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和增强CT(CECT)对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HC)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扬州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72例PHC患者,共92个病灶.所有患者均行TACE治疗,术后6个月随访.此外,所有患者均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检查,并以DSA结果为金标准,评价MRI和CECT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结果 两种诊断方法的特异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MRI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明显高于CECT(P＜0.05). MRI检出的残留和新发病灶数明显高于多层螺旋CT(MSCT)(P＜0.05),不同类型碘油沉积的PHC患者TACE后残留和新发病灶的检出率明显高于CECT(P＜0.05).术后MRI诊断的肿瘤包膜数明显高于CECT(P＜0.05).两种诊断方法对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征象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两种诊断方法对门静脉癌栓诊断及术后病变的血供来源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MRI对肝癌患者TACE术后残存和新发病灶的诊断准确率和敏感性均高于CECT.然而,这两种诊断方法在门静脉癌栓的诊断、病变的血供来源以及术后动脉期残余强化的评分上是相似的.

目的:分析临床路径管理对合并严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DCD）供肝原位肝移植，对术后重大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术后病死率等预后参数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2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行DCD供肝成年人原位肝移植患者临床资料359例，纳入术前行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患者60例，将纳入患者分为严重冠心病组（13例）和非严重冠心病组（47例），采取不同的临床路径管理方法，比较两组患者基线人口学特征、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术前心功能、肾功能、终末期肝病分类，术前生化指标，术中热缺血时间、门静脉阻断时间、腔静脉阻断时间及术中低血压发生率等围手术期指标，术后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病死率等。结果:两组患者人口学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前肌钙蛋白I（troponin I, TnI）均在正常范围，但严重冠心病组患者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术前严重冠心病组乳酸水平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其余基线数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前血压、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中热缺血时间、门静脉阻断时间、腔静脉阻断时间、低血压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严重冠心病组ALT及AST明显低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术后其余指标如血压、心率、TnI和乳酸水平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后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严重冠心病组MACE发生率明显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 结论:合并严重冠心病并非DCD原位肝移植术手术禁忌，但术后MACE发生率显著增加，优化临床路径管理是改善这类患者临床结局的核心。

患者女，50岁，2周前在外院体检时腹部CT发现肝占位，否认厌油、恶心、呕吐等不适，入院后查肝功能及肿瘤标志物均正常，上腹部MRI示(图1，2)：肝左内叶结节T 1加权成像(weighted imaging, WI)压脂序列呈低信号，T 2WI压脂序列呈等高混杂信号，同相位肝左叶病变呈等信号，反相位信号明显降低，增强动脉期明显强化，可见血管影，门静脉期及静脉期强化减退，仍可见强化血管影；右侧肾上腺结节T 1WI压脂序列呈稍低信号，T 2WI压脂序列呈高信号，反相位病灶局部信号降低，增强动脉期明显不均匀强化，门静脉期及静脉期强化减退。为进一步明确病变性质和分期，行 18F－FDG PET/CT(德国Siemens Biograph mCT－S 64)显像，早期相(注射 18F－FDG后60 min)示：肝左内叶可见低密度结节(图3A)，CT平均值约－11 HU，其显像剂摄取明显增高，SUV max 5.9(邻近肝实质SUV max 3.1)；右侧肾上腺结节(图3B)CT平均值约26 HU，其显像剂摄取明显增高，SUV max 15.0。行肝脏结节及右肾上腺结节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为肝脏血管平滑肌脂肪瘤(hepatic angiomyolipoma, HAML)合并右肾上腺皮质腺瘤(图4)。

目的:评价内镜超声（endoscopic ultrasound，EUS）引导弹簧圈栓塞联合内镜组织胶注射治疗合并较大自发性分流道的胃底静脉曲张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2016年12月—2020年12月因胃底静脉曲张伴较大自发性分流道（分流道最窄处直径5~15 mm）接受EUS引导弹簧圈栓塞联合内镜组织胶注射的24例患者资料，统计并分析短期疗效（技术成功率、术后5 d再出血率、6周死亡率）、远期疗效（1年再出血率和死亡率、3年死亡率）及安全性（异位栓塞发生率）。结果:EUS引导弹簧圈栓塞联合内镜组织胶注射技术成功率91.7%（22/24），5 d再出血率0（0/22）。1例（4.5%）术后2 d复查门静脉系统血管CT成像显示脾静脉主干部分栓塞。22例患者中2例失访，随访时间14.9（1.0~48.6）个月，术后6周死亡率0（0/20），术后1年再出血率35.0%（7/20）。12例行胃镜随访的患者中，5例出现不同程度食管静脉曲张加重，5例出现不同程度门静脉高压性胃病加重。术后1年死亡率5.0%（1/20），术后3年死亡率20.0%（4/20），均与出血及异位栓塞事件无关。结论:对于合并较大自发性分流道的胃底静脉曲张患者，EUS引导弹簧圈栓塞联合内镜组织胶注射治疗短期安全有效，并能降低异位栓塞发生风险，远期疗效及安全性仍有待进一步证实。

