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辨率咽喉测压(high resolution pharyngeal manometry,HRPM)是一种用于评估咽喉部肌肉功能和压力变化的检测技术[1].HRPM通过压力地形图获取咽部和食管上括约肌(upper esophageal sphincter,UES)的压力变化,从而获取精确的咽压信息[2].

胃食管静脉曲张是肝硬化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可能进展为胃食管静脉曲张出血,是肝硬化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目前,门静脉高压被认为与胃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的发生密切相关.肝静脉压力梯度是临床上评估门静脉高压的金标准,但因其检测为有创性,至今无法广泛应用于临床.因此,寻找一种无创的方法来准确评估门静脉高压严重程度,进而预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再出血的风险至关重要.本文就目前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无创诊断方法进行综述.

目的:分析心电图测量冠心病（CHD）患者左房室（AR）间期与患者病情、心脏彩超及冠状动脉病变的关系。方法:将2018年6月至2020年4月山东省烟台市烟台山医院接受食管心电图检查的CHD患者按AR间期分AR间期<100 ms（AR间期缩短组，53例）、AR间期100 ~ 150 ms（AR间期正常组64例）、AR间期>150 ms（AR间期延长组，72例）；比较三组一般资料、病情、心脏彩超及冠状动脉病变指标，无序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冠心病AR间期与病情、心脏彩超及冠状动脉病变指标的关系。结果:三组性别构成、年龄、糖尿病、吸烟史、血脂、血尿酸（UA）、舒张压（DB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高血压比例（54.72%、31.25%、46.81%， χ2 = 7.283， P<0.05）、收缩压（SBP）[（138.84 ± 4.97）、（122.47 ± 7.45）、（139.23 ± 7.05） mmHg（1 mmHg = 0.133 kPa）]、CHADS 2评分[（1.47 ± 0.08）、（1.02 ± 0.15）、（1.67 ± 0.10）分]、CHADS 2-VAS c评分[（1.49 ± 0.28）、（1.00 ± 0.24）、（1.74 ± 0.22）分]、Gensini评分[（38.27 ± 5.84）、（24.45 ± 6.08）、（39.42 ± 5.71）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11.423、4.938、12.597、11.345， P<0.05）；三组每搏输出量（SV）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病情[心绞痛（AP）：41.51%（22/53）、65.62% （42/64）、37.50%（27/72），急性心肌梗死（AMI）：58.49%（31/53）、34.38%（22/64）、62.50%（45/72）， χ2 = 3.469， P<0.05]、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VEDV）[（150.73 ± 15.09）、（141.49 ± 28.68）、（151.49 ± 14.47）ml]、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LVESV）[（42.15 ± 10.49）、（39.82 ± 8.37）、（40.94 ± 11.02） ml]、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56.27 ± 4.94）%、（62.20 ± 3.69）%、（57.64 ± 4.99）%]、舒张早期二尖瓣血流速度与舒张晚期二尖瓣血流速度比值（E/A）（0.98 ± 0.29、1.22 ± 0.35、0.97 ± 0.34）、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单支、双支、≥ 3支分别为14、18、21例，37、13、14例，9、22、41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4.377、7.252、4.944、3.424、5.824， P<0.05）；无序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血压、AMI、LVEDV、LVESV、LVEF、Gensini评分、冠状动脉双支病变、冠状动脉≥ 3支病变均与CHD患者AR间期存在显著关联（ OR = 2.349、1.893、2.754、2.872、0.414、2.201、4.336、3.401，均 P<0.05）。 结论:CHD患者AR间期与病情、心脏彩超及冠状动脉病变指标存在密切关联，值得临床重视。

