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移植是终末期肺痰病患者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肺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率仍较低。随着细菌16s核糖体小亚基RNA(rRNA)基因测序、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呼吸道样本中微生物的相对丰度得以量化，潜在病原体和共生环境也得以识别，揭示了健康肺部存在丰富的菌群。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肺部菌群不仅可以调节肺部免疫稳态，而且在多种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肺移植受者的肺部菌群有异于健康人群，并与其术后并发症及预后相关。本文对近年来国际上关于肺移植受者的肺部菌群特点及其与肺部感染、慢性排斥反应的关系进行综述，以期为肺移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与诊治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探讨采用宏基因组学第二代测序（mNGS）技术检测烧伤患者和急慢性创面患者病原体的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选择2019年3月—2020年6月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的11例符合入选标准的烧伤患者和急慢性创面患者（男10例、女1例，年龄23~85岁），共采集标本23份，其中全血标本6份、皮肤组织块标本1份、引流的脓液标本1份、创面分泌物拭子标本15份。每份标本均分为2份，分别采用微生物培养法、mNGS法检测病原体。统计2种方法检测出的病原体数量和种类以及mNGS法检测的相对丰度，并比较2种检测方法的一致性。对数据行配对Wilcoxon秩和检验。结果:经微生物培养法检测，在23份标本中，5份标本未检出病原体；其余18份标本共检出35株病原体，属于9种细菌和2种真菌。5份标本均各检出单一病原菌，9份标本均各检出2种病原菌，4份标本均各检出3种病原菌。经mNGS法检测，在23份标本中，1份标本未检出病原体；其余22份标本共检出75株病原体，分属于28种细菌、3种真菌和3种病毒。8份标本均各检出单一病原体，5份标本均各检出2种病原体，2份标本均各检出3种病原体，3份标本均各检出4种病原体，2份标本均各检出6种病原体，各1份标本检出7、20种病原体。微生物培养法在每份标本中检出的病原体为2（1，2）种，明显少于mNGS法的2（1，4）种（ Z=3.359， P<0.01）。在微生物培养法未检出病原体的5份标本中，mNGS法在其中2份标本中检出细菌、另2份标本中检出病毒。mNGS法检出的存在2种及2种以上细菌的标本13份，每份标本中相对丰度占第1位的细菌其相对丰度范围为28.8%~95.9%。在23份标本中，有7份（30.4%）标本采用2种方法检测的结果完全一致，5份（21.7%）结果完全不一致，11份（47.8%）结果不完全一致。 结论:与传统的微生物培养法相比，mNGS法检测敏感性更高、对病原体的检出能力更强，并且可判断混合感染的病原体的相对丰度，作为培养法的补充，可对烧伤和急慢性创面感染病原体的诊断产生重要作用。

目的:采用宏基因组测序比较乙型肝炎肝硬化伴或不伴有腹水患者肠道菌群物种及代谢通路差异，并探讨差异菌群与临床指标及代谢通路间相关性。方法:在前期16S rRNA研究样本中选择20例乙型肝炎肝硬化（HBLC）患者[10例无腹水(HBLC-WOA)，10例伴腹水(HBLC-WA)]及5名健康人作为健康对照（HC），对其肠道菌群样本进行宏基因组测序。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及Spearman检验发现差异菌群及代谢通路并分析其相关性。结果:（1）3组间肠道菌群的总体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R = 0.19, P = 0.018）；在门水平上，HC组厚壁菌门的丰度最高，而变形菌门的丰度较低；肝硬化患者伴随腹水的出现，厚壁菌门丰度显著下降（ Pfdr < 0.01)，而变形菌门丰度显著增加（ Pfdr < 0.01);（2）LEfSe分析表明29个菌属（HBLC-WA组18个，HBLC-WOA组11个）在疾病组中发挥主要作用。肠道菌群与临床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HBLC-WA组的未分类肠杆菌、克雷伯菌属以及HBLC-WOA组的肠杆菌属与Child-Turcotte-Pugh（CTP）评分、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评分呈正相关，与白蛋白、血红蛋白水平呈负相关（ P值均< 0.05）；且HBLC-WA组的埃希菌属和志贺菌属与CTP评分呈正相关（ P < 0.05）;（3）关键差异KEGG通路与29个特定菌属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脂质代谢通路中，肠杆菌科菌属与花生四烯酸、α-亚麻酸、甘油脂代谢及脂肪酸降解呈正相关；在氨基酸代谢通路中，多数肠杆菌科菌属与支链氨基酸降解正相关，与芳香族氨基酸生物合成呈负相关。 结论:肠杆菌科细菌在HBLC-WA患者肠道中明显增加，影响肝脏的储备功能，并与脂质、氨基酸代谢通路密切相关。因此，对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尤其是伴有腹水的患者应注意调节肠道菌群，预防并发症，改善患者的预后。

