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估膀胱癌患者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根治性膀胱切除术(RARC)+体内或体外尿流改道(UD)术后的肾功能变化及其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5月至2021年8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行RARC+UD的266例膀胱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232例,女34例,平均年龄(67.4±9.4)岁,原位新膀胱 84例,回肠膀胱 182例.通过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评估患者术后长期肾功能变化.采用Logistic回归评估肾功能损伤的危险因素.结果:根据尿流改道过程中肠管处理的手术入路不同,将 266例患者分为体外尿流改道(ECUD)组(79例)和体内尿流改道(ICUD)组(187例).ECUD组与ICUD组的平均手术时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80);ICUD组平均手术估计失血量[(303.5±116.5)ml]少于ECUD组[(379.8±233.2)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ECUD 组术后第 1、2、3 年的平均 eGFR 分别为(92.3±26.5)、(90.4±26.5)、(88.1±28.3)ml/(min·1.73m2),ICUD 组分别为(98.9±23.3)、(97.3±23.3)、(95.7±23.5)ml/(min·1.73m2),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42、0.034、0.037).随访期内共有112例(42.1%,112/266)患者出现长期肾功能损伤,其中12例(4.5%,12/266)进展至慢性肾脏病(CKD)3B期及以上,ECUD组9例(11.4%)、ICUD组3例(1.6%),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根据术后随访期间是否发生长期肾功能损伤将患者分为肾损伤组和未发生肾损伤组,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年龄(P=0.007)、手术入路(P<0.001)、输尿管肠吻合口狭窄(P<0.001)、病理分期T3期及以上(P<0.001)、术后肾积水(P=0.006)、估计出血量(P=0.007)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手术入路(OR=0.24,95%CI:0.12～0.46,P<0.001)、输尿管肠吻合口狭窄(OR=4.37,95%CI:1.32～14.45,P=0.016)、病理分期T3期及以上(OR=6.21,95%CI:3.20～12.07,P<0.001)为术后发生长期肾功能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随访期内共30例(11.3%)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AKI),其中ECUD组6例(7.6%),ICUD组24例(12.8%),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17).结论:急性和长期肾功能损伤是膀胱癌根治术后的常见并发症.患者的肿瘤病理分期、输尿管肠吻合口狭窄、尿流改道过程中对肠管处理的入路(ECUD和ICUD),是患者长期肾功能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精准评估、选择合适手术入路和长期随访,对于保护膀胱癌患者术后肾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对比单极电剪与超声刀在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胰体尾切除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分析2020年7月至2023年12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普通外科接受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胰体尾切除术的31例术前诊断为胰体尾良性占位性病变患者资料，其中男性9例，女性22例，年龄(54.4±15.7)岁。31例患者中行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胰体尾切除术且术中使用单极电剪的纳入单极电剪组( n＝12)，单极电剪自带多关节可灵活旋转的机械臂，完成解剖及分离操作；使用超声刀的纳入超声刀组( n＝19)，超声刀完成解剖及分离操作。