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脓毒症伴急性肾损伤（AKI）患者入ICU 24 h内的肾周CT影像特征，建立并验证临床-影像诊断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016年12月至2020年10月收治的336例ICU脓毒症患者，根据患者入ICU的时间，将2016年12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251例脓毒症患者纳入训练组，2020年1月至2020年10月收治的85例脓毒症患者纳入验证组。根据患者是否合并AKI，将训练组患者分为脓毒症不伴AKI组（139例）和脓毒症伴AKI组（112例）。收集与AKI发生相关的临床指标，并分析患者入ICU 24 h内的肾周CT影像指标。对每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并将P < 0.05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与AKI发生独立相关的临床和影像指标，建立并验证临床-影像诊断模型。结果:脓毒症伴AKI组和脓毒症不伴AKI组脓毒症感染部位、实验室指标（血清肌酐升高、血清尿素氮升高、血清碳酸氢盐、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及急性病生理学和长期健康评价Ⅱ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影像指标中，脓毒症伴AKI组的左肾周筋膜增厚发生率及左肾周脂肪密度相对百分比均更高、左肾后脂肪厚度更厚（P均<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肌酐升高[比值比（OR）= 40.495，95%置信区间（CI）（18.805，87.200），P < 0.001]、左侧肾周筋膜增厚[OR = 3.437，95%CI（1.597，7.398），P = 0.002]均是脓毒症患者伴发AKI的独立危险因素。训练组临床-影像诊断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为0.894[95%CI（0.850，0.929），P < 0.001]，验证组的AUC为0.877[95%CI（0.788，0.938），P < 0.001]。结论:脓毒症患者入ICU 24 h内腹部CT平扫特征——左肾周筋膜增厚是脓毒症伴AKI独立危险因素，联合基线血清肌酐水平增高提示脓毒症伴AKI的发生。

目的:分析重症监护室手术部位切口感染患者的预后危险因素。方法:纳入2014年7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滨江院区综合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 ICU)诊断为切口感染的患者117例，分为生存组和死亡组，记录患者的基线资料、实验室检查、手术及相关治疗情况、分泌物培养病原菌类型。使用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采用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分析各变量的重要性，计算变量的权重以及模型的准确性。结果:单因素分析发现，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s Ⅱ, APACHEⅡ)、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 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N-末端脑利钠肽前体（N-terminal pro-brain nitric peptide, NT-pro-BNP）、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CRRT)、CRRT天数、血管活性药物使用天数、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天数、多重耐药菌(multi-drug resistant organisms, MDROS)感染与患者预后不良相关。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APACHEⅡ评分(odds ratio, OR=1.112，95% confidential interval, CI:1.009~1.225， P<0.05)、PT( OR=1.348，95% CI:1.078~ 1.686， P<0.05)、CRRT天数( OR=1.358，95% CI:1.109~1.663， P<0.05)、MDROS感染( OR=3.794，95% CI:1.084~13.281， P<0.05)是切口感染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ROC曲线结果示APACHEⅡ评分的曲线下面积最大，当APACHEⅡ评分为16.5分，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1.5%和65.9%，能较好地预测ICU切口感染患者的死亡结局。APACHEⅡ评分越高、PT值越大、CRRT治疗时间越长、MDROS感染提示患者预后越差，当APACHEⅡ评分>16.5分，CRRT天数>7.5 d，PT>17.05 s，切口多重耐药菌感染时患者的死亡风险显著增加。采用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分析各变量的重要性，显示多重耐药菌感染（权重0.389）、APACHE Ⅱ评分（权重0.228）、PT值（权重0.100）、CRRT天数（权重0.283），模型准确率85.0%，ROC拟合曲线下面积85%。 结论:APACHEⅡ评分、PT延长、CRRT天数、多重耐药菌感染是影响ICU手术部位切口感染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这类高危人群应该早期识别并采取干预措施。

