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产科急症，其早期识别、进入重症医学科前的紧急干预和产科处理是产科医生需要重视及关注的临床问题。妊娠和产褥期生理性变化使得脓毒症临床特征不易被识别。对于可能的脓毒症，可使用简单的床边筛查工具进行早期识别。如果脓毒症筛查呈阳性，怀疑或存在感染证据时，无论是否发热，需进一步评估器官损伤的证据进行脓毒症诊断。识别脓毒症后的1 h内启动集束化治疗：疑似或确诊脓毒症的孕产妇，应尽早进行细菌培养（血液、尿液、呼吸道及其他部位体液）和血清乳酸水平测定；最好在1 h内给予经验性广谱抗生素治疗；建议在脓毒症并发低血压或器官灌注不足时尽早给予1~2 L晶体溶液进行液体复苏；尽管进行了液体复苏，但仍伴有持续低血压和/或灌注不足，建议使用血管升压药物以维持平均动脉压≥65 mmHg（1 mmHg=0.133 kPa），去甲肾上腺素作为一线药物。当怀疑或确诊脓毒症时，应积极寻找感染病灶，有效控制感染源。不建议仅以脓毒症为唯一指征而立即终止妊娠，终止妊娠应依据产科指征，根据孕周、母体及胎儿情况进行个体化综合考虑。若明确存在宫内感染，应立即终止妊娠。剖宫产通常需要全身麻醉；施行椎管内麻醉是相对禁忌。妊娠和产褥期脓毒症的诊疗应在遵循指南基础上实施个体化治疗。

已经患有冠心病、脑卒中和动脉粥样硬化性外周血管疾病的患者构成了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二级预防的人群，预防的目标是控制疾病进展，降低复发和死亡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患者的生活、工作能力和生活质量。2017年以前，这些患者在血脂管理相关指南中均界定为极高危人群。近几年，国内外多部指南和共识相继提出对ASCVD患者进一步危险分层，虽然在危险分层的命名和标准上有一些差异，但目的都在于通过对具有更高复发危险的ASCVD患者采取更积极的降脂治疗措施，达到更低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目标值，进一步改善二级预防人群的预后。为了诠释其必要性，该文总结了ASCVD患者危险分层的3方面的依据，以推动临床实践中更新的二级预防降脂策略的实施，有效改善中国ASCVD二级预防的现状。

自取样是受检者自己采集标本进行疾病检测的方法，具有隐私性强、操作方便简单、时间地点自由等优点，可以提高受传统观念影响、工作时间限制及交通和医疗不发达的偏远地区的人群参加疾病检测及筛查的依从性。随着“互联网+医疗健康”及“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发展，居家自取样检测成为疾病检测及筛查的一个发展趋势。HIV及HPV感染给个人及社会带来较重的负担，在一级预防的有效性、普及性不足的现况下，二级预防即“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控制其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有效措施。目前关于HPV和HIV自取样检测的研究较多，其检测结果可靠性较高，且在人群中接受度较高，对于提高宫颈癌筛查覆盖率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诊断率有重要意义。

作为临床上主要的缺血性卒中亚型之一，隐源性卒中病因复杂多样，包括阵发性心房颤动、房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颈动脉蹼、非狭窄性动脉粥样硬化和癌症等疾病，需要进行详细、针对性的评估，并需高度重视其复发风险。来源不明的栓塞性卒中（ESUS）概念的提出，使之成为一种治疗相关性疾病，应针对不同病因采用抗血小板、抗凝、介入和手术等治疗，以降低其卒中复发率。

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tic stenosis, ICAS）是缺血性脑血管病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与颅外疾病或心源性栓塞等病因相比，有症状ICAS（symptomatic ICAS, sICAS）的卒中复发风险较高，常导致患者神经功能缺损加重甚至死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影像学特征在预测sICAS患者的卒中复发风险和个体化二级预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对sICAS患者缺血性卒中复发的影像学特征进行了综述，为识别sICAS卒中复发高危人群和有效二级预防提供依据。

