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使用远像光屏进行阅读学习的效果与舒适性。方法:前瞻性交叉试验。于2021年7月通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招募成年受试者39人，男性16人，女性23人，年龄（26.4±4.5）岁。按区组随机方法决定先用印刷品阅读（19人）和先用远像光屏阅读（20人），先后阅读打印在纸张上（印刷品）的和显示在远像光屏上的数字校正表，之间休息2 h。记录阅读速度、阅读效率及阅读正确率，记录每次阅读前后的视力（最小分辨角的对数）、屈光度数、闪光融合频率（CFF）、视疲劳评分、立体式锐度等的变化值。定量资料的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受试者阅读印刷品的阅读速度、阅读正确率、阅读效率分别为（41.2±11.6）组/min、80.7%±13.3%和（32.4±7.4）组/min，阅读远像光屏的阅读速度、阅读正确率、阅读效率分别为（41.7±11.1）组/min、76.4%±12.6%和（31.1±6.4）组/min，阅读速度（ t=-0.462， P=0.648）和阅读效率（ t=1.954， P=0.058）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阅读正确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226， P=0.032）。受试者在阅读印刷品后右眼和左眼视力分别下降0.014±0.032、0.013±0.050，而阅读远像光屏后分别提高0.007±0.033、0.007±0.03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右眼 t=2.592， P=0.013；左眼 t=2.154， P=0.038）。阅读印刷品后右眼、左眼近视度数分别增加（0.07±0.29）和（0.06±0.24）D，阅读远像光后则分别增加（0.01±0.29）和（0.02±0.28）D；阅读印刷品后CFF降低（0.1±1.0）Hz，阅读远像光屏后增加（0.3±1.2）Hz；阅读印刷品和远像光屏后视疲劳主观量表评分均增加；但两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使用远像光屏进行阅读不影响阅读效率或额外增加视疲劳的程度，能够避免近距离阅读印刷品引起的视力的下降。

目的：:探讨不同类型视觉显示终端（VDT）引起受检者视觉疲劳的差异和对视觉健康的影响。方法：:前瞻性自身对照研究。纳入30名受检者，男7名，女23名，年龄23（23，25）岁，等效球镜度（-3.86±2.71）D，受检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配的顺序先后观看类纸护眼屏及电视屏幕的视频，所有受检者在相同环境相同视角下观看视频30 min，观看前后分别填写视疲劳量表，测量调节、集合、融合等视觉功能指标并记录瞬目次数。观看视频前后各观测指标数据的比较根据数据正态性选择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或Friedman检验及Wilconxon秩和检验进行统计。结果：:观看2种屏幕后所有受检者的瞬目频率增加，看近的单眼、双眼正相对调节能力提高。观看类纸屏及电视屏前受检者的瞬目频率分别为15.7（11.8，17.3）、16.9（13.1，19.4）次/min，观看2种屏幕后分别为18.9（12.7，20.1）、20.4（15.3，21.9）次/min，2种屏幕观看后都较观看前瞬目频率明显增加（ Z=2.82， P=0.01； Z=-2.27， P=0.02），但2种屏幕间无差异；观看类纸屏后视疲劳量表评分较观看前明显降低（ P=0.02）且明显低于观看电视屏后（ χ2=5.57， P=0.01），而观看电视屏前后量表评分无显著变化；观看类纸屏后看近水平外隐斜度数较看屏幕前增长明显（ F=2.87， P=0.049），且明显大于观看电视屏后（ P=0.049）；观看类纸屏后调节性集合/调节比值（AC/A）相较观看电视屏后更低（ χ2=2.99， P=0.03），但观看2种屏幕前后无明显差异；观看2种屏幕后，受检者右眼、左眼及双眼的正相对调节能力（PRA）都较观看前增加（ F=11.01、5.01、10.00，均 P<0.05），同时观看类纸屏后的双眼PRA较观看电视屏更高（ P=0.02）。观看类纸屏后近眼位负融像破裂点，远眼位正融像恢复点较看屏幕前均有增加（ P=0.02、0.04），观看电视屏后各融像性功能参数无明显改变。 结论：:短时间、中等距离观看VDT可引起视疲劳感受及部分双眼视觉功能指标变化；不同类型的VDT可对人眼的视觉功能产生不同影响，观看电视屏比观看低蓝光、无频闪的类纸护眼屏可能更容易引起视疲劳。

