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北京地区6~16岁在校生抑郁障碍的总体患病率、抑郁障碍患病率的年龄和性别效应及抑郁障碍患儿的情绪和行为特点。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北京市6~16岁在校中小学生的抑郁障碍患病率。第一阶段采用儿童行为调查表对高危儿童青少年进行初筛，第二阶段采用简明儿童少年国家神经精神访谈工具对初筛阳性的患儿进行进一步的诊断筛查，由2名精神科医师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第4版中关于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确定最终诊断抑郁障碍的人数。该研究属于流行病学类的调查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设计思路。同时采用 χ2检验对比其年龄及性别效应。 结果:北京市6~16岁在校生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2.29%(234/10 215例)。其中男童的患病率为1.80%(106/5 866例)，女童的患病率为2.94%(128/4 349例)。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存在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加，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增高。12岁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15岁前后达到峰值。抑郁障碍患儿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交问题、退缩抑郁、焦虑抑郁、体诉及冲动行为等方面。结论:北京市6~16岁在校生的抑郁障碍患病率为2.29%。抑郁障碍发生在中小学生的各个年龄阶段，在小升初和中考前后两个阶段需要重点关注学生的抑郁情绪，尤其需要关注女童的情绪问题。在进行抑郁障碍的筛查和诊治过程中，抑郁情绪的非典型症状需要重点关注。

目的:探讨脓疱型银屑病患儿病耻感对其学习行为的影响。方法: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应用病耻感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学习退缩行为量表对湖南省儿童医院86例脓疱型银屑病学龄患儿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单因素分析患儿病耻感、社会支持对其学习行为的影响，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影响儿童脓疱型银屑病患儿学习退缩行为的相关因素。结果:学龄患儿病耻感总分(42.85±3.98)分，学习退缩行为总分(73.96±3.98)分，社会支持总评分(25.82±3.85)分。经Pearson单因素分析显示，病耻感总评分及其各维度与学习退缩行为总评分、心理退缩行为评分及积极学习行为呈正相关( P<0.05)，而与社会支持总评分、客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呈负相关(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社会隔离、社会排斥、内在羞耻感、定期接受随访、接受心理干预及社会支持利用度是影响脓疱型银屑病患儿重返学校后学习退缩行为的主要因素( P<0.05)。 结论:学龄儿童脓疱型银屑病患儿重返学校后病耻感及学习退缩行为较明显，社会应给予患儿相关支持，以减轻患儿病耻感，提高患儿对疾病认知及自信心，让患儿重新适应校园生活。

患儿，男，7岁3个月，因"发育迟缓"就诊。患儿系G1P1，足月顺产，无窒息抢救史。患儿生后有喂养困难。1岁6月会独走，2岁会说话。父母非近亲婚配，父亲正常，母亲有特殊面容，表现为睑缘深，蓝色巩膜，眉毛外1/3稀疏，其余家系成员表型未见异常，家族中无其他遗传疾病史。查体：身高124.2 cm(P25-50)，体重20 Kg(P3-10)，特殊面容：长睑裂，弓形眉伴外侧1/3稀疏，蓝色巩膜，眼窝稍凹陷，睫毛深、长，宽鼻根，上唇薄及下唇厚，耳廓大；牙齿排列不整齐，关节过伸，左手通贯掌，第五指较短。辅助检查：智测：智商(IQ)44分；儿童行为量表总分为：40分，提示患儿存在社交退缩及多动行为；视听整合连续测试(IVA-CPT)提示患儿为混合型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染色体核型：46，XY；肝脏、双侧肾上腺区及腹膜后B超未见明显异常；双侧腹股沟、阴囊及睾丸B超未见异常，睾丸大小右侧约为2.1×1.0 cm，左侧约为2.0×1.1 cm；颅脑MRI示平扫未见明显异常，蝶窦黏膜局部增厚。

目的:探讨中青年居家腹膜透析患者的症状管理体验。方法:采用描述性现象学研究方法，根据目的抽样法选取13例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提炼主题。结果:共归纳出4个主题，包括症状管理存在的困境（症状管理知识匮乏、症状感知能力不足）、症状管理效果不佳带来的影响（日常生活行为受限、家庭角色减弱、重返职场受阻、社交活动退缩、经济负担加重）、两极化的症状管理应对策略（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多方面的症状管理需求（憧憬新型治疗方式、期盼疾病知识普及、渴望多方面社会支持）。结论: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居家症状自我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和需求较多，提示医护人员需结合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的特点和心理，实施针对性干预措施，提高其症状管理能力。

