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根治术后无瘤生存期的影响因素,观察中医药干预对于早期NSCLC患者的影响.方法:采用单臂、单中心数据回顾性研究,分析415例接受中医药干预的早期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运用Kaplan-Meier法对可能影响早期NSCLC预后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并将经显著性检验后有意义的可疑影响因素纳入Cox回归分析,建立Cox风险比例模型.结果:415例早期NSCLC患者的1年、2年、3年、5年、10年无瘤生存率为96.1％、87.5％、84.0％、76.5％、67.4％.2)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年龄、吸烟史、手术方式、病理类型、临床分期、中医辨证分型、中医药物及非药物治疗疗程、中医干预空白期、中医综合治疗持续时间为预后相关影响因素(P＜0.05)o Cox回归分析显示,性别、临床分期、中医辨证分型、中成药疗程、中医综合治疗持续时间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中医药干预可以提高早期NSCLC患者的无瘤生存率,改善预后.2)早期NSCLC患者中,女性、年轻、不吸烟、行电视胸腔镜辅助手术、肺腺癌(贴壁型为主)、临床分期早、气阴两虚及肺脾气虚型患者预后佳.术后中医药干预空白期短且长期中医综合辨证治疗可以提高患者无病生存率.

目的:探讨原发性肺腺癌伴肠母细胞分化(lung adenocarcinoma with enteroblastic differentiation,LAED)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鉴别诊断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至2022年搜集的2例LAED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病理形态学、免疫表型特征及基因检测结果等,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2例患者均为中老年男性,且长期吸烟,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水平分别为>20 000 ng/mL、914.17 ng/mL;病灶分别位于右肺上叶及左肺下叶,最大径为12.5 cm及4.0 cm.患者的手术切除标本可见,肿瘤切面呈灰白、灰红,为实性,质软,局部易碎.镜下见大部分肿瘤组织呈实性,少部分呈腺管状、乳头状或呈囊腺样生长;肿瘤细胞学的细胞质透亮,富含糖原.免疫组化检测可见,肿瘤组织同时具有胚胎性分化和肠型分化的表型,不表达肝细胞分化标志.分子检测显示,EGFR、ALK/ROS1、RET、KRAS,BRAF、NTRK及MET均未见突变,HER-2未见扩增,EBER阴性.2例患者均诊断为LAED,因形态学及免疫表型有交叉,且均可有AFP水平升高,易被误诊为肺肝样腺癌及其他具有透明胞质的低分化腺癌.1例患者放弃治疗,于诊断2个月后去世;另1例患者接受根治性肺叶切除,术后行辅助化疗及免疫、靶向治疗,治疗后AFP水平降至正常,随访40个月时,患者因发生肿瘤骨、脑转移去世.结论:LAED目前国际上尚未见报道,其诊断及鉴别诊断主要依赖特征性的组织结构及细胞形态,并结合免疫组化标志物及血清AFP水平.本报道拓宽了产AFP的原发肺腺癌的疾病谱,LAED总体上临床进展快,患者预后差.

背景 和目的肺癌是全球范围内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手术仍然是可手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然而,具有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外科治疗可能增加围手术期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因此,对于这类患者的手术时机选择面临巨大挑战,目前对手术时机选择仍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探讨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手术时机选择.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3年1月期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胸外科进行手术治疗的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入组患者术前均行计算机断层扫描肺动脉造影(computed tomographic pulmonary angiography,CTPA)用于PE的评估,进行双下肢静脉超声评估深静脉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术后常规行双下肢超声,并视具体情况行CTPA.根据PE发生日期与手术日期之间的时间间隔,将患者分为两组:短期PE组(short-term PE,SPE;PE发生在2个月内)和长期PE组(long-term PE,LPE;PE发生超过2个月).术前根据入院时抗凝情况和Caprini评分决定抗凝方案,术后常规进行抗凝治疗.结果 共有34例符合入排标准的具有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手术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15(44.1％)例为SPE组,19(55.9％)例为LPE组.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和吸烟史方面无显着差异.与LPE组相比,SPE组患者腺癌比例(80.0％vs 42.1％)、Ⅱ-Ⅲ期比例(46.7％vs 31.6％)更高,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SPE组患者术后胸管引流量较多(P=0.039),术中出血量、住院天数、术后并发症或转入重症监护室两组无显著差异.术后5(14.7％)例患者发生DVT的复发,其中SPE组有2(13.3％)例,LPE组有3(15.8％)例.PE复发率为8.8％,其中SPE组有1(6.7％)例,LPE组有2(10.5％)例.两组均有1例(6.7％vs 5.3％)患者出现围手术期30天内死亡.结论 PE发生在2个月内,如果PE病情稳定,合并PE病史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行外科手术治疗是安全可行的.术前需全面认真评估既往有PE病史的肺癌患者的获益和风险,术后应加强抗凝治疗和管理策略.