目的:研究放疗工作环境辐射对塑料闪烁体探测器Exradin W1进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RT)计划绝对剂量验证的影响。方法:将立体验证模体(SDVP)的电子计算机断层(CT)影像扫描后导入计划系统，利用自制档铅分别在屏蔽或不屏蔽光电组件的条件下进行3 cm×3 cm至20 cm × 20 cm的方形梯度射野照射、虚拟靶体积(PTV)非共面弧照射以及10例容积调强弧形立体定向放射治疗(VMAT SRT)临床计划验证，记录各测量值并对比分析环境辐射在不同条件下对剂量测量的影响。结果:光电组件的噪声效应随开放射野面积增大而增大，随光电组件与等中心距离增大而减小；非共面弧对光电组件噪声效应贡献随射野增大而增大，最大可达4.16%；临床SRT计划验证测量时，屏蔽前与屏蔽后与治疗计划系统(TPS)相对误差分别为(1.39±1.05)%和(0.59±1.0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5.343， P<0.05)；与A16小空气电离室实测结果相对误差分别为(1.22±1.56)%和(0.42±1.42)%，W1测量误差明显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5.414， P<0.05)。 结论:Exradin W1探测的测量结果与电离室及计划系统的计算结果一致度较好，但其准确度易受放疗工作环境辐射的影响。测量非共面照射时应将光电组件尽量摆放在远离辐射等中心位置，并予以适当遮挡或屏蔽，可有效提高测量准确性和稳定性，为临床精准放射治疗提供有力保障。

胰腺癌是一种隐匿性强且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5 年生存率低于 8％[1].只有小部分(11％)胰腺癌患者在肿瘤早期和局部期被诊断,大多数(52％)患者在胰腺癌被诊断时已发生了远处器官转移[2]. 目前胰腺癌在诊断上,缺乏理想的高特异性诊断标志物及影像学检查;在治疗上,手术治疗成功率低,放疗缺乏敏感性,联合化疗预后差. 近年来,研究者们逐渐将目光投向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以寻求新的诊治思路. TME指肿瘤在发展中所处的局部生物环境, 包括肿瘤细胞、基质细胞及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ces,ECM)等[3].与其他实体瘤对比,胰腺肿瘤间质致密,病灶内部低灌注和缺氧,因此,靶向基质屏障是研究者热衷的研究方向. 透明质酸(hyaluronic acid,HA)作为肿瘤ECM中的主要成分,不仅参与形成致密的间质,还有显著的促纤维化反应[4].同正常胰腺组织相比,HA在胰腺癌间质中的含量更丰富[5],可通过与细胞表面 HA 受体,如 CD44、HA 介导运动的受体 (receptor for HA-mediated motility,RHAMM)等特异性结合,调节细胞生长、增殖和迁移,尤其在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6]. 因此,HA及其相关因子在胰腺癌的诊断和治疗上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目的:针对现有临床移动DR曝光控制距离短、潜在放射性威胁等问题,设计一种面向床边摄影的改进型无线移动DR.方法:在不改变移动DR内部电路情况下,外置增加无线遥控曝光装置,通过对电源的远程无线开关实现远距离的影像曝光控制.无线遥控曝光装置由Wi-Fi控制模块、继电器控制电路及触点开关控制3个部分组成,可通过手机或计算机无线连接该装置,远程对曝光控制电路模块的电源进行控制,继而实现DR曝光控制.结果:该装置有效提升了移动DR的曝光控制距离,曝光成功率达100％,大大降低了医护人员每次临床检查时遭受的辐射剂量.结论:该装置为医护人员的床边摄影作业提供了高安全性保护,也可以高频率应用于无铅屏蔽防护环境下的放射作业场景.

