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新型内部冷循环双极射频装置在开腹肝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7年2月至2020年1月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85例肝细胞癌行开腹肝切除术病人的临床资料；男48例，女37例；中位年龄为52岁，年龄范围为32~74岁。85例病人中，45例使用新型内部冷循环双极射频装置辅助行肝切除术，设为新型内部冷循环双极射频装置组，40例使用Habib-4X双极射频装置辅助行肝切除术，设为Habib-4X组。观察指标：（1）术中情况。（2）术后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住院复查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术后并发症和30 d内死亡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5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重复测量资料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1）术中情况：新型内冷循环双极射频装置组肝实质横切过程手术时间、平均面积横切速度、凝固组织宽度、针道出血、电极针头炭化分别为（55±16）min、（4.8±1.2）cm 2/min、（1.4±0.2）cm、6例、10例，Habib-4X组上述指标分别为（64±15）min、（3.6±1.0）cm 2/min、（1.8±0.2）cm、14例、25例，两组病人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665、4.973、9.204， χ2=5.525、14.184， P<0.05）。（2）术后情况：新型内部冷循环双极射频装置组病人术后第1、3、7天总胆红素（TBil）分别为（20±12）μmol/L、（25±12）μmol/L、（20±14）μmol/L，凝血酶原时间（PT）分别为（15.4±2.2）s、（14.2±2.1）s、（12.7±0.8）s，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分别为（288±248）IU/L、（132±61）IU/L、（67±32）IU/L，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分别为（279±114）IU/L、（50±22）IU/L、（30±13）IU/L；Habib-4X组上述指标分别为（22±15）μmol/L、（23±10）μmol/L、（19±8）μmol/L，（15.8±2.8）s、（14.3±2.0）s、（13.6±1.3）s，（369±269）IU/L、（133±99）IU/L、（54±30）IU/L，（345±125）IU/L、（60±36）IU/L、（32±11）IU/L，两组PT、ALT、AST的时间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18.364，23.020，93.786， P<0.05）。TBil的时间效应、组间效应、交互效应，PT、ALT、AST的组间效应和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2.421、1.424、0.522，1.593、0.312，0.121、0.267，1.027、0.600， P>0.05）。（3）随访情况：85例病人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4~39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6个月。新型内部冷循环双极射频装置组5例病人发生并发症，Habib-4X组8例发生并发症，两组病人总体并发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292， P>0.05）。新型内部冷循环双极射频装置组和Habib-4X组死亡例数分别为0和1例，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新型内部冷循环双极射频装置应用于开腹肝切除术安全、有效，肝实质横切速度更快、电极针尖端炭化率更低、凝固范围更加精准。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是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进展为肝硬化、肝细胞癌等终末期肝病的重要环节，严重危害人类健康。NASH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肝实质细胞和肝窦内皮细胞、枯否细胞、肝星状细胞等非肝实质细胞（NPCs）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为进一步了解NPCs在NASH中的作用，现对NPCs在NASH发病机制中的相关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非酒精性脂肪肝性肝病（NAFLD）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是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尚无有效的药物治疗措施。