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建立小鼠长期酒精注射中毒模型，探讨长期酒精摄入对小鼠小脑皮层苔藓纤维-颗粒细胞感觉信息突触传递的影响机制。方法:20只6～8周龄的健康雄性ICR小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生理盐水组(对照组)和酒精摄入组(酒精组)，每组10只。酒精摄入组每日腹腔注射浓度为20%的酒精，对照组则注射同等剂量的生理盐水，注射周期均为28 d。注射结束后，在小脑的Crus Ⅱ区清除头皮及肌肉组织，去除颅骨，剥离硬脑膜，利用气体喷射装置在同侧触须垫30 mm处给予吹风刺激，寻找最大反应部位后，在小鼠脑表面灌流NMDA受体阻断剂[D-(-)-2-amino-5-phosphono-valerate，D-APV]、代谢性谷氨酸受体1阻断剂(JNJ16259685)及N-甲基-D-天冬氨酸(N-Methyl-D-aspartic acid，NMDA)，每种药物灌流20 min，两种药物之间用人工脑脊液充分灌流直到波形恢复，期间通过膜片钳技术，记录小鼠小脑颗粒层电位波形的变化特点。采用Clampfit 10.3软件和SPSS 22.0软件对所有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给予吹风刺激后酒精组小鼠颗粒层场电位反应的潜伏期(11.8±0.7)ms较对照组(10.1±0.2)ms显著延长( t＝-8.041， P<0.05)，N1的振幅(1.2±0.1)mV明显小于对照组(0.6±0.1)mV( t＝-12.728， P<0.05)。与对照组比较，酒精组小鼠颗粒层场电位反应抑制性成分P1波形上升时间[(4.4±0.2)ms，(3.2±0.2)ms]、持续时间[(12.1±0.5)ms，(10.3±0.2)ms]、消退时间[(7.8±0.2)ms, (6.9±0.2)ms]、波形下面积[(7.3±0.2)ms，(4.3±0.2)ms]均显著升高( t＝16.100，-11.840，-11.673，-35.576，均 P<0.05)。而两组小鼠刺激结束反应波形Roff波的振幅、波形半宽值、波形上升时间和衰减时间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909，-0.910，-0.789，1.462；均 P>0.05)。当酒精组小鼠脑表面灌流JNJ16259685时，给予的5个吹风刺激诱发场电位的振幅较给药前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酒精组小鼠脑表面灌流D-APV后，吹风刺激诱发的场电位P1的振幅[(42.3±1.5)mV]较给药前[(101.1±0.9)mV]及洗脱后[(100.1±2.2)mV]均显著降低( t＝106.762，-69.605；均 P<0.05)，P1的波形下面积[(42.6±1.3)%]较给药前[(100.6±1.6)%]与洗脱后[(97.6±2.2)%]也显著减小( t＝88.862，-67.791；均 P<0.05)，且N2/N1比值(0.3±0.1)较给药前(0.4±0.1)与洗脱后(0.3±0.1)也明显降低( t＝2.242，2.121；均 P<0.05)。对照组小鼠脑表面灌流NMDA后，P1的振幅[(110.7±3.2)mV]较给药前[(100.1±0.9)mV]与洗脱后[(102.0±1.7)mV]显著增加( t＝-10.173，7.669，均 P<0.05)，P1的波形下面积[(127.9±3.5)%]较给药前[(100.0±3.1)%]与洗脱后[(115.0±5.3)%]显著升高( t＝-18.698，6.447，均 P<0.05)，而且N2/N1比值(0.5±0.1)较给药前(0.3±0.1)与洗脱后(0.3±0.1)也明显增高( t＝-5.669，5.669，均 P<0.05)。对照组小鼠脑表面灌流NMDA受体阻断剂D-APV后，面部吹风刺激诱发的场电位与给药前及洗脱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长期酒精摄入显著压制MF-GC兴奋性谷氨酸能突触传递，增强小脑皮层GABAA受体介导的抑制性反应，抑制性成分的增强依赖于NMDA受体，但不依赖于1型代谢性谷氨酸受体。