目的 探讨老年血管性痴呆(VaD)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及临床特点.方法老年VaD患者164例,其中并发肺部感染80例(感染组),未并发肺部感染84例(无感染组).收集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老年VaD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分析老年VaD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临床特点.结果 与无感染组比较,感染组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评分较低,吸烟、合并糖尿病、重度痴呆、长期卧床、营养不良、低白蛋白血症、意识障碍、吞咽功能障碍和侵袭性操作比例较高(P＜0.05).吸烟、合并糖尿病、重度痴呆、低白蛋白血症和侵袭性操作是老年VaD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感染组中,65例(81.25％)患者以咳嗽、咳痰、气促和喘息等呼吸道症状为首发症状,71例(88.75％)患者肺部可闻及湿啰音、哮鸣音,37例(46.25％)患者白细胞计数正常.80例肺部感染患者中,轻度24例,中度47例,重度9例.共检出病原菌26株,其中大肠杆菌9株,铜绿假单胞菌8株.结论 吸烟、合并糖尿病、重度痴呆、低白蛋白血症和侵袭性操作是老年VaD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老年VaD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病原菌可能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患者不一定具有典型的临床症状、体征和实验室检查结果.

目的:构建并验证长期吸烟者肺间质纤维化背景下的孤立性肺结节(SPNs)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恶性风险预测模型。 方法:收集2011年1月至2019年12月间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PET/CT中心行 18F-FDG PET/CT显像，且有明确吸烟史、同机CT示有肺间质纤维化合并SPNs的169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均为男性，年龄68(63，75)岁。以病理学诊断结果或肺内病灶随访的影像学资料(随访时间≥2年)为标准，判断结节良恶性；运用 χ2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良恶性病灶的临床特征(年龄、吸烟指数)、形态特征(病灶最大径、密度、位置、分布、与纤维化区域相对位置、毛刺征、分叶征、钙化、空泡征、血管集束征、胸膜凹陷征、肺气肿及双肺纤维化严重程度)和代谢特征[病灶最大标准摄取值(SUV max)]，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结节恶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风险预测模型。以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及 k折交叉验证( k＝10)验证模型。 结果:共发现SPNs 222个，其中恶性157个、良性65个。单因素分析显示，吸烟指数，结节是否伴毛刺征、分叶征、血管集束征、钙化、肺气肿，结节大小，与纤维化区域的相对位置，SUV max，双肺纤维化严重程度在良恶性结节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值：2.514~9.858, χ2值：4.353~18.442，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钙化、血管集束征及SUV max为肺间质纤维化背景下恶性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 OR)：0.048~2.534，均 P<0.05]，据此构建的预测模型为：恶性概率 P＝1/(1＋e - x), x＝-1.839-3.033×钙化＋0.930×血管集束征＋0.754×SUV max(结节具有钙化或血管集束征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自身验证ROC曲线下面积为0.932(95% CI: 0.895~0.969)，模型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87.9%、86.2%。 k折交叉验证示，测试组预测准确性为0.847±0.075，训练组预测准确性为0.862±0.010。 结论:钙化、血管集束征和SUV max是长期吸烟者肺间质纤维化背景下恶性SPN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上述指标的模型判断恶性SPNs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目的:评估北京协和医院糖尿病强化治疗门诊患者血糖、血压、血脂及3项综合指标经规律随访12个月后达标情况并分析影响因素，探索糖尿病强化治疗门诊综合管理模式。方法:该研究为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选取2012年至202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糖尿病强化治疗门诊长期规律随诊的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连续随诊12个月以上，收集患者在第1次就诊和随访第3、6、9和12个月的临床资料，评估以糖化血红蛋白<7%、血压<130/80 mmHg（1 mmHg=0.133 kPa）、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2.6 mmol/L作为控制目标时，患者血糖、血压、血脂及3项综合指标的达标率，并分析性别、年龄、糖尿病类型、病程、体重指数、合并症、并发症、治疗方案等因素对糖尿病综合管理结局的影响。结果:共纳入232例患者，2型糖尿病210例（90.5%），1型糖尿病13例（5.6%），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5例（2.2%），全胰腺切除术后继发糖尿病3例（1.3%）及线粒体糖尿病1例（0.4%）。经过3个月的强化管理，血糖（67.7%比34.1%，Kappa=0.336， P<0.001）、血压（53.4%比37.5%，Kappa=0.159， P=0.001）、血脂（59.1%比39.2%，Kappa=0.198， P<0.001）、3项综合指标（20.7%比3.0%，Kappa=0.177， P<0.001）的达标率均显著升高，继续治疗6、9、12个月后，血糖、血压、血脂及综合指标达标率均稳定而持续增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基线高血糖（ P=0.002）、病程≥5年（ P<0.001）、吸烟（ P=0.009）、饮酒（ P=0.038）、有糖尿病并发症（ P=0.001）、应用口服降糖药物联合胰岛素的降糖方案（ P<0.001）、应用抗血小板药物（ P=0.037）是糖化血红蛋白控制不达标的危险因素。基线高血压（ P<0.001）、饮酒（ P=0.030）、合并血脂异常（ P=0.028）是血压控制不达标的危险因素。基线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达标（ P=0.020）、未应用他汀类药物（ P<0.001）是血脂控制不达标的危险因素。 结论:在北京协和医院糖尿病强化治疗门诊长期随诊患者中，血糖、血脂、血压达标率及综合达标率较高，但仍需尽可能提高患者的依从性，重视体重管理，坚持糖尿病的综合治疗。