目的:探讨新生儿接种卡介苗后不良反应的临床特征及其相关因素。方法:选取民乐县妇幼保健院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接种卡介苗的新生儿4 800例，建立微信群及电话随访，记录新生儿接种卡介苗后不良反应的临床特征以及相关因素。结果:4 800例接种卡介苗的新生儿中，33例出现了比较明确的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0.69%，其中以皮肤局部不良反应(0.30%)、淋巴异常(0.16%)、发热(0.12%)等最为常见。在不良反应的发生时间方面，疫苗接种8～60 d左右不良反应发生频次最高(0.35%)，其次为疫苗接种30 min至24 h(0.16%)、疫苗接种1～7 d(0.12%)，疫苗接种30 min内不良反应发生频次最低(0.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6.629， P<0.05)。在不良反应的影响因素方面，新生儿体质可能是影响新生儿接种后发生不良反应的主要因素，其次可能为夏秋季、新生儿体质、接种量、接种疫苗菌株的残余毒力、卡介苗注射前摇晃不均匀或未被充分溶解、接种部位过深或过浅。 结论:新生儿接种卡介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为0.69%，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生儿接种卡介苗后不良反应发生与夏秋季、新生儿体质、接种量、接种部位过深或过浅、接种疫苗菌株的残余毒力等多种因素有关，家长及医务人员应加强不良反应的观察，及早识别不良反应，并积极予以干预治疗，进一步降低不良反应导致的损伤，保障接种安全。

目的:对人参根茎（芦头）、主根的色谱指纹图谱进行比较分析，检视其化学成分整体一致性，为人参是否去芦头炮制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高效薄层色谱（HPTLC）比较人参不同部位样品的色谱一致性；运用HPLC测定人参不同部位的指纹图谱，并结合对照品进行共有峰鉴定及相似度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HPTLC图谱中，人参芦头、主根及全参特征图谱相似，并且有较清晰的共有条斑7~9个。HPLC指纹图谱显示，人参芦头、主根及全参的色谱图有13个共有峰，鉴定了6个峰，包括7个人参皂苷，分别为人参皂苷Rg1&Re（混合峰）、Rf、Rb1、Rc、Ro、Rd；各样品相似度范围为0.842～0.993；各峰面积的差异综合贡献了样品间的相似度差异，其中芦头为主要影响；人参皂苷Ro、Rb1等6个成分为差异标志物，在人参芦头中相对含量显著高于主根。结论:人参芦头与主根和全参化学成分类型一致，人参炮制去芦头将导致人参整体有效成分人参皂苷损失。结合资源、人力成本方面考虑，建议人参炮制时无须去芦，以全参入药。

快速、准确诊断心血管器械感染仍是临床的一大挑战。解剖影像技术，如超声心动图、心脏CT或CT血管造影术是临床疑似心内膜炎的一线检查。其能检出赘生物和瓣膜周边并发症。既往研究表明，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功能影像与解剖影像相比，具有独特优点。其可在发生形态学损伤前诊断早期心脏器械感染，并识别感染源或在体内其他部位的细菌栓子。尽管 18F-FDG PET/CT的异常结果已作为器械相关和人工瓣膜心内膜炎的主要诊断标准，被纳入到2015年的欧洲心脏病学会指南，但美国指南尚未纳入这一标准。除了这些临床可用的影像学手段，研究者们还致力于开发靶向细菌的示踪剂用于特异性感染显像，包括细菌麦芽糖糊精转运体、细菌胸苷激酶、抗生素、抗菌肽、细菌抗体、噬菌体和细菌DNA/RNA杂交核苷酸寡聚物的示踪剂。在上述示踪剂中，放射性标记的抗生素已在人体中进行了研究，但未能成功在临床上用于感染显像。其余大多数示踪剂仅在实验动物中进行了研究。本文比较了解剖和功能影像在心脏器械感染中的作用，并讨论了 18F-FDG和细菌靶向示踪剂的优缺点。

