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疗在宫颈癌的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宫颈癌的放疗敏感性通常与基因、RNA调控、肿瘤微环境、药物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近期众多研究不断探寻这些因素在宫颈癌放疗增敏中的机制，并在基础或临床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目的:研究X射线照射后胰腺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的发生特点，探究线粒体功能障碍及其诱导的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表达增加在上皮间质转化中的作用。方法:采用6 MV X射线多次(2 Gy×20次或4 Gy×10次)照射胰腺癌细胞株PATU1 988 t,利用transwell小室检测细胞迁移性，采用实时荧光定量方法检测上皮间质转化(EMT)相关因子E-cadherin、Vimentin、N-cadherin和MMPs家族(MMP2、MMP9)及线粒体复合体I的关键亚基及TGF-β1的转录水平变化。应用线粒体氧化磷酸化解偶联剂碳酰氰基-对-氯苯腙(CCCP)破坏线粒体膜电位，检测复合体亚基、TGF-β1含量及EMT相关分子的变化。应用小干扰RNA抑制TGF-β1的表达后，检测上皮间质转化及迁移变化。结果:多次照射后，存活肿瘤细胞迁移数增加( t＝21.90、35.64， P<0.05),上皮间质转化增强，表现为上皮间质转化分子E-cadherin表达下降( t＝8.37、6.77， P<0.05)，N-cadherin( t＝4.42、4.77， P<0.05)、Vimentin( t＝4.57、3.02， P<0.05)、MMP2( t＝7.27、26.08， P<0.05)和MMP9( t＝13.26、7.29， P<0.05)表达均增加，TGF-β1( t＝90.49、35.17， P<0.05)的含量也增加。沉默TGF-β1后细胞上皮间质转化及迁移性下降( t＝38.66、11.54， P<0.05)。细胞发生线粒体功能障碍，具体表现为线粒体膜电位( t＝6.94、29.71， P<0.05)和复合体相关亚基的表达量下降；加入CCCP破坏线粒体膜电位后( t＝16.51， P<0.05)，复合体亚基含量下降，TGF-β1的表达量增加( t＝47.93， P<0.05)，上皮间质转化增强。 结论:辐射破坏了线粒体功能，进而激活了TGF-β1的表达，诱导胰腺癌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迁移性增强。

放疗是治疗恶性肿瘤的主要方法之一，但放疗的效果在不同类型的肿瘤及个体间都存在差异，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提高肿瘤的放射敏感性。长链非编码RNA (lncRNA）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肿瘤细胞的放射敏感性，未来有望成为放疗的辅助治疗靶点。笔者综述了lncRNA参与肿瘤放疗抵抗过程的作用模式及其相关的分子机制。

目的:研究辐射诱导的多倍体宫颈癌HeLa细胞增殖、凋亡、迁移及侵袭的生物学特性，以探讨多倍体HeLa细胞利于宫颈癌放疗后复发的潜在作用。方法:使用6 MV-X射线分别以7 Gy、14 Gy的剂量照射HeLa细胞，继续孵育3 d后收集细胞并标记为7 Gy组和14 Gy组，将未经辐射的细胞作为对照组。光镜下观察细胞形态，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DNA倍性，MTT法检测细胞增殖，Annexin Ⅴ-FITC/PI双染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Transwell实验检测细胞迁移及侵袭的能力，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细胞STAT3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结果:与对照组相比，7 Gy组和14 Gy组HeLa细胞体积明显增大。对照组、7 Gy组、14 Gy组多倍体HeLa细胞亚群比例分别为（6.33±1.26）%、（21.13±0.50）%、（46.07±1.68）%，3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780.47， P<0.001）。对照组、7 Gy组和14 Gy组多倍体HeLa细胞培养24 h后吸光度值分别为0.21±0.01、0.23±0.02、0.16±0.01；48 h后分别为0.37±0.03、0.38±0.06、0.21±0.00；72 h后分别为0.66±0.02、0.55±0.01、0.28±0.01，3组间增殖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1.62， P=0.001； F=20.10， P=0.002； F=708.52， P<0.001）。进一步两两比较，培养24、48、72 h后14 Gy组多倍体HeLa细胞增殖活力均较对照组细胞和7 Gy组多倍体HeLa细胞显著下降（均 P<0.05）。对照组、7 Gy组和14 Gy组多倍体HeLa细胞的凋亡亚群比例分别为（3.67±1.16）%、（3.07±0.81）%、（3.83±0.91）%，其中早期凋亡细胞亚群比例分别为（2.33±0.35）%、（2.13±0.61）%、（2.23±0.32）%，晚期凋亡细胞亚群比例分别为（1.33±0.81）%、（0.93±0.31）%、（1.60±0.6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0.52， P=0.620； F=0.15， P=0.864； F=0.92， P=0.450）。对照组、7 Gy组和14 Gy组的多倍体HeLa细胞迁移数目分别为297.40±26.53、121.33±15.16、18.40±4.79，侵袭细胞数目分别为195.67±20.26、63.60±6.91、9.47±3.2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647.28， P<0.001； F=213.94， P<0.001）。7 Gy和14 Gy组多倍体HeLa细胞的迁移与侵袭能力与对照组相比显著下降，14 Gy组多倍体HeLa细胞的迁移与侵袭能力显著低于7 Gy组（均 P<0.001）。辐射诱导的多倍体HeLa细胞P-STAT3（Tyr 705）、Bcl-2的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且随着辐射剂量的增加表达水平进一步增高；与对照组相比，14 Gy组多倍体HeLa细胞Survivin、Mcl-1表达水平均上调（均 P<0.05）。3组间Bcl-xL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52， P=0.618）。 结论:辐射诱导的多倍体HeLa细胞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降低，凋亡率无显著变化，但STAT3信号通路激活伴随下游抗凋亡相关蛋白表达上调，有利于多倍体肿瘤细胞成为宫颈癌放疗后复发的潜在危险因素。