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保脾率、术后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胰瘘、出血等)及住院总费用等指标。 结果:术后病理证实31例患者中胰腺浆液性囊腺瘤6例(19.4%)、胰腺黏液性囊腺瘤5例(16.1%)、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3例(9.7%)、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6例(19.4%)、胰腺囊肿5例(16.1%)、胰腺良性囊性病变3例(9.7%)、不易分类3例(9.7%)。所有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均无中转开腹及死亡患者。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保脾率、术后住院时间、住院总费用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极电剪组术后排气时间为(2.8±0.7)d，比超声刀组的(3.6±0.7)d更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88， P＝0.007)。两组均无术后出血，单极电剪组共有4例术后出现并发症，均为胰瘘，其中生化漏2例，B级胰瘘2例；超声刀组有8例术后出现并发症，胰瘘7例，其中生化漏3例，B级胰瘘4例，另有腹腔感染3例，均予以对症治疗后痊愈。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17)。 结论: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胰体尾切除时，应用单极电剪可以达到与超声刀同样的效果，并且能够充分发挥机器人手术系统的优势。

目的:病期虽然是影响胃癌预后的主要因素之一，但生物学行为不同的胃癌患者，其预后也大不相同，说明胃癌的生物学行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讨相同病期下不同生物学行为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并分析其对预后的影响，为外科治疗提供合理可靠的临床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收集1980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胃肠肿瘤外科行根治性手术的进展期胃癌病例资料。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术后病理证实为进展期胃癌；（2）行根治性手术，均为R 0切除；（3）随访资料完整，无失访。排除标准：（1）既往胃部手术史，术前接受新辅助治疗，术前影像学检查发现有远隔脏器转移；（2）年龄<18岁或>90岁的患者；（3）缺乏临床、病理或随访数据。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进行预后单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预后多因素分析，比较相同病期下不同生物学行为预后的差异。 结果:全组共计2 522例患者，肿瘤TNM分期中，Ⅰ期（ⅠB期，T 2N 0M 0）246例、ⅡA期422例、ⅡB期474例、ⅢA期681例、ⅢB期441例、ⅢC期256例，其5年生存率依次为79.9%、68.5%、56.1%、39.5%、22.5%和8.1%，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01）。预后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1）Ⅰ期胃癌患者，大体类型为浸润型（HR=1.806，95% CI：1.174~2.780， P=0.007）、生长方式为弥漫型（HR=1.370，95% CI：1.007~1.864， P=0.045）和淋巴管癌栓阳性（HR=2.073，95% CI：1.333~3.224， P=0.001）是影响其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2）ⅡA期胃癌患者，肿瘤大体类型为浸润型（HR=1.376，95% CI：1.008~1.878， P=0.044）、肿瘤生长方式为弥漫型（HR=1.263，95% CI：1.061~1.505， P=0.009）和淋巴管癌栓阳性（HR=2.296，95% CI：1.753~3.008， P<0.001）为影响其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3）ⅡB期胃癌患者，大体类型为浸润型（HR=1.445，95% CI：1.056~1.976， P=0.021）和淋巴管癌栓阳性（HR=1.528，95% CI：1.194~1.955， P=0.001）是影响其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4）ⅢA期胃癌患者，肿瘤大体类型为浸润型（HR=1.395，95% CI：1.095~1.777， P=0.007）、淋巴管癌栓阳性（HR=1.583，95% CI：1.