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估经导管射频去肾神经术(RDN)治疗难治性高血压的远期临床结果.方法:连续纳入 2012 年 2 月至 2019 年 11 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接受经股动脉路径RDN治疗的 58 例难治性高血压患者,于术后 1、3、6、12 个月和随后每年进行随访,于 2023 年 6 月进行末次随访.记录基线数据及术后随访的诊室血压、24 小时平均血压和心率、降压药物种类和负荷、肾功能及主要不良事件(包括肾动脉狭窄、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心血管死亡及全因死亡)等数据.RDN对 10 年心脑血管事件的影响采用Framingham风险评估模型和国人风险评估模型.结果:共入选 58 例患者,随访期间 1 例(1.72%)因肺癌死亡,末次随访到 41 例(70.69%).41 例患者平均随访(10.21±1.75)年.与基线相比,末次随访诊室收缩压/舒张压下降(12.59±21.65)/(9.87±14.27)mmHg(P<0.01,1 mmHg=0.133 kPa),24 小时平均收缩压/舒张压下降(11.28±15.33)/(7.94±12.29)mmHg(P<0.01),24 小时平均心率下降(2.45±9.46)次/min(P>0.05),降压药种类减少(1.17±2.25)种(P<0.01),降压药物每日负荷剂量降低1.45±2.37(P<0.001),估算肾小球滤过率下降(6.83±18.37)ml/(min·1.73 m2)(P<0.05).RDN对 10 年心血管事件及脑卒中风险的影响:采用Framingham风险评估,绝对风险分别下降 14.25%和 2.12%;采用国人心脑血管风险评估,绝对风险分别下降 5.72%和 17.46%.结论:经导管射频RDN可长期显著降低难治性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有望进一步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风险.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是一种因肾上腺过量分泌醛固酮而引起的内分泌疾病。临床特点常常表现为难治性的高血压及顽固性低钾血症。除药物治疗以外，外科手术治疗往往能取得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本文主要阐述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常见临床表现、筛查及诊断方法，探讨手术处理单侧醛固酮腺瘤、单侧肾上腺皮质增生的临床策略和术后预后情况。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与难治性高血压（RH）之间存在双向关联，导致OSA与RH之间的恶性循环。此双向关联可能与交感神经系统异常兴奋、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持续激活以及水钠潴留在两者发病机制中形成反馈环路有关。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治疗有望改善OSA合并RH患者的血压水平及血压昼夜节律模式，然而CPAP的长期作用疗效，尤其对心脑血管事件及死亡风险等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患者男，49岁。因右眼视网膜脱离修复手术后眼压反复升高5年，于2021年2月17日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就诊。患者5年前因右眼视网膜脱离于外院行玻璃体切割手术（PPV）+视网膜激光光凝+硅油填充手术。手术后右眼视网膜脱离恢复情况良好，随访发现眼压升高，取出眼内硅油后眼压仍反复升高，最高时达50 mm Hg （1 mm Hg=0.133 kPa），长期使用降眼压药物治疗，近两年右眼眼压在4联用药情况下仍不稳定。患者自幼双眼近视，否认高血压、糖尿病等全身病史，否认外伤史及其他用药史。眼部检查：右眼最佳矫正视力（BCVA）－2.50 DS→0.05，左眼BCVA-3.75 DS/－1.00 DC×80°→1.0。右眼、左眼分别为眼压32.0、19.2 mm Hg。除右眼晶状体混浊（图1A）外，双眼其余眼前节正常。眼底检查：右眼视盘颜色苍白，杯盘比0.9；左眼视盘颜色淡，杯盘比0.5。双眼视网膜平伏，可见豹纹状眼底改变。右眼上方及颞下方周边视网膜可见大片萎缩灶、陈旧性激光斑，视盘血管成屈膝状改变（图1B ）；左眼颞上方周边视网膜可见陈旧性激光斑。电脑视野检查，右眼上方视野缺损，累及中心，下方部分视野缺损（图1C）；左眼未见明显视野缺损。房角镜检查，双眼房角全周开放，未见新生血管。眼部B型超声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临床诊断：右眼继发性青光眼（玻璃体切割手术后）、白内障；双眼屈光不正。