辐射性肺炎是胸部肿瘤放疗过程中的常见并发症，由此造成的呼吸衰竭是最严重的不良反应。辐射性肺炎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患者年龄、体力状况评分、吸烟状况、肺部基础情况、肿瘤大小、肿瘤位置、放化疗相关因素、炎症指标、单核苷酸多态性等。还有研究者将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术、PET-CT等影像学检查应用于辐射性肺炎的预测，而其实用性仍有待加强。目前仍需进一步研究，找出预测辐射性肺炎发生的金标准。

放射性皮肤损伤是皮肤组织受到大剂量电离辐射作用后引起的损伤，是肿瘤局部放射治疗最常见的并发症，在核事故、放射事故和长期职业暴露等条件下也可发生。目前，国内外对于放射性皮肤损伤的诊断尚未统一标准，对其预防和治疗缺乏有效手段，亟待更多循证医学研究探索。结合国内外文献、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现有临床经验，该共识编写组组织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反复研讨制订针对当前放射性皮肤损伤诊断和治疗的专家共识，供临床使用参考。

放射治疗是肿瘤治疗的主要方法之一，但周围的健康组织由于也受到一定剂量的照射，可能造成放射性损伤，甚至个别患者程度较为严重。可注射的水凝胶有望通过将邻近器官与肿瘤部位实现"间隔(Spacing)"，提高靶区的放射剂量，降低放疗期间周围健康组织和器官受到辐射损伤的风险，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是降低放疗相关不良反应潜在的有效治疗策略。本文对水凝胶在不同肿瘤放射治疗中发挥间隔和保护作用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放射治疗是盆腔恶性肿瘤主要的治疗手段。然而，既往对放射治疗后出现肠道的放射性损伤及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盆腔恶性肿瘤辅助放疗后放射性直肠损伤的发生情况，以加强对放射性肠损伤研究的关注。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观察研究方法，分析STARS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临床试验注册号：NCT00806117）数据库里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病例数据。纳入2008年2月至2015年8月期间，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手术和术后治疗的848例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纳入标准：（1）病理组织学确诊为宫颈鳞癌、宫颈腺癌及宫颈腺鳞癌；（2）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3）术后病理检查证实至少有下列不良因素之一：盆腔淋巴结转移、宫旁切缘阳性、淋巴脉管浸润或宫颈肌层深部间质浸润；（4）术后接受过盆腔放射治疗；（5）同意并能够完成问卷调查。排除患有精神疾病及有智力或认知障碍的患者。全组848例患者在接受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均进行了放射治疗。盆腔放疗剂量为1.8 Gy/d或2.0 Gy/d，每周5次，总剂量45~50 Gy。563例患者在术后6周内开始放射治疗，其中282例患者采用单纯辅助放疗，281例患者采用同期放化疗方案（单药顺铂）；285例患者采用序贯放化疗方案（TP方案，紫杉醇+顺铂）。观察术后辅助放疗期间的急性期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慢性期患者消化道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和总体生活质量状况、以及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情况。其中消化道症状及生活质量评估采用欧洲癌症治疗研究组织生命质量测定问卷3.0（EORTC QLQ-C30），功能领域和整体生活质量领域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症状领域得分越高，表明症状或问题越多，生活质量越差；分别于患者放疗前（即手术治疗结束后1周）、术后辅助放疗期间、全部治疗结束后的12个月和24个月进行评估。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定义为放疗结束后>3个月时消化道症状不能好转或者改善，分级标准参考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通用标准4.0版（NCI-CTCAE 4.0版）中的胃肠道部分。结果:848例患者放射总辐射剂量为（47.8±4.6）Gy。术后辅助放疗期间，急性期胃肠道反应症状包括恶心（46.0%，390/848）、呕吐（33.8%，287/848）、便秘（16.3%，138/848）及腹痛（10.3%，87/848）。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分别回收问卷346份和250份，QLQ-C30调查问卷显示，恶心或呕吐、食欲减退、腹泻、便秘等胃肠道症状得分均较放疗前（手术后1周）和术后放疗期间改善（均 P<0.05）。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患者总体生活质量评分逐步提高[放疗前，手术后1周：59.7（0.0~100.0）分，术后放疗期间：63.1（0.0~100.0）分，全部治疗结束后12个月：75.2（0.0~100.0）分，全部治疗结束后24个月：94.1（20.0~120.0）分， H=253.800， P<0.001]。完成全部治疗结束后12个月时，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率为9.8%（34/346），其中97.1%（33/34）为1~2级不良事件，表现包括腹痛、便秘、便血、腹泻；1例（0.3%）出现频繁腹泻>8次/d，为3级不良事件。全部治疗结束后的24个月，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率为9.6%（24/250），并未随着时间延长而明显下降（χ 2=0.008， P=0.927）。1例3级腹泻患者症状未见改善。 结论:盆腔恶性肿瘤患者术后辅助放疗期间，常见的治疗相关性胃肠道症状包括恶心、呕吐、便秘、腹痛和腹泻；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时各种消化道症状明显好转，但仍有少部分患者出现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且随时间延长不能明显改善，值得临床重视。