目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探讨其影像学特点。方法:选择杭州市大江东医院2017年2月至2019年2月收治的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患者73例为观察组、慢阻肺无侵袭性肺曲霉菌病患者81例为对照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独立危险因素，总结分析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影像学特点。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性别、年龄、病程、合并基础疾病和吸烟史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长期使用激素、低蛋白血症、长期使用抗生素和有创操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32.372、16.593、36.671、21.566，均 P<0.05)。将上述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长期使用激素、低蛋白血症、长期使用抗生素和有创操作为影响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独立危险因素( OR＝1.685、95% CI 1.208～2.142， OR＝2.546、95% CI 1.682～3.981， OR＝2.984、95% CI 1.982～4.653， OR＝2.109、95% CI 1.462～3.241，均 P<0.05)。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临床表现以咳嗽、咳痰、胸痛及呼吸困难为主。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影像学表现以非特异性浸润影为主，占50.68%(37/73)。 结论:慢阻肺合并侵袭性肺曲霉菌病受多因素影响，长期使用激素、低蛋白血症、长期使用抗生素和有创操作为独立危险因素，以咳嗽、咳痰、胸痛及呼吸困难为其主要临床表现，以非特异性浸润影为主要影像学表现。

目的:探究我国真实世界中，于不同地域医院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对二级预防用药的依从性及其长期预后。方法:冠心病抗血小板治疗优选方案（OPT-CAD）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注册登记研究。本研究选取OPT-CAD研究中诊断为ACS且行PCI治疗的患者。以长江一线为中国南北方分界线，根据患者就诊医院的地理位置分南方组和北方组。为减少选择偏倚和潜在的混杂因素，两组间患者根据倾向性评分按1∶1最临近匹配法匹配。主要终点为患者出院后60个月随访期间发生的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包括心原性死亡、心肌梗死和/或缺血性卒中的复合终点；次要终点为60个月全因死亡、心原性死亡、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以及出血学术研究联合会（BARC）定义的2、3、5型出血。记录患者的二级预防用药情况，二级预防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他汀类、β受体阻滞、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类（ACEI/ARB）等。匹配前后均比较两组患者的二级预防用药情况及临床事件发生率。结果:本研究共纳入7 049例ACS患者，其中南方组共1 958例患者，北方组共5 091例。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南方组和北方组各1 324例。匹配前，北方组患者中吸烟、合并高血压及糖尿病、有既往史（心肌梗死、PCI及卒中）和冠心病家族史的比例较南方组高（ P均<0.05）。北方组复杂病变、弥漫病变、小血管病变和血栓病变占比均高于南方组（ P均<0.05）。出院后60个月，南方与北方组的抗血小板治疗模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其中南方组患者使用氯吡格雷单药治疗的比例高于北方组［9.8%（130/1 324）比1.1%（14//1 324）］，而北方组患者使用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的比例高于南方组［（67.4%（893/1 324）比46.5%（616/1 324）］。其他二级预防用药的使用上，南方组患者接受β受体阻滞剂［24.5%（325/1 324）比16.8%（222/1 324）， P<0.001］及ACEI/ARB［19.4%（257/1 324）比10.0%（133/1 324）， P<0.001］治疗的比例高于北方组。匹配后，北方组出院后60个月MACCE［8.4%（111/1 324）比6.2%（82/1 324）， P=0.030］和BARC2、3、5型出血［6.0%（80/1 324）比4.0%（53/1 324）， P=0.016］发生率高于南方组。 结论:与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地区PCI术后的ACS患者伴合并症和危险因素的比例较高，冠状动脉病变更为复杂，对药物依从性较差，预后也相对较差。

