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化剂可以使土壤重金属由活性态向稳定态转化,降低重金属的迁移和生物可利用性,实现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有机碳是反映土壤质量和健康的重要指标,其转化过程对大气化学、全球碳循环起到决定性作用,受到利用方式、农艺措施和治理修复活动的影响.钝化剂的施用一方面会改变土壤结构、团聚体组成和pH、阳离子交换率(CEC)等理化性质,影响土壤有机碳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可以调控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改变有机碳转化酶的活性,从而影响土壤有机碳的转化.上述影响受到钝化剂种类、施用量及施用时间等多方面因素的调控.本文论述了不同钝化剂施用条件下,土壤有机碳组分及其变化情况,并探讨了钝化剂对土壤有机碳转化影响的作用机制.未来应基于作用机制,开发兼具固碳增汇与重金属钝化功能的新型钝化剂,并揭示钝化剂施用后土壤有机碳周转及稳定性有机碳的时空分布规律.

目的 探讨无创反映脑胶质瘤细胞增殖及IDH基因表型的MRI特征.方法 选取我院经病理证实的 120例脑胶质瘤患者临床及MRI资料,MRI检查包括常规平扫及增强扫描、DWI、DTI、MRS及 3D ASL检查.应用免疫组化检测胶质瘤组织Ki-67 表达情况,PCR测序法检测胶质瘤组织IDH1、P53 的突变情况.所有数据处理应用SPSS26.0 统计软件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Ki-67 标记指数与强化、瘤周水肿、性质、年龄、病理学分级、肿瘤区rCBF值及水肿区rCBF值呈正相关(P<0.05),IDH1mut与IDH1wild胶质瘤组间强化程度、T2-FLAIR失配征、肿瘤区rCBF值、水肿区rCBF值、瘤体区rADCmin值及肿瘤区Cho/NAA比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胶质瘤P53 突变状态与性别、性质、肿瘤区rCBF值及rFAmea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术前肿瘤区rCBF值有助于胶质瘤IDH1 基因分型,预测Ki-67 基因表达程度.T2-FLAIR失配征、rCBF值可成为评价IDH1 基因表型MRI特征.

患者女，57岁。因左眼无痛性视力下降1周，于2019年11月11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眼科就诊。患者近1年来有反复肺部感染和贫血，曾于外院诊断为"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并接受抗感染及输血治疗，但是情况无明显好转。2005年行胆道结石取出手术。否认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病史。否认长期口服糖皮质激素及其他药物史。否认家族史和遗传病史。眼部检查：右眼视力0.6，矫正视力1.0；左眼视力眼前手动，无法矫正。右眼、左眼眼压均为16 mm Hg(1 mm Hg=0.133 kPa）。双眼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左眼可见尘状及色素性角膜后沉着物，丁达尔征（+），前房细胞（++）；双眼晶状体皮质轻度混浊。眼底检查：左眼玻璃体中度混浊、细胞（+），视盘颜色偏淡；后极部及鼻侧视网膜呈灰白色，血管管径细，动脉闭塞，视网膜下方及颞侧可见颗粒状坏死灶，累及黄斑区（ 图1A）。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左眼视网膜动静脉充盈时间延迟，视盘下方大片视网膜荧光着染，后期轻微荧光素渗漏，视盘鼻侧视网膜弥漫性透见荧光夹杂弱荧光斑点；晚期部分视网膜血管及微血管荧光素渗漏，累及黄斑（ 图1B）。右眼眼底及FFA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胸部CT检查提示前上纵膈占位，性质待定（ 图2）。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67 g/L（正常值：110~150 g/L），红细胞计数2.22×10 12个/L（正常值：3.5~5.0×10 12个/L），血清铁蛋白1 413 ng/ml（正常值：80~400 μg/L）。免疫学检查：B细胞缺乏、低丙种球蛋白血症、低CD4 T细胞计数和低CD4/CD8 T细胞计数比率。前房穿刺抽取房水行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巨细胞病毒（CMV）含量35.8拷贝/ml。诊断：左眼CMV性视网膜炎（CMVR）。给予玻璃体腔注射更昔洛韦2 mg，2次/周，连续1个月；全身静脉注射更昔洛韦250 mg，2次/d；局部使用1%醋酸泼尼松龙滴眼液和0.5%托吡卡胺滴眼液滴眼。

