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迹化石是埃迪卡拉纪存在两侧对称动物最有力的证据.但多数埃迪卡拉纪遗迹化石为简单、水平的表面爬迹或潜穴.在湖北三峡地区灯影组石板滩段含典型埃迪卡拉软躯体化石的地层中新发现一类形态特别的化石,呈蝌蚪状,一端膨大,一端细管状.通过对化石形态、同位素分析以及沉积学特征的研究,说明该化石为遗迹化石,而不是实体化石.蝌蚪状化石为一种复合迹,垂向活动形成球状的膨大端,平行藻席层活动形成近于水平的潜穴,反映了造迹生物垂向切穿藻席层并沿藻席层进行觅食的行为.该发现说明了在埃迪卡拉纪晚期已有两侧对称动物开始形成较为复杂的潜穴.

描述在重庆万州区铁峰山下侏罗统自流井组大安寨段首次发现的遗迹化石,鉴定为新种Palaeophycus tie engshanensis.该种以潜穴表面瘤状凸起特征与较大的潜穴尺寸区别于古藻迹其他遗迹种.遗迹组构分析表明该遗迹化石产出层位的层面生物扰动指数为最高级5,说明原始沉积环境的食物供给充足,氧含量高,造迹生物大量繁盛并活动频繁.根据沉积相变化特征,四川盆地东部地区自流井组沉积期经历了与四川盆地北部地区类似的古环境变迁即湖退过程.两者区别在于四川盆地东部自流井组局部层段可能更适宜底栖动物生存.

瓦啄嘴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官田沟村2组,地貌特征为长江右岸二级阶地.地理坐标30°01′56.7″N,107°51′51.7''E,海拔167 m,为距今约70-80 ka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遗址与附近发现的井水湾遗址等紧密相连,反映三峡地区二级阶地曾分布有密集古人类活动遗迹.遗址出土有7科10属11种小哺乳动物化石,分别为Soriculus nigrescens,Chodsigoa smithii,Anourosorex squamipes,Crocidura suaveolens,Rhinolophus pearsoni,Hipposideros armiger,Rattus norvegicus,Rattus flavipectus,Trogopterus xanthipes,Rhizomys pruinosus,Nesolagus sinensis.小哺乳动物生境和活动规律反映,古人类经济生产所涉及资源域广泛,对垂直高差显著的山地环境有很强适应能力.遗址小环境为峡谷区低海拔热带季风气候.但在遗址周围山地,则分布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温带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等立体植被带.遗址小哺乳动物群中食虫目种类和最小个体数较多.而中华苏门答腊兔(N.sinensis)的发现,则为三峡峡谷晚更新世早期热带季风气候区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遗迹歧异度作为评估生物成因构造中形态轮廓变化的概念被引入,它揭示出造迹生物个体轮廓、运动系统和行为过程的主要创新.遗迹歧异度是基于形态结构设计的测量鉴别,而遗迹多样性是指遗迹分类的数量,即遗迹属或遗迹种的数量.本文统计前寒武纪-寒武纪之交(埃迪卡拉纪和寒武纪纽芬兰世、第二世)的88个遗迹属,并鉴定出40个形态结构设计类型,其中前寒武纪包含22个形态结构设计类型,遗迹多样性为32;寒武纪遗迹形态结构设计类型为38个,遗迹多样性为82.前寒武纪-寒武纪之交的遗迹化石资料显示,埃迪卡拉纪和寒武纪幸运期之交是遗迹多样性与遗迹歧异度的突变期,两者数量均显著增加.这表明造迹生物在数量上急剧增加,在形态类型上更加多样,造迹生物的个体轮廓、运动方式以及行为过程都渐趋复杂、多样,有力地支持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事件.遗迹歧异度和遗迹多样性相结合,将会进一步增强遗迹学在演化古生物学中的重要性.

郑州老奶奶庙遗址是位于东亚大陆腹地嵩山东麓的一个多层连续堆积的晚更新世露天遗址,经过2011-2013年三个年度的发掘揭露出了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和用火遗迹,14C年代数据集中分布在距今4.1-4.0万年之间,校正后为距今4.5万年左右.老奶奶庙遗址石核可以分为A类、B类、C类、D类、E类、F类等多种较为稳定的几何组织结构类型,这些几何组织形式是在有计划的操作程式下剥片的结果,而非偶然产生,其中以A类石核最特色.这些特征显示出老奶奶庙遗址石器工业向系统性剥片发展的趋势.