目的:对比导航系统辅助三维(3D)打印模板联合引导下 125I粒子治疗恶性肿瘤的术前、术后计划差异，验证光学导航辅助下的粒子植入计划完成质量。 方法:回顾性纳入2018年12月至2019年11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接受导航系统辅助3D打印模板引导下粒子植入治疗的肿瘤患者共20例(男10例，女10例，中位年龄60.5岁)，植入部位为头颈部8例、胸壁1例、盆腔9例、椎旁和(或)腹膜后2例，中位处方剂量150 Gy。对比术前、术后计划中的粒子数、针数、相关剂量学参数等。剂量学参数包括靶区90%大体肿瘤靶区(GTV)所接受的处方剂量( D90)、GTV分别接受100%、150%、200%处方剂量的体积百分比( V100、 V150、 V200)、GTV接受的最小边缘剂量(MPD)、适形指数(CI)、靶区外体积指数(EI)、均匀性指数(HI)以及2 cm 3范围脊髓接受剂量( D2 cm 3)。采用配对 t检验及Wilcoxon符号秩检验分析数据。 结果:术后使用针数与术前计划一致[均为12 (9，19)根]；术后实际粒子数较术前计划多，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1(35，68)和49(35，63)颗； z＝1.859， P>0.05]。术后计划的MPD较术前计划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0.52±14.89)和(67.22±20.56) Gy； t＝-3.769， P＝0.001]；其余剂量学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值：-0.533，-0.423， z值：-0.849～1.416，均 P>0.05)。术后剂量质量评价为优者17例(17/20)，为良者2例(2/20)，为中者1例(1/20)。 结论:联合模式引导对植入计划的完成质量良好，术后实际靶区剂量可达到术前预计划的要求。

目的:研究放疗过程中机体免疫系统的受照射剂量对接受立体定向放疗（SBRT）的周围型早期非小细胞肺癌（ES-NSCLC）患者疾病进展和生存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经病理确诊为周围型ES-NSCLC且接受SBRT治疗患者的资料。引用并验证放疗过程中“估计机体免疫细胞所受的辐射剂量”（EDRIC）对接受SBRT治疗的ES-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EDRIC的计算公式采用孔凤鸣教授团队首先提出并由Ladbury等改进的公式。采用Kaplan-Meier法和Cox比例风险回归估计肿瘤特异性生存（CSS）、无进展生存（PFS）、无局部进展生存（LPFS）和无远处转移生存（DMFS）。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评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179例患者SBRT的中位处方剂量为60（范围为48~60）Gy，中位分割次数为5（范围为3~10）次，中位随访时间为52.17（范围为1.17~154.77）个月。中位大体肿瘤体积（GTV）和中位EDRIC分别是10.98（范围为0.91~120.34）cm 3和2.064（范围为0.426~6.015）Gy。Person相关分析显示，GTV和EDRIC呈正相关（ r=0.712， P<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EDRIC是CSS和DMFS重要的预后变量，较高的EDRIC与较差的CSS（ HR=1.763， P=0.004）和DMFS（ HR=1.902， P=0.004）显著相关。依据EDRIC的四分位数进行分组的组间比较：与EDRIC≤1.56 Gy的患者相比，EDRIC>2.64 Gy（ P<0.001）和EDRIC为<2.06~2.64 Gy（ P=0.049）患者的CSS明显降低。DMFS在EDRIC按照四分位数分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EDRIC≤1.56 Gy相比， P值分别是<0.001、0.004、0.022）。 结论:EDRIC是接受SBRT治疗的周围型ES-NSCLC患者CSS和DMFS的重要预测因素，提示在放疗过程中免疫系统所受辐射剂量对预后的影响不容忽视，EDRIC有助于量化SBRT对机体免疫系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