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大熊猫种群空间利用的消长动态及其干扰因素对识别大熊猫潜在生境、保护大熊猫种群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收集了第三次和第四次秦岭大熊猫种群及栖息地调查数据,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工具,对比分析了大熊猫种群的空间利用变化格局,并探究了道路干扰对大熊猫种群空间利用格局的影响.结果显示:(1) 2000-2012年间,佛坪、长青核心密集区大熊猫种群空间利用密度西北方向增加,东南方向减少,即黄柏塬保护区呈增加趋势,而佛坪、观音山和周至保护区交界处呈减少趋势.其中,局部高密度区面积减少,但整体空间利用面积增大,并呈向外围扩散趋势.种群空间利用密度最大增长达3.05痕迹点/km2,最大减小密度达2.71痕迹点/km2.(2)距国道、省道和县道2000m以内种群空间利用密度增幅上升,距乡村道路2000m外种群空间利用密度变化减小,且距高速公路3500m大熊猫种群空间利用密度由减转增.深入探讨大熊猫种群空间利用格局可为建设优良栖息地和潜在栖息地提供参考,其结论将有助于优化道路选址和保护区规划,缓解人为活动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了解国家公园内牧民对肇事野生动物的态度,为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规律、针对肇事动物制定防控措施以及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原真性、促进牧民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2014-2016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和牧民对于野生动物的态度认知.调查分析发现:11月一次年3月是祁连县野生动物肇事高峰期,狼和雪豹是捕食家畜的主要动物;狼被牧民认为是肇事最严重的动物,而实际数据表明雪豹的肇事频次却要高于狼,这与两种动物生活习性以及保护等级有关,加之牧民对雪豹肇事的容忍度更高;天峻县相比祁连县,除了狼以外其棕熊肇事频次较高,牧民认为应当大力控制狼和棕熊的种群数量,因为棕熊除了捕食家畜,更会伤害牧民和破坏房屋,威胁到牧民的生活,雪豹则需要进一步保护;牧民一般会选择使用牧羊犬和强化圈舍来防止野生动物捕食家畜;羊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主要经济收入,牧民对狼吃食羊无法容忍,棕熊入户直接掠食伤人现象目前频次不高,但需提前防范.

本研究整理了2015-2016年三江源区曲麻莱县、治多县和囊谦县的人兽冲突记录,并对主要肇事物种和人兽冲突的时间分布、地点分布以及受损类型的分布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 显示:(1)主要肇事野生动物依次为狼(978起,64.13％)、棕熊(117起,7.67％)、雪豹(5起,0.33％)和野牦牛(3起,0.20％),其余422起冲突(27.67％)未记录肇事野生动物;(2)人兽冲突时间分布不稳定,其高发期在不同年份不同地区都有所不同,总体来看,每年的1月、2月和12月棕熊和狼引起冲突较少,高峰期通常为6-9月;(3)从地区分布看,人兽冲突热点区域是曲麻莱县和治多县,特别是曲麻莱县秋智乡和麻多乡,治多县治渠乡、多彩乡、立新乡和扎河乡,曲麻莱县和治多县交接区域是人兽冲突高发区,囊谦县人兽冲突整体相对较轻;(4)从受损类型看,对牛的攻击和伤害是最主要的受损类型(749次,79.94％),明显多于对羊(56次,5.98％)和马(24次,2.56％)造成伤害的冲突,以及对房屋和家具等其它财产造成破坏的冲突(108起,11.53％).本研究结果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制定更有效的预防和缓解人兽冲突的措施等提供了可靠依据.