目的:探讨伴有破骨细胞样巨细胞的胰腺未分化癌(UCOGCP)的影像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2月至2019年1月间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4例经病理确诊为UCOGCP患者的CT、MRI影像学资料，记录肿瘤部位、长径、形态、边界、密度或信号、包膜、钙化、出血、囊变、强化程度，以及有无胰管扩张、胰腺实质萎缩，有无周围血管侵犯、淋巴结及器官转移。结果:4例UCOGCP中病灶位于胰头部1例，胰体部2例，胰尾部1例。病灶长径3.3～13.0 cm，平均8.8 cm；呈类圆形3例，不规则状1例；边界清晰并见包膜2例，边界模糊2例。4例均为囊实性肿块，其中3例有囊腔分隔。CT平扫示4例肿块均呈不均匀低密度，其中1例有斑点状钙化；增强后肿块实性成分轻度强化，其中2例部分实性成分明显强化。MRI检查示2例T 1WI呈混杂低信号，其中1例见小斑片高信号出血灶；T 2WI呈混杂高信号，扩散加权成像(DWI)呈弥散受限。2例主胰管扩张，1例胰腺实质萎缩。1例侵犯十二指肠降部，3例周围血管(包括门静脉、脾动脉、脾静脉)受侵，其中1例伴门静脉和脾静脉瘤栓形成，1例伴发胰源性门静脉高压。 结论:UCOGCP影像学特征为体积较大的囊实性肿块，可伴出血及钙化，增强后实性成分轻度强化，部分实性成分明显强化，分析其影像学特征并结合临床资料，有望提高该疾病诊断准确率。

目的:探讨不同浓度对比剂对CT门静脉成像质量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2月至6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在相同条件下行腹部增强CT扫描的患者103例。根据所用对比剂的不同分为高浓度组（51例）和低浓度组（52例），高浓度组对比剂为碘美普尔（含碘400 mg/ml），低浓度组对比剂为碘克沙醇（含碘320 mg/ml）。选取门静脉期数据行门静脉血管重组，对图像质量进行评价，评估两组门静脉主干、肠系膜上静脉、脾静脉CT值以及门静脉的强化CT值，计算信噪比、对比噪声比，并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间客观评价指标的差异，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主观评分的差异。 结果:高、低浓度组图像评分分别为4.00(3.97, 4.22）和4.00 (3.40, 4.0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329， P=0.020）。高浓度组的肝门静脉主干、肠系膜上静脉及门静脉强化CT值均高于低浓度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间的脾静脉CT值、肝门静脉主干的SNR与C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在同样扫描方案及对比剂注射方案的前提下，使用高浓度对比剂行门静脉CT成像可有效提高检查的成功率及图像质量。

目的:探讨宽探测器多层螺旋CT(MDCT)靶扫描技术在胰腺癌术前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9月至2019年10月间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2例行胰腺动脉CT增强扫描检查且经病理确诊的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国际标准体模CATPHON 500进行CT体模实验，分别改变扫描辐射剂量、扫描模式以及扫描视野等，对获得图像的空间分辨率与密度分辨率进行对比分析。将实验获得的靶扫描技术参数应用于22例胰腺癌患者MDCT增强扫描的动脉晚期，采用高管电流、容积扫描模式及小扫描视野扫描，测量各时相胰腺癌组织与正常胰腺组织的衰减值(CT值)及噪声值(SD值)，计算两种组织的衰减差与对比信噪比(CNR)，评估不同时相两种组织的对比度差异，测量腹腔干、肾动静脉、肠系膜上动静脉、脾静脉、门静脉的CT值，评价肿瘤组织与胰周重要血管的显示情况。结果:在体模实验中，同等辐射剂量条件下，容积扫描模式的图像密度分辨率优于螺旋扫描模式(5 mGy时1%@4 mm比1%@9 mm；25 mGy时1%@2 mm比1%@6 mm)。胰腺肿瘤与胰腺组织对比，胰腺组织表现为强化过程先升高后下降，而胰腺肿瘤组织为轻度强化过程，胰腺组织与肿瘤组织的衰减差及CNR也是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在动脉晚期达到最大值[(91.96±29.29)HU、8.60±5.71]，各时相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47.20、19.80， P值均<0.05)。评估血管变异及侵犯情况显示，动脉晚期靶扫描图像上可以得到较好的动脉期图像，同时兼顾脾静脉、肠系膜静脉及门静脉的显示。 结论:采用宽探测器MDCT靶扫描技术可提高图像空间分辨率与密度分辨率，显著提高肿瘤组织与胰周组织及血管的对比度，为胰腺癌的术前评估提供更准确的肿瘤分期及可切除性评价信息。