目的:了解2008年至2017年河南省睢县5岁以下腹泻患儿粪便标本中志贺菌的血清型分布和耐药情况。方法:采集2008年至2017年河南省睢县豆付元卫生室的4 721份5岁以下腹泻患儿粪便标本，细菌培养分离出志贺菌株。采用玻片凝集试验进行血清学分型。按比例选取271株志贺菌株，采用多重梯度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毒力基因，Kirby-Bauer琼脂法进行药物敏感试验。采用趋势性卡方检验分析耐药性年度变化趋势。结果:4 721份粪便标本中志贺菌检出率为20.69%(977/4 721)。977株志贺菌共分为2群13种血清型，福氏志贺菌占77.79%(760/977)，宋内志贺菌占22.21%(217/977)，每年最常见的3种血清型呈交替变化。271株志贺菌中，福氏志贺菌优势基因携带模式为志贺菌肠毒素( Shigella enterotoxin, shET) -1＋、 shET-2＋、侵袭性质粒H抗原(invasion plasmid antigen H， ipaH)＋、侵袭相关毒力基因(invasion-associated locus, ial)＋，占84.04%(179/213)；宋内志贺菌为 shET-1－、 shET-2＋、 ipaH＋、 ial＋，占46.55%(27/58)。志贺菌对氨苄西林、萘啶酸、四环素的耐药率均>90%，对头孢吡肟和头孢他啶较敏感；对头孢噻肟、头孢吡肟、环丙沙星、氯霉素和复方磺胺甲 唑的耐药率逐年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4.027、7.232、6.039、4.764、6.809，均 P<0.05)。98.52%(267/271)的菌株对3种以上抗菌药物耐药，福氏志贺菌对环丙沙星、诺氟沙星、氯霉素的耐药率均高于宋内志贺菌；对庆大霉素和复方磺胺甲 唑的耐药率均低于宋内志贺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31.866、14.868、83.036、68.534、14.738，均 P<0.01)。 结论:2008年至2017年睢县5岁以下腹泻患儿志贺菌每年主要流行的血清型不断发生变化，不同血清分型的优势基因携带模式不同。大多数分离菌株产生了多重耐药，且不同血清型的志贺菌耐药谱不同。

目的:探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p-PLA2)、人帕金森蛋白7(PARK7)、红细胞生成素(EPO)水平的变化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SS)、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的关系。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本院确诊的AIS患者150例(AIS组)，另选取80例健康体检对象作为对照组，对比两组血清Lp-PLA2、PARK7、EPO水平，并依据NIHSS评分(轻度、中度及重度)、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性质(不稳定斑块、稳定斑块、无斑块)进行分组对比。结果:AIS组患者的血清Lp-PLA2、PARK7、EPO水平及CIMT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轻度组、中度组、重度组AIS患者的血清Lp-PLA2、PARK7水平在组间呈逐渐升高的趋势，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NIHSS分组间患者的EPO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无斑块组、稳定斑块组、不稳定斑块组AIS患者的血清Lp-PLA2、PARK7、EPO水平在组间呈逐渐升高的趋势，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AIS患者的血清Lp-PLA2、PARK7水平与NIHSS评分均呈正相关( P<0.05)，AIS组患者的血清Lp-PLA2、PARK7、EPO水平与CIMT值呈正相关( P<0.05)。 结论:AIS患者血清Lp-PLA2、PARK7、EPO水平显著升高，Lp-PLA2、PARK7可能与患者神经功能缺损加重有关，Lp-PLA2、PARK7、EPO可能与患者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增加有关。