抗磷脂综合征（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APS）是一种系统性自身免疫病，其特征是反复动脉、静脉或微血管血栓形成、病态妊娠或持续的抗磷脂抗体（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aPL）阳性。目前针对APS的研究和试验，应用的分类标准多为2006年于悉尼（Sydney）修订的札幌（Sapporo）标准，但其并未纳入基于证据的对分类标准的定义（如aPL阳性、微血管疾病或病态妊娠），导致研究包含了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的异质性"aPL阳性"患者群体。基于此，为开发新的高特异性APS分类标准，EULAR和ACR采用分级聚类、加权和风险分层等多种方法制定出了新的APS分类标准，并于2023年8月在 Arthritis Rheumatol上发布。新的分类标准如图1所示，与2006年悉尼分类标准相比，除了明确各临床标准的定义，一个重要更新是确定了血栓事件的危险分层：（1）静脉血栓栓塞高危分层（≥1个主要危险因素或≥2个次要危险因素）：①主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恶性肿瘤：未接受治疗/根治性治疗，正在进行根治性治疗包括激素治疗，或在血栓发生时尽管已接受根治性治疗，但仍有复发/进展。b：住院：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因急性疾病入院，并被限制卧床（仅允许如厕）至少3 d。c：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d：重大创伤：血栓发生前1个月内出现骨折或脊髓损伤。②次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系统性自身免疫病或活动性炎症性肠病：根据当前指导建议评估疾病活动度。b：急性/活动性严重感染：根据相关指南，如脓毒症、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c：中央静脉置管：在同一血管床。d：激素替代治疗、含雌激素口服避孕药或正在进行体外受精。e：长途旅行：≥8 h。f：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g：怀孕或产后：分娩后6周内。h：长期制动：如与活动能力降低相关的腿部损伤或在医院外卧床至少3 d。i：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2）心血管疾病高危分层（≥1个高危因素或≥3个中危因素）：①高危因素：a：严重动脉高压：收缩压≥180 mmHg或舒张压≥110 mmHg。b：慢性肾脏病：估计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超过3个月。c：糖尿病：伴器官受损或长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总胆固醇≥3 100 mg/L（8 mmol/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4.9 mmol/L）。②中危因素：a：动脉高血压：治疗中，或收缩压≥140 mmHg/舒张压≥90 mmHg。b：吸烟。c：糖尿病：无器官受损或短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治疗中，或总胆固醇<3 100 mg/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e：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

目的:分析杭州市城区便秘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了解近年该地区便秘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2022年8月至2023年6月期间，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对杭州市区望江、四季青、浦沿、长河、紫阳、萧山城厢、转塘和半山8个街道的43个社区居民开展横断面调查，由社区医生面对面填写书面调查问卷。以Bristol粪便分型结合罗马Ⅳ功能性胃肠病诊断标准，调查居民便秘的患病率，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便秘的危险因素。结果:共计有10 479名居民接受调查，男性5 551例（53.0%），女性4 928例（47.0%）。总体便秘患病率为10.6%（1 107/10 479），男、女患病率分别为11.0%（613/5 551）和10.0%（494/4 92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体质指数（BMI）人群便秘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7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最高为15.4%（264/1 717）。不同职业、婚姻状态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便秘患病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既往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人群、有长期服药史的人群以及父母或子女有便秘史者，其便秘患病率均高于无此类情况者，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将可干预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食水果少（OR=1.284，95%CI：1.061~1.553， P=0.010）、饮食口味喜辛辣偏咸（OR=1.234，95%CI：1.039~1.466， P=0.016）、睡眠时间过长（OR=1.644，95%CI：1.260~2.144， P<0.001）、睡眠无规律（OR=1.370，95%CI：1.127~1.665， P=0.002）及几乎不运动（OR=1.388，95%CI：1.168~1.649， P<0.001）均为发生便秘的危险因素；而饮食混合搭配（OR=0.709，95%CI：0.608~0.826， P<0.001）和肉食为主（OR=0.604，95%CI：0.495~0.736， P<0.001）、饮酒量适中（OR=0.659，95%CI：0.534~0.812， P<0.001）或少及不饮酒（OR=0.523，95%CI：0.428~0.638， P<0.001）、不吸烟（OR=0.819，95%CI：0.674~0.995， P<0.001）为便秘的保护性因素。未发现主食偏好与便秘的患病风险存在关联（精粮：OR=1.147，95%CI：0.944~1.393， P=0.167；无特殊偏好：OR=0.935，95%CI：0.783~1.117， P=0.459）。被调查者对便秘自我主观评价与客观标准符合率，阴性高于阳性（95.8%比38.0%）。 结论:便秘在杭州市城区人群中患病率偏高。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可明显降低便秘的发病率。应加强便秘的预防宣教工作，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