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以黄疸、贫血、脾肿大、外周血球形红细胞增多、红细胞渗透脆性增加为主要特征，但缺乏特异性，易误诊、漏诊，尤其新生儿很少有典型的球形红细胞增多、红细胞渗透脆性增加及脾肿大。本文报道1例ANK1基因新发变异导致的新生儿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患儿及其家系其他患者的诊疗过程，加强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

目的:探讨囊泡介导的转运相关基因（VMTGs）与透明细胞肾细胞癌（ccRCC）预后的关系，构建预后风险评分模型及列线图。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和基因表达数据库（GEO）分别获取601例和55例信息完整的ccRCC临床和转录组数据，从Reactome数据库下载722个VMTGs。使用"DEseq2"R包分析得到TCGA中肿瘤和正常样本的差异表达基因（DEGs），与VMTGs取交集得到142个差异表达的VMTGs，其中96个上调基因，46个下调基因。通过单因素Cox分析筛选得到59个预后相关基因。依次通过最小绝对值收敛与选择算子（LASSO）回归、逐步回归分析及多因素Cox分析构建模型。根据模型评分将患者分为高、低风险组，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高、低风险组的生存差异。用GEO数据集对风险评分模型进行验证，分析高、低风险组生存差异。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分析评估风险评分模型的预后价值。结合风险模型评分和临床特征构建列线图。结果:通过分析得到7个预后相关的VMTGs[驱动蛋白家族成员18B（KIF18B）、分拣蛋白1（SORT1）、溶质载体家族18成员A3（SLC18A3）、驱动蛋白家族成员13B（KIF13B）、血清淀粉样蛋白A1（SAA1）、锚蛋白3（ANK3）以及缝隙连接蛋白β1（GJB1）]，用于构建风险评分模型，低风险组的预后优于高风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7.0， P<0.01）。接受者操作特性曲线（ROC）中1、3、5年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85、0.740、0.739，提示风险评分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GEO队列中低风险组的预后优于高风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6， P<0.05），且1、3、5年的AUC分别为0.914、0.873、0.763，表明预测预后效能较好。单因素[风险比（ HR）＝2.718，95%置信区间（ CI）＝2.253～3.280， P<0.01]和多因素（ HR＝2.100，95% CI＝1.717～2.570， P<0.01）Cox分析结果显示风险评分模型是独立的预后因素。列线图1、3、5年的AUC（分别为0.869、0.812、0.783）表明预测预后效能较好。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DCA）显示列线图的预测准确性较好。 结论:基于VMTGs的风险评分模型及列线图可以准确预测ccRCC患者的预后生存，且能对患者进行有效分层。

目的:运用基因芯片技术筛查与黑素瘤相关的DNA异常甲基化位点，初步构建黑素瘤特异性甲基化谱。方法:采用Illumina Human Methylation 450K全基因组甲基化芯片对6例黑素瘤组织及其瘤旁组织标本进行全基因组DNA检测，得出差异DNA甲基化位点。采用Gene Ontology（GO）富集分析及KEGG_Pathway分析了解基因功能。结果:基因芯片检测结果显示，黑素瘤组织与瘤旁组织存在差异甲基化位点，共27 779个，其中16 673个为高甲基化位点，11 106个低甲基化位点。提高筛选条件为 P < 0.01、︳Δβ︳> 0.2，过滤掉所有单核苷酸多态性相关探针、位于XY染色体上的探针以及交叉反应的探针，共筛选得到4 883个差异甲基化位点，其中1 459（30%）个位于启动子区（包括TSS1500、TSS200、5′UTR、1st Exon）。GO富集分析显示，差异甲基化基因参与的生物学过程主要包括细胞生长、分化、黏附、运动迁移、信号转导及转录调控等。KEGG_Pathway分析显示，差异甲基化基因主要参与黏着斑、癌症通路、转化生长因子β信号通路、磷脂酰肌醇信号通路、黑素生成、趋化因子信号通路、黏合连接、钙信号通路、细胞黏附分子、MAPK信号通路、Wnt信号通路、JAK-STAT信号通路。基于"启动子区高甲基化位点对应的前16个基因、出现甲基化频率最高（CpG位点≥ 7）的基因、具有一定的功能或参与某条信号通路"条件，选出8个基因（ KAAG1、 DGKE、 SOCS2、 TFAP2A、 GNMT、 GALNT3、 ANK2、 HOXA9）作为黑素瘤候选生物标志物。 结论:黑素瘤组织存在较多高甲基化基因，8个差异甲基化基因有可能作为黑素瘤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了解合并胆汁淤积的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S）患儿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特点。方法:2013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湖南省儿童医院12例伴胆汁淤积的HS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临床资料，采用二代测序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应于Sanger测序法对疑似致病突变位点进行验证。结果:患儿均因皮肤黄染入院，8例（66.67%）患儿有阳性家族史，临床表现为黄疸、脾大（12/12）、腹痛、贫血（4/12）和肝大（5/12）。所有患儿血红蛋白下降，网织红细胞比例、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升高，红细胞脆性试验阳性，外周血可见球形红细胞。转氨酶升高者7例，重度转氨酶和胆红素升高者4例，胆道结石者8例，胆道扩张者2例。3例患儿肝脏病理检查提示肝细胞轻度损害（G1S1）。5例患儿共发现6种未报道突变， SPTB基因c.2431_2450del、c.4974-2A > G、c.2575G > A和22~35号外显子缺失， ANK1基因：c.2379-2380delCA和c.6dupC。经治疗后患儿胆红素仍有异常，2例患儿行脾脏切除，术后胆红素和血红蛋白恢复正常。 结论:HS患儿可出现胆汁淤积，治疗效果欠佳的患儿可考虑行脾脏切除术，6种新基因变异扩展了HS的基因突变谱。