目的:初步了解重组人tau441 (P301S)蛋白体外聚集、抗原性及免疫原性等生物学性质。方法:原核表达带His标签的tau441 (P301S)重组质粒，镍亲和层析纯化重组蛋白，BCA测定蛋白浓度，SDS-PAGE凝胶考马斯亮蓝染色确定蛋白的纯度；采用Western blot (WB)和负染透射电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鉴定；间接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检测所得蛋白的抗原性；以重组蛋白免疫小鼠，检测免疫血清特异性抗体滴度来分析其免疫原性。结果:所得重组人tau441 (P301S)纯度为70%，WB显示在相对分子质量(Mr.×10 3)64和更高相对分子质量处有特异性条带。TEM显示，tau441 (P301S)呈絮状团块聚集，团状面积显著大于tau441野生型蛋白(t＝6.439, P＝0.003)；4 ℃孵育9 d后，tau441 (P301S)形成明显的纤维状结构。间接ELISA结果显示，tau441 (P301S)能被tau单抗HT7(1∶80 000)识别；小鼠免疫血清tau特异性抗体滴度达到1∶128 000，且WB显示，免疫后血清识别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转基因小鼠脑裂解抽提物。 结论:重组人tau441 (P301S)蛋白具有体外聚集性增强的特性但其抗原性和免疫原性未改变。

目的:探讨术前胆道引流持续时间对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7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并术前接受胆道引流的102例肝胰管壶腹周围良性和恶性肿瘤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术前胆道引流中位持续时间，将患者分成短时引流组（≤胆道引流中位持续时间）和长时引流组（>胆道引流中位持续时间）。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胆道引流效果、炎症相关指标、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102例患者中位年龄63岁（43~80岁），男性68例（66.7%），女性34例（33.3%）。术前胆道引流中位持续时间14 d。短时引流组68例，长时引流组34例。短时引流组和长时引流组在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MI）、高血压、糖尿病、上腹部手术史、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癌胚抗原、糖类抗原125、甲胎蛋白、凝血酶原时间、胰肠吻合方式、手术时间、肿瘤良恶性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短时引流组相比，长时引流组中转开腹率高、失血量多、住院时间长（均 P<0.05）。胆道引流前，短时引流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水平高于长时引流组（ Z＝-2.59， P＝0.009），两组间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清蛋白、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胆道引流后，短时引流组直接胆红素水平高于长时引流组（ Z＝-3.34， P＝0.001），两组间ALT、AST、清蛋白、总胆红素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第1、3天，两组间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及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短时引流组和长时引流组手术相关并发症总发生率分别为63.2%（43/68）和70.6%（24/3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54， P＝0.461），其中胆漏、腹腔或消化道出血、腹腔感染、胃排空延迟、所有级别胰漏及B级和C级胰漏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短时引流组手术相关严重并发症发生率高于长时引流组[27.9%（19/68）比8.8%（3/34）， χ2＝4.90， P＝0.02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前胆道长时引流是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的独立保护因素（长时引流比短时引流： OR＝0.253，95% CI 0.066~0.975， P＝0.046），而BMI（ OR＝1.174，95% CI 0.986~1.398， P＝0.071）和肿瘤性质（良性或交界性比恶性： OR＝0.247，95% CI 0.043~1.419， P＝0.117）均不是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对于术前接受胆道引流的肝胰管壶腹周围肿瘤患者，短时胆道引流（≤14 d）是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术前胆道引流时间与术后总并发症发生及胰漏、胆漏、腹腔或消化道出血、腹腔感染、胃排空延迟等的发生无关。

报道1例发生于鼻咽部的伴有破骨样巨细胞的炎性肌纤维母细胞肿瘤的临床资料，行光镜观察、免疫组织化学标记及荧光原位杂交，并复习相关文献。肿块大小1.5?cm×1.0?cm×0.4?cm，切面灰白实性质中，无包膜。镜下观察，肿瘤由梭形细胞组成，背景中可见弥漫散在分布的炎性细胞浸润并可见散在分布的破骨样巨细胞。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肿瘤细胞强表达广谱细胞角蛋白（CKpan)、间变性淋巴瘤激酶、波形蛋白、结蛋白，Ki-67阳性指数10%。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示肿瘤存在ALK基因易位阳性。鼻咽部IMT临床及影像学缺乏特异性表现，故确诊依赖病理学。其诊断需要与结节性筋膜炎、多形性未分化肉瘤、平滑肌肉瘤等鉴别，可根据病理形态学、免疫组织化学表型、发生部位和年龄等要素综合判断。