目的:探讨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肺内细菌菌群丰度、多样性和结构变化，更好地认识移植肺及气道微生态，为临床合理诊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招募2020年10月至2022年5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肺移植手术的40例受者进行研究。所有受者，在手术前4周内均未接受抗生素治疗，术后所有受者接受统一的免疫抑制方案和抗感染方案。留取来自离断自体肺以及术后第7、14天和1个月移植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进行16S核糖体RNA测序及菌群分析。结果:40例受者中男性35例，原发病为阻塞性肺疾病者14例，间质性肺疾病者19例，职业性肺疾病者3例，其他4例。术后第1周时移植肺与离断自体肺BALF中微生物α( P<0.05)和β多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2＝0.08， P＝0.001)，移植肺内菌群α多样性低于离断自体肺。术后第2周开始，移植肺菌群丰度与物种多样性逐渐增加。菌种结构也随术后时间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间点同一菌种相对丰度不同。离断自体肺与术后移植肺的BALF中均以变形菌门为主要菌群。葡萄球菌属与不动杆菌属在移植肺BALF"属"水平中相对丰度高于离断自体肺样本，但其相对丰度在术后随时间变化而降低。 结论:移植肺术后早期肺内细菌菌群α多样性低于离断自体肺，术后第2周移植肺细菌菌群丰度与物种多样性逐渐增加，移植肺菌种结构随时间发生复杂变化。

目的:评价慢性心力衰竭（心衰）患者肠道菌群构成、功能及代谢产物的改变。方法:通过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数据库（PubMed）、医学文摘数据库（EMbase）、Cochrane循证医学数据库（Cochrane Library）检索出有关慢性心衰患者肠道菌群改变的研究，检索时段为从各自数据库建库起至2019年12月，系统评价慢性心衰患者肠道菌群构成、功能及代谢产物的改变。结果:共纳入10篇关于慢性心衰患者肠道菌群的研究。系统评价结果显示慢性心衰患者肠道菌群β-多样性改变明显，粪杆菌属、布劳特菌属、拟杆菌属、普雷沃菌属、厌氧棒状菌属丰度降低，链球菌属、大肠杆菌/志贺氏菌属、韦荣球菌属、肠杆菌属丰度升高。慢性心衰患者增加的微生物功能模块是色胺酸代谢、脂质代谢和脂多糖合成等，且与氧化三甲胺生成相关的细菌基因明显增加，与生成有益性代谢物丁酸盐相关的细菌基因减少，有害代谢产物氧化三甲胺水平升高。结论:慢性心衰患者肠道菌群的构成、功能及代谢产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目的:通过16S rDNA基因测序检测复杂性肛瘘患者的肠道菌群分布，探讨其与健康人的菌群分布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6月至12月期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30例复杂性肛瘘患者临床资料（复杂性肛瘘组），并按1∶1配比选择本院健康体检人群30例作为对照组（健康对照组）。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腺源性肛瘘诊断的标准，且症状持续3个月以上；（2）术前已行电子结肠镜检查排除肠道炎性反应、炎性肠病等；（3）复杂性肛瘘的定义为符合下面情况之一者：瘘管跨越2/3及以上的肛门括约肌；包含两个以上的外口或瘘管；既往已行肛瘘手术后确认复发者。排除标准：（1）合并有炎性肠病、慢性腹泻或便秘、糖尿病、消化道恶性肿瘤、肝肾功能障碍等；（2）克罗恩病、外伤、特殊感染（如放线菌病和结核病）等引起的肛瘘；（3）近1个月内使用过抗生素、益生元、益生菌等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制剂者；（4）认知缺陷不能配合者。提取研究对象的粪便样本总DNA，扩增细菌16S rDNA基因序列的V4高变区，利用Illumina Miseq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最后进行操作分类单元（OTU）聚类、进行Alpha多样性和LEfSE数据分析，其中Chao指数或ACE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的预期物种丰度越高，Simpson指数越小或Shannon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多样性越高。两组间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饮酒吸烟史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观察指标包括两组的测序和质量控制、Alpha多样性分析和物种及其丰度分析以及LEfSE分析。 