目的:通过诺模图(Nomogram)模型预测内镜下组织黏合剂治疗肝硬化患者胃静脉曲张的疗效。方法:选择2014年8月至2017年9月因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且接受内镜下组织黏合剂治疗的158例患者。随访12个月，主要结局指标为再出血。分析肝硬化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后再出血的影响因素。构建诺模图模型，比较其与Child分级、计算机体层摄影血管造影(CTA)和肝静脉压力梯度(HVPG)预测肝硬化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后再出血的准确性。统计学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以及Kaplan-Meier曲线和log-rank检验。结果:随访中，在内镜下治疗后2、6和12个月分别出现再出血18例(11.4%)、37例(23.4%)和49例(31.0%)。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酒精性肝硬化、糖尿病、Child-Pugh分级(A级与B或C级)、CTA腔外血管(有与无)、HVPG(<16 mmHg与≥16 mmHg，1 mmHg＝0.133 kPa)、门脉系统广泛栓塞、食管静脉曲张、食管胃静脉曲张2型、组织黏合剂注射点(≤3点与>3点)和组织黏合剂注射量(≤3 mL与>3 mL)均为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后再出血的影响因素( HR＝0.575、2.018、1.562、3.433、2.945、1.859、2.743、0.324、1.840、1.477、1.716，95% CI 0.305～1.084、0.902～4.514、0.814～2.792、1.753～6.724、1.663～5.217、1.012～3.415、0.852～8.830、0.079～1.335、1.012～3.317、0.839～2.602、0.935～3.152， P均<0.2)。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hild-Pugh分级、CTA腔外血管和HVPG均为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后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HR＝2.665、2.886、2.095，95% CI 1.339～5.300、1.580～5.271、1.099～3.995， P均<0.05)。Kaplan-Meier曲线显示，Child-Pugh分级(A级与B或C级)、CTA腔外血管(有与无)和HVPG(<16 mmHg与≥16 mmHg)均能有效预测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后1年累积未再出血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ROC曲线分析显示，联合Child-Pugh分级、CTA腔外血管和HVPG(<16 mmHg与≥16 mmHg)的模型可能比Child-Pugh分级和HVPG有更好的预测价值(AUC＝0.746、0.673和0.585，95% CI 0.662～0.829、0.583～0.762和0.486～0.683， P<0.01、 P＝0.001、 P＝0.089)。根据诺模图评分的下四分位数和上四分位数将患者分为低、中、高危组，结果显示诺模图可以有效区分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后再出血的高危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CTA腔外血管、HVPG和Child-Pugh分级是肝硬化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疗效的独立预测指标，基于此3项指标建立的诺模图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可能优于Child-Pugh分级和HVPG。

收集2012年1月至2018年1月嘉兴市第一医院收治的诊断为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手术后恢复良好且2年内未再复发的136例患者资料，运用机器学习随机森林算法建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治疗方式预测模型。结果显示白细胞计数、血肌酐、凝血酶时间、血小板计数、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和年龄是治疗方式的影响因素，且机器学习建立的预测模型精确度高。该模型为患者治疗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且对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入临床工作有一定启示。