肝窦内皮细胞（LSECs）是肝脏中占比最大的非实质细胞，但目前LSECs在NAFLD中发挥的作用尚不明确。现就近年LSECs在NAFLD中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患者 男性，29岁，因“上腹胀伴发热10 d”于2020年7月25日入院。患者10 d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胀痛不适，伴低热，物理降温后好转，无恶心呕吐，无腹泻，无黄疸。外院CT提示肝癌，未行治疗。起病以来，患者一般情况尚可。既往乙肝病史10余年，未接受抗病毒治疗。体检：腹软，全腹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肋下可触及质硬肿块，脾肋下未及，Murphy征（-），腹水征（-），肠鸣音可。血常规、血生化、凝血功能未见明显异常，Child-Pugh分级A级。甲胎蛋白12 452 μg/L，异常凝血酶原13 516 mAU/ml，HBV-DNA：4.31×10 3 U/ml。吲哚菁绿15 min潴留率8%，左外叶体积：505 cm 3。肝脏CT检查结果显示，肝左内叶及右叶见大肿块，最大截面约157 mm×124 mm，增强扫描动脉期呈不均匀强化，见多发供血动脉分支，门静脉期及延迟期呈持续性周边不均匀强化，病灶中心呈星芒状低密度各期均未强化，病灶周围肝实质强化欠均；肝中静脉及肝右静脉显示欠清；门静脉左右支受压，腔内未见明显充盈缺损。肝段下腔静脉受压变窄；肝内外胆管无扩张，胆囊壁增厚水肿；肝门部淋巴结增大（图1）。胸部CT检查结果显示，右肺上叶见微结节，最大径约2 mm。诊断：肝细胞癌（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A期，中国肝癌的分期方案Ⅰb期）；慢性乙肝。

目的:研究新生儿脐静脉置管术后肝脏损伤的临床特点，为提高脐静脉置管的使用安全性提供科学参考依据。方法: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新生儿科住院治疗并行脐静脉置管术的新生儿资料，总结和分析术后继发肝脏损伤病例的临床特点与诊治情况，并对相关文献报道进行复习。结果:共1 721例新生儿行脐静脉置管术，7例(0.4%)继发肝实质损伤，其中6例为肝脏内渗出性坏死，1例为肝脏血肿。肝脏损伤组与非肝脏损伤组比较，出生胎龄[(31.12±2.64)周比(30.62±2.75)周]和出生体重[(1 493±525)g比(1 374±473)g]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临床发现肝脏病变时脐静脉导管的末端位置均在膈肌以下(第9～11胸椎)，除1例无明显临床症状外，其他6例存在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腹胀、反复胃潴留、肠鸣音减弱等，肝脏血肿伴休克、贫血；血液检查提示C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升高和肝功能异常；X线检查发现肝区囊状透亮影，超声和(或)CT检查见损伤病灶。经及时拔除导管和防治感染治疗，损伤病灶逐步吸收。 结论:新生儿脐静脉置管术后继发肝脏损伤的发生在临床上较为少见，脐静脉末端位置低于膈肌水平是重要原因，诊断有赖于影像学检查。

近期报道的靶向乙型肝炎病毒（HBV）转录本保守区的反义寡核苷酸（ASO）药物I期和II期临床试验结果令人振奋。特别是在Bepirovirsen（GSK3228836）的IIb期临床试验报告中，大约9%~10%的低基线血清HBsAg（> 100 IU/ml和< 3 000 IU/ml）患者在Bepirovirsen治疗的24周内实现了HBV功能性治愈。而其他通过偶联N-乙酰半乳糖胺（GalNAc）配体增强了肝细胞靶向性的ASO药物，如ALG-020572（Aligos）、RO7062931（Roche）和GSK3389404（GSK）等，都未能充分降低患者血清HBsAg的水平。在临床试验中使部分患者实现停药后血清HBsAg持续消失的Bepirovirsen（GSK3228836），用药后其在患者不同组织的分布分析结果显示只有少部分ASOs进入肝脏组织，最终进入肝细胞的则更少。此外，考虑到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基线血清HBsAg水平较低，那该ASO降低血清HBsAg的主要作用机制可能不是直接作用于感染肝细胞内的HBV转录本，而更可能是通过非特异地进入肝脏非实质细胞如库普弗细胞等，最终通过刺激和激活宿主免疫，攻击被感染的肝细胞，使得大多数患者的血清HBsAg下降，甚至小部分基线HBsAg水平较低的患者达到HBsAg阴转。而报导的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的较高比例患者出现ALT水平异常升高的现象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上述推测。本文在系统阐述ASOs的发现与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讨论分析了ASOs在慢性乙型肝炎功能性治愈中的潜在价值及所面临的挑战。