目的:探讨特发性慢性胰腺炎(ICP)患者并发胆总管狭窄(CBDS)的危险因素，并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及前瞻性收集2000年1月至2013年12月间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1 633例ICP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发生CBDS将患者分为CBDS组(259例)和无CBDS组(1 374例)。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ICP起病后和确诊后的CBDS累积发生率。排除ICP确诊前或确诊时已经发生CBDS的患者，将其余患者随机纳入训练集和验证集。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建立ICP确诊后发生CBDS的风险预测列线图，通过一致性指数(C指数)评估其临床应用价值。结果:15.9%(259/1 633)的患者在ICP起病后发生CBDS。ICP起病后3、5、10年的CBDS累计发生率分别为9.6%(95% CI 0.082~0.111)、11.2%(95% CI 0.097%~0.129%)、16.2%(95% CI 0.142~0.184)。9.4%(143/1 517)的患者在ICP确诊后发生CBDS。ICP确诊后3、5、10年的CBDS累计发生率分别为8.3%(95% CI 0.069~0.099)、8.9%(95% CI 0.074~0.105)、13.3%(95% CI 0.110%~0.162%)。单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包括性别、ICP起病年龄、ICP确诊年龄、ICP起病时为青少年、吸烟史、酒精摄入量、首发表现、胰管结石、脂肪泻、主胰管形态和疼痛类型在内的11个因素在CBDS组ICP患者和无CBDS组ICP患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 HR 2.134，95% CI 1.336~3.408)、ICP确诊年龄( HR 1.038，95% CI 1.024~1.052)、首发表现(胰源性腹痛)和主胰管形态(复杂病变)为ICP患者发生CBD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以上4项变量建立ICP确诊后发生CBDS列线图预测模型，列线图在训练集中内部验证的C指数为0.740(95% CI 0.700~0.790)，在验证集中外部验证的C指数为0.650(95% CI 0.570~0.730)。 结论:本研究建立的列线图可以评估ICP患者发生CBDS的风险，可帮助临床工作中早期诊断CBDS并进行及时干预，预防可能出现的相关并发症。

目的:探讨陕西省农村成人胃食管反流病(GERD)、功能性消化不良(FD)和肠易激综合征(IBS)的重叠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于2019年2月1日至10月31日通过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对随机选取的陕西省12个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纳入2 423名受调查者，其中男1 037名，女1 386名，年龄为(45.3±16.9)岁。依据蒙特利尔标准诊断GERD，依据罗马Ⅳ标准诊断FD和IBS，计算3种疾病的重叠患病率，分析GERD、FD和IBS重叠的危险因素。统计学方法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2 423名受调查者中，624例患有GERD(302例)、FD(377例)或IBS(167例)，其中30.77%(192/624)的患者存在≥2种疾病的重叠；GERD与FD重叠、GERD与IBS重叠、FD与IBS重叠、GERD与FD和IBS重叠的患病率分别为2.56%(62/2 423)、1.61%(39/2 423)、2.52%(61/2 423)、1.24%(30/2 423)。多因素分析显示女性、无先兆偏头痛与GERD和FD重叠、FD和IBS重叠、GERD和IBS重叠均呈正相关[比值比( OR)＝3.08、2.68、3.66、7.37、5.91、4.46，95%可信区间( CI) 1.35～7.01、1.35～5.30、1.52～8.83、3.97～13.69、1.78～19.60、2.01～9.92， P均<0.05]；大量饮酒[酒精摄入量≥50 g/d(男)或≥30 g/d(女)]与FD和IBS重叠、GERD和IBS重叠，以及GERD、FD和IBS重叠均呈正相关( OR＝3.69、4.20、4.91，95% CI 1.19～11.48、1.01～17.50、1.23～19.52， P均<0.05)；重度吸烟(吸烟≥20支/d)与GERD和FD重叠、FD和IBS重叠、GERD和IBS重叠，以及GERD、FD和IBS重叠均呈正相关( OR＝3.44、6.25、8.27、7.04，95% CI 1.07～11.01、1.60～24.44、1.80～38.07、1.76～28.12， P均<0.05)；初中或高中教育水平、年龄≥60岁与GERD和FD重叠、FD和IBS重叠、GERD和IBS重叠，以及GERD、FD和IBS重叠均呈负相关( OR＝0.47、0.29、0.20、0.05、0.23、0.10、0.37、0.16，95% CI 0.23～0.93、0.09～0.95、0.09～0.42、0.01～0.19、0.09～0.60、0.02～0.65、0.15～0.87、0.03～0.81， P均<0.05)。 