目的:研究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患儿的行为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为其防治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取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门诊定期随访的25例湖南地区CAH患儿(年龄为4～16岁)(CAH组)为研究对象，以1∶2比例选取湖南地区年龄、性别匹配的健康儿童50例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对所选对象的家长进行调查，评估儿童行为问题。应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CAH组4～5岁男童外向化行为、攻击性因子及行为问题总分均高于健康对照组[(12.440±8.353)分比(5.060±5.230)分、(9.670±6.481)分比(4.110±4.157)分、(22.110±13.062)分比(12.890±9.405)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829、2.711、2.109，均 P<0.05)，其余CAH组患儿在行为问题总分及各因子方面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为孕酮( β＝0.567)；睾酮为外向化和内向化问题的影响因素( β＝0.582、0.497)，并影响躯体诉述、违纪、社交退缩行为( β＝0.735、0.531、0.492)；影响分裂样的因素为初治年龄( β＝0.402)。 结论:4～5岁CAH男童存在行为问题，其中攻击和外向化行为问题较为普遍。睾酮升高可能引起患儿内向化和外向化行为问题，其中躯体诉述、社交退缩、违纪受影响更大；孕酮升高则可能导致患儿的行为问题；初治年龄越大，分裂样问题可能越严重。

目的:探讨 CTNNB1基因突变致发育障碍患儿临床表型及基因突变情况。 方法:收集2017年5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收治的1例 CTNNB1基因突变患儿的临床资料，应用全外显子测序技术对该例患儿及其父母进行家系验证，并对突变位点进行致病性分析。 结果:患儿男性，6岁1个月，临床表型包括智力障碍、运动发育障碍、言语障碍、视觉障碍（内斜视）、小头畸形及行为问题（社交退缩、过分依赖等），还出现惊恐综合征表现（即在听觉和视觉刺激下发生突发性惊叫、身体伸直性僵直等，随后短周期出现全身伸直性僵直状态）。全外显子测序结果显示患儿存在 CTNNB1基因新发突变c.283（exon4）C>T，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变异分类标准与指南，判读c.283（exon4）C>T突变为致病性突变（PVS1+PS2+PS1+PM2+PM）。父母家系验证未发现相关基因变异。 结论:CTNNB1基因突变c.283（exon4）C>T可致神经发育障碍，包括智力障碍、运动发育障碍、言语障碍、视觉障碍、小头畸形及行为异常。

目的:探讨丰富环境对早期经历反复操作性疼痛早产儿幼儿期行为发育的影响。方法:横断面研究，纳入2016年10月至2021年3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高危儿门诊建档并随访至2岁的80例高危早产儿（既往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经历反复疼痛刺激），作为早产儿组；选取同期本院儿童保健科门诊体检的39名足月出生的2岁健康儿童，作为足月儿组。早产儿组根据丰富环境具体实施情况，分为早产儿干预组和早产儿对照组。收集3组儿童出生资料，测量2岁时生长发育指标，Gesell发育量表评估神经心理发育，儿童行为量表评估行为发育情况，收集唾液检测面对新奇事物不同时间点（基线、任务态、结束时）皮质醇水平，通过调查问卷评估家庭环境包括母亲育儿压力等。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最小显著差异法（LSD）检验比较3组儿童体格发育情况、母亲育儿压力、神经心理发育和行为问题；重复方差分析和LSD检验比较3组唾液皮质醇的分泌变化；运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儿童神经心理以及行为发育和皮质醇分泌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早产儿干预组44例，其中男17例，出生胎龄（31.3±2.8）周；早产儿对照组36例，其中男29例，出生胎龄（32.5±2.6）周；足月儿组39名，其中男23名，出生胎龄（39.3±2.1）周。早产儿干预组和早产儿对照组在2岁时的身长、体重和头围均低于足月儿组（均 P<0.05）。早产儿对照组儿童Gesell发育量表评估大动作、精细动作、适应性、语言和个人社交的发育商均低于足月儿组（91±7比97±6，88±9比94±6，89±8比99±8，84±10比100±15，89±7比95±6，均 P<0.01）；早产儿干预组在大动作、精细动作、适应性和语言方面发育商均高于早产儿对照组（均 P<0.05），与足月儿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早产儿对照组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经历针刺性操作次数与2岁时适应性发育商呈负相关（ r=-0.48， P<0.05）。早产儿对照组儿童社交退缩、抑郁、躯体不适、攻击行为及破坏性行为得分均高于足月儿组和早产儿干预组（ F=8.07、5.67、7.72、7.90、7.06，均 P<0.05）；早产儿干预组与足月儿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早产儿对照组的行为问题（社交退缩、抑郁）均与母亲育儿压力呈正相关（ r=0.66、0.50 ，均 P<0.05）。在面对视觉新奇事物时，早产儿对照组唾液皮质醇随任务时间变化分泌水平持续高于足月儿组（ P=0.006），与早产儿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经历的致痛性操作次数以及针刺性疼痛次数均呈负相关（ r=-0.83、-0.80，均 P<0.01）。早产儿干预组皮质醇随时间变化趋势与足月儿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72）。 结论:丰富环境干预可改善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经历反复操作性疼痛的早产儿2岁时神经心理发育，纠正不良行为问题，下调任务态时皮质醇的高分泌水平。