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ereditary spherocytosis，HS)是一种红细胞膜缺陷导致红细胞破坏增多的家族遗传性溶血疾病。其临床表现可有溶血性贫血、黄疸、脾大等，由于HS症状常不典型，临床表现具有异质性，易误诊漏诊。HS长期溶血容易导致胆管结石或胆囊结石，部分患者以"胆石症"为主要症状就诊。本文报道一例因反复发作胆管结石合并黄疸而被长期漏诊ANK1基因突变所致的HS患者。

报道1例长QT间期综合征青年男性携带罕见变异ANK2 基因c.4315G>T 杂合错义变异（ANK2：p.Gly1439Cys het），并分析其诊治经过及文献复习，为临床诊治类似的病例提供一定的参考。

目的:探讨遗传性球型红细胞增多症(HS)的临床特点及相关基因突变。方法:选择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于昆明市儿童医院门诊及住院诊断为HS的10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其中，女性患儿为3例，男性为7例，平均年龄为4.5岁。收集这10例HS患儿一般临床资料，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其进行HS相关基因突变检测。回顾性分析HS患儿的临床特征、相关基因突变及疗效。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结果:①本研究10例患儿均以贫血、黄疸、脾大为临床表现。贫血以小细胞性贫血为主，重度贫血为4例，中度贫血为4例，轻度贫血为2例。患儿脾大以轻、中度为主，轻度脾大为4例，中度脾大为6例，无一例为重度脾大。患儿输血次数不一。3例患儿外周血球形红细胞比例增多，其余7例正常。4例红细胞渗透脆性增加，其余6例正常。患儿地中海贫血基因、铁蛋白及红细胞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水平均正常。②高通量基因测序结果显示，10例患儿中，6例存在ANK1、2例存在SPTA1、1例存在SPTB基因突变，1例存在SPTB基因2～3号外显子疑似重复。其中，ANK1基因c.4585C>T(p.R1529X)、c.3877C>T(p.R1293X)突变在人类基因突变数据库(HGMD)专业版中，已有文献报道与球形红细胞增多症相关。ANK1基因c.1471C>T(p.Q491X)、c.1817delT(p.L606Cfs*31)、c.4390＋5G>T(IVS36dsG-T＋5)、c.4189C>T(p.L1397F)突变，在HGMD专业版中未见报道。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指南，考虑ANK1基因c.1471C>T(p.Q491X)、c.1817delT(p.L606Cfs*31)突变为新发可疑致病突变。SPTA1基因c.4766G>A(p.W1589X)、c.5432G>A(p.R1811Q)突变，SPTB基因2～3号外显子疑似重复未见文献报道。其中，考虑SPTA1基因c.4766G>A(p.W1589X)突变为新发可疑致病突变。SPTB基因c.4735C>T(p.R1579X)突变已有文献报道。SPTB基因c.797_798del(p.I266Nfs*28)未见文献报道，并且考虑为新发可疑致病突变。③本研究4例接受部分脾动脉栓塞术的患儿中，2例术后未再接受输血治疗；1例术后6个月内，未再接受输血治疗，6个月后每2～3个月接受1次输血治疗，1例失访。其余6例未接受部分脾动脉栓塞术的患儿中，1例每2个月接受输血治疗1次；5例血红蛋白(Hb)值>90 g/L。结论:对于临床特征不典型的患者可以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辅助诊断HS。本研究发现4个未见文献报道的ANK1及SPTA、SPTB基因突变。