目的:评估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POEM)联合部分食管下段肌层"V"型切除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achalasia，AC)的短期疗效、安全性及建立食管下括约肌全肌层标本取材的方法。方法:纳入2018年2月—2019年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接受内镜治疗的AC患者，利用随机数字表将其按1∶3的比例随机分为POEM联合部分食管下段肌层"V"型切除术组和POEM组。评估2组患者手术时长、术中出血量和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2组患者治疗后1个月和3个月Eckardt评分、反流症状评分、高分辨率食管测压和食管排空参数；比较2组术中获取组织标本的大小、质量和显微结构。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57例患者，其中POEM联合部分食管下段肌层"V"型切除术组16例、POEM组41例。2组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手术时长[(87.81±13.03)min比(82.20±18.10)min， t＝1.302， P＝0.201]和术中出血量[(6.75±1.44)mL比7.00(2.00)mL， U＝-0.903， P＝0.348]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中和术后均未发生严重并发症。术后1个月和3个月时分别进行随访，2组患者Eckardt评分[0.00(1.00)分比0.00(1.00)分， U＝-0.156， P＝0.876；0.00(1.00)分比0.00(1.00)分， U＝-0.337， P＝0.736]、反流症状评分[0.00(0.00)分比0.00(0.00)分， U＝-0.207， P＝0.836；0.00(0.00)分比0.00(0.00)分， U＝-0.207， P＝0.836]、食管下括约肌压力[(16.00±7.00)mmHg比(13.76±6.21)mmHg， t＝1.183， P＝0.242；(15.06±4.14)mmHg比11.00(7.00) mmHg， U＝-1.852， P＝0.064](1 mmHg＝0.133 kPa)、4 s完整松弛压[(6.57±2.69)mmHg比(6.82±2.22)mmHg， t＝-0.364， P＝0.717；(5.96±1.84)mmHg比(6.46±1.43)mmHg， t＝-1.095， P＝0.278]及食管排空检查5 min钡剂高度[(2.16±0.91) cm比(2.13±0.87) cm， t＝0.127， P＝0.899；(2.22±0.51) cm比(2.10±0.87) cm， t＝0.657， P＝0.514]等指标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组患者上述各指标均较术前明显降低( P均<0.05)，且同组术后两次随访结果相比，上述各指标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 P均>0.05)。术后短期随访期间2组分别有1例和2例患者诉偶尔出现反流症状，无需药物干预。POEM联合部分食管下段肌层"V"型切除术组患者术中获取的标本体积大于POEM组术中活检获取的标本[(1.32±0.55) cm×(0.58±0.17) cm×(0.18±0.02) cm比(0.28±0.05) cm×(0.13±0.03) cm×(0.10±0.03) cm， t＝5.244， P<0.001]，标本质量也较POEM组更重[(0.22±0.09)g比(0.03±0.01)g， t＝7.192， P<0.001]，且前者可于显微镜下完整观察到环行肌、肌间神经丛和纵行肌结构，而后者仅可观察到环形肌。 结论:POEM联合部分食管下段肌层"V"型切除术治疗AC的安全性及短期疗效与POEM术式相当，并为AC病理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组织标本。

目的:通过将左心耳3D模型置于体外动态流体中模拟左心耳封堵操作，评估术前模拟操作的准确性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6月至2016年12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接受经导管左心耳封堵术的21例心房颤动患者的术前二维及三维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wo/three-dimensional transesophagel echocardiography，2D/3D-TEE)图像，3D打印获取三种材料的左心耳模型，即硅胶－水凝胶左心耳模型、硅胶左心耳模型、Tangoplus左心耳模型，进行仿真度评估后置于体外动态流体系统中，模拟封堵操作并预测封堵器型号，分析其与术中最终使用的封堵器固定盘的相关性。根据21例患者术中2D/3D-TEE监测结果，获取封堵器压缩比，观察封堵器残余漏。再次将21例患者的左心耳模型置于体外动态流体中，使用与术中相同型号的封堵器模拟封堵操作，测量封堵器压缩比，观察封堵器残余漏，并与术中测值进行对比及相关性分析。结果:硅胶－水凝胶左心耳模型仿真度评分高于硅胶左心耳模型及Tangoplus左心耳模型。基于硅胶－水凝胶左心耳模型中封堵器固定盘内径与术中使用的封堵器固定盘内径相关性( r＝0.937， P<0.001)优于硅胶左心耳模型( r＝0.918， P<0.001)及Tangoplus左心耳模型( r＝0.895， P<0.001)。使用与术中相同型号的封堵器，硅胶－水凝胶左心耳模型中封堵器压缩比与术中封堵器压缩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908)。21例患者术中实际观察到7例封堵器残余漏，而硅胶－水凝胶左心耳模型中观察到4例，硅胶左心耳模型及Tangoplus左心耳模型中均观察到5例。 结论:基于硅胶－水凝胶左心耳模型建立左心耳封堵术前模拟系统有助于经皮左心耳封堵术前决策，模拟演练和术后效果评估。