目的:探讨孤立性脑桥梗死继发双侧小脑中脚华勒变性的临床和影像学特征。方法:回顾性纳入2017年6月至2021年12月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诊断为孤立性脑桥梗死后双侧小脑中脚华勒变性患者，并通过检索中英文数据库收集在2001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报道的孤立性脑桥梗死后双侧小脑中脚华勒变性患者，总结其临床及影像学特征。结果:共纳入孤立性脑桥梗死后双侧小脑中脚华勒变性患者48例，其中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患者14例，通过检索中英文数据库收集34例。男性33例（68.75%），女性15例（31.25%），年龄（65.8±10.7）岁（范围37~88岁）。大多数患者有血管危险因素，以高血压最为常见。入院时以构音障碍和肢体无力为主要临床症状。全部48例患者的梗死部位均位于脑桥旁正中动脉供血区，其中单侧37例（77.08%）（左侧18例，右侧19例），双侧6例（12.50%），5例（10.42%）资料不全。诊断华勒变性时，8例（16.67%）出现头晕或共济失调，6例（12.50%）原有症状加重，其余34例（70.83%）无新发症状或原有症状加重。所有患者双侧小脑中脚均呈对称性异常信号，以T 2或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DWI）高信号明显。1例患者在梗死发病次日即出现双侧小脑中脚T 2高信号，这是目前孤立性脑桥梗死后出现继发华勒变性发现时间最早的病例。 结论:孤立性脑桥梗死后出现双侧小脑中脚对称性病变时，应考虑到华勒变性的可能。华勒变性可在孤立性脑桥梗死后早期出现，大多数病例无新发症状或原有症状加重，常规MRI可早期识别。

目的:探讨酒精性与非酒精性韦尼克脑病（WE）的病因、临床表现、头颅MRI特征及治疗转归。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1999年5月至2019年5月51例WE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病因分为酒精性和非酒精性WE，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表现、MRI检查结果、治疗及疗效。结果:51例WE患者中酒精性占19.6%（10/51），非酒精性占80.4%（41/51），其中胃肠道手术（17.1%，7/41）、胆胰疾病（14.6%，6/41）和恶性肿瘤（12.2%，5/41）是非酒精性WE的常见原因。仅39.2%（20/51）WE患者具有典型的精神意识障碍、眼部症状、共济失调三联征；酒精性WE组与非酒精性WE组中出现典型三联征患者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10比36.6%（15/41），χ 2=0.959， P=0.619]，而精神意识障碍更多见于非酒精性WE[95.1%（39/41）比7/10，χ 2=5.738， P=0.017]。45例患者头颅行MRI检查，其中53.3%（24/45）出现双侧丘脑、导水管周围、第三脑室旁等部位对称性异常信号的典型表现，而非酒精性WE更易合并不典型病灶受累[66.7%（14/21）比1/3，χ 2=10.578， P=0.001]。49例患者在院期间予以维生素B 1治疗，91.8%（45/49）的患者症状改善，且非酒精性WE患者对维生素B 1的治疗反应优于酒精性WE患者[97.4%（38/39）比7/10，χ 2=8.128， P=0.017]。 结论:WE的非酒精性病因值得临床关注。与酒精性WE相比，非酒精性WE精神意识障碍发生率更高，头颅MRI更易出现不典型病灶受累，对维生素B 1的治疗反应更好。早识别、早诊断、早期予以补充维生素B 1是改善WE预后的关键。