由雪豹(Panthera uncia)捕食散放家畜引起的人兽冲突是目前中国雪豹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四川邛崃山脉地处雪豹分布范围的东南缘,本研究以邛崃山中部的自然保护区群为研究区,收集了2014-2018年红外相机调查和动物粪便DNA分析中采集到的雪豹与散放牦牛的分布位点,使用MaxEnt物种分布模型预测两物种在研究区内的潜在分布范围,以两物种分布重叠的程度作为评估雪豹捕食家畜潜在风险的指标,从而识别雪豹-家畜冲突的高危区域.结果 表明,在邛崃山中部的保护区群中,模型预测的雪豹适宜栖息地面积为871.14km2,牦牛适宜栖息地面积为988.41 km2,二者重叠面积达534.47km2,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的高山草甸地区,占域内雪豹适宜栖息地总面积的61.35％.研究区域内总体上可能存在较高的雪豹-家畜冲突风险.在这些自然保护区以及新建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管理规划中,应把高山放牧作为对区内野生雪豹种群的关键威胁之一,重点关注模型预测的人兽冲突高危区域,通过改变社区牧业管理方式、发展社区替代生计等方式,降低潜在冲突的风险.

大型哺乳动物肇事导致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报复性猎杀严重威胁到野生动物的生存.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人熊冲突问题严重,棕熊肇事不断突破了当地牧民的容忍度,严重影响其保护的积极性,了解人熊冲突现状和牧民态度认知对于制定和实施有效的防熊措施至关重要.通过分析2014年1月-2017年12月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内上报的296起棕熊肇事案件,同时结合半结构式访谈法对71户牧民进行访谈,以期了解该地区人熊冲突现状和牧民对棕熊的态度认知.研究结果表明:(1)棕熊主要肇事类型为入侵房屋,同时也捕食少量牲畜,以绵羊和山羊为主;(2)每年6-8月为人熊冲突高发期,8-10月为案件上报高峰期;(3)年纪较小和经历过棕熊肇事的受访者对棕熊的态度更为消极;(4)多数受访者认为过去10年里棕熊种群数量有所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新枪支政策的执行;(5)大部分受访者在防熊措施选择偏好上较为保守,认为修筑水泥墙和找人看守是保护财产最有效的两种途径.建议地方政府完善当前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人熊冲突管理过程;提升电围栏防控技术,选择合适地点建立棕熊补饲站;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允许牧民在一定范围内合法使用防熊喷雾;未来应加强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棕熊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

人与熊科动物之间的冲突已成为亚洲、欧洲和美洲地区的一个普遍问题,科学有效的人熊冲突管控措施有助于人熊共存机制的建立.目前,全球范围内肇事熊科动物涉及7种,分别为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北极熊、马来熊、懒熊和眼镜熊.肇事类型主要包括伤人、捕食牲畜、入侵房屋、损害庄稼、袭击蜂箱以及翻食垃圾.引发人熊冲突的原因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熊科动物种群数量上升、熊科动物生境质量下降、熊科动物自然食源周期性短缺、人类食物来源易获得性以及公众对肇事熊的容忍度下降有关.国际上已有的人熊冲突缓解措施包括物理措施、生物措施、化学措施以及政策导向性措施,然而,多数措施的制定仅停留在措施本身的技术层面上,缺乏对地方实际情况和冲突驱动因素的分析.西藏棕熊属于棕熊的一种稀有亚种,生活在靠近人类的中亚高海拔地区.在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区,人类与西藏棕熊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协助制订有效的保育目标、解决区内人熊冲突问题,提出以下缓解建议:(1)缓解措施的制定需因地而异,综合考虑地方实际情况,如地理环境、法律法规、民俗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2)冲突类型多样,防熊措施需持续更新与完善;(3)加强人类社会发展与熊科动物生存之间的关系研究,探索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熊科动物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4)加强棕熊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从棕熊生境质量、种群动态、自然食源以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等方面去深入挖掘人熊冲突的驱动因素,进而从根本上制定缓解措施,促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区人熊共存.