血脂异常是卒中高危因素，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esterol, LDL-C)水平可降低缺血性卒中发病风险。他汀类药物和PCSK9抑制剂均可有效降低LDL-C水平，但有些患者不能耐受他汀类药物，而PCSK9抑制剂则价格昂贵。动物实验显示，依折麦布可通过激活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信号通路减轻氧化应激和内质网应激反应，抑制细胞凋亡，增加自噬，从而保护神经组织。临床研究表明，依折麦布可在他汀类药物治疗基础上进一步降低LDL-C水平，降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的缺血性卒中风险，且没有明显不良反应。但是，对于年龄≥75岁、LDL-C升高且没有冠心病的老年人，依折麦布则不能降低卒中发生率。目前，依折麦布用于缺血性卒中二级预防的相关研究较少，其作用尚需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证实。

目的:探讨上海市浦东新区腹泻患者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的流行特征状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上海市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在区的3所三级医院、9所二级医院和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腹泻病原主动监测情况，使用冷增菌法分离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并分析菌株生物/血清型、毒力基因型和抗微生物药物敏感性。使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率的比较。结果: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共纳入腹泻患者12 941例，0.7%（88/12 941）患者经确认感染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67.0%（59/88）患者为单一感染，33.0%（29/88）患者为混合感染。年度病原检出率呈升高趋势（0.3%~1.2%）。<5岁年龄组（1.1%，37/3 218）和春季（1.1%，32/2 998）检出率最高（χ 2分别为18.64和9.76， P<0.05）。58.0%（51/88）患者的粪便性状为水样便，15.9%（14/88）患者有发热症状，14.8%（13/88）患者有呕吐症状。3/O：3型为优势菌型（53.4%，47/88），其次为1A/O：8型（15.9%，14/88）和1A/O：5型（6.8%，6/88）。3/O：3型在<5岁年龄组占比89.2%（33/37）。所有3/O：3型菌株4种致病性毒力基因（ ail、 ystA、 yadA、 virF）均阳性，11/14的1A/O：8型菌株和4/6的1A/O：5型菌株 ystB基因阳性。对氨苄西林（80.7%，71/88）和阿莫西林/克拉维酸（71.6%，63/88）的耐药率最高，63.6%（56/88）菌株为多重耐药。3/O：3型和非3/O：3型菌株间对氨苄西林、头孢西丁、萘啶酸、四环素、氨苄西林/舒巴坦耐药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分别为14.68、43.80、41.86、30.54、5.07， P<0.05）。 结论: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腹泻儿童中的检出率高于成人，优势菌型为致病性和多重耐药性的3/O：3型。

目的:比较以膨体聚四氟乙烯（ePTFE）覆膜支架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TIPS）与药物联合胃镜治疗作为门静脉高压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血二级预防的临床疗效。方法:纳入2017年3月至7月因门静脉高压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血，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接受TIPS治疗（ePTFE覆膜支架）或首次接受胃镜治疗作为二级预防的患者，分析两组患者术后1年内肝功能变化、腹水缓解率、肝性脑病发生率、再出血率、平均住院次数及费用、生存时间，以及TIPS组支架通畅情况。对数据采用χ 2检验、Kaplan-Meier法和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TIPS组74例，药物联合胃镜组66例，随访12～16（14.57±0.79）个月。术后1年，TIPS组腹水缓解率为57.1%（32/56），高于药物联合胃镜组的0（χ 2 = 36.73， P < 0.01）。术后1、3、6、12个月，TIPS组患者肝性脑病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2.4%（24/74）、37.8%（28/74）、40.5%（30/74）、40.5%（30/74），药物联合胃镜组患者肝性脑病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0%（2/66）、3.0%（2/66）、3.0%（2/66）、6.1%（4/66）；Kaplan-Meier分析显示，TIPS组肝性脑病累积发生率高于药物联合胃镜组（χ 2 = 11.29， P < 0.01）。术后1个月内、1～3个月、3～6个月、6～12个月，TIPS组重度肝性脑病（Ⅲ至Ⅳ度）的发生率分别为2.7%（2/74）、0、0、0，药物联合胃镜组重度肝性脑病发生率均为0，两组重度肝性脑病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TIPS组和药物联合胃镜组术后12个月再发出血率分别为0和27.3%（18/6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 22.42， P < 0.01）。随访期间两组均无患者死亡。TIPS组住院次数为（1.45±0.80）次，少于药物联合胃镜组的（3.24±1.80）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 = -4.52， P < 0.01）。 结论:在预防食管胃底曲张静脉再出血方面，TIPS（ePTFE覆膜支架）治疗具有再出血率低、腹水缓解率高、住院次数少等优点；TIPS治疗患者肝性脑病发生率比药物联合胃镜的高，但TIPS并不增加重度肝性脑病发生率。TIPS与药物联合胃镜治疗的术后1年生存率无差异。