目的:挖掘来曲唑相关不良反应风险信号，为该药临床安全应用提供参考。方法:利用报告比值比（ 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 PRR）法对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中2009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1季度的不良事件（AE）报告中来曲唑相关不良反应风险信号进行挖掘。AE报告数>3且 ROR和 PRR的95%置信区间（ CI）下限>1的AE被定义为阳性信号。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的首选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统计和分类，选取AE报告数和信号强度排名前50位的PT进行分析。 结果:设定时段内FAERS数据库共收到以来曲唑为首要可疑药物的AE报告31 743例，检测出报告数>3且 ROR和 PRR的95 %CI下限>1的AE风险信号483个，涉及AE报告16 295例。经第2次筛选，获得AE报告数排名前50位和 ROR值的排名前50位的PT，筛重后纳入分析的PT为93个，涉及AE报告10 138例。AE报告数居前5位的系统器官依次为良性、恶性及性质不明的肿瘤（包括囊状和息肉状）[24.48%（2 482/10 138）]、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21.78%（2 208/10 138）]、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17.04%（1 728/10 138）]、血液及淋巴系统疾病[8.82%（894/10 138）]和各类检查[5.47%（555/10 138）]。药品说明书中未收录的PT有32个，信号强度排名前5位者依次为卵巢纤维化（ ROR=379.63, 95 %CI下限: 120.87; PRR=278.66, 95 %CI下限: 120.39）、ret基因突变（ ROR=379.63, 95 %CI下限: 120.87; PRR=278.66, 95 %CI下限: 120.39)、抗合成酶抗体综合征[ ROR=208.84, 95 %CI下限: 190.30; PRR=174.20, 95 %CI下限: 101.56]、桥本脑病[ ROR=164.85, 95 %CI下限: 69.68; PRR=142.51, 95 %CI下限: 67.74]和骨髓水肿综合征[ ROR=122.82, 95 %CI下限: 65.47; PRR=110.00, 95 %CI下限: 64.34]。 结论:挖掘出32个来曲唑说明书中未收录的不良反应风险信号，其中以卵巢纤维化、ret基因突变、抗合成酶抗体综合征、桥本脑病和骨髓水肿综合征信号较强，值得临床关注。

目的:定性分析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shear wave elastography，SWE)图像上肝局灶性病变(focal liver lesion，FLL)边界和周围肝组织的弹性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2年2月至2013年12月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152例FLL患者(152个病灶)，所有患者均行FLL及其周围肝组织SWE检查，同时记录其临床及实验室指标，分析FLL的弹性边界(清楚或不清楚)、病变周围肝组织弹性分布类型及两者的影响因素。结果:本研究共纳入良性病变26例，恶性病变126例。良性病变中25例(96.2%)表现为弹性边界清楚，1例(3.8%)表现为弹性边界不清；恶性病变中82例(65.1%)表现为弹性边界清楚，44例(34.9%)表现为弹性边界不清。多因素分析显示，病变良恶性是弹性边界是否清楚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良、恶性病变周围肝组织弹性分布表现为A型(均匀蓝色)、B型(蓝绿色)、C型(不均匀呈五彩状)分别为20例(76.9%)、6例(23.1%)、0例和17例(13.5%)、60例(47.6%)、49例(38.9%)；病变周围肝组织的弹性分布类型(A型、B型、C型)在良恶性病变、有无病毒性肝炎背景、不同性别及不同白蛋白、总胆红素、丙氨酸转氨酶水平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在不同大小病变之间的分布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46)。 结论:定性分析FLL边界和周围肝组织的弹性特征可为FLL的良恶性鉴别诊断提供参考，FLL边界和周围肝组织弹性特征受病变性质及肝病背景影响，而与病变大小无关。边界弹性特征鉴别诊断不同类型FLL仍需进一步的定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