大动脉炎相关高血压（TARH）常见，且难治病例比例高，是导致大动脉炎患者发生严重不良事件及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尚无TARH诊治的共识，为此，我们组织相关领域专家首次制定了中国TARH诊治多学科专家共识，旨在规范临床诊治及改善患者预后。本共识的主要观点为：① TARH需早期识别、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② TARH最主要的机制是免疫炎症介导的血管壁水肿和顺应性降低；③大动脉炎高危人群的识别及诊治流程；④ TARH一经诊断需进行四肢血压和踝臂指数（ABI）测定；⑤建议TARH进行家庭血压监测，规律随访、规范评估；⑥正确识别大动脉炎疾病活动和血管慢性损伤；⑦全面评估TARH疾病活动度、血压分级分期以及靶器官功能；⑧ TARH的治疗应以风湿免疫科为主导的多学科合作诊疗，尽快控制炎症和积极降压治疗，实现大动脉炎和高血压的"双达标"的原则；⑨大动脉炎治疗以诱导疾病缓解和维持病情持续缓解为原则；⑩ TARH应根据受累血管的病变程度选择降压药物，兼顾脑、心、肾的灌注水平，制定个体化的目标值和降压方案；? TARH外科治疗强调内科积极抗炎控制稳定的前提下由多学科团队组成的专家组共同决策，充分权衡手术的获益与风险。

目的:探讨经导管去肾交感神经术（RDN）对不同心血管风险高血压患者的长期治疗效果、安全性，以及对不良事件、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等终点事件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单臂的真实世界回顾性研究。纳入2011年7月6日到2015年12月23日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行RDN治疗的难治性高血压患者，并根据基线心血管风险将患者分为高危组和中低危组。通过比较两组RDN后1、5、11年的诊室血压、家庭自测血压和24 h动态血压监测结果，评估不同心血管危险程度的高血压患者对RDN的治疗响应性；通过随访RDN术后1、11年的肌酐、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评估RDN的长期安全性。通过诊室和电话随访RDN术后11年降压药物总每日限定剂量（DDD）及RDN术后长期不良事件、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的发生情况。结果:共纳入62例难治性高血压患者，年龄（50.2±15.0）岁，其中男性35例（56.5%）。高危组35例，中低危组27例。高危组患者RDN术后5年的诊室收缩压［（-38.0±15.1）mmHg比（-25.0±16.6）mmHg（1 mmHg=0.133 kPa）， P=0.002］、家庭自测收缩压［（-28.4±12.7）mmHg比（-19.7±13.1）mmHg， P=0.011］以及RDN术后11年诊室收缩压［（-43.0±18.4）mmHg比（-27.8±17.9）mmHg， P=0.003］较基线的下降幅度均明显高于低中危组。心率以及降压药总DDD数下降值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RDN术后1、11年两组的肌酐、eGFR水平与基线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全部患者中RDN术后5、11年的累积心血管死亡率分别为1.6%（1/62）和8.1%（5/62），累积全因死亡率分别为3.2%（2/62）和11.3%（7/62），两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心血管死亡率以及全因死亡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RDN具有长期降压作用且安全性良好。心血管风险高危的高血压患者可能对RDN治疗的响应性更好。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达27.5%[定义：收缩压≥140 mmHg和（或）舒张压≥90 mmHg，1 mmHg=0.133 kPa]，18岁以上人群中有多达2.45亿高血压患者 [1]。1%~2%的高血压患者可能发展为高血压急症 [2]，高血压急症介导的靶器官损害主要表现为肺水肿/心力衰竭（32%）、急性缺血性脑卒中（29%）、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18%）、脑出血（11%）、主动脉夹层（2%）和高血压脑病（2%） [3]。高血压急症起病急、预后差、病死率和再入院率高，需要及时降压治疗。乌拉地尔（urapidil, URA）是一种选择性α1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简称α1受体阻滞剂），广泛用于控制高血压急症、重度和极重度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以及围手术期高血压。2013年《中华急诊医学杂志》发布了《盐酸乌拉地尔注射液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4]，随着指南的更新及URA在高血压急症应用的循证证据不断增加，进一步细化URA在高血压急症管理中的应用势在必行，在急诊科、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心脏外科和心脏内科、重症医学科、麻醉科等多位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对2013版共识进行了更新。