野生动物管理需要生境质量、行为学、种群动态以及种间关系等数据支持.岩羊(Pseudois nayaur)作为我国Ⅱ级保护动物,是雪豹(Panthera uncia)、狼(Canis lupus)、棕熊(Ursus arctos)等珍稀食肉目动物的重要食物来源.20世纪,岩羊作为重要的狩猎物种被大量捕杀贩卖,影响了该物种的种群规模和分布,也影响了雪豹等动物的食物资源.当前,由于缺乏野生动物管理所需数据,岩羊保护与人类利益发生冲突十分常见.岩羊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种群分布及行为学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的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等省份;在境外地区,印度、尼泊尔等国也有岩羊的反捕食栖息方面研究的报道,而高原中部地区岩羊种群的研究却非常少.当前研究存在主要问题:分类学上对亚种间分化争议较大,栖息地质量评估无法满足岩羊有效管理,网围栏架设等人类活动干扰其生存并间接影响濒危物种雪豹的保护等.此外,有关岩羊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肠道微生物及动物营养学等报道,尚缺乏对岩羊与家畜交叉感染相关案例的深度分析.已有的研究有助于认识物种分化和对环境的适应机制,但对岩羊宏观生态学研究不够系统,仍存在大部分地区种群动态数据不足、亚种分类和地理划分不清等问题.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分子识别、计算机识别、无人机技术和红外相机技术等对岩羊进行宏观生态学研究成为热点,建议加大对矮岩羊种群和贺兰山岩羊种群的保护;对保护区内应用新技术构建全面的野生动物及环境监测系统,从而对野生动物的种群分布动态和生存状态能够进行有效监测;增加对区外野生动物的调查频率,及时建立保护区、扩大保护区范围并建立相应的监测站.

亚洲黑熊(Ursus thibetanus)与人类之间的冲突普遍存在.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人熊冲突严重威胁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因此研究人熊冲突现状是了解其发生机制并提出缓解冲突措施的基础.我们于2019年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法对高黎贡山保护区保山片区周边社区的79位居民进行了人熊冲突相关的调查.结果表明亚洲黑熊在高黎贡山保护区周边社区的肇事类型按发生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破坏农作物(119起)、捕食家畜(43起)、损害蜂箱(40起)和伤人(5起).亚洲黑熊造成受访者经济损失最多的肇事类型是捕食家畜(799 200元),之后依次为损害蜂箱(309 300元)和破坏农作物(298 790元).在高黎贡山保护区周边社区亚洲黑熊肇事的高峰期是每年的7-9月.在高黎贡山东西两侧亚洲黑熊肇事特征明显不同:东坡以破坏农作物为主,而损害蜂箱在西坡最常见.居住在高黎贡山西坡的村民比在东坡的村民对亚洲黑熊持有更为消极的态度,但消极的态度没有导致他们对黑熊进行报复性捕杀.此外,在高黎贡山周边社区72.0％的受访者表示没听说过当地有偷猎黑熊的事件,98.6％的受访者表示没听说过熊产品交易事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在未来也没有使用熊产品的意愿.本文分析了高黎贡山保护区保山片区周边社区人熊冲突的现状,探讨了人熊冲突的空间和时间格局,为在高黎贡山开展缓解人熊冲突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动物传粉在全球生态系统中提供重要服务,全球农业生产对动物传粉服务的需求稳定增长.油茶是我国特有的重要木本油料植物,栽培历史悠久,由于严格自交不亲和而高度依赖动物传粉.基于我国油茶产业发展的新形势,从资源分配和花粉限制等生态因素系统分析了油茶产量受限制的原因,提出油茶的传粉者限制效果等同于花粉限制效果,人工引入潜在的高效传粉者是解除油茶资源限制措施和传粉生态限制措施之间冲突、提高油茶产量的有效途径.论述了人工引入传粉者传粉服务的优势和挑战.对人工引入传粉者,特别是外来传粉者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和控制途径进行了梳理,提出从传粉生态服务解决油茶产量和质量问题的新思路.全文旨在为人工引入传粉者在油茶丰产中的作用提供理论与科学依据,以期促进油茶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国家公园内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严重,建立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机制是减缓冲突的重要举措.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周边社区为例,分析建立国家公园以及农户风险偏好对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并探讨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建立国家公园显著增加了农户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而农户风险偏好对保险购买意愿会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建立国家公园显著增加了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严重程度,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建立国家公园显著降低了农户制度信任,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负向影响.农户风险偏好对野生动物肇事损失程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农户风险偏好对制度信任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研究提出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拓宽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资金来源,开展社区共管、地役权补偿等措施提升社区信任以及建立基于农户自主防护行为的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机制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