结论:GERD、FD和IBS的重叠很常见，并受多种因素影响。女性、年龄≥60岁、重度吸烟、大量饮酒、教育程度低和无先兆偏头痛病史与GERD、FD和IBS间多种重叠的发生相关。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饮酒与疼痛的关系密切。不同的饮酒方式对于急、慢性疼痛的发生和发展影响不同。为明确上述影响，分析酒精戒断后痛觉过敏情况，并为治疗提供新的思路，文章从饮酒量、饮酒方式和饮酒频率多个方面进行探讨。长期适度饮酒可通过γ-氨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 acid, GABA）的介导来抑制慢性疼痛，但长期过量乙醇摄入使中枢内源性阿片类系统失调，导致急性戒断期诱发痛觉过敏；短时间急性乙醇摄入通过酶的调节达到短时间的镇痛效果，而长期适度或过量乙醇摄入均可通过增强受体磷酸化使术后疼痛持续时间延长。今后需要更加确切的以人群为基础的饮酒与疼痛的研究报道，探讨饮酒对疼痛以及疼痛对饮酒造成的影响及其机制，并为临床治疗酒精依赖、慢性疼痛和戒断性高敏提供线索。

目的:探讨酒精摄入对男性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的影响。方法:选择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和心内科住院的155例男性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和生化指标，明确酒精摄入量对男性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的影响，应用Gensini评分系统进一步评估饮酒量与冠状动脉粥样病变严重程度的关系。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明确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结果:男性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中饮酒者占63%，其中约60%饮酒者平均每日摄入酒精量超过推荐剂量。与非饮酒组患者相比，饮酒组患者体质指数［（26.1±3.6）比（24.9±3.1）kg/m 2］、血压［收缩压（142.0±17.6）比（131.2±17.8）mmHg（1 mmHg=0.133 kPa），舒张压（88.6±12.1）比（83.8±8.9）mmHg）］、血清总胆固醇［（4.8±1.3）比（4.3±1.3）mmol/L］、血尿酸［（370.9±89.6）比（349.6±84.3）μmol/L］，以及吸烟率（76.0% 比 13.3%）、高血压患病率（78.6% 比 42.2%）均显著增高（均 P<0.05）。与适量饮酒亚组相比，过量饮酒亚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3.3±0.9）比（2.8±0.9）mmol/L］、纤维蛋白原［（3.5±0.5）比（3.3±0.4）g/L］水平显著增高（ P<0.05）。此外，过量饮酒亚组的吸烟率（69.0% 比 42.5%）及高血压患病率（93.1% 比 57.5%）也显著高于适量饮酒亚组。高剂量酒精摄入是男性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OR=0.259，95% CI：0.074~0.904），但不是影响冠脉病变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 t=-0.58， P=0.565）。糖化血红蛋白（ t=3.11， P=0.019）、三酰甘油（ t=2.30， P=0.039）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t=4.24， P<0.001）是影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 结论:高剂量酒精摄入是男性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但与冠脉病变严重程度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