目的 建立一种骨内微血管可视化及形态学研究的新模型,测量血管参数并对模型可靠性进行评估.方法 10只新西兰大白兔行腹主动脉microfill灌注,取股骨远端标本进行固定、脱钙,利用microCT扫描三维重建对骨内微血管进行可视化研究,选取股骨远端标本制成厚约300 μm的硬组织切片,在荧光背景下观察骨内微血管分布及形态特征,对血管主要参数进行测量.结果 标本脱钙后进行microCT扫描重建,能够屏蔽骨组织CT值与灌注液CT值相近引起的干扰;厚切片荧光背景显像可以特异性显示微血管在骨组织中的分布及形态;在单位面积血管数、平均血管直径、血管面积分数测量中,microCT与组织学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75、0.921、0.661),但组织学切片中可视最小血管直径达毛细血管级别,显著小于microCT测量结果[(9.03±1.14) μm比(12.61±2.01)μm,P=0.038].结论 血管灌注、microCT扫描三维重建结合厚切片荧光背景显像可作为一种骨内微血管可视化及形态学研究的可靠方法.

胃癌在中国的发病率长期居高不下，腹腔镜胃癌手术最早于1999年在国内开展，迄今为止约20年。21世纪前10年是腹腔镜胃癌手术的探索时期，后10年为高速发展阶段。随着临床研究的深入，腹腔镜胃癌手术的适应证和手术方式不断拓展。荧光腹腔镜、3D/4K屏幕显像、机器人手术系统、5G远程手术等高新技术也不断涌现。腹腔镜胃癌手术已经成为胃癌外科治疗的重要选择之一，腹腔镜胃癌手术应当在理念进步及技术创新推动下向精准化、个体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目的]明确灰茶尺蠖Ectropis grisescens成虫复眼的超微结构及其明暗适应中的变化,探究其调光机制.[方法]采用超景深显微镜测定了灰茶尺蠖成虫复眼的小眼数量、间角、直径和曲率半径等外部参数,并通过组织切片、光学显微镜和透射电子显微镜等技术观察了复眼的内部超微结构;通过光学显微镜观察了灰茶尺蠖成虫复眼在明暗环境中分别适应2 h后晶锥结构及色素颗粒的位置变化.[结果]灰茶尺蠖成虫复眼呈半球形,雌、雄虫单个复眼分别有2 502±105和3 123±78个小眼.小眼自远端至近端由角膜、晶锥、透明区构成的屈光层和由15个视网膜细胞构成的感光层组成.2个初级色素细胞包裹着晶锥,自角膜近端延伸至视网膜细胞核区的远端;每个小眼外围由6个次级色素细胞围绕,自角膜近端延伸至基膜;在透明区内14个视网膜细胞聚集成束(非感杆束),远端与晶锥束末端连接,在感光层内形成闭合型感杆束,延伸至第15个视网膜细胞(基部视网膜细胞).在明暗适应时,灰茶尺蠖复眼的晶锥细胞间出现开闭,色素颗粒进行纵向位移,以适应外界的光强度的变化.[结论]灰茶尺蠖成虫复眼属于重叠像眼,感杆束为"14+1"模式;屏蔽色素颗粒的移动是其复眼适应外界光强度变化的重要机制.