目的:了解二胎返岗女护士工作-家庭冲突与心理弹性、工作退缩行为的现状，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心理弹性在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退缩行为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心理弹性量表（CD-RISC）中文版、工作-家庭冲突量表（WFC）、工作退缩行为量表（WWBS）对303名二胎返岗女护士进行调查。结果:二胎返岗女护士WFC总分为（53.22 ± 13.63）分，其中时间方面得分最高，为（18.92 ± 5.00）分，行为方面得分最低，为（16.92 ± 6.07）分；WWBS总分为（18.79 ± 4.26）分，其中心理退缩维度得分为（13.99 ± 3.53）分，行为退缩维度得分为（4.80 ± 1.22）分；CD-RISC总分为（88.81 ± 16.45）分。WFC各维度得分及总分与WWBS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呈正相关（ r值为0.122~0.396， P<0.05或0.01），CD-RISC各维度得分及总分与WFC、WWBC各维度及总分呈负相关（ r值为-0.320~-0.094， P<0.05或0.01）。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心理弹性在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退缩行为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心理弹性的培养是缓和二胎返岗护士工作-家庭冲突，改善工作退缩行为状况的有效途径。

目的:探究自我调节疲乏在中青年突发性聋患者听障接受度与工作退缩行为间的中介效应，为工作退缩行为干预措施的制订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便利选取2021年2月至2022年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治疗的326例中青年突发性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修订版残障接受度量表、自我调节疲乏量表、工作退缩行为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中青年突发性聋患者听障接受度评分为（59.82 ± 10.99）分，自我调节疲乏评分为（60.38 ± 8.84）分，工作退缩行为评分为（39.06 ± 6.51）分。自我调节疲乏与听障接受度呈负相关（ r=-0.541， P<0.01）；工作退缩行为与听障接受度呈负相关（ r=-0.488， P<0.01），与自我调节疲乏呈正相关（ r=0.587， P<0.01）。自我调节疲乏在中青年突发性聋患者听障接受度与工作退缩行为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比为56.30%。 结论:听障接受度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中青年突发性聋患者的工作退缩行为，还能通过自我调节疲乏对其产生间接影响，医护人员应重视听障接受度、自我调节疲乏和工作退缩行为的内在联系，提升患者听障接受度，缓解其自我调节疲乏，避免工作退缩行为的产生。

目的:探讨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和社会退缩在同伴关系和抑郁症状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2020年9~10月采用同伴依恋量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社会退缩量表和抑郁量表对多所学校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共1 936名学生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采用SPSS 21.0和SPSS PROCESS宏程序对数据进行处理。统计方法采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结果:(1)同伴关系[(94.78±17.27)分]与核心自我评价[(34.14±7.52)分]呈显著正相关( r＝0.50， P<0.01)，与抑郁[(12.21±6.02)分]、社会退缩[(32.34±11.45)分]均呈显著负相关( r＝-0.55，-0.58，均 P<0.01)，社会退缩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 r＝0.54， P<0.01)。核心自我评价与社会退缩、抑郁呈显著负相关( r＝-0.48，-0.67，均 P<0.01)。(2)同伴关系对抑郁症状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效应值＝-0.205， P<0.01)。核心自我评价和社会退缩分别在同伴关系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中起单独中介作用(效应值＝-0.231，-0.088，95% CI＝-0.261~-0.202，-0.110~-0.068)，两者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025(95% CI＝-0.033~-0.019)。 结论: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使青少年形成较高的核心自我评价以及较少的退缩行为，从而降低抑郁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