患者女，47岁，因"发现肝硬化，脾切除术后12年，间断呕血、黑便3 d，加重18 h"入院。既往史：4个月前于当地医院诊断乳腺癌，行左乳乳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伴黏液腺癌，术后口服来曲唑2个月后因肝功能异常停药。入院查体：贫血貌，蛙状腹，移动性浊音阳性。入院后辅助检查：①肝功能：天冬氨酸转氨酶59.8 U/L，γ-谷氨酰转移酶92.2 U/L，总胆红素141.1 μmol/L，直接胆红素77.4 μmol/L，总胆汁酸254.9 μmol/L；凝血常规：凝血酶原时间16.7 s，凝血酶原活动度49%，国际标准化比值1.53；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19片段6.33 μg/L，CA125 79.89 μg/L，鳞状细胞癌抗原1.72；血红蛋白68 g/L；超敏C反应蛋白15.43 mg/L；IgA 8.60 g/L；余肝炎病原学、IgM、IgG、IgG4、补体C3、补体C4及自身免疫性肝病9项等均阴性。②肝脏血管超声检查：非典型肝炎后肝硬化背景，肝体积增大，右肝斜径160 mm，各叶比例尚协调，肝实质回声不均，沿肝内网络分隔呈片状，未见占位(图1，2)；肝内网络系统回声增强增宽，沿网格系统观察未见扩张胆管，伴行之细小门静脉分支未显示，肝动脉系统显著弥漫增宽(图3~5)；门静脉系统仅见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主干内径11.9 mm，左支矢状部内径8.4 mm，右支内径4.8 m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管腔内血流通畅，呈向肝血流(图4)，主干峰值流速为20 cm/s。频谱多普勒(pulsed wave Doppler，PW)：主干频谱呈动脉样波动；门静脉左支矢状部旁肝动脉内径增宽，宽约3.4 mm，峰值流速277 cm/s；脾脏切除病史；胃底食管静脉迂曲、扩张，血流通畅。三条肝静脉走行规则，形态欠规整，CDFI显示肝静脉血流通畅。超声提示：①门静脉高压，建议除外门静脉系统发育不良可能；②门静脉-肝动脉瘘可能。下腔静脉超声检查：下腔静脉走行正常，肝后段管腔变细，前后径3.69 mm，流速229 cm/s，腹腔段未见增宽，前后径14.8 mm，流速25.9 cm/s，CDFI示全程血流通畅，PW示随呼吸静脉频谱期相性存在。提示：下腔静脉肝后段管径变细，考虑增大的肝脏压迫所致。全腹增强CT：①肝硬化、腹水、门静脉高压伴侧支循环开放；②肝组织密度及强化改变(图6)，请结合病史，建议进一步检查；③肝左叶钙化灶；④肝内动静脉瘘？⑤脾切除术后。增强CT三维重建：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走行如常；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可见，左右支远端呈残根状，未见远端门静脉分支；胃周见增多迂曲静脉汇集一支粗大血管(胃左静脉)汇入门静脉主干。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显示良好，二级以上属支随着时间延迟逐渐迂曲紊乱(图7)；胃左静脉主干明显增粗，可见迂曲的血管影和曲张的食管静脉。经颈静脉肝组织穿刺活检，病理回报：考虑肝血管病变。标本切片送外院会诊，诊断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切片见肿瘤组织，其间散在残留的汇管区成分与肝细胞片团，瘤细胞大部分呈梭形、散在分布，部分形成不规则腔隙；另见肿瘤组织沿肝窦浸润并破坏邻近肝实质。免疫组化示CD31、CD34、Ki-67、ERG均阳性。为明确肝外有无转移，行PET-CT检查：肝脏弥漫高代谢灶，延迟显像代谢进一步增高，考虑恶性病变；余脏器未见明显高代谢灶。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为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治疗期间死于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障碍。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批号：AF-IRB-032-06)。

目的:探讨肝实质劈离在促进门静脉部分结扎(PVL)大鼠预留肝脏(FLR)再生中的作用和机制。方法: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健康成年Sprague-Dawley(SD)大鼠分为PVL组、PVL+肝实质完全劈离(ALPPS)组、PVL+肝实质部分劈离(PVL+PLP)组、PVL+结扎侧肝叶劈离组(PVL+PLL)、PVL+脾脏射频消融组(PVL+RFA)和假手术组(Sham)，术后按1、3、5、7 d共4个时相点分别处死动物采取标本，每一时相点4只大鼠，每组共16只大鼠。分别测定预留肝脏质量和门静脉压力，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白蛋白(ALB)和肝再生相关细胞因子(HGF)、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及磷酸化组蛋白H3(pH3)的表达并计算阳性率。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多组均数间的比较采用One-way ANOVA分析，组间采用最小显著差异法(LSD法)行两两比较。