川西南峨眉山地区上白垩统夹关组由一套厚层到块状中、细砂岩组成,夹有少量粉砂岩和泥岩,底部有砾岩.本组地层中发育有丰富的遗迹化石,共识别出9属11种.根据遗迹化石的分布情况,划分出了5种遗迹组构,即:Palaeophycus遗迹组构、Arenicolites遗迹组构、Skolithos遗迹组构、Planolites遗迹组构和Scoyenia遗迹组构;结合它们所分布岩层的沉积特征,认为前三者分别分布于河流环境中水动力强的边滩下部、水动力中等到较强的边滩中上部和边滩向堤岸过渡的环境,后两者分布于水动力较弱的天然堤环境.

豫西寒武系苗岭统张夏组薄层微晶灰岩中发育了大量的Thalassinoides bacae遗迹化石,利用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仪和扫描电镜观察,并结合能谱分析,对Thalassinoides bacae遗迹化石的元素分布及微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衬壁与围岩的元素特征相似,晕圈的Fe、Mg富集;在填充物与衬壁的边界处Fe的含量高,且有大量的莓状黄铁矿(微晶呈八面体、五角十二面体、立方体、球体和不规则形)、黄铁矿的自形单晶及其铁的氧化物.认为晕圈构造是受到铁白云石流体的影响而形成的成岩晕;莓状黄铁矿的特征表明其为生物成因,为Thalassinoides bacae的耕作行为习性提供了重要依据,表明造迹生物在潜穴衬壁的边缘培植微生物以提供食物来应对食物贫乏,这是早期生物行为习性进化及后生动物向不同环境辐射的重要标志.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关家崖剖面奥陶系马家沟组五s亚段地层中保存大量无脊椎动物遗迹化石,可识别出居住迹、牧食迹、觅食迹三大类,共7个遗迹属、14个遗迹种,分别是Arenicolites isp.,Cylindricum isp.,Helminthopsis abeli,Helminthopsis isp.1,Helminthopsis isp.2,Lorenzinia isp.,Planolites isp.,P lanolites beverleyensis,Planolites montanus,Teichichnus rectus,Thalassinoides isp.1,Thalassinoides isp.2,Thalassinoides isp.3,Thalassinoides isp.4.根据遗迹化石特征及其沉积环境,可划分3个遗迹组合:1)Helminthopsis-Planolites组合,该组合以觅食迹为主,部分为居住迹,出现在潮间带和潮下带;2)Thalassinoides-Teichichnus组合,该组合遗迹化石种类较单一,主要为觅食迹,分布于潮间带和潮上带;3)Thalassinoides-Helminthopsis组合,该组合出现在潮间带.基于遗迹化石组合的分布特点,提出山西兴县奥陶系马家沟组五s亚段的沉积环境模式.

用火是人类独有的行为能力,对人类的生存演化至关重要.用火熟食改善了人类的营养,导致人类生物特性发生一系列改变,人口、行为、社会关系和生存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用火使人类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并帮助人类改变工具与用具的材料特性,如对石料做热处理,进而发明了陶器和金属工具,开启了文明的历程.人类与火的互动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经历了偶尔利用自然火、时断时续对火控制和使用、有效保存火种乃至人工取火形成用火的日常习惯,进而发展到现代无所不在、不可或缺的复杂用火.人类用火被认为始于直立人的诞生,但目前提取到的证据指向150万年前.早期人类用火证据的提取和论证存在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需要精细的野外工作,做高精度的遗址埋藏和遗物遗迹的空间分析,须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模拟实验对地层沉积物和燃烧物证做微形态、成分、色度、磁化率、微体植物化石等尽可能多的宏观和微观分析,排除自然因素的干扰,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坚实可信.本文介绍了人类用火的历史、作用和对用火证据提取与分析的思路、方法与技术,通过一系列案例阐述人类用火的方式、发展演化过程和考古学家为破译远古人类用火的谜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以期对这项意义重大但常被忽视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提要西秦岭甘南地区晚二叠世-中三叠世半深海-深海相地层中赋存丰富的遗迹化石,出现了居住迹、觅食迹、停歇迹和牧食迹4大类,14属,包括:Arenicolites、Chondrites、Dictyodora、Diplichnites、Diplopodichnus、Helminthopsis、Laevicyclus、Lockeia、Nereites、Palaeophycus、?Phycodes、Planolites、Protovirgularia、Scolicia.二叠纪乐平统毛毛隆组主要包括Protovirgutlaria组合、Dictyodora-Helminthopsis组合和Diplichnites-Palaeophycus组合,上述3个遗迹化石组合主要由牧食迹和觅食迹组成,结合沉积相标志,指示了斜坡相沉积环境.早三叠世山尕岭群识出现了Diplopodichnus-Planolites组合,结合相应岩性及沉积相标志,反映了斜坡-盆地的深海沉积环境.中三叠世古浪堤组出现了Laevicyclus组合和丰富多样的沉积构造,指示了浊积扇的内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