目的:了解金昌队列人群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发病的影响因素，为NAFLD的预防和控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金昌队列基线未患脂肪肝且符合纳入标准的20 051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及Cox回归分析探讨NAFLD发病影响因素，并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法研究相关生化指标与NAFLD发病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结果:NAFLD发病密度为42.37/1 000人年，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职业为工人与技术人员（工人： HR=0.84，95% CI：0.70~0.99；技术人员： HR=0.73，95% CI：0.56~0.95）、饮茶（正在饮： HR=0.86，95% CI：0.78~0.94；过去饮： HR=0.52，95% CI：0.31~0.86）、体育锻炼（偶尔： HR=0.79，95% CI：0.68~0.91；经常： HR=0.60，95% CI：0.52~0.69）、体重较轻（ HR=0.10，95% CI：0.05~0.22）、奶类及奶制品摄入>300 ml/d（ HR=0.78，95% CI：0.71~0.87）、HBV感染（ HR=0.77，95% CI：0.60~0.99）是NAFLD的保护因素；职业为内勤服务人员（ HR=1.84，95% CI：1.46~2.31）、家庭人均月收入≥2 000元（2 000~元： HR=1.32，95% CI：1.04~1.66；≥5 000元： HR=1.72，95% CI：1.11~2.66）、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 HR=1.35，95% CI：1.03~1.76）、超重（ HR=2.31，95% CI：2.08~2.55）、肥胖（ HR=3.95，95% CI：3.42~4.56）、空腹血糖受损（ HR=1.31，95% CI：1.17~1.47）、糖尿病（ HR=1.53，95% CI：1.30~1.80）、TC升高（ HR=1.37，95% CI：1.24~1.52）、TG升高（ HR=1.79，95% CI：1.62~1.98）、HDL-C降低（ HR=1.29，95% CI：1.14~1.45）、ALT升高（ HR=1.13，95% CI：1.01~1.26）和高脂饮食（ HR=1.24，95% CI：1.11~1.40）是NAFLD的危险因素，TC、TG、HDL-C、ALT、FPG与NAFLD发病呈良好的剂量反应关系。 结论:职业、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饮茶、体育锻炼、BMI、FPG、血脂、ALT、HBV、饮食与NAFLD发病有关。

目的:探讨长期酒精摄入对小鼠小脑皮质浦肯野细胞自发性放电活动的影响。方法:50只3周龄清洁级ICR小鼠，雌雄不限，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酒精组，每组25只，酒精组小鼠每日灌胃20%乙醇溶液(1.6 g/kg，1次/d)，对照组灌胃同等体积0.9%氯化钠溶液，灌胃周期28 d。通过电生理技术运用膜片钳放大器及数据采集软件记录感觉刺激诱发酒精组及对照组小鼠小脑浦肯野细胞放电活动；采用Clampfit 10.3软件和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配对 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两组间及每组干预前后的数据比较。 结果:电生理结果显示酒精组小鼠小脑皮质浦肯野细胞自发简单锋电位放电频率低于对照组[(26.8±2.5)%，(34.6±4.7)%； t＝26.08， P<0.05]，简单峰电位放电活动的变异系数高于对照组[(27.3±3.3)%，(19.2±2.3)%； t＝22.95， P<0.05]。脑表面灌流γ-氨基丁酸(GABA)A受体拮抗剂后，酒精组小鼠小脑皮质浦肯野细胞的简单峰电位频率高于给药前( t＝10.19， P<0.05)，变异系数低于给药前( t＝28.36， P<0.05)。脑表面灌流GABAA受体拮抗剂后，对照组小鼠小脑浦肯野细胞自发性简单峰电位放电频率没有显著变化( P>0.05)，变异系数较给药前下降( t＝6.95， P<0.05)。脑表面灌流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恶唑基丙酸(AMPA)受体拮抗剂后，酒精组小鼠和对照组小鼠小脑浦肯野细胞的简单峰电位的放电频率和变异系数较给药前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同时阻断AMPA和GABAA受体后发现，给药后酒精组小鼠浦肯野细胞自发性放电频率较给药前[(107.3±4.3)%，(99.7±3.7)%]增加( P<0.05)，酒精组的频率增幅值也较对照组高( P<0.05)；同时阻断AMPA和GABAA受体后，对照组小鼠的放电频率无显著变化( P>0.05)；给药后酒精组和对照组小鼠的变异系数均低于给药前(均 P<0.05)，且酒精组的降低幅度较对照组高( P<0.05)。 结论:长期酒精摄入显著抑制小脑浦肯野细胞自发性放电活动，抑制性成分的增强是通过GABAA受体介导的抑制性输入实现的。