结果:PVL+PLP组的FLR质量与体重之比(RML/BW)明显低于ALPPS组[术后3 d，(1.7±0.1)%比(2.2±0.3)%， t＝4.042，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高于PVL组[术后3 d，(1.7±0.1)%比(1.5±0.2)%， t＝2.740，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VL+PLL组的RML/BW显著低于ALPPS组[术后3 d，(1.4±0.1)%比(2.2±0.3)%， t＝4.969， P<0.01]和PVL+PLP组[术后3 d，(1.4±0.1)%比(1.7±0.1)%， t＝2.064， P<0.05]；PVL联合肝实质劈离及射频消融各组的细胞因子水平在术后7 d内均无显著性差异；肝实质劈离可以进一步增加PVL后预留肝脏的门静脉压力[(劈离前：(16.2±4.3) cmH 2O比完全劈离后：(19.7±2.6) cmH 2O， t＝4.282， P<0.01]。 结论:肝实质劈离可能通过增加预留侧肝脏门脉压力来加速FLR再生，生长因子释放可能并非其促进肝再生的主要机制。

目的:应用多层螺旋CT全肝灌注技术，探讨肝癌射频消融治疗术后早期肿瘤相关区域血流状态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纳入21例原发性肝癌完成CT引导下射频消融治疗。均在术前、术后即刻、术后1个月及术后3个月分别进行CT灌注扫描；按CT扫描的时间点分4组，并测定肿瘤对应区域的血流灌注参数。使用非参数检验两独立样本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分别比较术前、术后即刻、术后1个月及术后3个月瘤体或消融病灶与背景肝实质、瘤旁组织或炎性反应带与背景肝实质、瘤体与炎性反应带血流灌注参数的差异。结果:（1）肝癌瘤体与背景肝实质比较肝动脉灌注量（HAP）、肝动脉灌注指数（HPI）明显升高（ P < 0.01）；总灌注量（TLP）高于背景肝实质（ P < 0.05）；达峰时间（TTP）明显低于背景肝实质（ P < 0.01）；（2）射频消融术后即刻、术后1个月及术后3个月完全消融病灶的灌注参数HAP、PVP、TLP均低于背景肝实质，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3）消融病灶炎性反应带随术后时间延长，HAP、HPI、TLP逐渐降低，TTP逐渐上升，PVP无明显变化。（4）瘤体与术后即刻、术后1个月及术后3个月瘤周炎性反应带HAP、HPI、TTP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PVP、TLP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结论:CT全肝灌注成像可以准确评价肝癌射频消融术前后瘤体、瘤周早期血流灌注变化状况，进而客观评估肿瘤血供、评价治疗效果。

目的:探讨2018版MRI肝脏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I-RADS v2018）对肝细胞癌（HCC）高危风险患者肝内≤3.0 cm实质性病变的诊断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9月至2020年4月间经病理证实且病灶长径≤3.0 cm的131例非HCC病例资料，并按1∶1比例随机匹配131例病灶长径≤3.0 cm的HCC病例，分为良性组（56例）、肝脏其他恶性肿瘤（OM）组（75例）、HCC组（131例）。分析病灶的MRI征象并依据LI-RADS v2018标准对病灶进行分类（对兼有HCC征象和LR-M征象的病灶运用平局决胜规则）。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计算LI-RADS v2018分类标准和更严格的LR-5标准（同时具备3个HCC主要征象）对诊断HCC、OM或良性病变的灵敏度、特异度。分类结果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应用平局决胜规则后HCC组归类为LR-M、LR-1、LR-2、LR-3、LR-4、LR-5的例数分别为14、0、0、12、28、77例，OM组分别为40、0、0、4、17、14例，良性组分别为8、5、1、26、13、3例；HCC组、OM组、良性组归为LR-5的病灶中符合更严格LR-5标准的例数分别为41例（41/77）、4例（4/14）、1例（1/3）；以LR-4联合LR-5（LR-4/5）标准、LR-5标准、“更严格的LR-5标准”诊断HCC的灵敏度分别为80.2%（105/131）、58.8%（77/131）、31.3%（41/131），特异度分别为64.1%（84/131）、87.0%（114/131）、96.2%（126/131）；以LR-M标准诊断OM的灵敏度为53.3%（40/75）、特异度为88.2%（165/187）；以LR-1联合LR-2（LR-1/2）标准诊断肝良性病变的灵敏度为10.7%（6/56）、特异度为100%（206/206）。结论:对肝内长径≤3.0 cm的病灶，LR-1/2、LR-5、LR-M标准相应的诊断特异度均较高；归类为LR-3的病灶更可能是良性病变；以LR-4/5标准诊断HCC的特异度低；更严格的LR-5标准对诊断HCC具有更高的特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