目的:分析靶向药物治疗对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RAIR-DTC)患者生命质量的短期影响。方法:前瞻性收集2020年2月至2022年4月间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接受索拉非尼、仑伐替尼或安罗替尼治疗的19例RAIR-DTC患者[男10例、女9例，年龄(54.5±14.5)岁]。测量患者靶向治疗前及治疗后1、3、6个月甲状腺球蛋白(Tg)水平；记录靶向治疗后患者不良事件。采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进行疗效评价。根据欧洲生命质量学会五维度健康量表(EQ-5D-5L)获取患者靶向治疗前及治疗后3个月的健康状态，计算其行动能力、自我照顾、日常活动、疼痛或不适、焦虑或沮丧5个维度受影响的发生率，并进行自身健康状态评分。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Kruskal-Wallis秩检验及 χ2检验分析数据。 结果:靶向治疗后3个月，在行动能力、自我照顾、日常活动、疼痛或不适、焦虑或沮丧方面受影响者分别为8(8/19)、6(6/19)、10(10/19)、10(10/19)和12(12/19)例，均明显多于靶向治疗前[1(1/19)、1(1/19)、1(1/19)、2(2/19)和2(2/19)例]，各维度受影响的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4.38~11.31，均 P<0.05)。治疗前和治疗后3个月，患者自身健康状态评分分别为(84.37±6.25)和(71.63±9.1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02， P＝0.001)。患者接受靶向治疗后，出现皮肤毒性10例、高血压8例、体质量下降8例、腹泻7例、疲乏6例、肝功能异常5例、蛋白尿2例、肌痛2例、口腔溃疡1例；其中有17例患者坚持继续治疗，2例患者终止治疗。治疗前及治疗后1、3、6个月，患者Tg分别为110.16(49.63，294.50)及56.26(44.60，210.50)、53.36(41.25，203.07)、54.35(34.71，223.52) mg/L，治疗后Tg水平虽较治疗前有所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2.42， P＝0.490)。治疗后3个月，患者无进展生存(PFS)率为16/17，其中7例部分缓解(PR)，9例疾病稳定(SD)，1例疾病进展(PD)；治疗后6个月，患者PFS率为10/17，其中5例PR，5例SD，7例PD。 结论:靶向治疗3~6个月后，多数患者血清学或影像学有所改善，但药物不良事件对患者生命质量影响较大。

目的:探讨药物代谢相关基因多态性对难治性肾病综合征（RNS）患儿他克莫司（TAC）血药浓度及安全性的影响。方法:研究设计为前瞻性观察性临床研究。研究基础上加用对象选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住院拟在糖皮质激素治疗基础上加用TAC（首次应用）的RNS患儿。患儿入组后均另行建立临床研究档案，详细记录TAC治疗6个月期间的各种临床情况。所有患儿在加用TAC第7天采集外周静脉血行TAC血药谷浓度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进行TAC剂量调整；住院期间择机采血进行三磷酸腺苷结合盒转运体B1（ABCB1）、细胞色素P450（CYP）2C19、CYP3A4、CYP3A5和核受体亚家族1组I成员2（NR1I2）基因多态性检测。将完成6个月TAC治疗和随访的患儿，根据基因型检测结果分别分为野生型组、杂合突变型组和纯合突变型组，比较不同基因型组患儿初次TAC剂量调整血药谷浓度（C/D）；并分别分为突变基因携带组（杂合突变型+纯合突变型）和野生型组，比较各组患儿TAC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纳入分析的患儿共39例，男性24例，女性15例；年龄3~13岁，中位年龄8岁。根据基因型分别分组进行TAC初次C/D比较的结果显示，CYP2C19纯合突变型（*2*2）组患儿初次TAC C/D明显高于野生型（*1*1）组[3.65（2.78，7.43）μg/L比1.53（1.27，3.33）μg/L， P=0.032），CYP3A5纯合突变型（*3*3）组患儿初次TAC C/D明显高于野生型（*1*1）组和杂合突变型（*1*3）组[3.68（3.05，5.14）μg/L比2.10（0.77，3.56）μg/L、1.74（1.47，3.25）μg/L， P=0.046， P=0.009），而CYP3A4、ABCB1和NR1I2基因不同基因型组之间TAC初次C/D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TAC治疗6个月期间，39例患儿中有7例发生不良反应（Naranjo因果关系评估"很可能"2例，"可能"5例），其中感染4例，皮疹、高血压脑病和抽搐各1例。ABCB1突变基因（CT、TT）携带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野生型（CC）组患儿[30.4%（7/23）比0（0/16）， P=0.033]。 结论:CYP2C19和CYP3A5基因多态性对TAC血药浓度有明显影响，ABCB1基因多态性对TAC安全性有明显影响，临床应给予关注。

目的:探讨贝伐珠单抗治疗肺腺癌脑转移瘤伴难治性脑水肿的效果及对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7月至2018年12月青岛市中心医院收治的25例肺腺癌脑转移伴难治性脑水肿患者的临床资料，既往经甘露醇联合糖皮质激素脱水降颅压治疗无效。患者分为单用贝伐珠单抗组和联用贝伐珠单抗组。给予贝伐珠单抗（5 mg/kg）治疗后评估患者临床症状、功能状态评分（KPS）、瘤周水肿程度以及血清VEGF水平的变化。结果:治疗后19例患者症状明显减轻，6例患者症状改善不明显；所有患者KPS评分高于治疗前，瘤周水肿指数较治疗前下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血清VEGF水平较治疗前降低，且联用贝伐珠单抗组血清VEGF水平低于单用贝伐珠单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中出现高血压3例，便血及咯血各1例，经对症处理后好转，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贝伐珠单抗治疗肺腺癌脑转移伴难治性瘤周水肿具有一定疗效，可以改善患者生命质量，且可有效降低患者血清VEGF水平，提示VEGF有可能成为判断疗效及疾病进展的重要指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