目的:通过比较胃食管连接部(EGJ)屏障功能、食管体部运动功能和激发试验的差异，分析GERD和食管功能性疾病患者的食管动力学差异。方法:选择2016年12月至2018年12月在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100例有GERD典型症状的患者，按照罗马Ⅳ标准和里昂共识，结合内镜检查、24 h食管多通道腔内阻抗pH(MII-pH)监测和食管高分辨率测压(HRM)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GERD组(32例)、反流高敏感(RH)组(33例)和功能性胃灼热(FH)组(35例)。根据HRM检测结果，分析各组患者间食管动力学的差异。统计学方法采用 t检验、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 结果:GERD组的食管下括约肌(LES)静息压低于FH组[(19.37±7.92) mmHg比(25.35±12.38) mmHg(1 mmHg＝0.133 kPa)]，GERD组和RH组的EGJ收缩积分低于FH组[(20.84±21.52) mmHg·cm、(20.72±19.35) mmHg·cm比(35.93±36.82) mmHg·cm]，GERD组的远端收缩积分水平低于FH组和RH组[(802.35±496.86) mmHg·s·cm比(1 316.84±853.92) mmHg·s·cm、(1 141.65±607.93) mmHg·s·c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377、－2.069、－2.149、－3.045、－2.467， P均<0.05)。3组患者均无主要蠕动异常，GERD组的无效食管蠕动发生率高于RH组和FH组[62.5%(20/32)比39.4%(13/33)、25.7%(9/3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4.440、9.214， P均<0.05)。 结论:GERD患者存在食管动力异常，主要表现为LES静息压降低、EGJ屏障功能下降、食管体部轻微蠕动异常等；食管RH患者也存在EGJ屏障功能下降。

目的:分析经皮曲张静脉栓塞术(PTVE)治疗门静脉高压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高风险的患儿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0月至2023年5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行PTVE的14例门静脉高压患儿资料，所有患儿均诊断为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高风险，其中男性9例，女性5例，年龄7个月～12岁10个月，中位年龄1岁11个月。门静脉高压病因分别为门静脉海绵样变5例，肝移植术后门静脉吻合口狭窄7例，失代偿期肝硬化2例。所有患儿均行PTVE，分析手术入路、术中测量的门静脉压力、并发症，随访预后、术后治疗、消化道出血情况。结果:14例患儿术中测定门静脉压力为(21.3±4.1)mmHg(1 mmHg＝0.133 kPa)，门静脉压力范围为15.8～28.6 mmHg。14例患儿均顺利完成PTVE，经肝入路11例，经脾入路3例。所有患儿均无异位栓塞、穿刺道出血等并发症。5例门静脉海绵样变患儿中，4例于PTVE术后1～27个月行Meso-Rex术，剩余1例因患儿无Meso-Rex术指征，于PTVE术后11个月行肝移植术；7例肝移植术后门静脉吻合口狭窄患儿于栓塞同期行血管球囊扩张术；2例失代偿期肝硬化分别于栓塞术后3个月、7个月行肝移植术。所有患儿随访5～60个月，无死亡，2例消化道出血，其余12例均未发生术后消化道出血。结论:PTVE是门静脉高压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高风险患儿有效的微创防治手段，术后出血率低。

目的:探讨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2D-SWE）获得的肝脾弹性对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乙肝）肝硬化门脉高压严重程度的预测价值。方法:选择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乙肝肝硬化门脉高压患者58例，其中男37例、女21例，年龄（55±12）岁，回顾性分析2D-SWE技术获得的肝（L-SWE）脾（S-SWE）弹性值与肝静脉压力梯度（HVPG）的相关性，并与常见血清学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其对门脉高压的诊断价值。结果:根据HVPG测值，58例患者中HVPG≥10 mmHg（1 mmHg=0.133 kPa）者47例，为临床显著门脉高压（CSPH），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风险增高；HVPG≥12 mmHg者34例，为严重门脉高压（SPH），曲张静脉破裂出血的概率增加。相关分析显示L-SWE与HVPG值呈中等程度正相关（ r=0.42， P<0.01），S-SWE为高度正相关（ r=0.68， P<0.01）。血清学模型为低度正相关（ r=0.36及 r=0.28，均 P<0.01）。L-SWE、S-SWE及二者联合预测CSPH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0.88、0.89，当L-SWE>12.86 kPa或S-SWE>35.73 kPa时，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风险性增高。L-SWE、S-SWE及二者联合预测SPH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8、0.81、0.77，且S-SWE特异度最高，当S-SWE>41.5 kPa时，曲张静脉出血风险大。 结论:2D-SWE技术获得的L-SWE及S-SWE可协助诊断CSPH及SPH，进行危险分级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