酒精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最广泛使用且滥用的精神活性物质，长期过量摄入酒精可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其功能受损。小脑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酒精损伤的主要靶器官之一。小脑皮层神经环路主要体现为外部信息通过苔藓纤维、爬行纤维传入，最终通过浦肯野细胞整合各种信息并输出指令，进而完成各种生理功能。急、慢性酒精摄入会损伤人体运动协调、运动学习以及部分认知功能，其损伤机制被普遍认为是由酒精摄入导致的小脑皮层神经环路功能异常所引起的。文章结合近年来对长期酒精摄入小鼠模型的研究，对长期酒精摄入影响小脑神经网络机制的各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行为运动、运动协调、认知功能、抑郁等方面研究和治疗提供新思路。随着精准医学的兴起，人们对探索长期酒精摄入对小脑神经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机制愈发感兴趣，如何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是未来要研究的重要命题。

长期摄入大量乙醇导致肠源性内毒素血症，活性氧、高浓度的三磷酸腺苷及尿酸激活焦亡系统，进而通过切割Gasdermin-D打孔机制导致肝细胞死亡，同时伴有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18等炎性因子的释放。这一系列的过程激活免疫系统，介导级联炎症反应，促进酒精性肝病从脂肪变性到炎症、纤维化的进展。

目的:探讨酒精性肝病（ALD）合并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5年3月至2020 年3月诊断为 ALD合并T2DM患者70例（研究组）的临床资料，另选取同期收治的ALD患者69例（ALD组）及T2DM 患者69例（T2DM组）为对照，收集三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饮酒习惯等基本情况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ALD合并T2DM的危险因素。结果:研究组每天酒精摄入量、饮酒年数分别为（110.97±79.78）g/d、（25.17±10.05）年，显著高于ALD组的（91.48±64.26）g/d、（21.78±8.91）年（ t=1.699、2.102，均 P<0.05）；研究组代谢综合征（MS）发生率为34.3%（24/70），显著高于 ALD组的15.9%（11/69）（χ 2=6.210， P<0.05）；研究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ST/ALT）、总胆红素 （TBIL） 、γ-谷氨酰转肽酶（GGT）分别为（1.59±0.93）、（64.73±39.90）μmol/L、（522.93±353.66）U/L，均显著高于T2DM组的（1.04±0.53）、（10.37±4.51）μmol/L、（35.73±23.99）U/L（ t=4.280、3.780、5.045，均 P<0.05）；研究组三酰甘油（TG）［（1.69±1.04）mmol/L］显著高于ALD组［（1.28±0.87）mmol/L］（ t=2.523， P<0.05），研究组凝血酶原时间（PT）［（13.13±2.79）s］、乳酸脱氢酶（LDH）［（226.17±79.93）U/L］显著高于 T2DM组［（10.41±0.84）s、（172.63±39.34）U/L］（ t=7.715、4.969，均 P<0.05）；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PT、TG、饮酒年数、GGT、饮酒量为导致ALD合并T2DM的主要危险因素（ OR=2.010、3.270、1.230、1.060、1.006，均 P<0.05）。 结论:ALD合并T2DM患者易存在MS和脂质紊乱，可能加重患者病情；PT、TG、饮酒年数等在ALD合并T2DM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