结果:复杂性肛瘘组与健康对照组的主要优势菌都是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分别占93.4%±32.0%和87.4%±41.2%；在属水平上，复杂性肛瘘组的普雷沃菌属（4.9%±7.4%比0.1%±1.1%， P<0.001）、巨细胞菌属（3.9%±8.2%比0.5%±4.2%， P<0.05）和毛螺菌属（2.6%±5.7%比0.1%±3.4%， P<0.05）的丰度明显更高，而变形菌属（0.02%±4.2%比9.3%±14.4%， P<0.01）、肠球菌属（0.02%±2.3%比9.3%±19.6%， P<0.05）、拟杆菌属（24.7%±9.9%比29.8%±9.1%， P<0.05）和克雷伯菌属（0.4%±4.2%比3.9%±7.3%， P<0.05）相对更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表现为ACE指数更高［（293.30±44.00）比（218.75±33.83）， t=102.069， P<0.001］，Chao指数也更高［（318.40±41.99）比（250.00±46.38）， t=77.818， P=0.028］，Shannon指数更高［（3.36±0.29）比（2.43±0.34）， t=9.657， P=0.001］；而Simpson指数更低［（0.103±0.013）比（0.131±0.013）， t=5.551， P=0.0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韦荣菌科、Selenemondales 及厌氧菌纲（均属于厚壁菌门）的菌株总体上对两组样本肠道菌群差异的影响最大（LDA 值均>4）。 结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提示某些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能在肛瘘发病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目的:探讨脓毒症患者肠道菌群紊乱与肠道屏障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前瞻性对比研究方法，纳入2017年2月至2017年6月住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重症医学科的脓毒症患者10例，同期入住且未并发脓毒症的患者10例，健康人10例，依次分组为脓毒症组、非脓毒症组、健康对照组。①记录一般资料。②运用16S rRNA基因测序技术对3组实验对象粪便标本进行菌群检测分析。③采集脓毒症组及非脓毒症组患者静脉血并运用酶法测定血D-乳酸、细菌内毒素水平。④相关性分析得出D-乳酸、细菌内毒素水平同脓毒症患者肠道菌群菌门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①脓毒症患者临床感染致病菌与肠道致病菌属变化一致性的观察分析:脓毒症患者痰培养为鲍曼不动杆菌(对应患者编号为S5、S6、S8)、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应患者编号为S6、S7)、肠球菌属(对应患者编号为S7)，在对应患者肠道菌群中已有相应菌属OUT丰度升高。脓毒症患者(对应患者编号为S7)血培养为大肠杆菌，该患者肠道菌群中埃希氏菌属OUT丰度升高。②血D-乳酸及细菌内毒素水平与肠道菌群相关性分析：非脓毒症组和脓毒症组患者血D-乳酸水平与肠道菌群中厚壁菌门比例呈负相关、变形菌门比例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532、0.468，均 P<0.05)。 结论:脓毒症患者紊乱的肠道菌群同肠屏障功能障碍存在相关性。脓毒症患者临床感染致病菌与肠道致病菌属扩张具有潜在一致性。

目的:比较侵袭性牙周炎（aggressive periodontitis，AgP）、慢性牙周炎（chronic periodontitis，CP）与牙周健康者（periodontally healthy，PH）龈下菌群的差异，为牙周病的病因学研究及基于菌群调控的牙周病新疗法提供参考。方法:按纳入标准收集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南京市口腔医院牙周病科门诊就诊的AgP（AgP组）、CP（CP组）患者和PH受试者（PH组）各10例，根据X线片和口内情况初步预估取样位点后，收集各组龈下菌斑并记录各项牙周临床指数，提取龈下菌斑样本中的DNA，PCR扩增、构建DNA文库并对16S rDNA测序。最终可成功构建文库并测序者包含：8例AgP患者的18个样本，10例CP患者的31个样本和8名PH志愿者的10个样本。对各组样本的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以及菌群构成进行分析和比较，并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评价细菌与探诊深度的相关性。结果:菌群分析显示，AgP组龈下菌群的α多样性显著低于其他两组（ P<0.05）。在门水平，AgP和CP组拟杆菌门丰度[分别为（36.8±7.4）%、（37.2±6.3）%]、螺旋体门丰度[分别为（16.0±5.4）%、（11.8±3.6）%]均显著高于PH组[分别为（27.5±11.2）%、（5.2±4.4）%]（ P<0.05），而放线菌门和变形菌门丰度[AgP组分别为（4.2±3.3）%、（12.9±5.1）%；CP组分别为（6.1±2.6）%、（12.1±4.0）%]均显著低于PH组[分别为（19.3±13.1）%、（23.0±10.1）%]（ P<0.01）；AgP组龈下菌群中螺旋体门和柔壁菌门的丰度[分别为（16.0±5.4）%、（1.7±1.2）%]均显著高于CP组[分别为（11.8±3.6）%、（0.7±0.6）%]（ P<0.05）。