目的:探讨三维可视化技术在胰腺占位患者胰周血管解剖变异分析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在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阜阳市人民医院诊断为胰腺占位并完成上腹部增强CT扫描的98例患者资料。最终入组94例患者，其中男性56例，女性38例，年龄(61.2±7.2)岁。通过三维可视化技术重建腹部脏器及血管，分析胰周血管解剖变异，包括腹腔干、肝动脉系统、门静脉系统、胰背动脉。结果:腹腔干血管三维重建率为100.0%(94/94)。60例异常腹腔干分别为：肝脾干型5例(5.3%)、胃脾干型1例(1.1%)、肝胃脾肠系膜干型3例(3.2%)、肝胃脾肝左干型17例(18.1%)，腹腔干发出1支或多支膈下动脉34例(36.2%)。肝动脉系统MichelsⅠ型69例(73.4%)、Ⅲ型2例(2.1%)、Ⅴ型1例(1.1%)、Ⅷ型2例(2.1%)、Ⅸ型1例(1.1%)，不属于Michels分型的包含腹腔干发出副肝左动脉17例(18.1%)，副肝左动脉由胃左动脉发出合并肝左动脉由肠系膜上动脉发出1例(1.1%)，副肝右动脉由腹腔干发出合并肝固有动脉发出肝右前动脉联合胃十二指肠动脉发出肝右后动脉1例(1.1%)。异常走行胰背动脉3例。38例(40.4%)肠系膜下静脉汇入肠系膜上静脉，4例(4.3%)肠系膜下静脉汇入脾静脉和肠系膜上静脉连接处。结论:三维可视化技术有助于确定胰周血管变异情况，对胰腺占位患者术前精准评估及指导手术具有一定意义。

患者女，78岁，主因右上腹部隐痛2年余入院。2年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部隐痛，于外院行腹部B超发现肝血管瘤（2.0 cm×1.4 cm），未治疗。后患者腹痛症状加重。既往丙型病毒性肝炎15年，口服抗病毒药治疗1年。查体：右上腹轻压痛。实验室检查：碱性磷酸酶205.0 U/L，γ-谷氨酰转肽酶152.0 U/L，AFP 24 005.90 ng/ml，PIVKA-Ⅱ 27 610.07 Mau/ml。腹部增强CT：肝脏S8/4段扫及两枚不规则动脉期明显强化灶，门静脉左支部分分支见充盈缺损，病灶最大截面6.8 cm×6.3 cm×5.7 cm，病灶周围见散在小结节样子灶。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普美显）：肝脏S8/4段扫及两枚不规则肿块，相互融合，范围约7.6 cm×6.1 cm×5.8 cm，病灶周围见散在子灶（图1）；门静脉左支腔内见充盈缺损，并延伸S3段门静脉分支内（图2）。由于患者为多发肿瘤、瘤体巨大且合并门静脉癌栓形成，经多学科协作团队讨论后行转化治疗。患者先行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联合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1次；10 d后开始行外放射治疗（肿瘤+门静脉癌栓；200 cGy×20 d）；开始放疗4 d后加用仑伐替尼（8 mg/d口服；期间因乏力伴肌痛停药10 d，症状缓解后继续服药）联合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半个月后复查CT示病灶较前缩小伴强化程度减低，遂继续维持原方案。4个月后复查增强CT示病灶内见不规则低密度无强化坏死区，整体病变周围动脉期未见明确强化；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普美显）示增强扫描病变边缘及其内分隔见少许强化（图3），肝胆期呈低信号，原门静脉左支腔内见充盈缺损本次未见明确显示，mRECIST PR（图4）；AFP 7.49 ng/ml；PIVKA-Ⅱ 16.09 Mau/ml。遂全麻下行开腹肝部分切除+胆囊切除术。病理诊断：肝细胞癌，瘤床均为肿瘤性坏死。出院后长期服用仑伐替尼，剂量同前。术后3个月外院复查CT未见肿瘤复发与转移；AFP 8.04 ng/ml。

近年来门静脉高压的病因发生了许多变化。除了需关注病毒性、酒精性肝病，肥胖、高脂与糖尿病人群外，各种药物尤其是铂类药物化疗后、骨髓增殖性疾病、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等都需要列入高危筛查人群。病因的改变带来复杂的病理生理学状态，我们需要通过全面评估，了解既往病史，完善门脉血管CT、肝脏弹性成像、胃镜等检查，明确病因，为患者选择个体化治疗方案。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内镜治疗疗效，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多组学等新理念，获得更准确的门静脉压力与临床特征预测，细化风险分层，为临床的诊疗做出更精准的个体化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