目的:评估中国西南地区主要PICUs内儿童严重脓毒症的发病率、诊治及预后情况。设计:前瞻性观察性多中心研究场所:中国西南部8家PICUs，拥有19(13～24)张床位和1 322(1 066～1 452)年入院人数。对象: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共10 598例患者(29 d～18岁)连续入院。筛查和评估所有患者是否符合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其中10 353例患者因数据不完整或不符合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共识标准而被排除；纳入245例数据完整患者。干预措施:无测量方法与主要结果:最终纳入245例诊断为严重脓毒症或脓毒性休克的患者，纳入率2.3%，其中男性占64.0%，<5岁占80.8%，农村患者占60.8%，呼吸系统是观察到功能不全的最常见器官(76.7%)，也是最常见的感染部位(37.6%)。主要治疗方法为抗生素(99.0%)，免疫球蛋白(88.3%)，机械通气(78.4%)，血管活性药物输注(59.6%)和皮质类固醇(46.1%)。188例呼吸功能不全患者中，173例(92%)需要机械通气，39例(20.7%)符合儿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诊断标准。儿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死亡7例(7/39，17.9%)。机械通气和血管活性药物中位持续时间分别为123.5(35.25～226.00)h和2(1～5)d。86%患者在脓毒症被识别时已合并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31%的患者合并基础疾病。住院病死率为18.8%。结论:本研究首次报道了中国西南地区主要PICUs儿童严重脓毒症的发病率，治疗和预后。病死率仍然很高。因此改善临床诊治和实施大规模临床试验以提高早期诊断和治疗水平十分必要。

脓毒症是目前医学界面临的重大难题与挑战，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进步，各个领域对脓毒症的研究探索越来越深入。尽管多年来国际上对脓毒症采取积极的"拯救"措施，但是脓毒症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仍然居高不下。根据目前国际指南对脓毒症定义的更新，脓毒症被定义为感染引起的宿主反应失调，进而导致循环功能障碍及器官功能损害。感染是引发脓毒症的最初源头，而从感染发展到脓毒症是一个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其中包括病原体的侵入、细胞因子的释放、毛细血管渗漏和微循环功能障碍等，最终导致器官代谢紊乱和功能衰竭。在目前国际采用的Sepsis-3指南推荐中，以感染+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2分为脓毒症诊断标准，应对脓毒症的策略更多侧重在器官功能的"拯救"治疗上。经过近20年的努力，"拯救脓毒症运动"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急诊医学作为急危重症的前沿学科，能够最早收治急性感染患者。如果能够在感染早期从人群特点、感染病原体和部位、病情严重程度等方面来预测脓毒症发生的可能性，通过细胞因子检测及时发现"炎症风暴"，利用有效的临床评分系统对患者进行评估，对脓毒症高危患者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治疗手段以防止和阻断感染向脓毒症发展的进程，将有可能大大降低急性感染患者的脓毒症发病率和病死率。基于此，中国急诊医学专家提出"预防与阻断"脓毒症的概念，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预防脓毒症行动"（PSCC），提出在"脓毒症前期"及"围脓毒症期"开展针对性的诊断、检查和处理，实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降低脓毒症的发病率和病死率"的"三早两降"，为急性重症感染患者的诊治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本共识由急诊医学领域的4个学（协）会及5个相关杂志出版机构共同倡导、探讨、撰写，由来自急诊医学、重症医学、感染病学、药学及检验医学等专业学科的40余名专家多次讨论形成。共识内容包括急性感染患者的确定识别、抗感染治疗、脓毒症高危患者的排查筛查、"炎症风暴"的发现和应对、血管内皮细胞的保护和凝血功能的调控、液体支持方案及器官功能保护策略等，不仅总结归纳了临床常用的西医诊断治疗措施，也将祖国医学在脓毒症防治中的优势融入共识，期望能为临床医生提供一个全面的诊疗参考，为减少感染患者发展为脓毒症提供可靠的诊疗依据。

感染指由任何病原体引起的疑似或确诊的全身或局部感染，是儿童常见疾病之一，大部分儿童为轻度感染，预后良好，但少部分感染进展迅速，可引起多脏器功能障碍，甚至导致死亡，是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发热是感染常见临床表现之一，发热严重程度预测疾病严重性的有效性目前仍存在争议，相比于发热严重程度，患儿感染部位临床表现能更好地预测疾病严重性。了解感染的临床表现是早期识别、积极干预的关键，文章拟对感染的常见临床表现做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