目的 采用四维盆底超声联合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评价初产妇不同分娩方式对产后盆腔功能的影响.方法 采取前瞻性研究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进行产后复查的初产妇120例,年龄23～29岁,平均年龄27.22岁;产后时间4～6周,平均产后时间5.02周;胎儿出生体质量0.63～4.74 kg,平均体质量3.25 kg.根据分娩方式将其分为阴道分娩组(66例)、剖宫产组(54例).采用四维盆底超声和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观察盆底结构,比较两组患者静息屏气状态和缩肛状态肛提肌裂孔、弹性情况和肛门括约肌复合体之间的差异.结果 阴道分娩组患者静息屏气状态下肛提肌裂孔的前后径、左右直径和其面积显著高于剖宫产组[(5.02±0.56)cm vs(4.38±0.50)cm、(4.12±0.43)cm vs(3.75±0.40)cm、(14.12±1.25)cm2vs(13.15±1.10)cm2],厚度显著低于剖宫产组[(0.59±0.12)cm vs(0.70±0.16)cm](P＜0.05);阴道分娩组患者缩肛状态下肛提肌裂孔的前后径、左右直径和其面积显著高于剖宫产组[(3.80±0.30)cm vs(3.53±0.25)cm、(3.68±0.27)cm vs(3.41±0.22)cm、(8.75±0.88)cm2 vs(8.05±0.80)cm2],厚度显著低于剖宫产组[(0.48±0.11)cm vs(0.60±0.13)cm](P＜0.05).在近端平面,阴道分娩组患者6点、12点方向肛门内括约肌的厚度显 著低于剖宫产组;在中部平面,阴道分娩组患者12点方向肛门内括约肌的厚度显著低于剖宫产组;在远端平面,阴道分娩组患者6点、12点肛门外括约肌厚度显著低于剖宫产组(P＜0.05);阴道分娩组患者静息屏气左侧、静息屏气右侧、缩肛左侧、缩肛右侧的弹性显著低于剖宫产组[(23.69±1.55)kPa vs(36.88±0.80)kPa、(22.02±2.37)kPa vs(40.21±1.92)kPa、(39.95±2.97)kPa vs(69.64±2.00)kPa、(38.77±1.92)kPa vs(66.93±2.67)kPa](P＜0.05).结论 四维盆底超声和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联合诊断,对于初产妇产后盆腔功能的评价具有显著的临床意义.

青藏高原植被调查与制图一直是青藏高原植被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历史上,我国多次开展青藏高原植被考察活动,在植被制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本研究首先基于文献研读对青藏高原植被考察及其成果进行回顾,并对制图范围包括青藏高原的、使用比较广泛的植被图进行对比和分析;然后,基于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获取的植被调查样点数据,与多幅植被图在数据一致性方面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1)青藏高原植被调查的历史久远,但系统、科学的青藏高原植被调查开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期间获取了大量植被调查数据,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图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1 ∶4,000,000)》《中国草地资源图集(1 ∶1,000,000)》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1 ∶1,000,000)》是包含整个青藏高原、应用最为广泛的3幅植被图,《青藏高原现状植被图》是基于现阶段植被调查数据制作的青藏高原植被图.但是这4幅图在植被分类体系上存在较大差异,严重影响了图件之间的可比性.(2)对比发现,4幅植被图之间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面积较大的植被型组,如森林和草本植被,在植被图之间的一致性较高;但面积相对较小的植被型组,如沼泽与水生植被和农业植被,在植被图之间的一致性较低.进一步以高山嵩草(Carex parvula)草甸、紫花针茅(Stipa purpurea)草原、青藏薹草(Carex moorcroftii)草原、沙生针茅(Stipa glareosa)草原、矮生嵩草(Carex alatauensis)草甸、藏沙蒿(Artemisia wellbyi)草原、昆仑针茅(Stipa roborowskyi)草原、固沙草(Orinus thoroldii)草原等8种青藏高原的典型植被类型为研究对象,发现它们的面积和空间分布格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1 ∶1,000,000)》和《中国草地资源图集(1 ∶1,000,000)》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3)植被调查样点数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1 ∶1,000,000)》《中国草地资源图集(1 ∶1,000,000)))《青藏高原现状植被图》的对比发现,在植被型组水平上分别有45.05％、21.02％、50.83％的植被调查样点的植被类型与植被图不吻合.(4)近30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影响,青藏高原植被的分布格局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植被调查与制图技术进步巨大,高空间、时间及光谱分辨率遥感影像与深度学习技术在植被制图中的应用更加深入,绘制新一代青藏高原大、中比例尺的植被图的时机已经成熟.新一代大、中比例尺植被图的编制将给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管理、生态屏障区和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提供更为翔实的基础数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