315~1.905， P<0.001）和浆膜分型（腱状型+多彩弥漫型）（HR=1.188，95% CI：1.102~1.282， P<0.001）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5）ⅢB期胃癌患者，大体类型为浸润型（HR=1.485，95% CI：1.063~2.076， P=0.021）、淋巴管癌栓阳性（HR=1.315，95% CI：1.060~1.631， P=0.013）和浆膜分型（腱状型+多彩弥漫型）（HR=1.146，95% CI：1.052~1.248， P=0.002）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6）ⅢC期胃癌患者，肿瘤大体类型为浸润型（HR=2.986，95% CI：1.293~6.898， P=0.010）、浆膜分型（腱状型+多彩弥漫型）（HR=1.135，95% CI：1.003~1.283， P=0.045）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相同TNM分期下，不同的生物学行为其预后大不相同，提示胃癌的生物学行为对患者的预后判断和个体化治疗的指导与病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胰腺骨外尤因肉瘤（extraosseous Ewing sarcoma，EES）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收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病理诊断为胰腺EES患者3例，总结临床病理资料并进行随访及预后分析。结果:3例患者均为女性，发病年龄分别为24、26、40岁，平均年龄30岁。影像检查发现2例位于胰腺头部，1例位于胰腺体部；大体检查肿物与周围胰腺组织界欠清，最大径4.0~8.0 cm，切面灰白灰红、质偏软，部分伴出血及坏死。镜下肿瘤由一致的小蓝圆细胞构成，部分肿瘤细胞呈巢片状、器官样排列，个别可见少量Homer-Wright菊形团结构；高倍镜下肿瘤细胞核圆形或卵圆形、核质比高、染色质细腻、部分细胞核呈空泡状，核仁不明显，病理性核分裂象可见。免疫表型：3例肿瘤细胞波形蛋白、CD99、NKX2.2、广谱细胞角蛋白及CD56均阳性，其中CD99为弥漫膜阳性，2例bcl-2阳性，1例Fli1弱阳性，Ki-67阳性指数40%~70%。3例病例行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均检测到EWSR1基因重排，2例行二代测序检测，均发现EWSR1-FLI-1融合基因。随访时间0.6~2年，3例均无复发。结论:尤因肉瘤是一种罕见的软组织恶性肿瘤，具有经典的免疫表型及分子遗传学特征，原发于胰腺的EES非常罕见，诊断需注意与其他小圆形细胞肿瘤进行鉴别，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及分子检测可以帮助诊断。

眼眶淋巴瘤(OLs)是眼附属器常见的恶性肿瘤。根据异常增生淋巴细胞来源的不同，OLs可进一步分为多种亚型，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存在争议。目前，OLs的病因及发病机制主要与淋巴细胞遗传异常、免疫抑制异常、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慢性抗原性刺激4个方面有关。但由于眼部没有真正的淋巴引流系统，只具有从泪腺延伸到结膜和泪道的粘膜相关淋巴组织(MALT)系统，OLs的发病机制具有一定的特性；且不同亚型OLs的病因差异较大，如不同的染色体畸变可造成不同亚型的OLs，在不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各OLs亚型倾向不同等。本文对国内外OLs的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做一综述，以期为临床对该病的诊断及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蔡氏套管器在胃肠道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经术前病理检查确诊为结直肠癌或胃癌，或术前钡灌肠造影提示乙状结肠冗长或横结肠冗长；（2）具备传统腹腔镜手术的适应证；（3）体质指数<30 kg/m 2（经肛门手术）和35 kg/m 2（经阴道手术）；（4）女性患者经阴道取标本者无阴道狭窄或粘连；（5）结肠冗长症患者年龄为18~70岁，具有顽固性便秘病史且病程10年以上者。排除标准：（1）合并肠穿孔、梗阻的结直肠癌，或合并胃穿孔、胃出血、幽门梗阻的胃癌；（2）合并肺、骨远处转移或无法同期切除的肝转移；（3）有腹部大手术史或存在肠粘连；（4）临床资料不完整者。按照上述标准，2014年1月至2022年10月期间，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胃肠外科应用蔡氏套管器行NOSES手术共治疗209例胃肠肿瘤和25例结肠冗长症患者，其中中低位直肠癌14例，行外翻拖出式NOSES直肠癌根治术；左结直肠癌171例，行NOSES左半结肠癌根治术；右结肠癌12例，行NOSES右半结肠癌根治术；胃癌12例，行NOSES系统性胃系膜切除术；结肠冗长症25例，行NOSES结肠次全切除术。