技术，主要应用于女性因素不孕、部分男性因素不育及不明原因不孕不育患者的助孕治疗。但目前尚缺乏c-IVF相关的操作标准或共识，尤其对于如何选择最佳授精方式以避免受精率低下或完全受精失败的发生，始终是困扰辅助生殖临床医生与胚胎实验室人员的难题。因此，由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发起，并联合全国多家生殖医学中心共同编撰了本共识，旨在规范c-IVF的选择标准、精液优化处理及授精操作流程，为辅助生殖临床医生和胚胎实验室人员提供实用性参考，以期获得稳定且满意的辅助生殖助孕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