目的:探讨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ereditary spherocytosis，HS）患者临床及遗传学特点，报道发现的新突变位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1日至2023年1月31日在武汉儿童医院就诊的35例HS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24例男孩，11例女孩，年龄7.8（4.0，9.9）岁，分析其临床、血常规及生化检测等实验室结果，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纳入患儿进行致病基因检测，不同基因型之间血液学参数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35例患者临床表现为贫血；33例患儿存在黄疸、28例患儿脾大，11例患儿合并胆石症；35例患儿的基因检测结果均为阳性，17例患儿携带ANK1基因突变，14例患儿携带SPTB基因突变，1例患儿携带SPTA1基因突变，1例患儿携带SLC4A1基因突变；其中2例患儿同时携带ANK1和SPTB基因突变；35例患儿中共检测出39个突变位点，根据ACMG指南分为27个致病变异，6个可能致病变异，6个临床意义未明变异；所有变异位点中8个为已报道突变，31个为未见报道的新突变；携带ANK1变异的患儿与携带SPTB变异的患儿相比，外周血红细胞数量、血红蛋白含量、网织红细胞计数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HS患儿致病基因突变以ANK1和SPTB突变为主，携带其2种基因型的患儿之间表型无明显差异；并报道了31个新突变，扩展了该类疾病的变异谱。

目的:分析儿童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S)的临床表型及分子遗传学特点。方法:收集2014年6月至2018年6月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HS患儿的临床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采集20例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样本，应用二代测序技术进行靶向捕获或全外显子组测序，对可疑突变位点应用Sanger测序进行验证。结果:共43例患儿纳入研究(男23例，女20例)，中位发病年龄1岁11个月(1个月～10岁)。面色苍白(27/43例，62.79%)是主要的发病症状，典型临床表现为贫血(36/43例，83.72%)、黄疸(35/43例，81.40%)、脾大(33/43例，76.74%)、肝大(27/43例，62.79%)。外周血及骨髓血涂片球形红细胞比例≥0.1的患儿分别为23例(23/43例，53.49%)、17例(17/43例，39.53%)，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阳性20例(20/43例，46.51%)。29例患儿输血前后比较：输血后血红蛋白(Hb)[(88.69±11.22) g/L比(78.24±14.47) g/L]、平均红细胞体积(MCV)[(89.37±7.15) fL比(84.08±7.49) fL]、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29.12±2.70) pg比(27.36±1.95) pg]、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HC)[(361.79±32.27) g/L比(356.31±31.43) g/L]均升高，总胆红素(TB)水平较输血前下降[(33.27±16.42) μmol/L比(41.58±15.40) μ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538、－5.187、－5.412、－7.404、2.527，均 P<0.05)。7例患儿行脾切除术：术后Hb[(116.00±5.54) g/L比(75.71±9.96) g/L]、MCH[(29.87±1.62) pg比(24.61±1.65) pg]、MCHC[(391.14±12.99) g/L比(315.14±51.99) g/L]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9.234、－4.330、－4.031，均 P<0.05)。手术组患儿Hb较输血组升高明显，治疗效果更显著( t＝－9.247， P<0.05)。13例患儿在3种基因( ANK1、SPTB及 SPTA1)检出13种致病变异(11种是未报道的新变异)，8例为 ANK1变异，4例为 SPTB变异，1例为 SPTA1变异。13例变异中，除1例遗传自母亲外，余12例为新生变异(de novo)。 结论:儿童HS多以贫血、面色苍白为首发症状，输血可暂时改善贫血、黄疸症状，脾切除是有效的根本治疗手段。13例患儿获得基因诊断，为下一胎遗传咨询提供依据；在 ANK1、SPTB、SPTA1基因中共发现11种新变异，扩展了HS的基因突变谱。

对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新生儿科2019年5月确诊的1例伴 ANK3基因杂合突变的先天发育异常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患儿，女，10 min，因"出生窒息，复苏后10 min"就诊，患儿呈特殊外貌，自主呼吸少，无吞咽功能，肌张力极低，原始反射未引出，振幅整合脑电图(aEEG)提示暴发抑制(BS)背景活动，BS(+)，下边界2 μV，上边界50 μV，无睡眠觉醒周期，未见惊厥发作，原始脑电图暴发段见较多机械样刷，印象：重度异常aEEG。采用高通量测序基因检测发现患儿基因存在 ANK3基因c.4183(exon33)C>G及c.8239(exon37)C>T杂合突变，均未见报道。本病例丰富了 ANK3基因突变的临床表型，有利于对该基因的认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