均采用自制免辅助切口肛门套管器——蔡氏套管器（中国发明专利号：ZL201410168748.2）取标本。主要观察指标为术后1年无复发生存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全组234例患者中，男性116例，女性118例；年龄（56.6±10.9）岁。所有患者均顺利施行NOSES手术，无中转开腹者，无手术相关死亡者。术后环周切缘阴性率为98.8%（169/171），仅2 例阳性，均为左结直肠癌组患者。术后37例（15.8%）患者出现并发症，其中出现吻合口漏11例（4.7%），吻合口出血3例（1.3%），腹腔内出血2例（0.9%），腹腔感染4例（1.7%），肺部感染8例（3.4%）。术后再手术7例（3.0%），均为吻合口漏后行回肠造口术。术后30 d内总再入院率为0.9%（2/234）。随访（18.3±3.6）个月，1年无复发生存率为94.7%。209例胃肠肿瘤患者有5例（2.4%）局部复发，均为吻合口复发；16例（7.7%）远处转移，其中肝转移8例，肺转移6例，骨转移2例。结论:蔡氏套管器辅助的NOSES手术在胃肠道肿瘤根治术及结肠冗长症行结肠次全切除术中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评估基于静脉期增强CT影像组学特征的机器学习模型术前预测局部进展期胃癌脉管侵犯（VI）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7月至2020年12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病理证实的296例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VI阳性213例、阴性83例，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按7∶3的比例将数据分为训练集（207例）和测试集（89例）。记录患者临床特征，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胃癌VI的独立危险因素。利用Pyradiomics软件提取肿瘤静脉期CT影像组学特征，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法（LASSO）进行特征筛选，得到最优特征子集，建立影像组学标签。使用极端梯度提升（XGBoost）、逻辑回归（logistic）、朴素贝叶斯（GNB）和支持向量机（SVM）4种机器学习算法，对影像组学标签和筛选出的临床独立危险因素构建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评估模型预测胃癌VI的效能。结果:分化程度（OR=13.651，95%CI 7.265~25.650， P=0.003）、Lauren分型（OR=1.349，95%CI 1.011~1.799， P=0.042）和CA199（OR=1.796，95%CI 1.406~2.186， P=0.044）是预测局部进展期胃癌VI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静脉期增强CT图像提取了864个影像组学特征，经LASSO筛选出18个最优特征构建组学标签。训练集中，XGBoost、logistic、GNB和SVM模型预测胃癌VI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14（95%CI 0.875~0.953）、0.897（95%CI 0.853~0.940）、0.880（95%CI 0.832~0.928）和0.814（95%CI 0.755~0.873），测试集中分别是0.870（95%CI 0.769~0.971）、0.877（95%CI 0.788~0.964）、0.859（95%CI 0.755~0.961）和0.773（95%CI 0.647~0.898）。logistic模型在测试集中AUC最大且稳定性高。 结论:基于静脉期增强CT影像组学特征的机器学习模型术前预测局部进展期胃癌VI均具有较高的效能，其中logistic模型的诊断效能最佳。

探讨阿比特龙联合泼尼松方案改为联合地塞米松方案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的效果。患者，61岁。2017年11月因体检发现PSA升高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就诊。PSA 11 ng/ml。前列腺MRI检查：前列腺外围带异常信号影，考虑前列腺癌；右侧髂骨体内转移灶；双侧精囊腺内侧部分信号改变，考虑有受累。前列腺穿刺病理检查：左侧前列腺腺癌，Gleason评分5+4＝9分。诊断为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2017年12月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前列腺腺泡腺癌，Gleason评分：5+4＝9分，肿瘤侵犯双侧精囊腺，侵犯神经。术后辅助比卡鲁胺+戈舍瑞林持续治疗，定期复查PSA。2018年2、6、10月复查PSA分别为0.32、0.15、1.72 ng/ml。2018年10月复查睾酮为40 ng/dl，考虑生化进展。2018年11月复查PSA为2.51 ng/ml，考虑进入mCRPC，改用阿比特龙+泼尼松+戈舍瑞林持续治疗。2019年1、3、6月复查PSA分别为0.1、0.03、1.1 ng/ml，至2020年3月已达8.9 ng/ml。将治疗方案改为阿比特龙+地塞米松，2020年4、7、9月复查PSA分别为7.9、3.98、2.58 ng/ml，继续应用阿比特龙+地塞米松治疗。mCRPC患者经阿比特龙联合泼尼松治疗进展后，改为阿比特龙联合地塞米松治疗仍有一定的疗效。