在属水平，AgP组龈下菌群中棒状杆菌属、放线菌属、 Saccharibacteria_norank、月形单胞菌属、 Oribacterium的丰度显著低于CP组，而产线菌属、 Lentimicrobiaceae_norank、 Defluviitaleaceae_UCG_011、 Family_XI_unclassified的丰度显著高于CP组( P<0.05）。主坐标分析显示，各组样本存在聚类现象。线性判别分析显示，AgP组富集菌包括螺旋体科等，CP组富集菌包括拟杆菌科等。相关性分析显示，AgP组中密螺旋体属、 Defluviitaleaceae_UCG_011、支原体属、卡氏菌属、 Fretibacterium的丰度与探诊深度呈显著正相关（ r=0.525~0.750， P<0.05），丛毛单胞菌科-未分类的属、链球菌属、二氧化碳噬纤维菌属、奈瑟菌属、普雷沃菌属、消化球菌属、劳尔菌属、 Bergeyella和放线菌属的丰度与探诊深度呈显著负相关（ r=-0.617~-0.490， P<0.05）；CP组小类杆菌属、 Family_XI_unclassified、卡氏菌属、消化链球菌属、 Pelospora和理研菌科_RC9_肠组的丰度与探诊深度呈显著正相关（ r=0.430~0.533， P<0.05）。 结论:牙周炎症和健康时其龈下菌群存在明显不同；AgP和CP的龈下菌群也存在明显差异，提示这可能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目的:探讨肠道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人群分布特征及其和肥胖关系的剂量效应，为该菌用于肥胖干预提供参考。方法:纳入2008年广东肠道微生物组计划中6 986名包含体重指数、腰围及常见混杂因素包括年龄、性别、舒张压、收缩压、空腹血糖、三酰甘油、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酸的志愿者。根据细菌16S核糖体RNA(16S rRNA)基因测序信息，计算AKK属及其操作分类单元(OTUs)丰度；根据2002年中国肥胖工作组标准，诊断中心性或全身性肥胖。通过多变量 logistic回归，计算AKK菌每升高一个单位，患肥胖风险的 OR(95% CI)值；通过比较AKK菌第1~20分位数 OR值的变化估计AKK对肥胖的剂量效应。 结果:共注释到3种AKK菌(AKK OTU1、AKK OTU2、AKK OTU3)：AKK OTU1及AKK OTU2分布于90%以上人群；AKK OTU3分布于21.7%的人群中；3种OTUs均呈"双峰"分布，但和常见混杂因素的相关性具有差异。AKK OTU1、AKK OTU2及AKK属为肥胖的保护因素，对中心性肥胖的 OR(95% CI)分别为0.95(0.93~0.98)、0.97(0.94~0.99)、0.93(0.91~0.96)，对全身性肥胖的 OR(95% CI)分别为0.88(0.80~0.97)、0.98(0.93~1.02)、0.81(0.74~0.89)；该保护效应在调整常见混杂因素后仍然显著。通过剂量分析可知，AKK菌对中心性肥胖和全身性肥胖的保护效应随其浓度升高而增加，达到显著保护作用的最小剂量分别为1.83%和4.98%。 结论:AKK菌是肥胖的保护因素，但肥胖干预需要考虑AKK菌剂量效应及不同菌种/株水平的差异。

目的:通过对直肠癌患者肿瘤部位和癌旁部位及健康直肠黏膜菌群进行分析，探讨直肠黏膜菌群与直肠癌的关系。方法:选取2018年7月至2019年9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直肠癌根治手术的94例直肠癌患者肿瘤黏膜(CM组)和癌旁黏膜(AM组)，100例健康者直肠黏膜(NM组)作为研究对象。细菌培养定量检测患者和正常黏膜主要细菌，高通量测序分析3组黏膜菌群，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法检测双歧杆菌等关键菌丰度差异。正态分布资料采用 t检验，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K-W检验。 结果:培养显示双歧杆菌在直肠癌肿瘤黏膜高于健康者(6.60±0.81比5.66±0.68， t＝10.312， P<0.01)、乳酸杆菌在直肠癌肿瘤黏膜高于健康者(6.58±0.59比5.44±0.71， t＝13.527， P<0.01)、肠球菌在直肠癌肿瘤黏膜高于健康者(6.22±0.87比4.64±0.80， t＝12.351， P<0.01)。16SrRNA扩增子焦磷酸测序显示直肠癌患者CM及AM菌群多样性和丰富度均显著高于NM，qPCR结果显示NM中嗜黏液艾肯曼菌、消化球菌、长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丰度分别是CM的12.55倍( t＝13.500， P<0.05)、4.89倍( t＝10.960， P<0.05)、2.27倍( t＝8.242， P<0.05)、1.97倍( t＝5.230， P<0.05)。 结论:直肠癌患者直肠黏膜菌群与健康人存在显著差异，直肠癌患者的肿瘤局部黏膜菌群多样性及丰度均发生了明显变化，局部黏膜菌群改变可能在直肠癌发生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