目的:探究我国真实世界中，于不同地域医院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对二级预防用药的依从性及其长期预后。方法:冠心病抗血小板治疗优选方案（OPT-CAD）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注册登记研究。本研究选取OPT-CAD研究中诊断为ACS且行PCI治疗的患者。以长江一线为中国南北方分界线，根据患者就诊医院的地理位置分南方组和北方组。为减少选择偏倚和潜在的混杂因素，两组间患者根据倾向性评分按1∶1最临近匹配法匹配。主要终点为患者出院后60个月随访期间发生的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包括心原性死亡、心肌梗死和/或缺血性卒中的复合终点；次要终点为60个月全因死亡、心原性死亡、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以及出血学术研究联合会（BARC）定义的2、3、5型出血。记录患者的二级预防用药情况，二级预防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他汀类、β受体阻滞、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类（ACEI/ARB）等。匹配前后均比较两组患者的二级预防用药情况及临床事件发生率。结果:本研究共纳入7 049例ACS患者，其中南方组共1 958例患者，北方组共5 091例。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南方组和北方组各1 324例。匹配前，北方组患者中吸烟、合并高血压及糖尿病、有既往史（心肌梗死、PCI及卒中）和冠心病家族史的比例较南方组高（ P均<0.05）。北方组复杂病变、弥漫病变、小血管病变和血栓病变占比均高于南方组（ P均<0.05）。出院后60个月，南方与北方组的抗血小板治疗模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其中南方组患者使用氯吡格雷单药治疗的比例高于北方组［9.8%（130/1 324）比1.1%（14//1 324）］，而北方组患者使用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的比例高于南方组［（67.4%（893/1 324）比46.5%（616/1 324）］。其他二级预防用药的使用上，南方组患者接受β受体阻滞剂［24.5%（325/1 324）比16.8%（222/1 324）， P<0.001］及ACEI/ARB［19.4%（257/1 324）比10.0%（133/1 324）， P<0.001］治疗的比例高于北方组。匹配后，北方组出院后60个月MACCE［8.4%（111/1 324）比6.2%（82/1 324）， P=0.030］和BARC2、3、5型出血［6.0%（80/1 324）比4.0%（53/1 324）， P=0.016］发生率高于南方组。 结论:与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地区PCI术后的ACS患者伴合并症和危险因素的比例较高，冠状动脉病变更为复杂，对药物依从性较差，预后也相对较差。

缺血性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病死率及高复发率等特点，卒中后应尽早开始二级预防。预防缺血性卒中复发需要制定针对病因和危险因素的措施和标准化策略，缺血性卒中二级预防策略包括抗栓治疗、降脂治疗、血压管理和血糖管理等，这对降低卒中复发至关重要。此外，通过改善饮食、增加体育锻炼和戒烟限酒等措施干预缺血性卒中的行为危险因素，对预防卒中复发同样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