目的:总结分析菌群移植联合营养支持和心理治疗对“同济四联征”（慢性胃肠功能紊乱、精神心理障碍、营养不良和内分泌失调）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纵向观察性研究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年龄70岁以下。（2）有慢性胃肠功能障碍（符合罗马Ⅳ对肠易激综合征、慢性功能性便秘、腹泻、腹痛和腹胀的诊断标准），且时间≥1年以上。（3）伴有营养不良，体质指数≤18.5 kg/m 2。（4）根据专业心理医师依据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诊断抑郁、焦虑症或者状态。（5）育龄期女性伴有闭经或者月经失调≥6个月。排除消化道出血、短肠综合征、放射性肠损伤、各类肠梗阻和炎性肠病等消化道器质性病变者，肿瘤复发或转移、存在全身感染性疾病和存在危及生命的全身并存症者，不能耐受或接受鼻肠管、或经皮胃（或空肠）造口以及不能接受菌群移植治疗者。前瞻性收集2017年6月至2021年6月期间，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结直肠疾病科收治的诊断同济四联征并行菌群移植联合营养支持和心理治疗的43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2例，女性31例；年龄（35.2±16.7）岁；43例均存在慢性胃肠功能障碍；24例患有抑郁症或存在抑郁状态，19例患有焦虑症或存在焦虑状态；26例育龄期女性患者中，13例月经失调，9例闭经。治疗采取菌群移植（口服菌群胶囊）、营养支持治疗（肠内营养为主）和心理干预。观察记录并比较治疗前和治疗后1、3、6个月时的以下指标：（1）胃肠功能：症状改善情况和胃肠道症状评定量表（GSRS，分数越高提示胃肠道症状越严重）及胃肠道生活质量指数（GIQLI，分数越高提示生活质量越好）评分。（2）精神心理状态：HAMA和HAMD量表评分，分数越低提示抑郁或焦虑症状越减轻。（3）营养状态：检测总蛋白、白蛋白、纤维蛋白原和前白蛋白等营养指标和体质量、体质指数。（4）神经内分泌功能：检测皮质醇、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内分泌指标以及育龄期女性月经的情况。 结果:在治疗结束后第1、3、6个月时的随访率分别为90.7%（39/43）、72.1%（31/43）和55.8%（24/43）。治疗后6个月时，对慢性肠功能障碍总有效率为81.4%（35/43）。GSRS评分治疗前为（29.35±3.56）分，在治疗结束后6个月时下降至（18.25±2.56）分；GIQLI治疗前为（56.23±10.34）分，在治疗结束后6个月时上升至（91.04±20.39）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均存在营养不良，体质量在随访第6个月时，由治疗前的（40.61±8.88）kg，上升至（50.45±6.23）kg，体质指数由治疗前的（15.17±1.87）kg/m 2上升至（19.58±1.42）kg/m 2；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总蛋白由治疗前的（60.99±5.99）g/L，上升至随访第6个月时的（64.21±4.23）g/L（ F=2.715， P=0.022）；前白蛋白由治疗前的（150.14±56.04）mg/L，上升至随访第6个月时的（258.17±86.94）mg/L（ F=15.124，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4例患有抑郁症或存在抑郁状态的患者，经治疗后，HAMD量表评分由治疗前的（22.79±6.63）分下降至随访第6个月时的（9.92±7.24）分；19例患有焦虑症或存在焦虑状态的患者，经治疗后，HAMA评分由治疗前的（17.15±4.34）分下降至随访第6个月时的（7.73±4.10）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对26例育龄期女性内分泌疗效观察发现，其对内分泌调节有效率为69.2%（18/26）。虽然治疗结束后6个月随访时检测皮质醇与治疗前比较未见明显改变，但多巴胺由治疗前的（32.91±10.65）nmol/L下降至（13.02±5.58）nmol/L；去甲肾上腺素由治疗前的（49.75±15.23）ng/L下降至（19.21±9.58）ng/L；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 结论:肠道菌群移植联合营养支持和心理干预的综合治疗策略对改善“同济四联征”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